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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秦始皇：歷史下的蛋

　　其實，君主專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發明的。統一中國，他起的也不是決定性作用。秦始皇的歷史功績一直被大大夸張了。

　　如果說春秋戰國是中國的思想啟蒙時代，那么它們啟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學之蒙，而是專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戰國時代不是中國上升的開端，而正是中國歷史下陷的開始。

第一節強悍的男人

　　公元前二二一年，三十九歲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陽宮前殿。他注視著面前竹簡上的兩個隸體字“泰皇”，思維良久，舉起毛筆，圈去“泰”字，在后面加上一個“帝”字，在旁邊注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雖然嬴政后來被以暴君的形象載入史冊，然而這一發明卻被后來者珍愛不已。從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宣統三年的兩千一百三十二年中，數百名中國統治者襲用秦始皇發明的這個稱號稱呼自己。

　　這個稱號確實與眾不同。它的本質特征是“無以復加”。“皇”字，取自“三皇”，即開創宇宙人類的三位神人：伏羲、女媧、神農。“帝”的本義亦是神祇的名稱，傳說中以黃帝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領袖合稱“五帝”。這兩個字本都不屬于凡間。除此而外，這兩個字的字面意義也是最為盛大、崇高、輝煌：“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為天下主。”（應劭《漢官儀》）

　　在秦始皇以前，再狂妄的人間君主也頂多僭用一個“帝”字，從來沒有人想到可以把“皇” “帝”疊加起來使用。雖然仔細推敲，這種用法稍有同義反復之嫌，但確乎達到了給人以飽饜感、窒息感的極致性效果。不可能在漢字中創造出比它更加尊貴的詞匯了。嬴政不愧是“萬世帝王之祖”，他隨手摘擷的這兩個字，嚴嚴實實地封住了后世萬代所有人從名號上超越他的一切可能。

　　對中國人來說，“秦始皇”這個人既熟悉又陌生。

　　說熟悉，這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名字。不但因為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更因為他是“千古一帝”。

　　說陌生，是因為除了“殘暴”二字之外，人們對他所知其實不多。在大部分人的腦海里，他更像一個符號式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可觸摸的、有血有肉的人。確實，這個人的所作所為，似乎離正常的人性人情太遠：他專橫強大，揮動巨劍，指揮鐵血秦軍在十年之內席卷宇內，完成了前無古人的統一大業。他冷血殘暴，以鞭子和屠刀統治天下，把天下變成一個巨大的監獄和刑場。他窮奢極欲，把全國百姓征發一空，日夜不停為他修建模仿天宮和宇宙的宮殿與墳墓，終因暴虐無度輕易斷送了秦王朝的江山。他狂妄貪婪，一心尋找能讓他長生的仙藥，當聽說海中有巨魚阻礙了他的求仙之路，遂親自出海射殺之……

　　這個人更像一個行為藝術家而不是正常人，或者說他的舉止，更接近上古時代共工、顓頊等半人半神的傳說意味，而沒有多少后世俗人的煙火氣息。

　　不知道是不是與這些后現代色彩濃郁的行為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有關，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嚴重夸大。中國的統一被歸為他個人的功績，“皇帝制度”也被當成了這個無所畏懼、異想天開的天才人物的“天才發明”。

　　前幾天，一位電視人和我聊天時說：“中國人打秦始皇之后就一直沒有再站起來過。要是沒有秦始皇，中國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類似的話，我已經聽過多次了。應該說，他的話代表了今天中國人的一種普遍看法：秦始皇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沒有秦始皇，也許中國不會統一，就會像歐洲那樣，在持續的動蕩不安中演變出一種全新的政治格局。或者說，如果沒有秦始皇，至少不會發明“皇帝制度”，也就不會有“大成至上的專制主義”的兩千年黑暗統治，中國歷史的面貌因而也會迥然不同。似乎是秦始皇只手改變了中國歷史之河的流向，使中華民族從生機勃勃改道流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似乎上帝本來許給我們這個民族一個美好的未來，被這個“性悍勇，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的男人的冷酷自私破壞了。學術界也公認秦始皇是專制主義的始祖。李慎之先生的說法很有代表性：“中國專制主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我想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議，截斷眾流，定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時算起……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秦始皇以前當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統一，才出現了大成至上的專制主義，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響大局。”（李慎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

　　事實真的如此嗎？

　　確實，“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秦始皇在統一戰爭中表現出來的才華是舉世公認的。親政之后，經過了七年的準備，嬴政于始皇十七年揮師東下。十七年，他滅了韓；十九年，他攻克趙國首都邯鄲；二十一年，殲滅燕軍主力；二十四年，滅亡楚國；二十五年，掃除燕趙殘余；二十六年，齊國不戰而降。東周五百年剪不斷理還亂的紛爭，秦始皇僅僅用了十年時間就徹底終結。整個過程如同一場干凈利落的拳擊賽，秦始皇一擊猛過一擊，沒出過一手緩招；秦軍橫掃千軍如卷席，沒有給對手以任何喘息機會。

　　無論你喜不喜歡秦始皇，都應該會同意這樣的判斷：這是一個堅強的人，骨子里有著超人的強悍。

　　按理說，這有點不符合中國政治的規律。中國歷代王朝的帝王，大抵是一蟹不如一蟹，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不出真正的男子漢。秦國傳到嬴政，已經五百余年，數十代過去了。作為錦衣玉食中長大的天潢貴胄，能擁有如此堅韌強硬的性格，不能不說是歷史的一個異數。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又是歷史的必然。

　　毛澤東曾說：“我們讀歷史時，都贊嘆戰國之時，劉邦項羽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三國競爭之時，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

　　動蕩的時代催生偉大的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來描述戰國時代十分合適：“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務，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雙城記》）春秋戰國時代，國家的邊界線每天都在變動，烽火接連出現在各國的天空，處處充滿危機和陰謀，每個人都生活在動蕩不安之中。在天下大棋局中，每個國家都絞盡腦汁，全力以赴，因為一招不慎，就可能亡國滅族。而對每一個人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和危險都空前多的年代，如果不竭力奮斗，很可能會一步之間，從天堂墜入地獄。

　　作為呂不韋的一個驚天大策劃的產物，嬴政一出生，就嗅到了陰謀和烽火的味道。其時他的父親異人正作為秦國的人質，被抵押于趙國。雖然一出生就是天潢貴胄，嬴政的命運卻和父親一樣，很長時間內命懸一線。那個時代，親情對鐵血政治家們來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砝碼，秦昭襄王在做出政治決斷時根本不考慮做人質的親孫子的安危。在嬴政出生之時，秦趙兩國剛剛經歷過一場大戰，史稱長平之戰。這場惡戰歷時三年，趙國主將趙括被擊斃，四十五萬趙軍被消滅，趙國不得不割地求和。嬴政剛剛一歲，秦國以趙國不履行割地之約為由，再次大舉伐趙，被趙軍擊退。嬴政三歲那年，形勢更加緊張：秦軍再次卷土重來，趙國國都邯鄲岌岌可危。趙王惱羞成怒，決定不顧一切，殺掉異人以泄心頭之恨。

　　作為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嬴政還不明白為什么父母如此張皇失措。經過呂不韋一番緊張活動，異人終于逃出了邯鄲，回到了秦國。然而嬴政和他的母親卻不得不藏匿到外祖父家。秦軍對邯鄲的大圍困，造成了邯鄲城的大饑荒。由于長期營養不良，嬴政的發育狀況不佳，以至于“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用郭沫若的話來說，這都是生理上的殘缺。更為讓人難以承受的是，小嬴政和母親數年之中不得不隱姓埋名，在趙國密探的搜索下生活得如同驚弓之鳥。周圍的鄰居都十分蔑視這個嫁給秦國人，而今又被秦國拋棄了的女人，并把戰爭帶來的痛苦歸罪于這對母子身上，投給他們的目光，除了鄙夷，就是仇恨。

　　苦難從來都是大人物的奶汁。生命早期的這段經歷，給了嬴政一生以決定性的影響。從一方面看，身處敵國的嬴政命運岌岌可危，隨時都可能被趙人抓去處死；從另一方面看，作為秦國繼承人的長子，他的身份又無比尊貴，有朝一日還有可能獨掌大權。王孫地位與囚徒身份合二而一，使得嬴政自小既自卑又自傲。身處絕境中的他很小就領略了人性的黑暗、人情的真偽，明白了只有異常堅強的人才能在這個復雜多變的冷酷世界成功生存下去。

　　果然，在挺過了寒冬般的童年之后，嬴政的命運發生了突然的轉變：九歲成為王儲，十二歲登上王位，二十一歲親政。無數大事突然撞入了這個不愛說話的男孩子的生命中。特殊的經歷使秦始皇過早地成為政治機器的一個重要零件，秦國宮廷中充滿血腥的氣氛培養了他冷靜、冷血、冷酷的性格。在正式握住權柄的那一天，他已經是一個天資超群、性格強毅、頭腦清楚的不世出的英主。

　　在無限夸大秦始皇的歷史地位的同時，歷史學家們又常常無情抹殺秦始皇性格和能力中光輝的一面。在大部分讀者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他剛狠暴戾、野蠻沖動、深刻猜忌、冷血無情、咄咄逼人。《史記》中的一段話千百年來不斷被人引用：“始皇之為人，剛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滿，以為自古及今，無人可比。他治理天下，專門倚用獄吏，只有獄吏得到他的信任。雖然設置了七十名博士，只是做做樣子，備而不用。丞相以下諸大臣，都是唯唯承命，一切都決策于上。皇帝喜歡用嚴刑峻法來殺人立威，天下入于是謹小慎微，明哲保身而已，不敢盡忠竭智。”《史記》中的另一個小故事也經常被人提起：始皇帝幸臨梁山宮，向山下一望，見丞相李斯車騎太眾，甚為不滿。太監把此事告訴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李斯大幅度地減少了隨從，皇帝見而大怒，說，一定是有人給李斯傳遞消息！于是審問親從，無人承認，遂把當日在身邊服侍的眾人一起殺掉。這些記載在人們心中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秦始皇是一個沒有人情味的野蠻動物，自始至終，他都是用鞭子和刀劍在統治他的臣民，用權術和陰謀制御大臣。秦王朝的君臣關系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計的基礎之上，是貓和老鼠的關系，沒有一絲人情味兒。

　　其實，只要認真讀一遍《秦始皇本紀》，我們就會發現，秦始皇時代的君臣關系，可以說是兩千年來最好的時期之一。秦始皇用人的眼光、氣度和手段，只有唐太宗可比，而遠過于漢唐宋明其他君主。

　　首先，從君臣關系的穩定性和親密性上來說，秦始皇高人一籌。兔死狗烹被認為是專制政治下不可改變的政治規律，而這個規律并非秦始皇創立。在統一全國、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沒有像劉邦和朱元璋那樣大開殺戒，甚至也沒有像宋太祖那樣玩什么“杯酒釋兵權”的花招。他對那些功臣宿將，繼續任以腹心。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殺戮的重臣是呂不韋。除此之外，秦始皇與其他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將相都善始善終，關系相當融洽親密。秦始皇與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終，最為典型。李斯諸女皆嫁始皇諸子，諸子皆尚公主。秦始皇對李斯用人不疑，李斯也鞠躬盡瘁。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際遇也不過如此。“能使才智過人而又心術不正的李斯盡忠竭智數十年，且功勛卓著，可見始皇帝駕馭大臣的能力非同尋常。”比一比漢武帝如何走馬燈式地換相，如何不斷誅殺宰輔公卿，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過人之處。在歷代王朝中，秦始皇時代政治核心層的穩定性可以說是最高的。（張分田《秦始皇傳》）

　　其次，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膽識和手段都非同尋常。秦始皇用人求賢若渴，不拘一格。他與入相處，能屈能伸，有時候可以表現出相當濃的人情味兒。為了爭取到尉繚，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與之抗禮”，“衣服飲食與之同。”（《史記·秦始皇本紀》）雖然尉繚對秦始皇的為人屢有微辭，始皇帝也充耳不聞，繼續大力籠絡，其用人的胸襟氣魄，遠遠超出一般庸主之上。鄭國是敵國間細，潛入秦國被發現后，秦始皇不但沒有誅殺，反而予以重用，讓他主持完成了著名水利工程——鄭國渠，大大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荊軻刺秦時的助手高漸離在荊軻失敗后流亡民間，秦始皇愛惜他的音樂才華，“重赦之”，命他為宮廷樂師。如果不是高漸離再次刺殺他，始皇帝是不會殺他的。秦始皇還能知錯就改，從不文過飾非。在發出逐客令后，經李斯提醒，他能立即收回成命，并且因此對李斯另眼相看，予以重用。

　　秦始皇用人的最大特點是能放手。他用人不疑，只考察結果，不干預過程，給手下的那些將軍們以極大自主權。他將二十萬大軍交于李信，將六十萬大軍交于王翦，將三十萬大軍交于蒙恬，并沒有設置各種限制他們權力的障礙，也不干預他們的作戰過程。李信年輕氣盛，率二十萬大軍攻楚，為楚所敗。但秦始皇并沒有追究他的責任，而是繼續信任他，使他與王賁一起攻燕，讓他有機會立下俘虜燕王的功績。

　　除了用人能力之外，秦始皇的自制能力同樣突出。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工作狂，只以工作為樂，“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不批閱完一百二十斤竹簡絕不休息。他自律極嚴，為人行政處處守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事皆決于法”（《史記·秦始皇本紀》）。他堅持有功才能封爵的商鞅原則，就連自己的皇子皇孫也不例外，直到臨終時，仍然“無詔封諸子”。與嚴待自己親人一樣，他也極少任情越法，任意處理下民。章太炎針對這一點說：“世以秦皇為嚴，而不妄誅一吏也。”正是因為“慶賞不遺匹夫，誅罚不避肺腑”，“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群才”，所以秦始皇才能高速、高效地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并且開創了一系列驚人的治績。

　　即使如此，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秦始皇公認的第一個歷史功績是統一了中國。毛主席說：“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了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超過他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不過，如果因此把統一中國的功績全部或者主要記到他的頭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國的統一運動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親手啟動。在整個中國統一運動中，秦始皇個人所起的作用，遠遠不是決定性的。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績或者說罪過是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皇帝思想或者說皇帝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盡全力擴張君主權勢，壓制其他社會成員權利，把所有權力歸于君主一人之手，絲毫不與別人分享。這并非基于秦始皇的設想，而是春秋戰國以來絕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其實，除發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為黔首”，規定“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等文字細節上的貢獻外，秦始皇對于“皇帝思想”或者說“皇帝制度”再無任何思想性的建設。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貫徹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的政治設計而已。

　　君主專制制度的具體措施比如郡縣制、保甲連坐制、思想控制，都是由商鞅等戰國時代的偉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過坐享其成，在統一全國之后，把這些制度由秦國一國推向天下，并沒有進行什么制度上的創新。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秦始皇暴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賦斂無度”“徭役繁重”。可是，仔細閱讀歷史，我們卻找不到任何秦始皇改革秦國賦役制度的證據。連綿的戰爭必須耗費巨額資源。重征厚斂本是秦國，甚至是戰國時期大部分國家的一貫政策。秦始皇繼位后，完全繼承了秦國歷代君主定下的稅收政策，沒有進行政策性的改變。

　　甚至“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也是商鞅時期就開創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統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權衡量”。公元前334年頒布的“商鞅方升”就是這次改革的實物證據。

　　可以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踐者而非思想者。

 

 

第二節統一運動的最后一棒

　　秦始皇在中國統一運動中起的作用，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實上，在秦始皇出生之時，中國的統一運動已經進行了數百年。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奔走呼號，要求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實現天下的大一統。

　　在現代人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生機勃勃、絢麗多彩。這是一個上升時代，雖然戰亂不休，社會仍然發展迅速，新鮮事物層出不窮。這是一個英雄時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輩出，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時代，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

　　可是，很多時候，身處歷史當中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我們翻遍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卻很難見到當時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贊語。相反，觸目皆是的卻是哀嘆、抱怨和詛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時代是一個充斥著“昏亂”“殺人”“甲兵”“盜賊”“食稅”“民饑”的末世。他說，“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道德經》），而到了春秋時代，連禮都不見了，社會已經無可救藥。孔子同樣為禮崩樂壞而痛心疾首。他認為這是一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亂時代。莊子的社會批判更為犀利，他說，這是一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時代，所謂仁義道德知識智慧，都是大盜們用來盜取天下的工具。孟子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非常担憂，在他的筆下，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的悲慘畫面。

　　公元前五九三年，齊國和晉國的兩位位高權重的大臣，晏子和叔向在一次外交宴會上相遇，他們在席間對天下形勢掩涕太息，十分絕望。

　　叔向問：“齊國形勢怎么樣？”

　　晏子嘆了口氣說：“一派末世景象啊！國庫里糧食堆積如山，都腐爛了，可是路上到處是餓死的人。齊國的國家大權不久就要旁落于大臣陳氏之手了。現在，齊國的國君掌握不了權力，陳氏說一不二。老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交，剩下三分之一勉強度日。社會上犯罪的人太多，被砍掉雙腳的罪犯到處都是，現在，鞋價不斷下跌，假肢卻供不應求！你說這是什么世道！”

　　叔向聽了，頻頻點頭，說：“是啊，我們晉國雖然大權沒有旁落，可一樣是末世之象。社會上窮人越來越多，饑饉滿目，可是貴族們卻競相奢侈，貪得無厭。軍隊沒有戰斗力，百姓對國家沒有信心，國家一有命令，人們避如寇仇。”（《左傳·昭公三年》）

　　那么，在春秋戰國時代，到底發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們如此失望呢？

　　最讓人不安的，是社會失去了秩序。

　　公元前一二五年，周武王率軍攻伐嗜酒好色、暴虐無道的殷商紂王。紂王兵敗自焚而死，武王代有天下，開啟了周朝八百七十四年的皇祚。

　　周王把天下土地分封給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讓他們代代世襲，建立起了完備的分封制，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一統局面。諸侯在國內，也同樣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人。這樣，就形成了“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的局面。從上到下，建立起了層層分封的金字塔結構，實現了周王從上到下貫徹自己意志的權力傳遞鏈條。

　　分封制是完全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因此西周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宗法社會”。所謂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血緣關系為處理一切事情的原則。一個人的高低貴賤，完全由先天血統決定，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由血緣的親疏遠近來衡量。為了維系血緣倫理原則，周人創造了系統成熟的禮樂制度。古人謂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煌煌盛美的禮儀體系，令孔子追慕不已，一再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西周初期，王朝紀律嚴明，統治有效，君君臣臣，綱紀整飭。由于秩序安定，周初社會曾經出現過全盛景象。《詩經·豐年》說：“豐年多黍多狳，亦有高稟，萬億及秭。”就是描繪倉廩豐實、婦孺歡欣的情形。《史記·周本紀》說：“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這就是史學家盛贊的成康之治。然而，雖然制度完備、禮樂大興，西周盛世卻并沒有能像周王朝的開創者設想的那樣一直持續下去。從第四代天子周昭王開始，西周就由盛轉衰。各大諸侯國逐漸尾大不掉，朝拜的頻率越來越稀，進奉的財物也越來越少。中央政權的權威一再衰落，周天子的話越來越越沒有人聽，各諸侯國越來越習慣了“王者居中”自行其是和嚴謹對稱的規劃原則。

　　終于，到了周幽王時代，周王朝衰弱到如此程度，周王不能有效地召集他的諸侯們幫助他抵抗異族入侵，以至于在公元前771年，周王領地被犬戎攻滅，周平王不得不將都城從鎬京遷往東都洛陽，宣告了西周滅亡，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

　　遷都洛陽之后，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尷尬，它的地盤大大縮水，入不敷出，窮困潦倒。各諸侯國也更不把周王放到眼里，許多國家干脆不再進貢。周天子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連穿衣吃飯都成了問題。沒有辦法，他只好厚著臉皮，派出使者到周圍各國去化緣。史書記載，周桓王、周頃王曾先后派人向魯國“求賻”（喪葬費）“告饑”“求車”“求金”。這些本應由諸侯國對王室的“禮貢”，而現在卻由周王室出面去苦苦哀求了。虎落平陽被犬欺，眼看著天子如此落魄，諸侯們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見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理會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時代，為了一件小事，鄭國公然與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與鄭國在河南長葛大戰，結果桓王被打得一敗涂地。在戰斗中，周桓王的肩頭中了鄭國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負傷而逃。（《左傳》）

　　這一事件，徹底丟光了周王室最后一點威信。從此之后，王室的話再沒有人聽。

　　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系的大一統政治秩序當然就失效了。在權威主義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權威規定和裁決，被管理的各國橫向間缺乏有效聯系和溝通方式，缺乏協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不再有共同的標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制，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相互你爭我奪，大打出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位，亡國五十二次，大小征戰不計其數。史家說“春秋無義戰”。戰國時代二百四十八年中，大小戰爭二百二十二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周王室有記載的一百七十余國，大部分都被幾個強大的封國吞并。原來尊尊親親的井然秩序已經蕩然無存，各國國君和權臣根本不遵守神圣的禮儀制度，僭越禮法，濫用封號，尊卑上下一片混亂，甚至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儀仗，讓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伴隨著禮崩樂壞而來的，是道德水平大滑坡。

　　在春秋戰國時代，英雄們以武力征伐來代替德治，以強權取代仁義，子弒父、臣弒君的越軌行為已成為普通的社會現象。這是一個無政府、無秩序的混亂時代，隨著舊道德、舊秩序的解體，人們以無道德為道德，以無秩序為秩序，為了獲得一己之利而不顧一切，作為人的社會，幾乎喪失殆盡。與充滿質樸天真的《尚書》《詩經》不同，《左傳》和《戰國策》則充斥著詭詐、陰謀和罪惡。甚至把《左傳》與《戰國策》做一對比，我們仍然會驚訝于道德崩潰的速度。春秋時期，外交家們折沖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詩》《書》，一篇大義凜然的禮義說辭足以遏止千乘雄師，但到了《戰國策》中則一變而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為了權力，人們可以付出一切。齊桓公對易牙說：“你做的飯太好吃了，只是還沒有吃過你做的蒸嬰兒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兒子蒸熟了，獻給齊桓公。為了富貴，人們不再有任何原則和標準。蘇秦先向秦王獻上一霸天下的計策，未被接納，立即掉頭轉向，去說服其它六國合縱滅秦。

　　在外部戰爭連綿的同時，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也空前激化。自西周后期開始，井田制就開始動搖。老百姓不肯盡力耕種公田，而是致力于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叢生，“維莠驕驕”“維莠桀桀”。（《詩經》）“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國語》），一派破敗景象。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和土地國有的破壞，越來越多的土地兼并到少數人手里，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劇烈。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越來越陷入貧困化，另一方面，新興貴族和原有的封君卻競相掀起奢侈之風，起義作亂不絕，社會陷入持續的動蕩之中。

　　春秋戰國漫長的混亂，讓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從西周滅亡那一天起，中國人迫切地呼喚出現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權威，來取代周王朝，以恢復天下秩序，讓人民重新安居樂業。

　　因此，中國的統一不是哪一個人靈機一動的設想，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意志的結果。翻翻諸子百家的著作，我們就會發現，“大一統”是春秋戰國時代諸派學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標。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思想活躍、智慧奔放、學說林立、英雄輩出。后世的知識分子每每把春秋戰國時代比作西方的希臘時代。春秋時代和希臘時代確實有著那么多不約而同的相似之處。在這幾百年中，中國大地和愛琴海岸都進人了蓬勃發展的青春期：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出現在希臘半島上時，以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為代表的思想巨人們也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在東方的土地上，每一個名字都驚天動地，流芳千古。他們爭相著述，互相辯駁，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國人視為永恒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不過，雖然先秦學派一直在彼此攻訐，但在“國不堪貳”（《左傳》）這一點上卻達成了高度共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各家各派一致向往的政治局面。他們把視力所及的中國大地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致認為，天下沒有一個統一的一元化領導，是不正常的、不能容忍的、讓人心神不寧的，必然導致天下混亂，戰爭連綿，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說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面對“天下惡乎定”（即天下怎么才能實現穩定）這個問題，孟子說“定于一”，即只有通過統一。（《孟子·梁惠王上》）

　　墨子則主張建立一個絕對君主專制的大一統國家。他的政治夢想是“尚同”，建立一個層級鮮明、紀律嚴厲、絕對整齊劃一、消滅個性和多樣性的社會。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國家富強安定。（《墨子·尚同》）

　　老子認為，宇宙的本質是“一”，統一會解決一切問題。他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則是對大一統政治制度貢獻最多的一個思想流派。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是禍亂的原因。（《韓非子·揚權》）法家不但最有說服力地說明了統一的必要，還提供了強有力的統一手段：嚴刑峻法的軍國主義。

　　其實，關于統一還是分裂，一元化還是多元化，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持同一個態度。公元前十二世紀，來自北部的游牧民族多瑞安人入侵希臘，邁錫尼文化土崩瓦解，希臘版圖分裂成無數小小碎塊，逐步發展成林立的城邦，在數世紀中一直動蕩不安。這種形勢和春秋戰國十分相似。不過，希臘人對“統一”從來沒有熱衷過。為了抵御共同的敵人，在希臘的歷史上出現過微弱的聯合呼聲，也出現過“漢薩同盟”之類的聯合體，不過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統一卻從未使他們動心。希臘人極為推崇城邦獨立自治制度，小國寡民的城邦，是他們所能夠想象的唯一的國家形式。

　　亞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時指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倘若過分“劃一”，“就是城邦本質的消亡”。希臘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狀態，因為在他們看來，過大的國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實行。城邦領土的過度擴張，便意味著公民集團的擴大，公民與國家間關系的疏遠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喪失，這正是希臘人反對政治統一的根本原因。

　　古希臘人從不推崇一元化，相反，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多元化的價值。中國人說“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人和人之間必須分出你大我小來，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臘人偏要出兩個太陽給我們看。比如斯巴達就設有并列的兩個國王。在雅典，政權結構更為復雜。九名執政官輪流執政。他們之間是橫向的相互制約的關系，而不是相互統屬的縱向關系。他們習慣于使權力關系保持著一種犬牙交錯、此消彼長的不穩定平衡。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專制的出現。

　　崇尚一元化與多元化，從上古時期就已經成為東西文明的本質區別。

　　正是在這個民族集體意志的驅動下，春秋以降，諸國之間開始了長達五百余年的不間斷戰爭。每個國家都極力擴張自己的力量，吞并別的國家，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夢想。這其中，秦國的表現最為優異。

　　西周的衰落，正是秦國的起點。犬戎進攻周王室之際，大部分諸侯不管不問，獨質樸的秦人積極勤王，“戰甚力，有功”（《史記·秦本紀》），在戰后又護送周平王東遷，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王封為諸侯。秦國作為一個國家由此正式出現。

　　不過，和齊、晉、魯等老牌諸侯國相比，秦的歷史短了整整一個西周的時代，大約遲了三百年。因此，一開始，秦國一直受人歧視。“六國卑秦，不與之盟”，開會的時候都不叫秦國。不過，這個國家的歷代君主大都有著其他國君罕有的強悍氣質和進取心。因為被人瞧不起，秦孝公憤然喊出：“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記·秦本紀》）歷史短，文化淺，禮治傳統不完備，反而成了秦國發展壯大的優勢。因為文化包袱輕，所以秦國在列國之中改革精神最強烈。那些老牌強國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縛，用人只憑血緣，只看門第。只有秦國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怕別國笑話，四處招攬人才，大膽起用出身卑賤的百里奚等人，大幅度改革內政外交，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在秦穆公時代，它東服強晉，飲馬黃河，又揮師西向，稱霸戎狄，開拓疆土，一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讓原來瞧不起它的列國大跌眼鏡。到了秦孝公時代，更是因為商鞅變法而使秦國的競爭力大幅提升，一舉成為天下第一大國。秦國堅持橫連政策，滅巴蜀，取漢中，大幅度地擴張了國勢。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時代，秦國在爭霸戰爭中屢戰屢勝，蠶食鄰國，不斷擴張，使相鄰四國喪失了獨力抗秦的實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國的統一戰爭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歷代秦國君主已經為他最后完成統一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到他登基之際，秦國的國力已經超過其他各國之和，三晉已經勢如累卵，楚、齊也處于戰略守勢。在秦始皇親政之前的始皇六年，東方各國勉強拼湊的最后一次合縱攻秦，被秦國輕易粉碎，“合縱”徹底瓦解。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就已經估計出秦國將在二十年之內統一天下：“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孔從子》卷中）而在秦國君臣看來，取天下已如探囊取物。李斯對秦始皇分析形勢說：“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國之強，大王之賢，欲并天下，如同炊婦掃除灶臺上的雜物一樣簡單，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事實上，不但是強國之勢繼承自祖先，秦始皇的統一戰略也完全是遵守祖宗傳下來的老方針：致力連橫、破壞合縱，遠交近攻，孤立對手。他繼承祖先的一貫做法，大量起用間諜，用重金收買敵國大臣，實行反間之計，破壞了各國的聯合。他充分利用齊國目光短淺，意在茍安，重點拉拢，使之無心合縱，保持中立，終于造成了“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于秦”的局面，實現了對對手的各個擊破。從這個意義上說，秦始皇只是秦國統一運動眾多接力隊員中的一個，是“六世之余烈”的繼承者，比別人幸運的是輪到他撞線。

　　可以說，在秦始皇出現的這個歷史時段，只要繼任的君主才具中上，性格平衡，繼續秦國行之有效的戰略方針，而不出現重大差錯，那么就會理所當然地完成統一大業。秦始皇幸運地趕上了這個“點”。如果換了另外一個人登上秦國王位，只要他能力不是太差，壽命不是太短，也會完成統一任務，只不過速度可能會稍慢一些。

　　退一步說，即使登上秦國王位的是一位荒淫無道之君，把秦國列祖列宗的基業敗壞殆盡，使秦國由盛轉衰，中國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一直分裂下去。不論如何，統一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被扭轉的。因為每個國家全力奮斗的結果都是一統天下，早晚會有別的國家取代秦國的位置，完成統一的大業。只不過可能會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第三節專制構想的執行者

　　人們另一個常見的誤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說君主專制制度的發明者。而事實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無數哲人智慧的結晶。

　　春秋戰國的混亂局勢，宣告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失敗。雖然在孔子眼里，西周社會盡善盡美，但是作為專制精神的載體，分封制有它無法克服的先天缺陷。

　　首先，分封制下中央與地方的緊密關系，是建立在天子與諸侯血緣聯系的基礎之上。這種親屬間的親近感把天下萬國聯合為一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諸侯與周天子的血緣關系越來越遠，血緣紐帶的維系作用就越來越弱。當各地諸侯實力增長起來后，就很容易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第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對天下的控制是層層分權的間接控制。這樣，和歐洲封建時代同樣的問題出現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左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齊國的大夫崔抒要謀害自己的國君。他用計把國君騙到自己家里，然后命自己的家臣們去殺掉國君。按理說，齊君是齊國的最高領袖，崔抒的家臣一樣是齊君的臣屬，他們怎么敢動手弒君？齊君對他們大聲呵斥，要求他們放了他。可是他們不但動手殺了他，殺之前還給他講了一通大道理：“崔抒是您的大夫，歸您直接領導，您有命令應該對他下，而不應該對我們下。我們作為崔抒的家臣，只能聽從他一個人，‘不知二命’。”這個故事，典型地揭示了分封制的內在矛盾：周天子的權力受到地方權力的層層阻隔，無法直接抵達社會基層。各地百姓，只對自己的直接領主也就是宗族長唯命是從，對上一層領主則感情上淡漠了一層。在效忠對象之間出現矛盾時，他們只會選擇忠于自己的直接領主，與上級領主對抗。因此，雖然周王朝建立之初，經歷了一段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社會安定、禮樂大興的輝煌時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王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弱，社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解體。

　　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大部分中國人看來，結束天下混亂無序的狀態，就必須建立一個勢高權重、大權獨攬、直接控制天下的中央權威，以威勢統御天下。他們說，“亂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累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氏春秋》）他們認為，在政治設計上，必須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訓，竭力推崇君主，樹立君主權威，尊君而卑臣，使本大而末小，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在新的政治結構里，天子必須把最高權力握于自己一個人手中，絕不能授予臣下，否則就會導致禍亂。“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

　　因此，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論。他們痛恨當世被各自的權臣把持的各國君主，不夠黑心，不夠野蠻，不夠霸氣，沒有足夠的侵略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焦急地給這些君主出主意，告訴他們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腸，克服婦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劍，重建紀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這樣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

　　墨子說，天子必須是人間極貴、極富、極智的人。在人間，他必須成為最高的絕對權威，由“貴且智”的人去治理“賤且愚”的普通百姓，在人群中建立絕對嚴明的秩序，不得絲毫僭越，這樣天下才能大定。“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也就是說，天子，是國中的圣人。他發令于百姓說：“聽到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事，一定要報告天子。天子認為對的，天下人都要頌揚；天子認為錯的，天下人都要批判。改正你們錯誤的言行，學習天子正確的行為。”如果這樣，天下就不會亂了。所以，天下怎么樣才能大治？天子統一了天下的思想，天下就大治了。

　　法家對這一點的闡述最明晰。

　　《管子》的《明法》開篇就說：“所謂治國之道，一言以敝之，君主大權獨掌。亂國之道，一言以敝之，大臣以術邀權。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壓制臣下，這樣才能以勢御國。”

　　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則說：“專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說，把權柄授給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成法》中說：“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這個一，既指一個思想，更指不可分割的一個最高權力。《九主》篇在如此之早就指出朋黨的危害：“主之臣成黨于下，與主分權，是故臣獲邦之半，主亦獲其半，則……危。”

　　《韓非子》則指出：“明君高高在上，什么都不做，臣下就嚇得戰戰兢兢。明君治國之道，是使大臣們不得不竭力貢獻他們的智慧，君主依此做出決斷，所以君主不乏智力資源。能干的人不得不全力為國，君主依此作用他們，所以君主才不乏治國之能。有功，則歸功于君主，有過，則歸過于大臣們，這樣君主才會永遠保持美名。”

　　余英時對韓非子這段話有一段精彩點評。他說：“尊君卑臣論發展到韓非子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論發展到韓非子才圓滿成熟，化腐朽為神奇。‘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這就是后世所謂‘天王圣明，臣罪當誅’。尊卑之分還能過于此嗎？……有知識有才能的人要只要肯聽‘明君’的話，規規矩矩地‘考慮’‘守職’，他們的知識，才能便都變成了‘明君’的知識，才能，‘富貴’是不在話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識相，自高自大，興風作浪，亂提意見，妄發議論，那么，不要忘了，‘明君’還有鎮壓的力量在后面：‘世智，力可以勝之。’”

　　其實，后來真正在專制之世發揮著不斷的教育作用的是后世儒家從孔子“君君臣臣”一句中總結出的尊君理論：“人主應該立于生殺萬人之位，與上天共持宇宙變化之勢。”“君主永遠不應該有惡名，大臣永遠不應在聲譽上蓋過君主。功績善行，都應該歸于君主，所有錯誤，都應該歸于臣下。這樣，大家才會對君主永遠敬伏。”“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

　　而在中國人竭盡全力抬高君主的權威的時候，希臘人卻在思考怎么限制執政者的權力。公元前431年，即墨子的青年時代，伯里克利作了《論雅典之所以偉大》的演講，從中我們可以領略那個時代希臘人對民主政治的自覺程度：

　　我們為有這樣的政體而感到喜悅……我們這個政體叫做民主政體，因為政權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而不是少數人手中。無論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績卓著時得享功名，担任公職的權利不屬于哪個家族，而是賢者方可為之。家境貧寒不成其為障礙。無論何人，只要為祖國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礙地從默默無聞到步步榮升。

　　希臘的分權制傳統歷史悠久。古希臘的執政官不僅任期有明確的限制，而且權力也受到各種民主議事機構的制約。在希臘神話中，宙斯神分給了每一個希臘人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政治才能。隨著希臘民主制度的成熟，希臘人對民主與專制的優缺點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大約在秦始皇出生前一百年，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說，權力與智慧如果能集中在一個統治者的身上，當然是最好的。但實際上，這是很罕見或者根本做不到的，因為人總是自私的。所以必須用法律限制統治者的權力。由此得出結論：除非法律高于統治者，不然國家便不能安定，所以，應該以法治代替人治。

　　大約與孟子同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進一步發揮了柏拉圖晚年的政治思想。他說，法治優于人治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實行人治，不論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統治，必然會產生終身制甚至世襲制。他列舉斯巴達的王位世襲制和克里特的貴族終身制經常引起紛爭的例子，認為這是很危險的。第二，一個人或少數人無論怎樣聰明賢良，但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而多數人中的每一個人可能沒有什么能力，但當他們集合為一個集體的時候，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卻可能超過那少數人。第三，個人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容易任用親信，特別是涉及權力的問題。一個人一旦掌握了權力，不但不肯放棄，還會從別人的手中奪取更多的權力，必須有法律對他實行限制和監督。第四，政治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主人和奴隸的關系，因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所執掌的權力乃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間委托而來的權威。第五，全體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每一個人都應該是統治者，而不應該是只被別人統治的奴隸。但要讓人人同時都是統治者在事實上不可能，只有輪流統治，便要采取選舉甚至抽簽的辦法讓人人都有執政的機會。

　　窮奢極欲是秦始皇的，事實上也是以后歷代君主的主要罪狀之一。《漢書》說，“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以其養生太奢，奉終太厚”。

　　人們大多只知道秦始皇窮盡天下民力修建阿房宮，豈不知除此之外，他還建了梁山宮、曲臺宮、長樂宮、蘭池宮、宜春宮、望夷宮、南宮、北宮、興樂宮、林光宮……據說，“（秦始皇在）關中建宮殿計三百座，在關外建宮殿計四百余。還在東海上朐界中立巨石，作為秦帝國的東門。”（《史記·秦始皇本紀》）

　　如此手筆，確實為后世大部分君主所不及。他一舉一動，一出行一巡游，耗費金錢如同泥沙，揮霍民力毫不心疼。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天潢貴胄形成的大手大腳的習慣，另一方面，也是有“皇帝思想”的理論依據在背后支撐。

　　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導者。荀子就堅決建議，君主必須享有各種特殊的物質享受。他宣稱，做帝王必須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在《王霸》一篇中，他這樣渲染君主應該享有的權利：“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閑靜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茍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

　　意思就是說，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就是要穿最美的衣服，吃最好的佳肴，擁有最多的金錢，聽最動聽的音樂，住最好的房屋，娶最多最美的妻妾……一句話，天下最好的東西都歸他享受。他統治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指使子孫一樣，而天下卻沒有一個人能夠管他。他還享有最美好的聲名，建立最輝煌的人生功業。

　　為什么要這樣呢？荀子說，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一句話，人的本性是惡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如果讓每個人都自由釋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然陷于紛爭混亂之中。因此，必須用禮儀秩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區分高下貴賤，規定出每人按自己的名分可以獲得享受的不同。因為天子居于極端，所以他的欲望必須得到毫無限制的盡情的滿足，而其他的社會成員都要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同程度地抑制自己的欲望。這樣，才能把社會區分成不同的等級，才能保證社會的安定。

　　中國政治的信條是：不平等導致穩定。古希臘政治的信條是：平等才能創造和諧。

　　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專制的發明者。他制造的“焚書坑儒”殘暴割斷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自由傳統，開了兩千年文化專制之先河。

　　然而，如果通讀一遍諸子之書，我們就會發現，正如同列國相爭必然導致天下一統一樣，其實百家爭鳴的必然結局正是思想專制。

　　對“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光芒的頂禮膜拜，從近代開始，越來越莊重盛大。在網上閱讀歷史類的帖子時，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文字：“看關于春秋戰國的書，總是禁不住心馳神往，熱血沸騰”，“那真是一個需要英雄也英雄輩出的時代”……“我們國學大師陳寅恪一輩子苦苦追求的學者應有的獨立精神、自由意志，不是在兩千多年前早就在中國存在了嗎？”“我們春秋戰國時期的先哲們的水平一點也不比希臘羅馬差。以春秋戰國時先哲的思想為基礎，那樣或許現在的中國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其實這也許是一種誤解。雖然學術自由催生了諸子百家，但是幾乎所有先秦學派都沒有思想寬容的意識。他們一致認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鞏固的政治統一必須建立在思想統一的基礎之上。

　　墨子認為，“一人一義”即每個人一個思想必然導致天下大亂，使社會沒有秩序，“若禽獸然”。因此，統一天下的秘訣就是“一同天下之義”，統一所有社會成員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

　　老子的主張更陰柔，也更毒辣。他不需要統一人民的思想，他需要的是讓人民沒有思想。這個巨猾的老奸說：“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是以圣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如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也。”意思就是說，老百姓太聰明了，那么社會風氣就會變壞。最高明的統治方法，是禁止人民思考。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卻要消滅他們的思考能力，讓他們滿足于吃飯睡覺和生殖，不想其他事情，這樣天下就大治了。

　　老子提供了主張，卻沒有提供具體操作方法。這個缺陷，由法家彌補了。韓非子提出了文化專制的具體方案：“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明智的統治者，應該取消文字書簡，只保留法律；不許人民記憶古老的格言，只許他們向官員們學習現行國家政策。

　　那么提倡仁政的儒家是不是會有不同的主張呢？他們同樣令人失望。孔子說，天下有道的標志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武帝之所以獨尊儒術，正是聽了大儒董仲舒的進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就是說，從社會到思想都要統一，這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如今不同的思想同時流行，人們各持己見，意見不統一，不利于國家的大一統。他一臉媚相地對皇帝說：“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

　　這些全中國最深刻、最智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實在令人恐怖和汗顏。我們發現，后世的專制君主不過踐行了他們主張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們的思想精華得到后世帝王更徹底的貫徹，那么中國人民的精神災難恐怕要數倍于以后的真實歷史。

　　如果比較一下同時代的希臘人，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這個民族在思想源頭上，是多么地先天不足。

　　希臘人崇尚個性，崇尚自由。他們也深刻認識到，只有尊重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和個性，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個性。所以，他們具有高度自覺的寬容精神。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所作的《論雅典之所以偉大》中說，“我們提倡的是我們所傾心的自由，涉及到日常的生活，如果我們的鄰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們決不會對他產生怨言”。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希臘“城邦雖然不容忍它境內主權的分割，對他鄰邦的獨立卻是容忍的”。希臘的每一個城邦都有自己的鮮明個性，并以此為自豪。

　　中國的諸子百家往往都自以為是真理的化身，以為自己的理論已經解釋了宇宙間的一切問題，他們唯我獨對，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竭盡全力要吃掉對方，用自己的主張統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一個思想專制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清一色局面。在辯論的時候，他們都表現出強烈的專制傾向，相互攻擊，并且只攻一點，不及其余。墨子在攻擊儒家的“足以喪天下者四政”時，把儒家的厚葬、重樂也包括其中，未免過于夸大其辭（見《墨子·公孟》），而對孔子重視人的教育、人的修養等思想精華，卻“唯恐聞其美也”。楊朱貴我，墨程貴兼，雙方也是相互攻訐，水火難容。至于孟子說的“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則更是從攻其一點發展到謾罵了，實在缺乏學術研究的寬容和客觀的風度。

　　而希臘的哲學家大都保持著偉大的謙遜，當別人認為蘇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時候，他卻說：“我所知道的是我一無所知。”他進一步解釋這句話說：很多人以為自己有知識，其實并沒有知識，而我卻知道自己沒有知識，正是在這點上，可以說我比他們更為智慧。

　　認識到自己思維的局限性，認識到理性能夠突破人的狹隘和愚昧，認識到反思能夠促使人修正錯誤，不斷向完美前進。這正是西方哲學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

 

 

第四節君主專制制度的分娩過程：戰國改革運動

　　皇帝制度的另一個標志是建立在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這也不是秦始皇的發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約一百年，就由商鞅變法奠定了。

　　在“重建權威”“尊崇權威”“思想一元化”這些“復古”的大方向上，諸家學派達成了統一。但是在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上，他們出現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面復古，讓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條局面。這種逆向操作顯然只能是一個天真的夢想，所以，雖然他跑遍各國，“干七十余君”，卻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為荒誕。他希望“絕圣棄智”，放棄所有的文明成果，返歸原始社會的“小國寡民”時代，使人們老死不相往來，重新過起蒙昧的生活。這個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大動蕩打破了人們對祖先、鬼神、傳統的迷信。法家改革派應運而生。他們針對西周大一統專制的缺點，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我對韓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學時代。高三語文課本中那一篇《五蠹》，觀念新穎、語言潑辣、邏輯嚴謹，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歲的我。韓非子的思想顯得那樣“現代”和“進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斷變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

　　從此，韓非子就以一個思想大膽、開闊、有力的思想家形象映入我的腦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歷史課本就已經奠定了我對商鞅的敬仰之情。還記得教學輔導書中規定的學習商鞅變法的目的：“學習改革家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品格，增強對社會的歷史責任感；認識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在我的最初印象里，以商鞅為代表的戰國時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憂國憂民、為民請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有強烈民族責任感和危機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們的大膽舉動，有力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是啊，即使是現在重翻戰國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橫掃一切的氣勢仍然撲面而來。從公元前七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改革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在齊國首先舉起改革大旗，接著，李悝在魏國，趙烈侯在趙國，吳起在楚國，商鞅在秦國接連興起改革大潮。各國爭先恐后，大刀闊斧地改革自己的內政外交。每一次變法，都會催生一個引領風騷的強國，每一次變法，都會引起周圍國家的連鎖反應。一部戰國史就是爭與變的歷史。“便國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禮”“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這樣痛快爽直的語言一破有史以來中國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訓的迂腐沉悶之氣，讓人耳目一新。而這些改革者張揚自我的作風，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確實也為中國人的整體人格特征增添了許多亮色。應該說，戰國時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許多“現代因素”。

　　不過，隨著閱讀的深入全面，春秋戰國時期改革家的“另一面”漸漸顯露，讓我們對他們的“歷史功績”不得不重新判斷。

　　雖然相隔遙遠，聲息不通，中國和希臘這兩大文明的早期歷史脈動卻保持著某種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紀前后，中國和希臘幾乎同時誕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樣，公元前四世紀左右，希臘和中國不約而同地進入了改革時代。在管仲、李悝、趙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時，在遙遠的古希臘，梭倫、克利斯提尼、厄菲阿爾特、伯里克利也傳遞著改革的接力棒。這兩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應對了當時的社會危機，同時也促使兩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轉型，對兩大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這種影響卻是完全相反的。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處于內戰的邊緣。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希臘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由于政治權力被世襲貴族所把持，少數人越來越富有，而農民們不斷淪為赤貧，成為奴隸。舊有道德規范失效，人欲橫流，公平正義受到毫不留情的踐踏。

　　那個時候，希臘社會實行債務奴隸制。一旦農民們還不起債，就會淪為“六一農”：他們必須把收成的六分之五還給債主，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夠繳納利息，債主便有權在一年后把欠債的農民變賣為奴。一位夸張的歷史記錄者說，“所有的平民都欠了富人的債，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不平似乎已經達到了頂點。整個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險的境地”。

　　就在這個背景之下，人們共同推舉梭倫作為雅典的執政官，希望這個素稱聰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機。

　　公元前594年的一個清晨，雅典的中心廣場上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新上任的首席執政官梭倫在人們期待的目光中大步登上講壇，高聲宣讀起一條影響后世至深至遠的法令：“解負令”。梭倫宣布，由于欠債而賣身為奴的公民，一律釋放，恢復公民身份；所有債契全部廢除，“此法律的有效期為一百年”。

　　頃刻間，掌聲雷動，歡聲四起，那些無力還債的農民欣喜若狂，整個雅典城被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所籠罩。那些貴族地主和富商雖然面露不滿，但是他們也明智地認識到，這是解決雅典國家面臨危機、防止國家分裂和陷入混亂的唯一辦法。以后的歷史表明，梭倫的這個果斷、嚴厲的改革措施不但拯救了危機中的雅典，也為雅典今后的發展鋪設了一條通向民主、穩定、繁榮的大道。在梭倫改革后，大批奴隸獲得了解放，雅典公民不再担心自己會因為貧窮而失去人身權利，希臘政治文明獲得了飛躍式成長。

　　梭倫改革也是人類史上對“人權”的首次確認。他認為，把一個公民降為奴隸，是野蠻的和不人道的。指導梭倫改革的原則是“公正”與“平等”。他說：“調整公理與強權，協和共處……我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歷史學家評論說：“（梭倫改革）將不得奴役本國公民的理念上升為國家制度，對本國公民的人身權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國家公民制度，從而使平民與貴族逐漸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階級。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處在于從野蠻的奴隸社會中開辟出‘文明’之路，開始將‘奴隸’與‘人’基本分開，爾后羅馬法‘人格權’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僅是民眾對平等權利追求的初步勝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國都城的城門前，立了一根高三丈的木柱，創造了一個“徙木立信”的成語，由此拉開了他的改革大幕。

　　張貼在秦國各地的商鞅律法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一條：“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意思就是說，做生意賠了本、欠了錢的商人，或者因不努力耕種土地而破產的農民，都要被罚做奴隸。在商鞅的爵位制改革中，也明確規定什么爵位可以役使多少名奴隸。

　　在統治手段上，儒家學派主張用西周的禮治，即血親倫理原則來約束社會。法家學派卻認為，在人欲橫流的時代，禮治的力量已經不可依靠。他們從人的劣根性出發，提出嚴刑峻法的統治思路。他們認為人性本惡，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則各謀私利。近者如夫妻、親者如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賴。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義、道德”進行統治，而必須采用獎罚，以法律進行統治。法家學說認為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可以不擇手段。法家崇尚“法、勢、術”，即“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

　　商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輕罪重罚”，通過嚴刑峻法來恐嚇控制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律異常嚴苛殘酷，人們一舉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越來越多的平民淪為奴隸，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秦國的農田、工地上，到處布滿了衣衫襤褸的奴隸的身影。從新出土的秦簡所載的法律條文看，商鞅變法之后，秦國買賣奴隸情況十分普遍。甚至普通人家，有的也擁有一到兩個奴隸。關于夏商周三代是否是馬克思所定義的奴隸社會問題，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越來越多的史學家認為，三代之時，奴隸勞動不過是個別現象。不過，受商鞅變法的影響，秦代和以后的漢代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奴隸數量最多的時期。《戰國策·秦策四》謂當時各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有的歷史學家甚至在詳盡論證了當時奴隸數量很大，且在各類生產上普遍使用的情況后，提出了這段歷史應定性為奴隸制社會的問題。（衷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梭倫和商鞅對待“平民”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一個是解放，另一個是囚禁；一個是從野蠻上升為文明，一個是從文明下降為野蠻；一個是通過讓步來換得社會和解，另一個是通過血淋淋的專制來提高國家控制力。在戰國時代的秦國，早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那層溫情脈脈的血緣面紗完全被扯掉了，人們公然而且坦然地奴役著原本和自己平等的人。《商君書·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說得是那樣理直氣壯。

　　除了“公民權利”之外，兩大改革的另外一些基本內容，也是背道而馳。

　　希臘改革貫穿著一個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倫采取了一系列保護工商業的措施，他頒布法令：來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獲得公民權。他還特別鼓勵手工業品的出口。這些經濟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特別是出口的迅速發展。

　　而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精神是“抑商”。本來，春秋戰國之時，商業已經獲得空前發展，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國大臣、后下海經商的范蠡，就被后人稱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許多商人富甲海內，擁有很大社會影響力，甚至令國君也不得不折節下之。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貢就是這樣一個成就非凡的大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但是商鞅對商人卻深惡痛絕。商鞅認為，農業才是生產財富的根本，商人只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制定了一系列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他宣布“廢逆旅”，即廢除旅館，使外出經商的人沒有住處。他用重稅限制農民棄農經商，指出“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關市稅收，那么農民就會討厭經商，商人也會有退縮之心。商鞅對那些棄農經商的人給予重罚：“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甚至還要求“壹山澤”，由國家壟斷山澤之利，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

　　任何一場改革的核心內容都是打擊舊勢力。商鞅和梭倫兩大改革的唯一共同點在于都嚴厲地打擊了舊貴族制度。不過，他們打擊的手法迥然不同。

　　“減負令”只是一個救急的治標之策。希臘社會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貴族們壟斷了政治權力，貴族會議擁有無上權威，議員的產生都以門第為準。貴族們因此得以肆無忌憚地侵犯平民的利益。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危機，必須賦予平民以參政權。

　　梭倫根據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個等級：第一等級，年收入50麥斗；第二等級，年收入30麥斗；第三等級，年收入20麥斗；第四等級，年收入在20麥斗以下。他規定，四個等級的人都有選舉權，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不過他們的政治權利是不平等的：第一、二等級的人，可担任高級官職；第三等級的人，可担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職。

　　這一制度并未實現公民之間的真正平等，但它畢竟消滅了血緣和門第差別，打破了貴族依據世襲特權壟斷官職的局面，為窮人參政鋪平了道路，這一點非常重要。正是在梭倫改革奠定的基礎上，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利繼續擴大平民的權力，最終廢除了一切關于行政官職任選的財產限制，規定每個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除此之外，梭倫還多方面保護平民的利益。他對于平民打井、挖渠、植樹乃至放蜂的權利都做了規定，以防止貴族依仗權勢欺壓平民。他還建立了申訴法庭，使貴族欺壓平民時，后者有處申訴，從而保護了平民的經濟利益。

　　法家的改革思路同樣是反對血緣和門第。

　　在商鞅開始改革的時候，秦國社會仍然籠罩在濃厚的宗法制氛圍之中，貴族爵位世襲不變，血緣決定了一個人終身的窮富貴賤。這種制度使得上層社會驕奢淫逸，唯以榨取民脂民膏為務。

　　在法家學派看來，西周王朝賴以建立的血緣宗族制度，已經暴露出其致命缺陷，不適應列國征戰的競爭時代。這是因為，第一，如前所述，血緣紐帶必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松弛，不利于中央對地方長期的有效控制。西周的滅亡已經最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以血緣為基礎的統治制度，使統治者只能依靠血緣親疏來決定權力任命，不利于選拔真正的人才，來增加國家的競爭力。生下來就可以獲得爵位俸祿，也使貴族們不思進取。而底層社會進身無門，嚴重壓抑了整個社會的活力。

　　因此，法家學派提出了兩大強化君主集權的措施：

　　一個是變分封制為郡縣制。他們主張，不再把國土分封給國君的直系血親，作為他們世世代代不變的封地，而是由國君派出官員直接管理。這些官員由國君任命，可以隨時更換。這就杜絕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尷尬局面，國君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強。

　　公元前356年，商鞅廢除了世襲制，也就是“世卿世祿制”。他“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也就是說，把大部分領土分成三十一個縣，由秦王直接任命縣令，以此加強中央集權，削弱世襲貴族權力。由此“百縣之治一形”，政治一元化基本奠定。

　　第二是廢除世卿世祿的鐵飯碗終身制。他們主張，要把爵位作為鼓勵人們為國家出力賣命的手段，而不是讓自己的血親寄生的資本。

　　商鞅規定，那些憑出身和血統獲得的爵位一律作廢，宗室貴族沒有軍功即取消其爵祿。商鞅把社會地位晉升的大門向所有人打開，宣布只要為國家立了軍功的人，不論出身貴賤，都能受封為貴族。

　　商鞅的這一改革，一舉摧破了有史以來一直支配中國社會的血緣原則，確定了“爵位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晉升標準，對中國這樣一個血親社會來說，無疑是一項驚天動地的創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新的等級制度具有相當的流動性，那些世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首次有機會出將入相，與原來的貴族平起平坐，大面積地調動了社會活力。從這點上說，商鞅的社會思想與梭倫有著一致的一面。

　　不過，如果仔細推敲，我們發現，“梭倫式的平等”和“商鞅式的平等”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梭倫的改革方案中，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是財產。而追逐財富，是每個經濟人的本能。也就是說，梭倫改革是承認和解放人的自然屬性的。而商鞅的標準，則是一個人對國家目標或者說對“集體”的貢獻度。因此，梭倫的改革是從個人主義出發，是個人本位的。而商鞅的改革是從集體主義出發，是國家本位的。和重農抑商一樣，他的出發點不是為了給人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是為了把人們的謀生、晉升途徑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達到“利出一孔”。當嚴刑峻法阻塞了人們獲得社會晉升甚至謀生的其他途徑后，百姓可以“選擇”的唯一路徑就是走到國家為他們安排的道路上去，事事仰給于君主（國家）的恩賜，這就使民眾變成國家的工具和玩物，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正如商鞅所說：“農耕，是人們視以為辛苦的活。戰爭，是人們害怕的事。要讓人們從事辛苦的農耕，參加危險的戰爭，必須靠‘計算’。必須使老百姓只有種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謀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戰才得獲得功名，其他晉升方式一律取消。”這樣才會出現“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等等在“正常”情況下，對“正常”的人來說十分反常的現象。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在六國之中率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而秦始皇又憑借他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把這一制度推向全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與西周封建宗法制社會比起來，秦王朝具有以下特點：

　　一、君權突破一切限制，達到極峰。

　　在秦國君主專制出現以前，歷代王權都受到多方面的制約。首先是神權的制約。直到春秋時代，祭祀和打仗仍然是并列的兩件頭等大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國興兵打仗等一切大事，仍然要在祖宗神位前占卜后才能進行。作為天子，“天”對國王的限制是通過各種方式實實在在地表現出來的。其次，世襲貴族對王權有極大的影響力。周代的三公與卿士在政治中舉足輕重，他們不僅可以向周王提出意見和建議，而且可以在周王一意孤行時廢黜他另立新王。第三是族人對王權的制約與影響。周代有“朝國人”的制度，國有大事，可以向族人來廣泛征求意見。《周禮》記載，“國家發生大事，應該聚集萬民于王宮之前，一則在國家危難之時征求應對之策，二則在遷都之時征詢國民意見，三則在國君繼承人出現爭端時由國民做出決定”。這一記載并不僅僅是官樣文章，最明顯的事例是，周厲王在位時，專橫霸道，不聽國人勸諫，于是國人“流王于麁”，毫不客氣地對國王進行廢黜。

　　而秦始皇手中的權力則突破了這一切限制。在他之前，那些天王們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對自己的祖先和尊長還是畢恭畢敬的，因為他的權力來源于血緣順序。他在祭祖時，要自“孝王某”，對先王的長輩，他要自稱“予小子”，對族人后輩，自稱“寡人”，意即“寡德之人”。

　　而在尊君理論下建立起來君主專制制度認為這些謙遜的字眼都不利于君主權威的樹立，所以秦始皇把這些字眼一掃而光，以沒有任何謙意的“朕”自稱，并且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使用。皇帝的服飾、乘輿、居所，一切一切，都是獨特的，遠遠超越于他人的，任何人不得仿效。甚至連皇帝行走的道路都是專用的，未經皇帝許可，任何人不得在上面行走或者穿越。

　　在皇帝制度下，神權對秦始皇失去了約束力。因為痛恨周室權威太弱，諸子百家不約而同地過度強調要尊崇天子的威勢，從理論上，把“天子”推到了云霄之中，推到了僅次于“皇天上帝”的地位，不但遠高于凡人，甚至高于普通的神靈。“皇帝”本身就是一個神的稱號。所以，秦始皇才敢于模仿天宮的形象來建造宮殿，敢于親手射殺海中巨魚。秦始皇渡湘江遇大風，他大發雷霆，將湘山之樹一伐而光，并涂以囚衣之赭色，以示對水神的懲罚。在皇帝制度下，除了上天之外的一切神靈都是在皇帝之下的。秦始皇也祭祀皇天后土、山川鬼神，不過他祭祀的目的，只是要求他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秦始皇也占卜以預知兇吉，只是他的占卜只是參考，而不是決定。皇帝可以相信鬼神甚至宗教，但是神鬼宗教都必須是皇權的附庸，而不能凌而上之。

　　自從商鞅變法改革了“世卿世祿制”后，秦國的貴族就失去了對王權的影響力，他們完全仰仗皇帝的鼻息。至于百姓，早已不再是國君的族人，連他們的稱呼都變成了黔首，他們已經變成了任皇帝擺布與驅使的牲口，不用談任何政治權利了。（《秦始皇評傳》）

　　二、社會控制能力大大增強。

　　商鞅變法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宗法制度。在秦以前，中國社會實行的是一定程度的宗族自治，宗族一般規模很大，自治程度很高，宗族內部的小事小情幾乎都由族長說了算。這種社會結構顯然不利于君權的擴張。專制主義不允許任何社會組織有能力與政府抗衡。所以，商鞅變法中采取了諸多措施來摧破舊的宗法組織，分化宗族勢力，使專制皇權穿透家族直接控制個人。

　　除了廢除“世卿世祿”制外，商鞅打擊宗族勢力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強制分家”。宗法制鼓勵大家族，鼓勵用親情原則處理一切社會事物。而商鞅卻頒布了《分戶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老百姓家里有兩個以上男人而不分家的，農業稅加倍。商鞅還規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即父子兄弟不得居于一室之內。

　　強制分家的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破壞宗法組織，把社會變成一盤散沙的原子狀，使個人面對專制政權時毫無反抗能力。為了徹底破壞以“親親”“孝親”“子為父隱”標志的宗法原則和宗法觀念，秦國大力鼓勵“告親”，即親戚間相互揭發。《秦律》還大力維護“私人財產權”，出現了關于“子盜父母”“父盜子”“假父（義父）盜假子”的條文，并公然稱：奴婢偷盜主人的父母，不算偷了主人；丈夫犯法，妻子若告發他，妻子的財產可以不予沒收；而若是妻有罪，丈夫告發，則妻子的財產可用于獎勵丈夫。即一家之內父母子女妻可有各自獨立的個人財產。于是乎便出現了這樣的世風：“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并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相譏。”這里親情之淡漠，恐怕比據說父親到兒子家吃飯要付錢的“西方風俗”猶有過之！（秦暉《傳統中國社會的再認識》）

　　當然，變成一盤散沙并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國家能有效地組織控制這些散沙。商鞅規定：“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罚。”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相互糾察，保甲連坐制由此開始。商鞅通過“什伍”編戶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叫他們互相監視。這個組織不是以宗法為基礎，而是以國家的編制為基礎。如果某一組織中有違反法令的事，這一組織的人就要不分親疏、不管同族同宗的關系，互相告發。如不告發，全體治罪。

　　秦國改革把個人從宗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乍看上去，確實比較“現代”，商鞅新法施行十年，確實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秦國一片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為國作戰，不敢再行私斗，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但這只是“偽現代”，“因為這里小共同體的解體并非由公民個人權利的成長，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體（國家）的膨脹所致。而大共同體的膨脹既然連小共同體的存在都不容，就更無公民權利生長的余地了。所以這種‘反宗法’的意義與現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與族權意識在法家傳統下自無從談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擁有了公民個人權利。相反，‘暴秦苛政’對人性、人的尊嚴與權利的摧殘，比宗族文化興盛的近代東南地區更厲害。”（秦暉《傳統中國社會的再認識》）

　　三、資源汲取能力大大增強。

　　在分封制下，社會的資源汲取是層層向上集中的，層層向上，就意味著層層截留。而秦國改革之后，實現了國家對個人的直接控制，也就意味著國家可以直接動員和汲取個人，從而使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增強，從此以后，秦國的戰車就駛上了征服列國、統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秦將王翦征楚，率眾六十萬。“空國中甲士”，在當時交通、通訊條件下，能供給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動員這么多的兵員，可以想象秦國的國力和組織動員能力之強。在秦統一天下之后，專制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風更是大大發揚。“正是在這種‘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反宗法氣氛下，大共同體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脹得漫無邊際。秦王朝動員資源的能力著實驚人，200萬人口的國家，北筑長城役使4萬人，南戍五嶺5萬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宮各用（一說共享）7余萬人，還有那工程浩大的馳道網、規模驚人的徐福船隊……這當然不是‘國家權力只達到縣一級’所能實現的”。

　　通過戰國改革和秦始皇的實踐，中國專制權力終于達到了壟斷一切、決定一切的所有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局面。然而，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帶來惡果，專制權力誕生的第一天，就顯示出了它巨大的副作用。

　　在統一天下后，在如此巨大的權力的腐蝕下，秦始皇身上的一系列優點都不可避免地轉化成缺點：他的自信變成了自大。他的成功在于他敢于決斷，氣魄過人。他勇于進取，敢為人所未為，敢做歷史第一人，厚古薄今，不憚變革。他留下的巨大工程，其規模之大，氣勢之壯，可以空前絕后，無人能比。然而，統一之后，他卻“以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斷夸耀自己的“圣”與“功”。喜歡聽頌歌，不再愿意聽批評之詞，失去了納諫的“雅量”。他的性情剛烈變成了驕橫跋扈，明察秋毫變成了疑忌苛察，處事果斷變成了剛愎自用，重視法制變成了濫施淫威。他以為驅使天下甚易，使民無度，進取之心、功名之心過熾，連續興大工，舉大事，終于勞民無度，超過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圍，為秦帝國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如此巨大的專制權力，必須有身負異稟的人才會有效使用。如此放到一個無能之人手中，馬上就會成為災禍。就像一件威力極大的武器，只有熟悉它的人才能用來保護自己，交給不會用的小孩子手里，只會傷到自己。雖然秦始皇執政后期連續犯了幾個大錯，但是從總體上說，他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不論如何昏聵，仍能掌握如此巨大的權力。然而，一旦權力交到了花花公子胡亥之手，馬上就變成了災難。登上皇位之后，胡亥馬上開始了一系列瘋狂的胡作非為。他揮起屠刀，屠戮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財物入于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然后又殺掉了蒙恬、李斯等前朝重臣。除去了一切威脅之后，二世開始學習其父，大肆享樂，“復作阿房宮。盡征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稿。皆令自赍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谷”。因為壓迫過重，各地紛紛起義。大臣進諫說：“請停止阿房宮工程。”秦二世反駁說：“凡貴有天下之人，就是要肆意極欲。作為天下之主，我只要嚴刑峻法，使天下人不敢為非，就可以控制局勢了。”于是將進諫之人全部治罪。

　　經過胡亥緊鑼密鼓的一通瞎折騰，胡亥輕易地使統治集團分崩離析，使天下百姓民不堪命，最終丟掉天下，毀家滅族，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他父親發明的這頂沉重的皇冠，不是誰都可以隨便戴得起的。

　　為什么時代相當的兩大改革會出現如此迥然的差異？為什么在希臘解放人的同時，中國卻在更深地奴役人？

　　這是因為，希臘的改革是由普通民眾推動，而中國的改革，卻是由君主主導的。

　　希臘的平民們是英勇不屈的。他們敢于反抗不公平的命運和不平等的制度。在陷入危機的時候，他們能團結起來，組成一個有力的集體，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亞里士多德在描述梭倫改革的背景時指出：“多數人被少數人奴役，人民起來反抗貴族，黨爭十分激烈。”

　　在梭倫改革的前夜，整個雅典國家充斥著不安的氣息，那些淪為和即將淪為奴隸的平民們在醞釀著起義。人們預感到一個流血和殺戮的時代就要到來。普盧塔赫說：“貧富不均的程度已甚為嚴重，這個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險的境地……似乎除了一個高壓力量外，并無其他方式可以解除這種困擾……”

　　鮮血的味道嚇倒了舊貴族，使他們忍氣吞聲地接受了梭倫的調節，交出了手中的世襲權利。因為他們十分清楚，內戰的結果，必然是整個國家分崩離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梭倫改革之后的歷次改革中，平民始終是主要的推動力量，正是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平等一步步擴大，民主權利一點點擴展，最終達到了所有公民政治權利一律平等的目標。希臘的平民不是烏合之眾，他們善于自我組織，善于和掌權者討價還價，善于運用威脅和妥協，迎來了自己的全面解放。希臘的平民也不是懦弱之徒，為了自由和自尊，他們甘愿流灑鮮血，他們不會被一兩次暴力鎮壓嚇破膽，從此只掃自己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希臘的改革運動中，確實有許多杰出人物為社會的進步獻出了生命，他們的勇氣和犧牲永遠值得后人尊重。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改革中，我們完全聽不到平民的聲音，也見不到平民的身影。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計討好君主的文臣策士們提出來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從君主的一己利益出發，為了實現君主權力的最大擴張。因此，這些改革的最終結果都是加強了對人民的控制，粗暴侵犯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在這些改革的過程中，各國社會也出現過劇烈的動蕩，平民百姓也有過大面積的反抗，不過他們的反抗方式只有奔走逃亡，沒有任何一次有組織、有目標的反抗活動。相反，倒是那些利益受沖擊的舊貴族們的反抗更有力量、更有章法。

　　是希臘人天性勇敢，中國人天性懦弱嗎？顯然不是。兩種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后依賴的是不同的社會結構：從文明之初，希臘社會就是一個個人社會。在改革開始前，希臘早已經是一個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會。國家對個人的控制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識、個人意識、獨立意識非常明確，他們認為，國家是個人的聯合體，是為每一個公民服務的。而直到戰國時代，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人們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制之中，每個人都作為血緣鏈上一個不可解脫的環節而存在。“東方的專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國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集中于國王一人之手，每個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賜才有衣食來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識里，他們“吃國家的，喝國家的”，因此必須“聽國家的”，個人的權利意識極為淡漠。可以說，到戰國時代，中國人和希臘人已經“進化”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

　　只需要把歷史的視界稍稍拉開一點，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戰國時代大一統專制思想的實踐者，他担不起“專制主義”發明者的榮譽，頂多算是創造了一個“實用新型”。套用某些人愛用的句式，秦始皇是時代的產物。如果不出現秦始皇，也會出現趙始皇、齊始皇、韓始皇。秦始皇是由決定他、影響他、左右他的中國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歷史下的蛋，而不是歷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歷史轉折處，而不是他制造了歷史的轉折。

張宏杰 2014-06-30 1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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