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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文學理論批評界比較平靜，既沒搞什么“文學運動”，也不見什么“文藝思想斗爭”。但文學論爭總還是有的，其中具有“轟動效應”的之一，大概要算文學大師排座次的問題了。
　　有一位年輕的文學博士，編了一套《20世紀中國大師文庫》。既然是大師，又是文庫，當然就有一個誰是大師的問題。這文庫之中，不可避免地還有一個哪位大師的書在前，哪位大師的書在后的排名問題。
　　據說傳統的排名是：魯迅第一，郭沫若第二，茅盾第三，巴金第四，老舍第五。而這位博士來了個反傳統，他讓沈從文排第二，巴金排第三，金庸排第四。
　　沈從文排第二，固然叫一些人接受不了，而金庸排第四，更使人大吃一驚！
　　于是就有幾位先生表示反對。有一篇報道令人矚目，那是香港《大公報》的署名文章《北大刮起金庸風》，說北京大學授予查良鏞名譽教授。金庸在北大演講，受到熱烈歡迎。他說，盡管中國屢遭外族侵略，但是不但中國未亡，反而促使其壯大，這是因為華夏文化的開放和包容所致。
　　金庸終于被安排搭上了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的末班車。它說明：中國20世紀文學終于發現和選擇了武俠小說，發現和選擇了通俗文學。我以為這可說是世紀末中國文學觀念深刻變革的必然結果。
　　金庸成名于50年代，他寫的是武俠小說。世界上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而世界上五洲四海都有華人，所以金庸把中國的武俠小說推向了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金庸的小說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拳頭產品”。
　　金庸的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和象征手法，建構了一個既與現實溝通、又遺世獨立的“江湖世界”。在這個幻象世界里，想象之豐富，人物的異趣，民族傳統文化思想之形象表現，都是無與倫比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與20世紀中國的主流文學，即人們常說的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小說不一樣，它有別樣的品格和韻味。
　　于是有一些熱心人，研究金庸的小說，并謂之“金學”，正如當年研究《紅樓夢》，稱之為“紅學”一樣。
　　但武俠小說被稱之為“成人的童話”，童話謂之“兒戲”，屬“小兒科”。在文學史家看來，品位太低，不夠檔次，進不了高雅文學的歷史殿堂。既然通俗文學被排除在文學史之外，武俠小說界的龍頭老大的金大俠，也只配有中國江湖郎中的命運，稱不上什么大師。
　　幾十年來所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當代小說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全都是嚴肅文學史。除了極少數作為批判對象外，有哪一部論及通俗文學，論及武俠小說？這種局面至今沒有改變。文藝理論家王先霈教授，在他和於可訓先生主編的《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一書的《前言》中寫道：
　　這樣一種讀者分布非常廣泛，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有著直接的巨大的持久的影響的文學種類，不應該長期置于文學的理論批評和歷史研究的注視范圍之外。……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嚴重脫節和尖銳對立……不是民族的文學和文化成熟發達的標志，而是一種警告信號。
　　這話說得何等中肯呀！
　　這種通俗文學和純文學嚴重對立，通俗文學被排除在文學史研究的范圍之外的局面，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就不能不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了。
　　本世紀初，中國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地超過了19世紀末葉的規模，尤以1905年之后的幾年，發展更為迅速。清政府也講“維新”，采取了一些獎勵工商業的政策，國內各地紛紛集資辦廠開礦修鐵路，民族工業得到發展。由于1902——1903年間，中英、中美、中日一系列通商行船續約的簽訂，各列強對華投資迅速膨脹。這就使得我國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的人口異常迅速地增長。以上海為例，1880年只有10 萬多人， 到了1900年增至34萬多人，到了1911年又增至125萬人，30年間增長了12 倍多。
　　城市人口猛增，就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城市娛樂消遣文化，于是通俗文化應運而生。中國的京劇和其他地方戲曲，說唱評彈等城市舞臺和茶館藝術，進入它的鼎盛時期就是明證。在文學方面， 從1909 年至1915年之間，《小說時報》、《游戲雜志》、《小說叢報》、《禮拜六》、《中華小說界》、《小說大觀》、《小說新報》等一大批通俗雜志創刊。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家獨領風騷。言情小說、社會小說、歷史演義、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類似于當今專揭陰暗面的紀實性的黑幕小說，大量出版。由于外國先進的印刷技術的輸入，作家稿費制度的形成，使這一派作家人數不少，作品很多，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國的文學書刊市場，主要由這一派的作品占領。
　　民初通俗文學的繁榮，不但是民初城市工業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外國通俗文學大舉進入的影響。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代表的言情小說，以《黑奴吁天錄》為代表的社會小說，尤其是以《福爾摩斯探案》為代表的偵探小說，科幻小說，風靡全中國。鴛鴦蝴蝶派之又稱禮拜六派，就在于這一派的代表刊物叫《禮拜六》。因為早年美國的富蘭克林創辦了一本周刊，叫《禮拜六》晚郵報，后來成為歐美銷路最廣、最受讀者歡迎的讀物。中國的《禮拜六》周刊，正是抄襲模仿美國的《禮拜六》而得名。可見禮拜六派的出現，正是中外通俗文化溝通、接軌的結果。
　　“五四”以后，它仍在發展并與民國相始終，直到1949年大陸解放，才基本上消失，故又稱“民國舊派小說”。這一派不但創作通俗小說，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公開提倡文學的“趣”、“利”與“消遣”。
　　總之，民初禮拜六派的產生，標志著中國現代形態的通俗文學的正式出現。
　　“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的“文學革命”，以及30年代的“革命文學”，均對鴛鴦蝴蝶——禮拜六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僅是對具體作家的具體作品，而且是整個地否定武俠小說、黑幕小說，甚至言情小說、偵探小說這種文體，這種文類。它不但否定了當時的通俗文學，而且否定了這類文學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文學研究會宣言》莊嚴宣告：“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這就否定了文學具有的那種娛樂消遣功能，否定了以娛樂消遣為重點的文學。
　　在文學發展史上，任何一個文學流派，都有權發表自己對文學的獨特主張，有權開展對別一文學流派的批評。那時不但革命文學批判過鴛蝴派，鴛蝴派也攻擊過革命文學，但兩派文學都有自己的廣大讀者群，據說魯迅的母親、趙樹理的父親就很喜歡讀張恨水的小說。所以這兩派文學罵歸罵，吵歸吵，實際上雖然有消長，但仍在平行發展。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革命文學家，為了打倒中國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進行批判，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問題在于1949年建國之后，作為一個國家的文藝政策，整個地否定了文學的娛樂消遣功能，否定通俗文類，武俠小說基本上被禁止出版，這就不能認為是正確的了。
　　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70年代，80年代初才逐步開禁。
　　粉碎“四人幫”后，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在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國的基本國策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上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對港臺提出“一國兩制”，回歸祖國。對內實行經濟改革，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城市鼓勵發展私營經濟。經濟政策的變革，當然也會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政策的轉變。以前的文藝提“工農兵方向”，“為政治服務”，現在改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們要求有認識教育功能的嚴肅文藝，也要求有娛樂消遣功能的通俗文藝，于是對通俗文學的開禁，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港臺和歐美的通俗音樂，流行歌曲；通俗舞蹈，迪斯科和搖滾，健美操之類；通俗影視、武打片等等，伴隨著現代傳播媒體電視機、收錄機、卡拉OK等，一齊涌入了塵封了30多年而一旦敞開的中華之門，“回歸”祖國。國內的民族通俗文化，如評書曲藝、氣功武俠、各種民俗文化節，也在文革掃“四舊”10多年之后，出現了復興的局面。
　　正是在這種經濟改革，通俗文化繁榮的大氣候下，8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通俗文學熱”，它包括：
　　1.創刊熱：《今古傳奇》、《中國故事》、《中國通俗文藝》、《中國法制文學》、《通俗小說報》、《章回小說》等一大批通俗文學期刊和報紙紛紛創刊。
　　2.出版熱：中國古代、近代、現代通俗小說，港臺、日本、歐美通俗小說大量出版。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曾經六七個出版社同時出版，以致鬧到了個別地方出現紙荒，小說教材都出不來的地步。
　　3.市場熱：幾十年來，全國的圖書只有一個單一的新華書店發行系統，這時形成了一個以通俗文學書刊、小報為主體的圖書市場，以通俗歌曲、錄像片為主體的音像制品市場。
　　4.閱讀熱：從這時起，閱讀、欣賞通俗文學、影視的讀者觀眾，遠遠多于閱讀欣賞嚴肅文藝的讀者觀眾。
　　5.創作和理論熱：出現了一批通俗文學作家和作品。各級通俗文學學會開始成立，組織了作品評獎和理論征文活動。通俗文學的理論研究開始啟動。對鴛鴦蝴蝶——禮拜六派，對張恨水開始重新評價。
　　于是，這種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兩大類別的文學平行發展、互相競爭的文學生態格局，又歷史地形成了。歷史又好像回到了本世紀初，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
　　于是人們得出結論：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必然有兩類文學，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國小說學會第二屆年會上說：“我絲毫不主張把所謂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截然分開。一個高得不得了，一個懦弱得不得了，我沒有這種觀點。”他又說：“擁有巨大精神力量的小說會以掃蕩娛樂性、消遣性的小說為代價嗎？這是不會以價值判斷為轉移的。這個社會的結構和生活的結構，大家關注的熱點，必然會越來越多樣化。同時還會出現小說藝術多元化的格局。”〔1〕
　　王蒙的這些話，反映了本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某種經驗和教訓，表現出世紀末文學觀念正在變革。有些作家生前轟轟烈烈，死后隨風飄逝；有的作家生前默默無聞，死后卻成了時代的寵兒，這種歷史的顛倒，無一不是文學觀念變革的結果。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明乎此，則金庸在本世紀中后期，在大陸出的文學史上，名不見經傳，而到了本世紀末，卻被年輕人推上了文學大師之席，雖曰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1995年10月31日
　　注釋：
　　〔1〕培紅《王蒙說：小說位置正從中心走向邊緣》1995年10 月28日《武漢晚報》 ＊
　　
　　
　　
東方文化廣州85-8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炳澤19961996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85-8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炳澤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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