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一、定位
　　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開山大師”（注：趙聰：《現代中國作家列傳》，7頁，香港中國筆會，1976。 ）胡適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他開風氣之先，使整個中國文化完成了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樹立了新規范（注：此說近年已漸成定論，如喬清舉：《他沒完成什么，卻幾乎開創了一切》，見《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49頁，三聯書店，1988。）。隨著胡適漸漸成為“歷史命題”，擺脫基于政治因素的抑揚褒貶，“重新看胡適”、“給胡適定位”（注：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臺灣。）成為胡適研究者們有意識的追求。唐德剛先生認為，“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卓絕的貢獻應該還是在文學方面”，因為“他是近百年來提倡‘文字改良’和推行‘白話文學’的第一人”（注：唐德剛：《胡適雜憶》，90頁，華文出版社，1990。）。有趣的是，恰恰是胡適身體力行作了一輩子的“白話散文”被人們普遍忽視了。關于胡適“白話散文”方面的成就，專論胡適的文章只當作一從此附屬內容略略一提，散文專著也只當作“理論的倡導”一筆帶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胡適的一生游移于政治、學術與文化之間，太過豐富多彩、生動非凡了，而他的白話散文又確“明白如話”，平易暢達，人們往往被他的聲色吸引而忽略了他的文字，致使他的散文作為一種文體為其豐富而淋漓的內容所掩蓋。另一方面，則涉及到一個“為散文劃界”的問題。胡適文章涉獵太廣，屢見于報刊各種欄目中間，形式又不純粹，往往以各種時評、時論或其它著述的面目出現，是介于一般意義的散文與非散文之間的中間狀態，根據不同的散文觀念有不同的劃分，無法給予確切的界定，只好懸而待之。
　　散文一詞，無論在中外，它的原初意義都是指與韻文相對的散行文體。在我國古代，散文更是一種應用文體而非文學類式，包括了除了有韻的詩詞曲賦和有聲律的駢文外所有的作品，担負著“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艱巨使命。雖然“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注：朱自清：《背影·序》，見朱自清著《背影》。），真正“文學性散文”概念的誕生卻是在“五四”時期。“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注：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63頁，上海良友公司，1935。），散文開始“專指那一種既不是小說，又不是戲劇的散文而言”（注：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序》，上海良友公司，1935。），不再是和韻文相對的散文，而是與小說、戲劇、詩歌并行的散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散文、小品文、雜文、隨筆等名詞混淆不清，交叉使用，原因在于現代散文來源于兩個系統。一個是中國古典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和白話小說，一個是西洋散文（Essay）的影響，是二者碰撞、 融和的產物（注：關于現代散文源流的論述，可參見臺灣鄭明慧：《現代散文類型論》， 7頁，臺灣大安出版社。）。居于“文類之母”的散文是一種極特殊的文體。由于經常處身于一種“殘留狀態”，它永遠缺乏自己獨立的文類特色，而包容量太大也使它很難在形式上找到統一的關鍵。但是，這也造成了它形式的靈活自由，不拘常套，變化多端。因此，散文的內涵伸縮性很大，開放性很強，發揮的余地很充分，是一種能兼容其它文類特色的“彈性文體”（注：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散文是‘水性’的，完全看作者放它在怎樣的框架之中。”（注：鄭明慧：《現代散文類型論》，28頁，臺灣大安出版社。）所以，我們不必對散文作過多束縛，限制太多會妨礙它的發展，過于狹窄、過于“純粹”的散文觀念是得不償失的。應該看到，“現代散文”概念誕生伊始便異軍突起的雜文正在形成傳統，由于晚清白話文運動中盛行的報刊文章而形成的“報刊文體”也不容人忽視，散文類式中這些新形式的出現和成長正說明了散文的活力。有人用“跳舞”比喻詩歌，用“散步”比喻散文，如果用有無嚴格章程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比喻頗能道出實質。胡適的散文是“散步”式的散文，一直“散步”在散文世界的“邊緣地帶”，處于一種不上不下、不尷不尬、進退兩難而不自覺的境地，一如作者自己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一生。這也是胡適散文的特點，即他的“散步”不是有意追求“散漫”、“沖淡”，而是無意識的。人們在把胡適大部分文章歸入“散文”范疇時都會頗有遲疑；但是除了“散文”之外，也再找不出另一種文類能更恰當地涵蓋這些“白話文”了。由于散文自身概念的伸縮性，由于胡適畢生堅持大作白話之文……在這里，我們用“白話散文”來界定他除了學術性著作和詩歌、戲劇、小說創作以外的大部分作品。
　　　　　　二、“胡適之體”
　　胡適的《嘗試集》出版（1920年3月）后，這種標新立異的、 用淺白的白話嘗試寫作的新體詩被稱作“胡適之體”；“胡適之體”后來也被用來指他淺白通俗、風行一時的白話文體。“胡適之體”明顯有別于現代散文中優美精致的“美文”（如周作人和朱自清）。實際上，胡適的白話散文可圈可點的不多，能令人反復吟誦，反復回味的更少。從創作目的上看，“美文”的作者們追求“精致”、“趣味”、“抒情”的藝術性特點；胡適白話文更注重的卻是文章的社會功利目的及大眾傳播功能，是一種刊登于報刊、隨報刊隨時發行而廣為流傳的“報刊文體”（注：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三、五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清末民初，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后，隨著“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出現在《臨時約法》上，“一時報紙，風起云涌，蔚為大觀”（注：戈公權：《中國報學史》，178頁，三聯書店，1955。），梁啟超曾說：“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注：《中國各報存佚表》，《清議報》第100冊；轉引自陳平原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3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散文文體在這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承載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使命。以梁啟超為代表，適合于報紙發表、便于“開啟民智”、符合廣大平民閱讀者需求的“報刊文體”迅速繁榮滋長，流傳一時。梁啟超以“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憤發的文章”（注：胡適：《四十自述》，見《胡適自傳》，49，47，49，27，57頁，黃山書社，1986。），給少年求學時的胡適極大的震動和影響，胡適自己曾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注：胡適：《四十自述》，見《胡適自傳》，49，47，49，27，57頁，黃山書社，1986。）。今天看來，這個恩惠可能不只表現在他自己已經認識到的“打開新世界”（注：胡適：《四十自述》，見《胡適自傳》，49，47，49，27，57頁，黃山書社，1986。）的思想上，還體現在他自己尚不自知的運載思想的文體上。梁啟超的“報刊文體”伴隨其思想潛移默化地留在少年胡適身上，胡適提筆寫作的時候難免會有“報刊文體”的影子。啟蒙時期的“過渡學者”中，胡適和梁啟超的文章是唯一能念出來、能用來講演的，而其他的新文學的始創人員能為白話之文、或雖極其鼓吹白話，都不能達到胡梁暢達曉喻、明白如話的程度，這一點恰恰是“報刊文體”的典型特征。縱觀胡適一生，他的文章發表于報刊上的最多，影響也最大，甚至連他的“暴得大名”也是憑借報刊這一傳播媒介宣揚出去的。從少年時主編《競業旬報》，到成名時主筆《新青年》，他活躍于各種報紙、雜志之間，嘗試了報刊發表的絕大部分文體，形成了獨特的“胡適之體”。
　　“胡適之體”的最早源頭是在他不同于其他新文學發起人的早年教育。“九年的家鄉教育”中他閱讀了《三國演義》等大量的古典小說、筆記傳奇、彈詞等，從中不知不覺“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注：胡適：《四十自述》，見《胡適自傳》，49，47，49，27，57頁，黃山書社，1986。），“把文字弄通順了”（注：胡適：《四十自述》，見《胡適自傳》，49，47，49，27，57頁，黃山書社，1986。）。當時“正是廢八股時文”“科舉制度松動”的時代，他的二哥三哥受時代新思潮的影響，在閱讀方面并不限制他，尤為可貴的是不要求他“開筆”作八股時文和策論經義一類的文字，支持他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因此，他的束縛較少，在這一點上，比蔡元培、陳獨秀、魯迅在少年教育方面顯得明顯不同。本世紀初，胡適入上海公學，15歲就在《競業旬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文章《地理學》，作長篇章回小說《真如島》，寫得一手圓熟清通的純正白話；以后更負責編輯主筆達數十期之多，得到了一個訓練白話的絕好的機會。胡適自己說：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我了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話報，……（《國民白話日報》和《安徽白話報》）都有我的文字，但這兩個報都只有幾個月的壽命。《競業旬報》出到40期，要算最長壽的白話報了。我從第一期投稿起，直到它停辦時止，中間不過有短時期沒有我的文字。……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從此形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后，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里做一個開路的工人。”（注：胡適：《四十自述》，見《胡適自傳》，49，47，49，27，57頁，黃山書社，1986。）可見胡適在他起步階段就已經初步形成了“報刊文體”的特點。
　　現代報刊誕生伊始便成為傳播思想、發表言論的工具。由于印數較大，擁有的讀者群較龐雜；發行快，針對性與時事性強；周轉期短，不要求一讀再讀；同時還受囿于篇幅的限制，不能太宏篇巨制，也不能太專業（門）化等因素，“報刊文體”基本上是一種具有社會性和普遍性的大眾文體，要求簡潔生動，一目了然，使人過目不忘、印象深刻，即不能太含蓄曲折，也不能太深刻生僻；“報刊文體”還求清楚明白、通俗易懂，使社會各階層包括“担車賣漿之徒”都能看懂，所以不能古奧格澀，不能太“個人化”，也不能離現實生活太遠。因此，“胡適之體”的散文往往從題目開始就醒目獨特，比如陳獨秀被捕后他發表的《研究室與監獄》、《愛情與痛苦》，比如《什么是文學》、《易卜生主義》、《不朽》、《新生活》；在文章的結尾還往往提綱挈領地總結全文的意圖，如“我們的目標是……”、“我們的主張是……”、“我們的口號是……”，唯恐別人看得倉促來不及領會，唯恐寫得不夠清楚使人看不明白。人們批評胡適為文的“淺”、“白”、“薄”，不耐咀嚼，其實這也是“報刊文體”很難避免的缺點，因為太“深”、“文”、“厚”的作品讀者是很難接受的。
　　“報刊文體”受經濟因素支配，囿于讀者群的影響，也是它的特點。讀者的閱讀需求決定了創作者的創作規則，無論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要受牽制。讀者的閱讀心理要求“報刊文體”有時代特色、針對性強，針砭現實，諷喻世人，能說出他們心里想說卻不能說出的話，胡適的散文具有的“時代特色”一直是白話反對者攻擊的一個靶子（注：胡先肅語，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487、488頁。），卻是他自己大力鼓吹的“新文學”的一個要素。能直面社會現狀、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是“胡適之體”形成影響的原因，1918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開辟“什么話”專欄，輯引當時報刊上令人肉麻發笑或嘆息發怒的材料，加上幾句畫龍點睛式的犀利語言，甚至直斥為“什么話”，曾使得全國各地報刊紛紛仿效，影響一時。“胡適之體”的一類文章都有這種特色，《人權與約法》直接冒犯了國民黨的“蔣主席”，《名教》直接觸及到了國民的心理、黨國的種種忌諱。這種“針對具體問題”的態度既可反映出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思想底色，“報刊文體”的影響也不容人忽視。再者，讀者的閱讀心理、閱讀趣味也使當時的報刊文章偏重于介紹性、知識性。引人注意的是，胡適和陳獨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地理學方面的通俗介紹文章：《地理學》和《揚子江形勢略論》（注：胡適《地理學》，《競業旬報》第1期；陳獨秀《揚子江形勢略論》， 《陳獨秀文集》第1頁。這方面的材料可參見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 載《胡適研究叢錄》，77～112頁，三聯書店，1989。）， 不過胡文是白話而陳文則為文言。胡適《地理學》的序文開始是這樣的：
　　“諸君呀！你們可曉得俗語中有見多識廣四個字嗎？這四個字不是人生最難做到的么，為什么呢？因為那見識二字是沒有一定的。比方我們內地人到了上海，見了許多奇怪的東西，見了無數的外國人。哈哈，這個人回到內地，可不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么。但是照兄弟看起來，這還算不得什么呢。若真要做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一定要曉得天下的大勢，各國的內情，各色人種的強弱興亡，各國物產的多少，產業的盛衰；這種人方才可以叫做見多識廣呢。”（注：胡適《地理學》，《競業旬報》第1期；陳獨秀《揚子江形勢略論》，《陳獨秀文集》第1頁。這方面的材料可參見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載《胡適研究叢錄》，77～ 112頁，三聯書店，1989。）“報刊文體”受囿于讀者閱讀水準、力求坦白清楚的特點也可以透過這段引文可見一斑。讀者中多“担車賣漿之徒”，太深的道理他們接受不了，太“文雅”的文體他們看不明白，而一般人的心理又不喜歡端著架子的大道理，他們要求報刊的文章坦白樸實，不故弄玄虛。胡適散文中有不少是“面對面”與讀者談話式的，不但開口稱“諸君”閉口稱“兄弟”，有問有答，不亦樂乎，而且直接把方言、口語、俗諺直接寫進文章，有時也頗有意想不到的妙處，《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后》（注：《胡適散文選集》，21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 ）中就用了“做戲無法，出個菩薩”、“見了黑旋風不認得是李逵”、“跑野馬”、“米米小的問題”等數個俗語，結尾是：“養個孩子還免不了肚痛，何況改造一個國家，何況改造一個文化？別灰心了，往前走罷！”口語俗諺的引入制造了一個如話家常、詼諧風趣的氣氛，盡管略有些許表演性，卻不顯隔膜，從這一點上講，“胡適之體”的“明白如話”并非是那么地應該受到指責。
　　“五四”時期啟蒙的社會思想氛圍在“報刊文體”中得到了體現。胡適的每篇文章都是可以念出來，作講演稿用的。他自己也對“講演”有異乎尋常的重視，畢生樂此不疲，作過的演講不計其數，他的許多散文實際上也是講演稿的記錄。講演的社會效果和煽動性使胡適的散文有非同一般的影響力，毛澤東在接見斯諾時曾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還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喜歡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注：（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董樂山中譯本，125頁，北京三聯書店，19 79。）新文學運動率先發難之際，“舉國若狂”，“天下悅胡之言而響之者眾”（注：章士釗語，見《胡適研究資料》，459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青年們紛紛“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注：章士釗語，見《胡適研究資料》，459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如此狂熱的效果除了因為當時啟蒙思想已成共識，一人舉臂，應者云集之外，還是“胡適之體”煽動性的講演風格帶來的，不如此，不能達到啟蒙、號召的目的，更不能吸引廣泛的讀者。梁漱溟曾說：“他（胡適）的才能是擅長寫文章，講演淺而明，對社會很有啟發性。”（注：梁漱溟口述：《略談胡適之》，見《胡適研究叢錄》，1頁，三聯書店，1989。）抗戰期間，胡適作為駐美大使，巡回講演達百次之多，為抗戰的爭取外援作出了貢獻。50年代去臺后，他發表過的講演更是聲勢奪人，盛況空前至令人嘆為觀止。據當時的聽眾說：“那樣強有力又有禮煽動性的談話，教人眼花燎亂，既親切，又新奇”，令觀眾耳目一新，精神一振，“情緒緊隨著他揮舞的‘魔棒’，如迷如癡”，“直聽得人人心驚肉跳，熱血沸騰”，萬頭攢動、途為之塞的會場上有人喊出“我們需要胡先生領導我們”的口號來，“有似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幾乎“釀成巨變”（注：萬雋：《胡適去臺后的幾個側影》，見《胡適研究叢錄》，71～74頁，三聯書店，1989。）。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影響更大、聲名更顯，與“胡適之體”的這種煽動性的講演效果不無關系；“啟蒙”的目的，“傳播新思想”的考慮，更使“講演文風”蒙上了必然性的色彩。盡管過于鏗鏘有力導致了韻味不足，過于淺白直率帶來了后勁不足，但從啟蒙時期的社會背景和需要來看，過多苛責他的“白”也是欠公允的；雖然講演講文體誠如胡適自己所說的“卑之無甚高論”，但這確是其他人力所不能、追而弗逮的。
　　　　　　三、在“啟蒙”的心態之下
　　進入20世紀以后，“啟蒙”成為幾代知識分子的共識。白話文運動的起始就是出于“開啟民智”的需要，白話文的倡導者清楚地意識到要改變國民的觀念、傳播新的思想，必須借助于通俗易懂、能讀能聽的白話，因此晚清知識分子在個人品味和審美心理上也許更偏重于文言，而出于社會改革的需要才努力勉為白話。蔡元培曾說：“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并非取文言而代之。”（注：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見《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圖書公司，1935。）但是他們的努力畢竟為下一代人形成了氣候，培養了情緒，提供了借鑒，而“啟蒙”更作為一種背景潛移默化地融入下一代的思想底色。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將白話由文言的補充變成了文言的替代，而且大大強化了其啟蒙指向。運動的開山人胡適甚至用了一個充滿濃厚的啟蒙色彩的稱謂“中國的文藝復興”來名狀他開創的時代。在“啟蒙”的心態下，胡適為學既懊悔又自愿地“求博不求精”，因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藏暉室日記》，1915年）。這種心態直接影響到了“胡適之體”的特點，涉獵廣泛，思想傳播性強、通俗易懂、淺白明了等等都是這種心態的直接反映。胡適在談“胡適之體”時，認為這是他“自己戒約自己的結果”，而這“戒約”的第一條就是“說話要明白清楚”（注：胡適：《談談“胡適之體”的詩》，見《胡適文萃》，294～295頁，作家出版社，1991。）。甚至認為“文學的三個要件”第一條也是“要明白清楚”，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達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決不會誤解”（注：胡適：《什么是文學》，見《胡適文萃》， 214頁。）。因此，“清楚明白”是他有意追求的境界。胡適的散文創作可以說是沒有“散文意識”的，他似乎更有意于使散文成為運載“新思潮”、或“在政治之上影響政治”的工具；或是傳播科學、探討學術的代言人。因此，考慮到要使人人清楚，人人明白，不致于糊涂，他力圖使自己的文章“明白如話”，準確、平實，因為太過含蓄曲折的“靈魂深處”的流露，太過深刻獨到的個人體驗是無法傳達、無法交流，担當不起“啟蒙”重任的。胡適自己曾說：
　　“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注：胡適：《談新詩》，見《胡適文存·一》，233～234頁。）
　　這個“形式”要負載“精神”，必然不能過于隱晦曲折，而務求用“担車賣漿之徒”的語言清清楚楚地大聲說出來。“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注：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127頁。），說得通俗易懂。 “報刊文體”的讀者群大于“美文”的讀者群，文學的目的讓位于啟蒙的目的，這是啟蒙時代特有的文化現象。胡適自己當時解釋白話的意義有三：一是戲臺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注：此說見于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在這個解釋里，文學的地位是受到了忽略的，在“啟蒙”的時代里，文學的作用是遠遠抵不過“文化”需要的。也許，陳獨秀的見解是一種少有的例外：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現在主張白話的人，也有許多只注重通俗易解。……白話文若是以通俗易解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一種容易的誤解。”（注：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見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資料》，4頁，上海書店1982 年印行“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胡適自己也是非常清楚自己文章的長短，但是，以啟蒙主義者自居，他是以自己的通俗易懂為榮的，“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我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注：胡適：《四十自述》。）
　　在啟蒙心態的深處，是一個啟蒙主義者無法消除的“擬想敵人”。他們面對的舊傳統舊文化，他們要創造的新思潮新文化，文言文首當其沖地成為它所代表的那個舊時代的符號，與胡適等大力提倡的新思想的“工具”白話文針鋒相對，水火不容。文言文是胡適等新文化締造者的“假想敵”，他們心里時時刻刻有這個敵人貌似龐大的陰影，他們時時刻刻警醒著準備隨時與之你死我活地戰斗，為此不惜偏執孤行，魯迅甚至說：“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注：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卷二，360頁。）“敵我分明”的態度造成了嚴重的文白對立， 胡適在文學革命初期提出的“八不主義”：“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見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27頁。），幾乎都是針對文言文而言。不無偏執地宣判文言文是“死文字”，“已死的文言只能產生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注：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為給自己搜求證據，壯大膽子，胡適甚至不惜運用自己并不怎么精通的知識，做出一部《白話文學史》來，要人們無論如何都要相信白話文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假想敵”的存在，使胡適作文總是端著架子，惟恐被文言文抓住辮子，有一種“偏作白話文不可”的心理。明明是“丁文江傳”，他不惜畫蛇添足地說是“丁文江的傳記”，其微妙的苦心頗有點天真老實；再看《高夢旦先生小傳》結尾：“高先生生于公歷一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死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橋公墓。葬后第四個月，他的朋友胡適在太平洋船上寫這篇小傳。”（注：胡適：《高夢旦先生小傳》，見《胡適散文集》，250頁。 ）這完全是古代記傳體文言文結尾的白話翻譯，胡適這樣寫，恐怕心中不無向文言文“示威”、“作對”的想法。然而，“假想敵”真正存在與否、是不是象估計的那樣可怕，還是一個問題。新文學運動初期提倡“白話文學”，雖然標新立異，但也并非史無前例，胡適等過高地估計了反對勢力的實力、過分地具有戰斗警覺與戰斗精神了。胡適開始想象的白話文戰勝文言文的歷程是漫長的：
　　“當我在一九一六年開始策動這項運動時，我想總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長期斗爭，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注：胡適：《胡適的自傳》，胡適口述，唐德剛整理翻譯，見《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173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79。）實際上，僅僅用了四年，到1920年，不僅連《東方雜志》、《小說月報》這樣的大刊物都采用白話，北洋政府也通令全國小學統一改用白話（語體文）教材，白話文已經成為官方語文，取得對文言文的決定性勝利了。因此，胡適的“假想敵”并非那么根深蒂固、不可摧毀，經過晚清白話文運動幾十年的努力，白話文已經成為勢在必行的趨勢，陳獨秀因此才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實之虞。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注：陳獨秀語，見《胡適研究叢錄》，126頁。）胡適與文言文的對抗是他創作的一個潛在語境，即使在 30年代，白話文已不成問題的時候，他還力主“清楚明白”，說那些“做這種叫人看不懂的詩文的人，都只是因為表現的能力太差，他們根本就沒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領”（注：《獨立評論》1937年6月13日238號，梁實秋（絮如）：《看不懂的新文藝》的《編輯后記》，署名“適之”。）。盡管我們不能苛責古人，但開山大師對他開創的“胡適時代”過分淺白平直的思想狀況和思維方式是負有責任的；他自己只“耐一回讀”的詩文，雖“尚清順明白，不為爛套惡語耳”（注：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白話文”篇。），但除了研究的目的，至今仍傳誦的極少極少。再，盡棄文言，甚至象胡適那樣視文言為瘟疫，以為文學只有死活沒有雅俗，也把新文學引上一段歧路，至少是狹路。文學有別事在，不在“白”與非“白”之間。幾千年的文方是不是真的都是“死文字”還不太好說，文言與白話也不好作太嚴格的區分。絕對的“白”，文學就患上了貧血病，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歷史綿延的厚重沉實感，變得輕飄不定。馮友蘭的批評是中肯的：
　　“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樣的遠呵！”（注：唐德剛：《胡適雜憶》，90、26頁，華文出版社，1990。）
　　　　　　四、結束語
　　盡管胡適已成為“歷史命題”，但我們也許從根本上還不曾脫離“胡適時代”。胡適沒有完成什么，但是幾乎開創了現代文化史上的一頁。這位“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注：唐德剛：《胡適雜憶》，90、26頁，華文出版社，1990。）貼近看來并不覺得怎么偉大，放進歷史的長河中，他不可替代的作用就顯示出來。“胡適之體”的意義更在于文化方面，胡適的影響是深遠的，這種影響是如此深刻而廣泛，以致我們自己竟覺察不到。我們生活在他的影子里，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但隨著時代的推移他的影響將越來越深遠，越來越顯著。這位畢生從事“建設事業”的自由知識分子，這位在非常態社會中經營的常態人物——在這里，我們用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的論斷作為結語：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的古老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注：唐德剛：《胡適雜憶》，90、26頁，華文出版社，1990。）
　　
　　
　　
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京41～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杜玲玲19991999胡適身體力行作了一輩子的“白話散文”被人們普遍忽視了。胡適白話文更注重的是文章的社會功利目的及大眾傳播功能，是一種刊登于報刊、隨報刊隨時發行而廣為流傳的“報刊文體”。能直面社會現狀、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是“胡適之體”形成影響的原因。“啟蒙”的心態直接影響到了胡適之體的特點，涉獵廣泛、思想傳播性強、通俗易懂、淺白明了等等，都是這種心態的直接反映。胡適之體/白話散文/新文化運動/啟蒙 作者：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京41～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杜玲玲19991999胡適身體力行作了一輩子的“白話散文”被人們普遍忽視了。胡適白話文更注重的是文章的社會功利目的及大眾傳播功能，是一種刊登于報刊、隨報刊隨時發行而廣為流傳的“報刊文體”。能直面社會現狀、針對具體的社會問題是“胡適之體”形成影響的原因。“啟蒙”的心態直接影響到了胡適之體的特點，涉獵廣泛、思想傳播性強、通俗易懂、淺白明了等等，都是這種心態的直接反映。胡適之體/白話散文/新文化運動/啟蒙

網載 2013-09-10 22:00:2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