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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1956 年11 月15 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
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中央決定后，先發通知，把
項目開出來。”
1957 年4 月27 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
4 月30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人物開談話會，即席發表講話，
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他說：
幾年來都想整風，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
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
應繼續下去，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個方面的矛盾。
過去在工業、農業、文教等各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現在把矛盾排一排隊，算

一個賬。過去好像一講矛盾就不得了，其實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處
都是矛盾，都在唱對臺戲，但是就不肯承認或混淆兩種矛盾。要承認它，然后分析它，
找出解決辦法。現在報紙天天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担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
三個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
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類。要攻就趁此機會，只要找出證據，就能
站住腳，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人們
并沒有提議要打破你們的飯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關系。把矛盾
從各方面分一下類，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等。衛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
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
找出辦法，要黨內外一起來，以往開小會不靈。要開最高國務會議第11 次擴大會議和宣
傳會議一樣的大會，黨內黨外一道開會，兩種元素合在一起，起化學作用。，成了另一種
東西，就靈了。各省、市都要開。報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悶的空氣，這時提整風比
較自然，整風總的目的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統戰工作中的矛盾幾年得不到解決，如有職無權等。過去很難解決，現在可能解決
了，過去不好解決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過去是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
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該是大家有權有責。同共產黨一道混，民主人士確是不好當，
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
有權。（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插話：過去好在有組織，我的一切都是舊的，如果真管，不
能有現在。）你講話不徹底，矛盾存在，敷衍過去不能解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
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委員會管教學。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
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學校黨委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
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什么意見和辦法到那里去講，人家贊
成的就做，不贊成的就不做。這個問題要研究。要李維漢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
九三等開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征求意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5 月8 日起，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副部長平杰三邀集各
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的無黨派人士共50 多人開座談會。李維漢說：“召開這個會的目
的，就是請大家幫助我們進行整風，幫助我們改正缺點和錯誤，通過統一戰線方式來推
動我們整風，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發表一些批評意見。”
至6 月3 日，這種座談會共開了13 次，有70 多位知名人士發表了意見。又從5 月15 日
至6 月8 日，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25 次，有108 位工商界人士發言。北京這兩個座談會，
每天由新華社發消息，批評中共和政府的意見上了公開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大量刊載，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各地也都仿效北京，發動黨外人士幫助地方黨組
織和政府整風。廣大知識分子，從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都被發動起來了。
帶頭響應號召出來講話的是費孝通教授。他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民盟中央常委、
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1957 年3 月24 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了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他說：
去年一月，周總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注：指周恩來 1956 年1 月14 日的報
告，報告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驚蟄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
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因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好像
現在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么強，顧慮似

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周總理的報告對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
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著落了窩，安
了。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
敢于申請入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余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
算的念頭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變化。
周總理報告之后，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條件和工作條件，兩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
去許多只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中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
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說來基本上是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
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里，許多學校里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
比如為了剪發、醫療、買菜等排隊浪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
以預訂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于這些優待自然是領情的，但是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
叫人看起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
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卷，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
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還比較容易，一到觀點、方法，就發生唯心和唯物的
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人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容
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
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里熱，嘴卻很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
己出頭，那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范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
思想的還是占多數。
究竟顧慮些什么呢？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
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的是怕出
丑。。。。。。有一位朋友說得很生動，他說，我以前還不是大家有被批評的，學術論戰還是
搞過，現在可挨不得，因為一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義，明天上課學生的臉色就不同，
自己腳也軟了。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帶上一個“落后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
一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級評薪，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
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一下子就
能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
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費孝通這篇文章，是代表知識分子向黨交心的真情實話。對共產黨的熱愛，對社會
主義的熱愛，溢于言表。如果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為毛澤東所首肯，所支持，真正把
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振興，指日可待。
憑這篇《早春天氣》把費教授打成右派，實在令人費解。問題出在哪里呢？出在恭
維了周恩來。把周恩來作為黨的代表。這在毛澤東是最敏感的問題。雖說擁護共產黨是

不錯的。但在毛澤東心目中擁護共產黨里面的周恩來和擁護共產黨里面的毛澤東是大是
大非的原則問題。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妒忌心情，1957 年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就有充分表露。開頭他說：“現在唱《紅娘》的
是周總理，我好比那個老夫人，必要時出來扭一扭。扭多了，觀眾就煩了。”這些話正式
發表時都刪去了。但他逐漸形成了唱《拷紅》的決心。后來抓住一個所謂“反冒進”的
問題大做文章，1958 年逢會必講，就是要把周恩來的威信打下去。
或曰，費孝通等八教授《我們對于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是反黨綱領，查看原
始文件，也屬指鹿為馬，羅織罪名。5 月13 日，中國民主同盟章伯鈞、兩位副主席約集
費孝通、黃藥眠、吳景超、褚圣鱗、侯大千、李西山、陶大庸、陸近仁等八教授對高等
學校應否實行黨委制正式提出了意見。這個問題毛澤東在。4 月30 日天安門座談會上親
口講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所以八教授即使提出教授治
校的主張也沒有錯，問題是他們沒這么說也難逃“反黨”的罪名。他們說了些什么呢？
我們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說法。在過去反動統治年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
動派向高等學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勢顯然和以前有顯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頗有
和黨對立的意味。再從教授治校作為制度本身來看，也是不夠妥當的。1、因為大多數教
授的是有關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問題，對于行政事務未必感到興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數教
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2、教授是高等學校的學術中心，但學校是一個整體，如果強
調教授治校，那就有可能把廣大的講師、助教、職工和學生群眾的利益忽視了。
因此我們的意見是：
（1）加強黨在高等學校內的思想政治領導。黨的中心是黨內黨外的思想政治工作，
貫徹黨的文教政策。黨組是作為全校領導的核心。
（2）設立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行政的最高領導機構，它的中心任務是教學和學術領
導。
（3）設立設立行政委員會處理學校行政事務，以便更好地為教學和學術研究服務。
（4）在校務委員會、行政委員會之外，另行設立各種委員會，廣泛地吸引教職工參
加，協助各有關單位工作。
總的精神是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民主辦校。
改善中共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最尖銳、最系統、最有代表性的意見，不過如此。硬
說這些意見是反對黨的領導，主張教授治校，把八教授打成右派是毫無道理的。
更可駭怪者，是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遭遇。馬寅初是毫無保留地支持學校黨委制
的。他在1957 年5 月15 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
目前有些批評不夠實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現象。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不能光講
壞處，好處一點也不說，如現在對北京大學的批評，壞的地方說得很詳細，好的地方一
點也不說，這是無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羅希洛夫這次來參觀就一直稱贊北京
大學，如果這些好處都不說，就不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也不是和風細雨。學校實行黨
委制有他的好處。以北京大學為例，北大有8000 個正規生，他們的思想、家庭情況，黨
委都知道。如果黨委退出去，我是無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長，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

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體也不能鍛煉了。照
我想，北京大學的教授是靠近共產黨的，因為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好處，只要共產黨
接近他們，他們一定愿與黨合作。單純批評黨委制不好是不對的，黨委制好的地方也要
發揚。“墻”必須從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兩方面拆，單靠一方面拆是不行
的。有人說，從前肅反、三反時罵非黨人士，非黨人士受了一肚子氣，現在只講壞處，
不講好處，可以出氣了。但共產黨員受了一肚子氣，也要出氣呀！這個氣到什么時候出
呢？而且一旦消極起來，又怎么辦呢？叫我們積極嗎？我就積極不起來，那樣，問題就
更大了。現在有人說恢復校務委員會好，這個校務委員會過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
院長和院長為爭預算要鬧意見，甚至不說話。也有人認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搞得好，
可是曾經在清華大學而現在在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說：“過去清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是把
頭委員會，我們吃過苦，怎么還會說好呢？”比比過去，看看現在，我認為學校中的黨
委制無論如何不能退出學校。只要黨與行政合作，開誠布公，互通聲氣，我相信一定可
以辦得好。
馬寅初在整風中表現是好的，以上意見完全是無骨頭可挑的左派言論。但馬老先生
也在劫難逃，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問題出在哪里呢？出在第一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關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書面發言。這篇文章登在1957 年7 月
5 日《人民日報》上，題為《新人口論》，共10 個問題：（1）我國人口增殖太快；（2）我
國資金積累得不夠快；（3）我在兩年前就主張控制人口；（4）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錯誤及
其破產；（5）我的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不同的；（6）不僅要積累資金而且要
加速積累資金；（7）從工業原料方面著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
控制人口不可；（9）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幾點建議。完全是憂國憂民、
利國利民的意見，怎么會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受到批判呢？
這件事情的底牌是違背了“最高指示”。
1949 年9 月16 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了如下一段話：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
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長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
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
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馬寅初大概對毛澤東著作研究不夠，一不留神在一個經濟科學領域里踩響了一顆政
治地雷。毛澤東正要在知識界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樹立自己的至尊無上的權威，如何能
容許這種挑戰！于是，1958 年5 月4 日，在北京大學建校60 周年大會上，理論打手陳伯
達當著全校師生的面，突然點名說：“馬老要做檢討。”定調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
從此開始了對馬寅初的圍攻。1959 至1960 年對馬寅初的持續批判從北大擴展到了社會，
從北京擴展到全國。但馬寅初沒有屈服，他表示：“我雖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敵眾，自當
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
1959 年12 月，馬寅初在《新建設》雜志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要堅持真
理，決不向那些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批判者投降。毛澤東的另一理論打手康生下
達指示：“馬寅初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要像批判帝

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于是對馬老先生的批判進一步升級，1960 年撤銷了
他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
由于不納馬寅初的忠言，及時采取控制人口的國策，中國至少多生了 4 億人口，成
為今天的沉重包袱。
主持中央統戰部座談會的李維漢，每隔兩三天要向毛澤東及政治局常委做一次匯報，
當李維漢匯報到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
子，外行領導內行”時，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本想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
策，贏得知識分子的心，逐步確立自己在知識界的思想領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識分子
和工農分子是不同的，在中共黨內高級領導人都把他看做是偉大的理論家和思想家的時
候，羅隆基居然認為他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在這些人中建立信仰，讓他們崇拜
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澤東決心要整倒一批“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用暴力樹立
自己的權威。1957 年5 月15 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黨內高級干部閱
讀。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
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這標志著毛澤東已經下了
反右派的決心。繼續組織座談會，具有了“引蛇出洞”的性質，使整風運動中途變質，
不再是誠心發動群眾給執政黨提意見，而是在提意見的群眾中抓右派，整提意見的人。
從而使共產黨失大信于天下。
在1946 年舊政協期間，民盟是作為第三黨和共產黨并肩戰斗，與蔣介石國民黨作斗
爭的。新中國成立前后，民盟在國統區乃至全國威信日益提高。經過冷眼觀察，毛澤東
認為，民盟的政治資本在增加。隊伍在擴大，領袖人物的能量也比較大，有發展成為“反
對黨”的趨勢。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他反右派的戰略部署，重頭戲是打垮民盟，改
組民盟。所以反右第一個戰役就是圍剿民盟。他發出的信號是：“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中
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
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
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
明確。就民盟、農工的成員來說，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
劃于密室，或點火于基層，上下串聯，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
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數人，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
（1957 年7 月1 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
應當批判》）
關于“章羅聯盟”、“章”是章伯鈞，早年留學德國，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回國后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是老資格政治家，時任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
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長；“羅”是羅隆基，早年留學美國，曾任清華、南
開、西南聯大教授，《北京晨報社》社長，天津《益世報》主筆，舊政協期間配合周恩來
與蔣介石面折廷爭，受到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重視和拉拢，不為所動，堅持與共產黨合作，
為歐美派大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時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業部
部長。章羅雖同為民盟副主席，但素來不睦，幾至不能同堂議事，這是盟內人人皆知的
事情。說他二人密謀反共，無人相信。但毛澤東“欽點”，就是要在民主黨派中抓出一個
反對共產黨的司令部來。章伯鈞很快就看清了形勢，他在家里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
來解決國家的困難了。”御筆欽點，他要是不承認，毛澤東怎會善罷甘休。到了批斗會上

章伯鈞違心承認了“章羅聯盟”，開始說是“思想聯盟”，后來承認是“政治聯盟”。羅隆
基正在國外訪問，6 月21 日回到昆明，看報紙知道了章伯鈞的檢討，怒不可遏，連打三
個長途電話給章家，責問：“我什么時候跟你結成‘聯盟’？怎么聯的？”章無言以對，
說見面再談。第二天羅隆基飛回北京，直奔章家，跟章伯鈞從下午三點吵到六點，說：“我
跟你思想分歧那么大，那會存在‘思想上的聯盟’？我們之間，不光是沒有組織上的聯
盟，就連思想上的聯盟都壓根兒不存在！”章伯鈞痛苦地聽訓。臨了，羅隆基說：“章伯
鈞，我過去沒有跟你聯盟，現在沒有跟你聯盟，今后也永遠不會跟你聯盟！”說罷把一根
手杖折為兩截。羅隆基不承認是徒勞的，自有統戰部領導民盟、農工左派，落實毛澤東
的“欽點”，他們上下株連，廣為羅織，編造了一個“章羅同盟”的反黨司令部。到1980
年5 月中共中央在復查右派時才承認：“在組織上應肯定其不存在。”因此，對過去因“章
羅聯盟”問題受牽連的地方組織和個人，一律作了解脫和改正。
一場反右派斗爭，據 20 年后官方統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2，877 人。對這個歷
史大冤案的善后處理，是在“兩個凡是”陰云未消的1978 年進行甄別的。高層決策時，
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說：“毛主席說過，右派問題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說：“我們不是給右派平反，只是給劃錯了的右派改
正。”
鄧小平的機智為五十多萬右派取得了平反的權利。為了繞過凡是派設置的障礙，平
反不叫平反，叫改正。這年8 月25 日中發第55 號《中共中央文件》說：
1957 年，毛主席批準的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見附件），明確規定了應
劃和不應劃右派分子的標準。當時有些地區和部門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規定辦理，錯劃了
一些人。現在我們處理這個問題，仍應以1957 年中央規定的依據，凡符合劃右派分子標
準而定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們右派分子帽子的問題，不是改正的問題；凡不應劃右派
而錯劃了的，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這樣一來，對右派的甄別有兩個等級：一曰摘帽，二曰改正。摘帽者是應當定為右
派，因為個人表現好，或因黨寬大為懷，摘掉右派帽子，在政治地位上仍是“摘帽右派”；
“改正”者是壓根兒就不該定為右派，從根本上搞錯了，還給蒙冤者歷史清白。甄別的
結果，除了96 人外，全部得到改正。未改正者占右派總數的萬分之一點八，即一萬個人
里面不到二人。96 個不予改正的右派，也已摘掉了帽子，但是決不能給他們改正。中央
一級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 人，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陳仁炳、彭文應、儲安平。他
們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 年5 月21 日章伯鈞在統戰部座談會上作了關于“政治設計院”的發言“
過去，做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
作進行之處，就多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
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
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
黨內一決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
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
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實現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里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開展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
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這就是被指為要推翻共產黨領導的頭號“大右派”反黨言論的核心部分。還有一句
分量很重的話是所謂“輪流坐莊”，這本是程潛發言時上綱上線批章的話，不是章伯鈞說
的，大家重復來重復去就變成章伯鈞的反黨言論了。章伯鈞提議“政協、人大、民主黨
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無非是開放民主，擴大民主，并無惡意。
通觀其全篇發言，完全是共產黨的諍友，絕無反黨的意思。如果毛澤東能納忠言，把自
己設計的大躍進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個設計院論證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協的意
見（按照憲法他本該這樣做的），而人民代表大會像民主國家議會那樣有權否定總統提交
的議案，毛澤東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樣全局性的、歷史性的大錯誤，這兩個大錯誤所造成
的后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彪炳功業、半世英名。
羅隆基在 1857 年5 月22 日的座談會上發言，開頭他說：“最近有兩個外國記者到我
家去，讓我談談對于‘鳴’和‘放’的印象，特別是對馬寅初、張奚若發言的意見。我
說這次爭鳴是很健康的。大家雖然提了不少意見，但是沒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
義，這是一。第二，‘鳴’和‘放’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根據黨中央的整風指示。集
中批判三個主義。”發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建議：
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
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么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
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1、可以鼓勵
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2、過去的
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担心
在這次“放”和“鳴”之后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
反，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閡。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
構分開。3、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里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于打
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這樣既檢查
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
使它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關于成立平反委員會的建議，當時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評，中共黨內多
數均認為是“反黨言論”，同仇敵愾。但在20 年后，有胡耀邦領導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成
了名副其實的“平反委員會”，在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
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認識平反冤假錯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慘重代價的。由
于毛澤東個人獨裁。無法無天，以言代法，自1957 年反右派以后，特別是1958 年大躍
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敗，他犯了全局性、路線性的錯誤以后，為了文過飾非，壓制不
同意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黨內斗爭，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義
分子”，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
樣，沒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毛澤東一句話，省委第一書記一句話，
各級第一把手一句話，就可把管轄任免的干部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當權派”，停職、罷官或送入監獄。1978 年中央組織部統計，全國脫產干部1700
萬人，立案審查的占17%，即289 萬人，到1982 年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基本結束，
實際得到平反的干部是300 萬人，經中央批準平反的重大冤假錯案30 萬件。
陳仁炳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上海市政協副
秘書長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他是作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
要分子被定為右派的。據1957 年7 月13 日《人民日報》報道：
陳仁炳承認他是羅隆基反黨集團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說，他從1947 年起就靠拢了
這一集團，1948 年—1949 年起完全參加了這個集團。1949 年民盟召開四中全會，羅隆基
提名他當選了中央委員。在那次會上，羅隆基打擊史良等盟內進步人物，陳仁炳為羅隆
基作打手。那時。羅隆基經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張東蓀、費孝通、曾昭倫等在范樸齋家
里開會研究策略。在1951 年的民盟組織宣傳工作會議上，陳仁炳和羅隆基小集團的其他
成員激烈反對民盟的階級聯盟性質，怕有非資產階級分子參加進來。羅隆基和陳仁炳、
潘大逵一起研究過潘大逵的工作問題。最初他們認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圖南的關系搞得
不好，工作不順利，準備把他調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傳部，繼而一想中央宣傳部已有曾
昭倫，同時四川非常重要。羅隆基認為潘大逵在四川比總不在好，先抓一個副主委也好。
此后，羅隆基、浦熙修到上海來，和陳仁炳都有密切來往。陳仁炳還說，他在羅隆基心
目中的地位逐漸增高，同為他比彭文應更加“埋頭苦干”。羅隆基原想把彭文應搞上一個
上海市副市長的職位，后來又想改變以陳仁炳代替彭文應。。。。。。
陳仁炳又說：這個反黨集團在上海的成員除他以外，還有彭文應、趙文壁、孫大雨、
孫斯鳴、韓鳴等近二十人。他們的活動策略，是特別針對知識分子對黨不滿的三種情況，
即有職無權、外行領導內行和失業問題，到處挑撥，到處放火。
由此報道來看，陳仁炳并沒有什么反黨的言論和活動，完全是受了羅隆基的牽連。
說陳仁炳1948-1949 年靠拢羅隆基就是為了反黨，實在是冤枉人。那時的陳仁炳正在演
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壯烈的一幕。1948 年5 月，中共地下黨組織上海學生在交通大學召開
抗議美國扶助日本軍國主義大會，指定幾位左派教授發表主題演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
授是演講人之一。大會有15000 余人參加。上海國民黨當局聞訊派來大批軍警特務。臨
開會時，其他幾位演講人為肅殺氣氛所震懾逃避了，只有陳仁炳挺身而出躍上講臺，贏
得了山呼海嘯般的掌聲，演講完畢，他被地下黨掩護安排從后門離去。雖然當場沒有被
捕，但上了軍統特務的暗殺名單，東躲西藏，直至1949 年4 月他轉移到南京去才躲過這
場劫難。
彭文應是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1957 年8 月
11 日《人民日報》介紹他的文章標題是《為章羅聯盟打天下—彭文應是羅隆基的一等功
臣》。他在大鳴大放中的主要言論如下：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憂，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
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道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經營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經

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明日黃花之
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于揭露錯誤，
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
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
道理。。。。。。
彭文應沒有什么過激的、出格的言論，早就應該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遲，至
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據說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應是55 萬右派中唯一的
一位拒不認錯、抗拒到底、沒做過一句檢討的人。他也絕口不提自己的光榮歷史：1933
年4 月15 日在王造時主編的《自由言論》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應著文《剿匪呼？剿民
呼？》公開抨擊蔣介石對朱毛紅軍的圍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給周恩來去救贖被上
海警備司令部逮捕的共產黨員，周總理對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學生的反蔣斗
爭，1848 年5 月初，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手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
文應。”解放初，他積極協助軍管會工作，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由
于他拒不認錯，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協常委的官方身份領工資的，每月180 元
（相當于司局級工資）。被撤銷市政協常委后生活斷了來源。由于交不起房租遷出原來的
寬敞住所，帶著6 個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時亡故）住進一間15 平米的房子。后來家里
窮到揭不開鍋的地步。小女兒跪倒在他面前：“爸爸，為了女兒，你就承認下來吧。”市
委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登門造訪說：“你們家的門檻都給我踏壞了，只要你承認下來，寫
幾十個字，什么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應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
成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彭文應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貧賤不移。
上海市委統戰部既有意照顧彭，為什么不能對這位“拗相公”再靈活一點？原來有毛澤
東的面子問題。1957 年7 月9 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點了彭文應的名，彭文應一
句話不檢討，那就是毛澤東錯了。毛澤東面子問題的重要性在千百萬人的死活之上，毛
澤東要錯到底，彭文應要抗到底，悲劇就這樣注定了。
在 1957 年6 月1 日的座談會上，各民主黨派機關報《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以
“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他說：
解放以后，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
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
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并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
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并沒有忘記了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
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
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器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范圍
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
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
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
并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
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

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么把不相稱的黨
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
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
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
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于這樣一
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
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
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 年開國以后，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
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后
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
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
沒有一位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培植
來担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愿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
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
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解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
黨的整風。我們都愿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
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
盾怎樣緩和，黨群關系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后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
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
這些問題，主要是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安平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說他代表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爭天下，在全國大張韃
伐。民主人士向往開國時期共產黨和黨外人士和衷共濟的團結局面，這難道錯了嗎？說
造成那種團結局面的毛澤東是偉大的，又說向往那種團結局面的儲安平是反動的，這不
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臉嗎！
反右斗爭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摧殘是毀滅性的。1957 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有1500
人在反右派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發配于窮山惡水、荒原
大漠了此一生。22 年后，又把這1500 人全部平反，就是說這些思想敏銳、頭角崢嶸的有
為青年本來就不是右派。
特別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風華正茂的學子被殺害了。
1958 年哲學系的學生黃宗羲被綁赴刑場，臨行前對妻子說：“我死后你不要守著，早
一點找一個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
西語系英語專業的學生顧文選，1966 年夏自河北某勞改農場逃走被抓回處死。
化學系學生張錫琨，企圖越獄而被處死，時間已是“四人幫”垮臺后的1977 年。他
的遺體由他妹妹領走。
中文系新聞專業 1954 級女生林昭，則是被慘殺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 年生于蘇州，1949 年就讀于蘇南新聞專科學校，以后曾在

《常州民報》當記者。1954 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7
年反右運動中，因為替打成右派的同學鳴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勞動改造時，
致信學校領導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
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
1968 年4 月10 日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難友丁蕓女士記載了林昭的一次談話：
我關押在這里，已經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氣憤，所謂罪名，都是強
加到我頭上的，完全是毫無法律根據的荒謬絕倫之事。1954 年我在北大新聞系讀書，在
這座素稱民主搖籃的高等學府里，我為北大《自由論壇》編過墻報，將魯迅先生著作《傷
逝》改編成話劇演出，為瞎子阿炳寫了一部傳記，我那時懷著多么大的信心，要為祖國
的文化事業做出些貢獻啊。可是，到了1957 年整風期間，為了響應黨的號召，根據毛主
席說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
向黨提了一些意見，但是，真想不到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狀，結果被押到勞改場所進
行勞動教養。我因病保外就醫，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學到我家里來探望我，
并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館聚談，談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況，表示對《南共綱領》有較大的
興趣和贊同的看法，結果被人誣陷告密，說我們組織“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黨活動，隨
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 年，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執行。這樣，就成了一件
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就憑這些事情，1968 年4 月29 日上午10 時，對林昭一案重新審判，法庭就設在提
籃橋監獄里，沒有陪審員，沒有律師，沒有記者，更不準家屬旁聽，法官宣判：林昭由
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執行。林昭沒有哀號、沒有恐懼，她當即刺破手指，用鮮血
寫下了：“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從容就義。
林昭被處決后，30 日下午2 時，上海茂名南路159 弄11 號林昭家門前，有人呼叫林
昭的母親許憲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應聲開門。來人說：“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
4 月29 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的子彈費。”林母昏厥于室內。令范交了子彈費，詢問：
“尸體現存何處？”來人拒不回答，揚長而去。
1980 年12 月11 日，隨著全國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級法院宣布為林昭平反。
2000 年4 月22 日，林昭的親友同學56 人為她舉行骨灰安葬儀式。墓地在蘇州靈巖
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 年2 月寫下的遺言：“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
以殉中華。”

網載 2015-06-02 23: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