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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
　　
　　吳宓推動了西南聯大的《紅樓夢》熱。據余斌考證，1940年至1942年間，聯大出現了一次《紅樓夢》熱，這股熱潮大概由陳銓的一次演講引起的，吳宓和劉文典推波助瀾，使之升級。
　　
　　 1940年4月11日晚，陳銓大西門內文林堂演講《叔本華與紅樓夢》，反應熱烈。這次演講吳宓幫助張羅，他在日記中記下講演之盛況：“聽者極眾，充塞門戶。其盛夙所未有也。”一個月后，“以研究《石頭記》為職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黃維等歡宴于同仁街曲園，行紅樓夢酒令，吳宓應邀參加。吳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員。這個社團夜間在南食堂舉辦的活動生氣勃勃，異趣橫生，話題常常不知不覺從品評《石頭記》轉到各自閱讀的詩文及個人戀愛故事。
　　
　　在汪曾祺的記憶中，吳宓先生講“紅樓夢研究”，經常有后來的女生沒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馬上就去旁邊的教室搬來椅子，等學生都坐好，才開始講課。吳先生此舉，也引來一些有騎士風度的男生追隨學習。
　　
　　吳宓有曲折的戀愛情史，他經常把自己比作《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顧毓琇有“千古多情吳雨僧”句，吳宓字雨僧，讓人想起蔣捷的《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事實上，吳宓一生的苦戀和癡情，也的確如這半闋詞所寫，“悲歡離合總無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吳宓并不因此惱怒。
　　
　　 在西南聯大時，吳宓以講《紅樓夢》聞名，甚至有學生贈他一個“妙玉”的綽號，他含笑回答：“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聯大新校舍對面有一家湖南人開的館子，名曰“瀟湘館”。吳宓見后大怒，認為褻瀆了林妹妹，竟去砸館，并勒令其改名。豈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氣，堅持不改，雙方爭執不下，后來由中間人出面調解，將“瀟湘館”改作“瀟湘”才了事。
　　
　　吳宓如癡如醉地喜歡《紅樓夢》，認為此書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書，并且稱自己為紫鵑，理由是紫鵑對林黛玉的愛護最純粹。吳宓曾在《武漢日報》發表過《論紫鵑》一文，對紫鵑忠誠、善良、執著的品格褒揚備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請視紫鵑。”在吳宓看來，林黛玉是中國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夠像紫鵑那樣無限忠誠和深情地服侍和維護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這個故事的另一種版本是這樣：有一天，吳宓發現有個飯館，上面寫“瀟湘館”，他一進去，里面都是喝酒劃拳的，就說，叫老板來一下。老板說，先生有何指教？吳宓就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給你一些錢，你把這個名字改了，別叫瀟湘館。老板說怎么了，“林妹妹會難受的”，吳宓回答。因為林妹妹的瀟湘館是有幽幽篁竹，適宜吟詩的地方，怎么能劃拳？
　　
　　 1942年，劉文典在聯大講《紅樓夢》兩次，吳宓都去捧場。一次，“聽典講《紅樓夢》并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另一次：“聽典露天講《紅樓夢》。見瓊在眾中。宓偕雪梅歸途。”瓊是聯大生物系助教張爾瓊，有一段時間她在昆華中學教書，與吳宓關系時冷時熱，若即若離。雪梅即貴州女詩人盧雪梅，多次婚戀失敗后轉向吳宓。吳宓陪她聽劉文典講演《紅樓夢》，卻心猿意馬，張望人群中的張小姐。
　　
　　吳宓寫過一篇文章，名為《紅樓夢評贊》，有一部分將太虛幻境與但丁的《神曲》中地獄、煉獄和天國相比較，引導人從幻滅和痛苦中解脫。他在一種文化與別的文化之間來回穿梭，跨越好幾個世紀，還經常朗誦同一主題的英詩和唐詩，讓本科學生驚嘆不已。那天晚上，“聽者填塞室內外”，在回答學生的提問時，“因暢述一己之感慨，及戀愛婚姻之意見，冀以愛情之理想灌輸于諸生。而詞意姿態未免狂放，有失檢束，不異飲酒至醉云”。
　　
　　又有一次吳宓上《文學與人生》課，不知不覺講到《紅樓夢》，將自己的情史作為“反面教材”，講自己“訂婚、結婚及早年認識彥（毛彥文）之往事。聽者擁塞。”下課后，吳宓細思量，覺得對學生敘生平，不妥當，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吳宓為聯大學生講《紅樓夢》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來聽講。在此期間，吳宓應昆明廣播電臺邀請，播講《紅樓夢之文學價值》，并獲得不菲報酬。可以想見，吳宓講演《紅樓夢》，成為聯大和昆明的公眾人物，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視《百家講壇》講紅樓夢的劉心武類似。
　　
　　吳宓研究《紅樓夢》，既不同於索隱派，也不同於考據派，而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研究，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紅樓夢》，更著重於對人物的剖析。吳宓寫過很多文章，對賈寶玉、林黛玉、紫鵑、王熙鳳等人物進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盧梭的所謂“二我”之說，也即心理學上所謂“雙重人格”應用在賈寶玉身上，認為甄、賈二位“寶玉”都有著曹雪芹的影子。這樣的解釋在今天當然已經不再新鮮，但在當時還是“獨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素友
　　
　　 關于吳宓、陳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實在是中國學界的一段佳話。
　　
　　吳宓和陳寅恪相識于美國，吳宓留學美國時，和陳寅恪、湯用彤并稱為“哈佛三杰”。作為三杰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贊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作《紅樓夢新談》演講，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的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轉承起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便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一首相贈，詩曰：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的飄零歲月，不僅得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并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在與陳寅恪的交往中，吳宓為陳的博學所折服。吳宓發現文學、歷史、政治無所不知，甚至連巴黎妓女如何賣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對陳的國學功底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后來在其《空軒詩話》中這樣寫道：“始宓于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于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于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記。”從各種資料看，吳宓當是第一個向國人大力推介陳寅恪的人，他甚至還將陳寅恪閑談的內容和一些日記散頁寄回國內供人欣賞，由于這些淵源，后來兩人維持了終生的友誼。
　　
　　得益于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于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
　　
　　陳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吳宓毫不猶豫地購買了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余巨冊，后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
　　
　　 1944年吳宓先生離開了風景如畫的昆明，經過貴陽來到遵義的浙江大學，會見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楨、梅光迪。10月13日，吳宓先生從遵義出發去重慶，和茅以升、潘伯鷹會面后，馬不停蹄地趕到成都的燕京大學，去見他亦師亦友、寤寐思之的陳寅恪，為了能夠和陳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大學任教。
　　
　　吳宓離開昆明，梅貽琦曾設宴為他和同樣要離開西南聯大的陳夢家夫婦餞行。這晚出席的還有莫泮芹夫婦、馮友蘭夫婦，王力夫婦、聞一多、吳宓、吳晗。陳夢家和趙蘿蕤要去美國留學。吳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為好友陳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學，吳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陳寅恪朝夕相處。這天晚上陰沉沉的，要下雨的樣子，客人散去時，梅貽琦慶幸沒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
　　
　　 1961年，陳寅恪辭別專門來探望自己的吳宓，為賦詩曰：“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丸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死離別看。”其后果不復見。
　　
　　到了山窮水盡的1971年，被摔斷腿、被批斗到幾近心理崩潰的吳宓先生冒著重大的政治壓力，給中山大學“革委會”寫信，詢問中山大學最大的“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的下落，信中說：“此間宓及陳寅恪先生之朋友、學生多人，對陳先生十分關懷、系念，急欲知其確切消息，并欲與其夫人唐稚瑩女士通信，詳詢一切。”這封信在那個年代當然是沉入大海，讓吳宓先生枉耗牽掛。吳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陳寅恪夫婦早在兩年前悲憤去世。

 抉擇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直逼武漢三鎮。遠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長之位邀吳宓到任，并告知他的好友陳寅恪已應聘到校，他沒有應允。國民黨教育部部長杭立武親自出面動員吳宓這位部聘教授到臺灣大學，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與臺大校長傅斯年這位新潮文人、學者，素來觀念不同，且討厭這位胡適學生的黨派成見太深。女兒們以親情呼喚他回清華去，他也拒絕了。最后他謝絕友人要他去美國、香港和臺灣講學的勸告，決定留在大陸。他說：“生為中國人、死在中國土。”
　　
　　在不愿回清華也不愿到廣州或臺北的同時，重慶相輝學院院長許逢熙來函，請吳宓到那里任教。面對剪不斷、理更亂的頭緒，吳宓已有了出家為僧的念頭。同時，他也想到在成都主持東方文教學院的《學衡》雜志作者、在南京時的好友王恩洋，想到那里研修佛教，然后慢慢地出家為僧。于是，吳宓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飛機到了重慶，任相輝學院外語教授，同時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
　　
　　 1950年４月，私立的相輝學院、勉仁學院在被相繼撤消、合并之后，吳宓被調到在重慶磁器口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９月，該學院又并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師范學院。吳宓成了歷史系教授，隨后調整到中文系。

晚景
　　
　　吳宓原以為去四川“作劍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實上，吳宓在西南師范學院二十八年，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嚴酷慘烈：他多次挨批受整，兩次被剝奪授課的權利；在“文革”中更是受盡百般凌辱和摧殘。
　　
　　 1968年6中旬，西師兩派武斗再起，本已回校的八三一人員又再次撤離。6月18日下午，趕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團，為表現自己掌握了“斗爭的大方向”，召開批斗“走資派”、原黨委書記張永青的大會，吳宓日記記載：包括他在內的“各類有罪之教職員（皆曾為張永青所尊禮、寵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兩側，陪斗（同受斗爭）。”在大會上，吳宓不斷挨打，學生們用竹條、樹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進會場時，“旁人則以竹條打擊頭肩背不休（此時最痛）”，在臺前低頭請罪聽候大會批判發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頻頻以竹條打擊宓等之頭頂”。批斗會結束后，吳宓狼狽不堪地回到家中，“以所歷簡告唐昌敏。視表，正夕5時。所歷共只3—5兩小時，而在臺前曲躬俯立，則覺其長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吳宓身邊沒有親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憤，都只能向家務女工唐昌敏傾訴。次日：“唐昌敏以藥敷宓傷處（左肩胛骨之下尖，膚色紅腫，未破）。”
　　
　　 6月21日，吳宓再次在批斗會上被打傷。當天大雨，學生還將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奪走扔掉。回家后，吳宓將情況告訴了唐昌敏：“唐昌敏導某鄰童入大禮堂，尋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買白酒三兩（二角四分）來，以酒浸藥（藥名紅油克膏，治跌打損傷），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傷處。”
　　
　　 1969年3月6日，吳宓與其他“牛鬼蛇神”教師一起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強令集中到西師李園，過“集體管制生活”，強迫進行“罪行交待”和揭發批判（其間，唐昌敏仍經常來為吳宓取送換洗衣服，送煮好的雞蛋和代他領取的糧票之類）。至4月24日，吳宓等人又被強行遷往梁平（西師分校）集中進行所謂“斗批改”。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開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吳宓大會上，兩個將吳宓“揪”著押進會場的學生惡意將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斷，在極為痛苦的情況下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爭凡歷三小時”，大會結束，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此后，吳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在如此狀況下，他仍被強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吳宓才隨全體人員回到北碚，乘卡車（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時出發，晚8時抵達西師校內，“得人扶掖，且背負至家”。
　　
　　吳宓1969年11月30日所寫《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師中文系師生又召開了批判斗爭吳宓大會。此后吳宓又被多次抄家。“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兩次抓宓到網球場和大操場，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兩次均給宓（因傷腿）以極大之肉體痛苦。”
　　
　　吳宓回校后這段時間的日記被工宣隊、專政隊抄走后“丟失”。好在有這些交待材料和報告，總算還保存下來一點對當時情況的記載，使我們得以看到吳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種情況下進行服侍的可貴記錄。
　　
　　 197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革委會的主持下，西南師范學院兩次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大會斗爭“反共老手、現行反革命分子”吳宓，所謂“現行反革命”，是指吳宓在日記中記載的一些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滿的言論。這些日記都已被抄走作為“罪證”。兩次大會都由“革命群眾”提出要求將吳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懲辦”。
　　
　　《吳宓的最后歲月》一文敘述了其中一些細節：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斗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臟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并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里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走筆至此，惟有一聲哀嘆，兩行清淚！

 吳須曼在《回憶先兄吳宓教授》記錄過吳宓那段時間的經歷：
　　
　　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請一個保姆，而他（吳宓）當時只有三十元生活費，拿什么付保姆費，同事之間，人各自危，誰還敢自討罪責幫他，我只好在生活中節約，每月補助他二十元。殘酷的迫害和摧殘，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慶西南師院探望，兄妹相見泣不成聲。見他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惟一的財產就是布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縫補有三十六處，可見年月之久，令人傷情。我回到涇陽后，即刻趕制了棉衣、棉褲、被子和毛衣寄往學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師院，他腿有殘疾行走不便，一只眼睛患白內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難，我決定勸他隨我回家，但他堅持不同意，告訴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吳宓詩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氣憤的是，“十年動亂”中有人拿了他的書，知道他恢復工資后，送還一兩本書就索費幾十元，依這樣的特高價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書，每月工資即付一空。補發工資后，除還一部分外債和周濟了幾個困難的學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贖回被人拿去的書上。殘酷斗爭，無情折磨，使他的神經近乎失去了控制。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愛書如命的特點，才這樣詐騙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塊價值幾百元的進口表，也被重慶鋼廠兩個無賴用一只僅值六元錢的小鬧鐘“換”去。他動輒被騙走數十元乃至百余元。

 悲劇
　　
　　 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陜西老家。
　　
　　在之前，吳宓原本就答應要回陜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說：“你吳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門而入，要你拿出錢來，沒有的話，就要殺你。”于是無論妹妹吳須曼如何勸說，他都不愿意回老家，直到他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吳須曼去接吳宓時，他唯一的錢就是枕頭下的七分硬幣，只好預支工資購買車票，行李卻很簡單--一個舊木箱，除幾件衣服外，就是幾包日記和殘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吳宓回到老家，暫住在面粉廠吳須曼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吳宓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
　　
　　經過一段時間調養，吳宓病情好轉，被人扶著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動。精神狀態好時，他憑借對往事的猶新記憶，向妹妹和小外甥女講自己兒時的往事，講留學美國的和歐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憶中，尋求風燭殘年時的心靈上的安慰。
　　
　　 1977年是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在吳宓的影響和鼓勵下，他的小外甥女立志要考上大學。于是吳宓便以僅有的那份精力為小外甥女補課。小外甥女的外語早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荒廢了。縣上有的學校也一時沒有恢復外語課。吳宓在精神好時，還常常誦讀幾句英文詩歌。說到高考，自然要談起外語。一天，他妹妹在他誦讀英文時，說縣上有的學校如今還沒有恢復開英文課。
　　
　　吳宓很著急，又很關切地問：“那是為什么？”妹妹告訴他說：“因為沒有外語老師。”聽罷，吳宓有些激動：“他們為什么不來請我，我還可以講課……
　　
　　 1978年元月14日，吳宓忽然食量大減，第二天只能進幾口妹妹喂的牛奶。隨即吳宓被送往附近的中國人民解放軍513醫院進行搶救。彌留之際，吳宓仍無法驅散在西南師院那段瘋狂歲月里被殘酷折磨時留下的陰影。他試圖作最后驅散的努力，他掙扎著疾聲振呼：“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如今有水喝，有飯吃了，他卻抹不掉那痛苦的記憶。
　　
　　 17日凌晨三時，吳宓的心停止了跳動。由于醫院沒有太平間，面粉廠的領導同意將吳宓的遺體暫時停放在他妹妹的宿舍里。隨后廠領導派人、派車將吳宓的遺體送往西安三兆火化。
　　
　　 1981年1月17日，吳宓的骨灰，由吳須曼送至安吳堡，葬在白雪籠罩的嵯峨山下。
評說
　　
　　溫源寧這樣評說吳宓：“一個孤軍奮戰的悲劇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則是吳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個性。他自認是一名熱誠的人文主義者和古典主義者，但他的氣質卻是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他的純真和誠懇，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惟獨他自己卻看不到。”
　　
　　吳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現出不少矛盾，季羨林曾對他作如此評價：“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趙瑞蕻在《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文中說：“西南聯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吳宓、葉公超、柳無忌、吳達元和燕卜蓀這五位先生。其中吳宓先生可說是最有意思、最可愛、最可敬、最生動、最富于感染力和潛移默化力量，也是內心最充滿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吳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卻是個浪漫派；他有時是阿波羅式的，有時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時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時卻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兩種類型、兩種風格的有機結合。”
　　
　　易社強評價吳宓：“在他鉆研的各個領域，吳宓都不愧是個博學的怪才，而學識淵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顯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樣性與人類的感性于一身，展現了聯大的最大特色。”
　　
　　 葉兆言說：“吳宓不是一個豪爽的人，且毫無幽默感，但他卻是大度、真誠的君子。”

雜談 2013-11-28 20:5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