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登臨送目”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桂枝香·金陵懷古》
神宗趙頊是北宋第6個皇帝，年號“熙寧”——興隆而安定。熙寧初（估計在公元1067~1068年間），時任江寧（今南京）知府寫下了這絕唱千古的《金陵懷古》。
在這位南京市長眼前，正是一幅盛世景象：“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然而“繁華競逐”勾起的卻是另一種心緒：“門外樓頭，悲恨相續”，源自杜甫的“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隋文帝的大將韓擒虎率兵伐陳，從朱雀門攻入金陵，其時陳后主尚與寵妃張麗華在結綺樓上尋歡作樂，樂隊還奏著被后世稱為亡國之音的《玉樹后庭花》。
這位南京市長于仁宗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二十多年來政績斐然，朝野交譽，仕途正一帆風順。只做了兩年南京市長，就調入中央，担任參知政事（相當于副總理）。次年（公元1070年）做了總理（宰相）。
生逢盛世，仕途光明，卻為何有如此壓抑憂郁的內心世界？他是誰？
他就是集千年毀譽于一身的王安石。
憂從何來？兼并
王安石憂從何來？來自兼并。
主流史學家將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稱為“封建社會”，其實大謬。“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諸侯分封”。諸侯只需奉中央政府的“正朔”，并提供財力、物力、軍力支持，至于封地之內，儼然獨立王國。
春秋戰國時期，中華社會走到一個分叉口：是選擇“封建制”還是“郡縣制”？斗爭的結果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楚武王熊通首創的“郡縣制”，從秦始皇開始成了社會治理的主體模式，而“封建制”只表現為越來越弱的回潮。
從此，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成了我們兩千多年歷史的基本特征。在絕大多數承平年代里，從中央到郡、縣、鄉、亭、里，是自上而下的樹狀權力體系治理并維系著這個社會，而支撐這個體系的是士大夫階級——這個社會的精英階級。
兩千多年歷史的另一個基本特征是農耕文明。這是一種僅能保障生產者基本生存的文明。后來馬克思關注的“剩余價值”，在這樣的文明中微乎其微。多數年代，施行的是“什一之稅”，用今天的術語，財政收入約占GDP的10%。為人稱道的“文景之治”，是“什五稅一”、“三十稅一”，財政收入僅占GDP的約6.7%~3.3%！倒不是那時的統治者特別仁慈，董仲舒總結秦代的經驗教訓說：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至秦則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
統治者曾經將稅率提高到50%（見稅什伍），搞得基層生產者衣不如牛馬，食不如豬狗，結果“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
對一個統治著農耕文明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而言，保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層生產者不至于“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無疑是生死攸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哪個王朝忽略了它，哪個王朝就等于在找死。那個年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落實這一任務的關鍵在于“耕者有其田”。這類口號反復出現在歷次農民起義的旗幟上，也曾出現在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中，出現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的墻上。這類口號的反復出現，提醒人們正視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間的關系。
然而，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土地已經可以自由買賣。結果，依托于強大的官僚機器的士大夫們，大肆兼并土地，導致極少數豪強“富者連阡陌”，而越來越多的百姓“貧者無立錐之地”，恰如今天在“資本運營”的旗號下，社會資產迅速向極少數特權精英人士集中。這一不可遏制的趨勢威脅著王朝的生存。
于是自漢至唐，不斷出現“名田制”、“授田制”、“占田課田制”、“均田制”等，其核心目標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買賣，以保障大多數人口擁有最起碼的生產資料。這本質上是中央政府與豪強之間的斗爭。前者著眼于社會的安定，著眼于韓德強所謂的“可持續剝削”；后者著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前者雖然位高權重，卻敵不過后者的人多勢眾。到中唐開元、天寶間，均田制弛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行兩稅法，均田制正式消亡。“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稅而已”（《文獻通考》卷3《田賦三》）。政府不再限制兼并者，也不再管貧弱者有無生產資料，只管收稅。與之相應，文獻中帶有貶義的“豪民”、“兼并之徒”等稱謂被中性的“田主”替代，恰如后世“資本家”被改稱為“企業家”乃至“改革家”。
此后，歷史進入“不立田制”的時代。中央政府放棄了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理念上的“國有”觀念，承認豪強們的私有產權不可侵犯，允許土地買賣。當“王土”變為“田主”們的私產后，“率土之濱”的“王臣”們也就只能成為“田主”們的“徙附”、“部曲”或雇傭勞動者。這一變化意義之巨大，史學家們認為它“如不亞于、也是僅次于春秋戰國之際”（葛金芳《20世紀以來唐宋之際經濟政策研究綜述》）。
王安石就是在這一轉變的末期登上了歷史舞臺。
“悲涼之霧”
“不抑兼并”是有宋一代最醒目的特征，而從事兼并的主角是官僚地主。姜錫東在《宋代地主制經濟的特權性》中指出：
“宋代的地主階級，……若按政治身份可分為官僚地主、庶民地主兩個階層。兩宋時期(960~1279)，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官僚地主。這是因為，在宋代的各種土地所有制中，占優勢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
“宋代地主制經濟的核心問題，便是官僚地主及其經營活動。”
官僚地主，以今度之，就是其家族有人當官的私人生產資料占有者。人們常將那個社會的精英階級稱為“士大夫”，這個稱謂側重展現了精英階級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則展現了精英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
這個精英階級集政治、經濟、文化優勢于一身，既熱衷于各級領導崗位，又不厭其高地尋覓各種學歷，還擅長聚斂生產資料，紅道（權）、黃道（錢）、黑道（文）通吃。當他們置王朝整體安危于不顧，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積累”時，有哪種力量能夠遏制他們？姜錫東在《宋代地主制經濟的特權性》一文中列舉了大量案例，如：
在四川嘉州，明肅太后的姻親王蒙正，侵占近百家民田，被害者上告“更數獄，無敢直其事”。這硬茬子根子直到中央，哪個地方官敢碰？
副總理（參知政事）呂惠卿的舅舅，在當地紀委干部（監司）王庭老等人的庇護下“招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戶百姓之地以為田”。呂惠卿的弟弟呂升卿、呂溫卿、呂和卿都當了官，他們在潤州居喪期間，命令知縣為其買地，知縣只好從下屬那里貸款，再強買民田。
副總理（參知政事）章敦用他兒子的名義，以威逼手段，賤買別人不愿出賣的田產。
……
這類兼并土地的案例，在宋代典籍中俯拾皆是。參與其事的從中央到省地市縣、從民政到軍政、從行政到紀檢，概莫能外。連號稱清高的隱士們都卷了進來。種放以隱逸成名，靠走“終南捷徑”當上了工部侍郎。皇帝對他“祿賜既優”，在京城賜予宅第。他卻倚勢強買，“于長安廣置良田”，連其門人族屬也“依倚恣橫”——誰說文化人就一定理讓謙退？由此不難理解，為何當今的文豪們聲稱“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這倚仗權勢的大規模兼并浪潮勢不可擋，早在宋太宗時期，“地各有主，戶或無田產，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兼并已經造成許多人空有一身力氣，卻無田可耕的局面。
神宗熙寧年間，四川地方官呂陶，曾在奏折里描述他了解的土地占有情況：“天下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為之農者蓋七八矣”（《歷代名臣奏議》卷106呂陶奏）。“溥天之下”作為“王臣”的自耕農只剩20%~30%，其余的勞力都成了官僚地主的打工仔。
山陰知縣陳舜俞的觀察更悲觀：“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都官集》）。只有10%的勞力還是“王臣”，90%的勞力都被官僚地主斂去。
任何有政治頭腦的人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
更為險惡的是，倚官仗勢的兼并者們，有充分的能力獲取“政策優惠”，逃避稅賦與勞役。對此感受最深的是中央政府，是皇帝。
宋太祖趙匡胤登基才四年，就發現了“見任文武職官及州縣勢要人戶隱漏不供”，現任文武官員及州縣權勢人物，控制大量生產資料，卻逃避國家稅賦。
第二任皇帝太宗感嘆：“今州縣城郭之內，則兼并之家侵削貧民；田畝之間，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逃賬，此甚弊事。”兼并之家、豪猾之吏結成一體，一面侵吞社會生產資料，一面逃稅漏稅。
第三任皇帝真宗說：“然人言：天下稅賦不均。豪富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地薄而稅重。”生產資料集中在“豪富形勢者”手中，而國家稅賦卻壓在貧弱者身上。
問題嚴重到什么地步？當時的財政說明書《治平會計錄》載：“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已經有70%的生產資料，政府無法收稅！
當年工程師出身的總理朱镕基發問：“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稅”，豈不聞古已有之？
當初，太祖趙匡胤為了政治的穩定，設計了官、職、差遣分離的制度，與科舉、恩蔭、薦舉等選官制度結合起來以后，演變出大量冗官。據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估計，當時在帝國的所有官員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屬于冗官。
于是，這個政府只能靠30%土地的收益養活超過實際需要300%的官員群體。而朝廷的薪俸又特別優厚，政府總理級的官員（宰相、樞密使），其薪俸總額大約相當于今日200萬元人民幣左右，為明代同等職務的5倍以上，相當于當時10000畝土地的產出。
于是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靠中央集權的官僚機器統治著社會，而官僚機器的成員卻倚權仗勢侵奪社會資產。這一方面使陷于絕望之地的社會成員越積越多，一方面令官僚機器的稅源日漸干涸，一方面統治階級中絕大多數成員只消耗資源而不履行職能。于是被統治者的反抗沖動日積月累，而官僚機器安撫或鎮壓的能力日益消亡。
士大夫階級中，沒有多少人對此感到不安。他們不像王安石那樣，心里老是縈回著“六朝舊事”的教訓。他們是現實主義者，在那里愉快地享受盛世、高效地聚集財富、放手與中央博弈。卻不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在毀滅自己的生存環境。
讀了《紅樓夢》，魯迅感嘆道“悲涼之霧,遍布華林,呼吸領悟者,唯寶玉一人而已”。清醒之人往往是異類，自知“無才可去補蒼天”的賈寶玉，“異”在遁入佛老；同樣酷愛佛禪、又寫了《老子注》一書的王安石，卻“異”在推動“新政”，以求補天。
“豎刁易牙開方”還是“堯舜禹”
王安石顯然看到，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與不可遏制的兼并趨勢間的矛盾。他的“新政”幾乎都是圍繞這一矛盾而展開的。
最受非議的“青苗法”，為的是讓自耕農能在青黃不接的關頭獲得低息貸款，以免落入兼并之徒的陷阱。在不能用行政手段恢復“田制”的環境下，用政府貸款來延緩自耕農的破產，實在是不得已之舉。
“方田均稅法”則要求每年由縣政府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規定稅額，以限制官僚地主隱瞞田產和人口。如果兼并之家在聚斂生產資料的同時，也承担相應的稅賦，倒也可以緩和問題的爆炸性。
“市易法”、“均輸法”則希望從商業角度打破大商人的壟斷，降低兼并的動能，因為這些大商人是重要的兼并勢力。
另有一些是為了提高冗員充斥的官僚體制的行政效率，如“募役法”將原來政府攤派的勞役改為攤派經費，再由政府出錢雇人應役；“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它意味著努力將財政收入建立在工商企業的盈利基礎上，也意味著國家需要一個統一的金融體系。如果這條道路走通了，國家的基本社會經濟結構都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困擾王朝的矛盾將不再存在。
還有一些措施是為了對付兼并帶來的社會危機。如“保甲法”將農村住戶組織起來，建立嚴密的治安網。“將兵法”則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并軍營，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于是才有了大名鼎鼎的“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