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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人們的社會、經濟關系和思想道德觀念都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現實的變化不僅使傳統的德育失去了原有的效力，而且引發了人們對道德教育本身的性質與作用方式的合理性的反思。改革傳統的德育觀念以適應當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呼聲，推動著人們在實踐中探索和建立具有新的時代特征的德育理念。
　　 一、德育對象的主體化
　　德育對象的主體化，不是我們在德育活動中使教育對象主體化，而是受教育者本身，在目前不斷擴大和深化的全新的經濟與人文環境的熏陶下，已經或正在形成鮮明的自主、自立、自我負責的獨立意識。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那種保障人人都有“鐵飯碗”、一切聽從組織安排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每個人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都必須參與到求學、求職的無情競爭中去。考慮到未來理想職業及與之相關的理想生活方式對個人各方面知識能力的要求，學生與學生家長都迫切要求把有限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花在有價值的知識學習和能力訓練上。這種由于對自身生存與發展命運的極度關注而引發的自主選擇學習內容與方式的強烈愿望和要求，才是教育對象主體化的實質內涵。
　　德育對象的主體化對傳統道德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由于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受教育者希望按自身發展需要選擇學習內容和方式，那些不能滿足這種需求的陳腐的、千篇一律的說教和灌輸就必然遭到冷落和排斥。國內德育專家學者曾不無感慨地指出：現在“有人拿錢買智育（如家教），有人拿錢買美育（如學鋼琴），有人拿錢買體育（如體育特長班），有誰會拿錢買德育？”一語道破了傳統道德教育在當前教育體系中的尷尬處境。事實上，遭受冷落和排斥的并不是道德知識和道德教育本身，而是傳統道德教育那種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的非理性態度，以及在受教育者不理解、不認同、不歡迎的情況下，強迫灌輸某些道德知識和規則的非人性、非科學的教育方式。這種方式在封閉的、人們的生命財產全部依附于單一政治權力而無其他選擇的機會與可能的社會中或許是可行的、有效的。然而它必然是以培養順從、馴服的人格為核心、以犧牲多樣性、創造性和理性精神等推進社會進步的種種力量為代價的，更難以想像它能夠對渴望公正、公平與自由的心靈產生真正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我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平等、競爭和效益的市場觀念逐漸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傳統道德教育的人格理念和方式受到人們的普遍質疑、反感和排斥，按自身發展與理想職業的需要自主選擇學習內容和方式的要求的提出，正是人們自主、平等、講求效益觀念在道德教育領域中的反映。
　　德育對象主體化在道德教育理論研究領域最為突出的反映，則是對于傳統的德育“灌輸”模式的理論反思和批評。近年來，我國德育理論界似乎已達成一種共識，認為傳統的“灌輸”德育是“封閉的、強制的和單向性的”、“不道德的道德德育方式”。“它企圖以一成不變的德育內容來封閉和限制學生品德的開放性發展；它不顧學生是否理解和認同，把教育者的價值觀強加給學生或從教育者主觀意愿出發制定規章、條例、紀律，要求學生無條件地服從；它只注重道德信息從師到生的單一流向，學生失去自主、自覺性。”[1](P57)“這種缺乏主體自由意志的‘服從’，根本不具有真正的道德意義。道德的實質在于‘法由己立’，迫于外在壓力而做出的承諾和行為只是虛假的承諾和行為。所以它也就無法培養出真正的責任者。”“一味地灌輸只能造就一大批唯唯諾諾的服從者，這種人在計劃經濟下還可以得過且過，但卻與市場經濟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馳。后者要求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創造者和真正道德意義上的責任者。所以，人們努力以新的思想和方法來取代灌輸。”[2]為了避免傳統德育灌輸模式的種種弊端，中外德育學者和專家做出了種種嘗試，摸索適應社會發展和德育對象主體化發展要求的新的德育模式。在西方，有從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全面主義的德育模式到拉思斯等人的價值澄清模式、柯爾伯格的認知發展模式、麥克菲爾的體諒關心模式、紐縵的社會行動模式、里考納的完善人格模式等等；在我國近年來也建立了價值觀導向模式、情感體驗模式、行為踐履模式、心理輔導模式、綜合治理模式等等。所有這些德育模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試圖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解決在德育對象主體化的情況下，個體成長的需要與社會發展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并且或多或少地為這一矛盾的解決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可見，德育對象主體化的現實要求，已經成為德育改革的強大動力，推動著當代道德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朝著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方向探索前進。這種德育對象主體化的特征與趨勢，正是對德育內容和方式的思考和選擇意識的主動增強，是德育對象由“要我學”向“我要學”轉化的表現。因此，我們所面臨的不是要不要德育的問題，而是需要什么樣的德育的問題。能夠滿足德育對象在當今世界生存與發展的道德需求的道德教育，必然能夠受到德育對象的歡迎。因此，德育對象的主體化不僅是對傳統道德教育的挑戰，同時也是促使道德教育朝著科學化和人性化方向蓬勃發展的新的契機。相信由德育對象主體化所推動的這一德育改革進程一定會使當代德育朝著更為有益于個人和社會健康發展的方向邁進。
　　 二、德育理論的科學化
　　近年來有關德育理論的實證研究表明，有些從我們的經驗看來是想當然的事情，與實際情況本身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以關于青少年學生榜樣教育效果的實證研究為例，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孫健敏通過對榜樣教育等德育形式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學生自幼形成的價值觀是相當穩定的，他們的親社會行為與他們所持有的價值觀類型的相關性遠遠大于教育手段的影響。“親社會行為是價值觀的函數，社會型價值觀絕大多數有親社會行為，理論型和宗教型較多有親社會行為，審美型和政治型較少有親社會行為，經濟型大多數沒有親社會行為。教育手段本身很難激發出親社會行為，現行教育手段對改變大中學生的價值觀作用甚微。”[3](P283)就是說，某些傳統的德育方式并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其效果要視學生自身某些早期形成的心理要素的傾向而定。可見，科學化、實證化的德育研究是使我們超越經驗與主觀想像，推進對道德教育規律性認識的重要途徑。
　　事實上，流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較大的現代德育理論，大多是以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或大量的科學觀察、個案訪談、測試和數字統計等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如行為主義心理學代表人物斯金納通過在“斯金納箱”中所進行的大量動物實驗，證明強化是各種行為塑造與控制中至關重要的因素。只要我們把握“強化”這一手段，運用恰當的強化物，組織適宜的強化序列，就可以控制產生我們所期望的出現的行為，避免不期望的行為，從而達到教育的目的。社會學習理論的奠基人班杜拉則以“寶寶玩偶”等實驗為基礎，指出除了行為主義心理學所強調的直接經驗以外，間接經驗、替代性的觀察學習也是人們獲得行為模式的重要途徑。由觀察而獲得的經驗會貯存在觀察者的“行為庫”中，一俟環境適宜就會表現出來。因而，被觀察對象的行為反應及其后果，對觀察者同樣有效。現代傳媒中的符號性榜樣，領導、教師、家長等等行為主體在道德教育與行為實踐相背離，就會大大削減其教育示范作用的影響力。而不公正的行為得到獎勵強化，則更將對青少年的行為習慣養成造成惡劣影響。因此，道德教育絕不僅僅是發生在學校里、課堂上的事，教育者的以身作則，文化環境的凈化與獎善懲惡的社會風氣都是形成受教育者良好行為習慣的重要因素。可見，行為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為我們準確理解人們行為產生的機理、掌握行為的控制與塑造途徑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同樣，以柯爾伯格為代表的認知主義心理學家，則在實驗證明人們的認知能力的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采用對偶故事和兩難故事問答測試的方法，對居住在27個國家的數百名青少年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有的甚至進行了長達20年的追蹤調查，發現人的道德意識發展過程存在著不受種族、文化和地域差異影響的內在的階段性、秩序性。這種階段性和秩序性可以具體劃分為遞進發展的三個水平、六個層次。個體道德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是不可逾越的，后一階段的發展以前一階段為基礎，處于特定發展階段的個體能夠理解或對相鄰的較高階段的問題有興趣，而不能理解更高階段的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方式。因此，要促進個體道德認知水平的提高，首先應了解其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進而通過討論、對話等形式引發其對較高階段道德思考方式的興趣，從而促進其向更為成熟的道德認知水平邁進。由此可見，道德教育不能不顧個體道德發展水平而強加灌輸，必須遵循個體內在的發展邏輯，有步驟地促進個體的道德發展。由于他們的這些理論具有廣泛的實證研究的基礎，所以雖然近年來經常遭到這樣那樣的批評，但仍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指導意義。
　　同樣，我國的德育理論工作者為提高道德教育的水平和效果，也在進行著德育理論科學化的種種嘗試。如上海師范大學李伯黍教授對柯爾伯格理論在我國青少年兒童中的確證性研究，北京師范大學章志光教授關于學生品德形成的內外條件及其動力系統的實驗研究，東北師范大學蕭政鳴教授關于德育測評方法與效果的實證研究，等等。他們的研究得到了政府和出版界的積極支持，表明德育理論的科學化正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重視，成為現代德育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德育途徑的多樣化
　　在以教師和書籍為文化教育核心的時代，人們常把學校教育稱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把教師看作青年的人生導師，而在人們的生活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今天，青少年已越來越多地從家庭、社區、同輩伙伴和種類繁多的現代傳媒等多種渠道獲得自己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模式。人們常用"5+2=0"的公式來表達這種學校德育與校外教育的效果相互抵消的現象。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學校、社會和家庭在學生德育中的作用已經難分伯仲。
　　德育途徑的多樣化，最突出地表現在現代傳媒的飛速發展及其所傳播的思想觀念信息對生活各個角落的滲透。
　　按市場化規則運作的現代傳媒，為了贏得更多的受眾，無不挖空心思地力圖使自己的版面與節目更具吸引力，因而使其所傳遞的信息在新穎性、趣味性和刺激性等方面遠遠超過了教師在課堂上的干巴巴的說教，而且當他們手持遙控器或鼠標在屏幕面前自由選擇節目時的自主感受是他們在學校里不可能得到的。而這種自主選擇與主動認知正是青少年接受思想觀念與知識的重要條件。事實上，只要我們樂于在一群小朋友身邊停下來，仔細觀察和傾聽他們在一起談論某個電視節目時所表現出的興奮神情，我們就不難理解現代傳媒對他們具有何等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突出地表現在，它不僅使當代青少年經常無意識地置身于主流文化的思想觀念的熏陶滲透之中，而且學到和掌握了眾多的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有益的知識和信息、開闊了視野、豐富了想像力、提高了藝術鑒賞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有些傳媒和出版商由于利益的驅使，極力向青少年傳播和兜售充斥暴力和黃色內容的印刷、音像制品，致使一些是非觀念淡薄的青少年在尋求新穎、刺激和模仿中做出不道德或違法犯罪的事情來。那些被送進工讀學校或少管所的剛剛十幾歲的少年犯，當被問及為什么小小年紀就會做出搶劫、強奸、綁架甚至殺人的行為時，很多人回答是受傳媒中不健康內容的影響。可見，現代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信息傳播渠道、形式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一方面為當代德育提供了現代化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對當代德育的環境提出了新的挑戰。由于現代傳媒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迅速獲得知識和信息的主要和基本的渠道，它在未來的道德教育中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占領和充分利用現代傳媒這一當代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將成為決定我們道德教育目標能否實現的重要因素。
　　而形形色色的家庭教育則構成了現代德育的另一道風景線。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們忽視子女道德教育的現象卻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家長“望子成龍”心切，禁止孩子從事任何與升學考試無關的活動，學習成績稍不如意，就采用暴力方式加以懲罚，而對他們的心理和道德成長的種種需求，卻充耳不聞。有些家長忙于賺錢或個人享受，或置孩子的道德教育于不顧，或向孩子宣揚“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義思想。由于這樣的不健康的家庭教育的存在和影響，近年來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時有發生，包括浙江金華徐力殺母案等典型案例，都清楚地表明家庭教育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可喜的是，江澤民總書記《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發表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不僅在全社會范圍內加大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而且采取了取締非法游戲廳、錄像廳，掃黃打非等各種綜合治理的方法，營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會文化環境。各色各樣的家長學校應運而生，幫助家長認識全面的素質教育的重要性，了解孩子心理發展和道德成長的規律性。最近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出了加強網吧管理的通知，文化部、公安部等部委聯合制定和實施了《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辦法》。可以預期，由于這些措施于德育途徑多樣化的現實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必將產生顯著的效果。
　　 四、德育目標和內容的普適化
　　當代德育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來自全球化浪潮中文化多元性的沖擊。飛速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為人們提供了越來越方便、快捷的交通和通訊手段，具有不同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國家、民族、團體和個人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日益頻繁。國際交往的經驗使人們認識到，尊重與平等對待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的民族和人民，是避免國內和國際沖突、維護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對文化多樣性的寬容與尊重，對于增加一個國家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吸引各種人才和吸納國際投資也具有難以估價的積極作用。有鑒于此，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道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的安排上都表現出世俗化、普適化的發展趨勢，突出了具有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愛國主義教育、公民教育和具有全球本位特征的生態環境道德、科技道德教育等等。
　　在這方面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眾多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和儒教教徒聚居的新加坡，為了避免宗教教派沖突、攜手謀求共同的利益，就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具有突出的求同存異的普適化特征的共同價值觀教育，把“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求同存異、協商共識；關懷扶持、同舟共濟；種族和諧、宗教寬容”作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五項基本準則，在全社會積極加以倡導和執行。同樣，吸取了曾對國家統一造成嚴重威脅的宗教與種族沖突的歷史教訓的美國，更是把宗教教育排除在公立學校大門之外，而把培養“愛美國，愛美國的社會制度，遵守美國的法律，履行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的“好公民”作為其德育的核心內容。被選入學校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道德規范必須具有超越宗教和文化差異的特征，必須“經得起可逆性測驗（你愿意受到這種對待嗎？）和普遍性測驗（在類似的情況下，你希望大家都這樣做嗎？）這樣兩個典型的道德測驗”[4]其試圖避免沖突，尋求廣泛共享、有益社會的道德教育內容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同時，具有全球本位特征的環境道德教育，也已經或正在成為當代德育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環境道德教育目標的提出，源發于對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和不斷擴張的現代工業生產為人類帶來的能源危機、生態危機、核威脅等等災難性后果的反思。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已很難獨立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之外來謀求自身的發展。每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人口政策、科技教育水平、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狀況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環境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各國人民如果不能為了人類共同利益迅速聯合起來，合理地利用高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賦予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給現代化進程以正確的導向和規范，那么，人類的生存環境必將日益惡化，最終將使人類面臨滅頂之災。因此，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早已向整個國際社會發出急切呼吁，希望整個社會、學校和家庭的道德教育中應加入全球環境道德意識的教育和培養，使人們“懂得個人的行為具有全球性的后果”，“承担人類命運的共同職責中自己的一份責任”[5](P7)。在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承辦、于1977年10月在原蘇聯格魯吉亞共和國的第比利斯市召開的國際首次環境教育會議的《宣言》中，就已向國際社會明確提出了廣泛開展環境教育的任務，指出“教育必須培養人們對待環境和利用國家資源方面的正確態度”，并呼吁各成員國“制定有關教育政策，將環境教育的主張、活動和內容引入到它們的教育制度中去。”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系統的環境道德教育活動已經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開展起來。如美國于1970年率先制定和頒布了《環境教育法》，明確要求政府承担起推動環境教育發展的責任，設立專門機構、撥出專項資金支持和資助相關的研究、宣傳和教育活動。英國教育和科學部也制定了《5-16歲環境教育》，規定了中小學環境教育應完成的內容和目標。日本在70年代末修定的中小學教學大綱中也加入了“防止公害，保護環境”等大量的環境教育的內容。[6](P113-158)加強環境教育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這些國家在生態和環境保護技術開發中先行一步，占領了這一領域的國際市場，獲取了豐厚的利潤回報。可見，全球本位道德意識的培養和教育，也與一個國家和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利害關系。
　　近年來，我國德育界的學者專家也已明確認識到，“當前‘可持續發展’、‘全球本位倫理’是確立現代德育目標、德育內容的重要理論依據”[7]。而生態環境倫理、經濟倫理、科技倫理、網絡倫理等等關乎人類共同利益、具有普適化特征而又極具時代特色的德育內容，正在使我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教育方針在道德教育領域變為豐富而具體的實踐活動，并且逐漸走進家庭、走進學校、走進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正在成為目前我國德育活動中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領域，值得我們的德育工作者給予更多的關注。
甘肅理論學刊蘭州66～70G2思想政治教育張鐵勇20022002德育對象的主體化、德育理論的科學化、德育途徑的多樣化、德育目標和內容的普適化是目前我國和世界各國道德教育領域表現最為突出的幾個方面，也預示著我國德育改革的未來趨向，值得引起德育工作者的特別關注。道德教育/發展趨勢張鐵勇(1960-)，男，天津人，天津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工作，研究方向倫理學。天津300073 作者：甘肅理論學刊蘭州66～70G2思想政治教育張鐵勇20022002德育對象的主體化、德育理論的科學化、德育途徑的多樣化、德育目標和內容的普適化是目前我國和世界各國道德教育領域表現最為突出的幾個方面，也預示著我國德育改革的未來趨向，值得引起德育工作者的特別關注。道德教育/發展趨勢

網載 2013-09-10 2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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