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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后果，就是引發了現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確認文化在國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為只要通過“革命”式的清潔手段，就能一舉掃除文化弊端，為政治制度轉型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針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思維”更加甚囂塵上，從1950年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開始，到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時間里，便完成了從秦帝國以來近2000年的文字變革，為1957年的經濟大躍進，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開辟了意義深遠的道路。

我們已經被告知，這場漢字革命，僅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種序曲而已。1950年，毛澤東主席在一封給同學的信件中宣稱，“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這是最高領袖的戰略設計。毛以最簡潔的語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劃案。

就在胡風先生宣稱“時間開始了”之際，“創造一個全新世界”的烏托邦夢想，燃燒在整個中國，而漢字是這場“文化高燒”的首席目標。在不懂“科學”的“科學院長”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漢字成了文化獻祭的第一頭羔羊。它被送上行刑臺，接受嚴厲的審判和肢解。新月派詩人暨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因反對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淪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憤自盡，成為漢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簡化運動的戰車，碾碎的并非只是陳夢家一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右派”群體，以及所有敢于對文化大躍進說“不”的知識分子。

事實上，只有少數過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鉆”、“鑾”等）需要進行適度手術，大部分漢字筆畫都在可接受的范圍以內，但這場拼音化運動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種文字自身的變革，而是隱含著更為復雜的政治訴求，它一石數鳥地實現了下列戰略目標：第一，向民眾顯示了文化大一統的威權，成為與嬴政“書同文”媲美的歷史偉績；第二，向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陣營表達了“字母共產主義化”的決心；第三，徹底劃清了跟港臺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文化界線。

在1956年完成漢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漢字拼音化被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吳玉章領導的文改會擬定《漢語拼音文字方案》上報國務院，周恩來似乎意識到不宜操之過急，便刪除“文字”兩字，從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劇變為“拼音文字”。但為了實現拼音化目標，直到1960年，當局還在頑強地推動拼音文字的地方實驗，在山西萬榮等地組織培訓班，甚至創辦全部由拼音文字組成的報紙，指望這場簡化字運動能導向拼音文字在中國的全面勝利。

毫無疑問，漢字簡化運動無非就是拼音化運動的階段性成品，不看到這點，就無法對這場運動的本質做出準確的判定。簡化字只是一種過渡手段，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徹底消滅漢字，以及消滅一切由這種文字所承載的歷史傳統，實現向“文化共產主義”的偉大飛躍。

但這場拼音文字革命最終無疾而終。與拼音化運動同時宣告失敗的，還有所謂“畝產萬斤”的農業革命，以及全民大煉鋼鐵所代表的工業革命。這三場革命彼此呼應，儼然是神圣的三位一體，企圖從不同角度完成烏托邦藍圖的刻畫，卻都因違背“天意”而以失敗告終，并給民眾留下巨大的創傷記憶。但作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簡化字卻被保留了下來，與反右斗爭的偉大成果一起，成為引致文化衰退的種籽。這種“簡體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質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葉入學的小學新生，從一開始就注定要接受簡體字的規訓，并且以簡體字為文化認知的根基，這就是所謂“簡體字世系”。該世系成員對“繁體字”文本的敬畏已經退化，歷史情感日益淡漠。這種文脈承繼鏈索的斷裂，為文革的大規模爆發奠定了文化基礎。在簡體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風暴降臨時，已經長大的“簡體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輕易地與歷史決裂，宣判繁體字文本“有毒”，成為焚燒“封建主義”舊書的文化殺手。在文革“掃四舊”運動和“簡體字世系”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邏輯關系。

更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出現過兩種文字并存于教科書的雙胞現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紅衛兵，大多是“繁簡混血系”的成員，跟繁體字文明有著密切的血緣聯系，但他們對繁體字所表現出的強烈敵意，卻超出人們的想像。為了顯示其政治純潔性，他們做出了比年輕的“簡體字世系”更為激越的革命姿態。

豎排繁體字圖書的大焚毀運動，導致了一個嚴重后果，那就是繁體字圖書幾乎蕩然無存，只有極少數文本，被無畏的民眾偷藏，僥幸殘留下來。1972年以后，它們開始在渴望讀書的人群中閃現，仿佛是一種地外文明的饋贈。地下閱讀者往往把繁體版和簡體版的區別，當作判定圖書價值的標準。而繁體字文獻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代碼，就是它重獲珍視的原因。舊版《三國演義》、《聊齋志異》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種“革命”封皮后秘密傳遞，猶如從灰燼中復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閱讀者饑渴的靈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許多人正是當年參與焚燒圖書的紅衛兵），日后成為新三屆大學生的主體。在極端純潔的革命年代，繁體字文獻就是文化復蘇的秘密搖籃，它的文化貢獻，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闡釋。

文革期間出版的革命讀物，無疑都是以簡體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種《水滸》簡體字本。它們是古典文獻簡體化的范本，向廣大“無產階級”昭示了文化現代化的圖式。以橫排簡體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獻，就是一次政治鑒定，它要從文字學的立場，判處《水滸》乃至《紅樓夢》無罪。而更多的繁體文獻，則將繼續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極端語境中，繁體文本自身就是一種象征，代表著文明的記憶、流逝的歲月以及柔軟溫存的部分，而簡體字則是革命、現代性和堅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時間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這種經過簡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識形態的重大隱喻和讖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樣，從“愛”到“愛”的轉型，正是“心”和“靈魂”大步淪喪的象征；而“圣”向“圣”的轉型，則意味著精神高度（耳代表諦聽，口代表言說，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學表征）向更為低級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簡單疊加，預言了當代城市所展開的高樓競賽）。而由“陸”成“陸”，則預示著階級斗爭（“擊”）和內訌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號“x”和“又”滲透到文字內部，腐蝕著它的靈魂，把它們變成一堆可笑的雜碎。神鳥“鳳”改成“鳳”就是一個范例，它以類似否決（“又”類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話、神性、想像力和隱喻關系，并切斷閱讀/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血脈。但這種粗暴的斷裂模式，卻完全符合革命式進化的原則。

這斷裂直到1977年起才開始逐步彌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學名著，簡體字退出激進的“文化革命”程序，跟舊文明達成古怪的和解，并開始承載它的精神成果，而簡體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這一文化妥協重塑了簡體字的面容，使它看起來顯得十分無辜，猶如一個道德純潔的殺手。簡體字是一個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漢字的面目在世，在現代性的名義下，篡改著漢字的隱喻天性，阻止著傳統文化復蘇的進程。

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那些喝簡體字奶汁長大的一代，缺乏對繁體字的文化親情，更遑論對古典文化的熱愛。他們無視簡體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認它作為漢字滅絕工具的歷史。新簡體字世系甚至公開指控說，“恢復繁體字是對80后的摧殘”。這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罪名。繁體字一旦無法獲得年輕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聲討中消亡。不僅如此，它還要腹背受敵，被迫面對國家語委的行政威權——繁體字屬于“不規范”漢字；學校教育中禁止書寫繁體字；公共場合禁止使用繁體字，如此等等。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華夏文明復蘇的堅硬屏障。鑒于上述原因，我們只剩下唯一的“救贖之路”——立即追認繁體字為“世界文化遺產”，因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經死于那場大躍進的狂歡。

（附識：繁體字的正確叫法應當是“本體字”，而簡體字則應當稱為“毛體字”。但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這兩個約定俗成的名詞，但并不意味著筆者認同這種不當的稱謂）

2009年4月1日寫于上海莘莊

──轉自朱大可博客，原載《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朱大可 2010-07-15 08: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