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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馬克思和秦始皇要結合起來”
毛澤東在游泳池里輕言 1958 年鋼鐵翻一番，使整個國民經濟亂了套。1957 年的鋼產
量是535 萬噸，翻一番就是1070 萬噸。8 月中旬北戴河會議最后決策此事時，鋼產量指
標才完成了450 萬噸，剩下4 個半月時間要完成620 萬噸的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作出
翻一番的決定等于打造了一個緊箍咒套在了自己頭上。一生謹慎，向來做事留有余地的
毛澤東，被一系列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他太相信自己的領袖意志了，只要他下決心，揮
巨手，全國人民赴湯蹈火去干，沒有辦不成的事。
1958 年8 月19 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鋼鐵翻一番下了死命
令。他說：
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
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地、縣、鄉不控制不行。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
令。。。。。現在鐵也調不出，鋼也調不出，幾十萬個政府，那還得了！
省委書記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條子要靈，一個地區一個主，一省
只能有一個頭，黨有頭，債有主。。。。。中央也只有一個頭，中央鋼鐵的頭是王鶴壽，機
械的頭是趙爾陸。
我看1100 萬噸鋼有完不成的危險。6 月間我問王鶴壽：鋼是否可以翻一番？問題是
我提出來的，實現不了，我要做檢討。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1100 萬噸鋼，是關系
全國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
沒有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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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傳出的記錄稿，沒有看到原始記錄，但精神是不會錯的。
令筆者驚詫的是毛澤東似不應荒唐到下令拆鐵路去煉鋼，以湊數完成翻一番的任務，這
是建設呢？還是破壞呢？但記錄稿上就是這么寫的。他對自己說過的話看得極重，實際
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領導人，鐵腕政策，強迫命令，不惜代價，把鐵軌回爐，也要完成翻
一番的任務。
北戴河會議上對大煉鋼鐵執行不力者內定了六條紀律：警告；記過；撤職留用；留
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遼寧省委、鞍山市委認為鞍鋼生產進度上不去，是鞍鋼有“右
傾保守”思想作怪，在鞍鋼大搞“拔白旗”運動，煉鐵廠廠長蔡博就在運動中被拔了白
旗，受到錯誤批判與處理。
8 月25 日至31 日，在北戴河專門召開了各省工業書記會議。“中央鋼鐵的頭”、冶金
部部長王鶴壽向各省下達了鋼鐵生產指標。全國在本年度后四個月，九月要生產200 萬
噸鐵，120 萬噸鋼；十月要完成280 萬噸鐵，160 萬噸鋼；十一月要完成32 萬噸鐵，200
萬噸鋼；十二月要完成350 萬噸鐵，220 萬噸鋼。總計在1958 年9-12 月，要完成1150
萬噸鐵，700 萬噸鋼。
9 月1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戴河會議公報，用的是通欄大字標題：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 1070 萬噸鋼而奮斗！
公報中有這樣一段話：“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所通過的
1958 年國民經濟計劃，今年鋼產量是620 萬噸，比去年增加85 萬噸，這個數字早已顯得
不夠了。今年5 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建議把今年的鋼產量增加到800-850 萬噸。
現在看來，這個數字仍然嫌低。會議經過討論，決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
為在1958 年生產1070 萬噸鋼，即比1957 年的產量535 萬噸增加一倍而奮斗。”
為了保證鋼產量翻一番的任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了指揮系統：“各省、
市、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必須把領導鋼鐵生產當作首要任務，每星期檢查一次生產的
進度，采取最有效的方法，調動各方面的力量，組織各方面的協作，解決生產中的一切
困難問題。”
全國人大決議正式通過的鋼產量指標按法規來講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共產黨的政
治局無權推翻或撤銷全國人大決議。要改變這個數字需經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
議，提交國務院認可，由國務院向全國人大提出新的議案，全國人大有接受或否決的權
力。如果全國人大有權否決1070 萬噸鋼的指標，不僅避免了一個勞民傷財的大折騰，也
使毛澤東懸崖勒馬，避免一個大錯誤。毛澤東當時可能感到很不舒服，但很快會清醒過
來，感激立法機關對他的制約，不幸的是毛澤東一意孤行，踢開國務院，踢開全國人大，
這些能避免他犯錯誤的保險裝置都被他置于無用之地，他的歷史性大錯誤也就不可避免
地鑄成了。
根據毛澤東“要每周抓一次”的指示，9 月4 日晚上，撇開國務院和省政府，中央書
記處召開各省市委書記電話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中央書記處領導煉鋼，但總書記鄧
小平沒有出面，他把彭真和譚震林推到了前臺。

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在電話會議上說：“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席提出了
這樣的要求：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了，1100 萬噸鋼，一噸也不能少，少一斤
也不行，少了就是失敗了。這個要求也不能不完成，這就勢必要逼得我們又要拿出相當
的勞動力去挖鐵礦、去辦小高爐。”
彭真在電話會議上說：“最高國務委員會上主席說，鋼鐵上不去，其他就跟著上不去，
你不能光吃糧食。主席要求在9 月15 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9 月是要命的一個月。”
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跟得最緊，率先組織了本省鋼鐵大躍進，趕在9 月15 日放了一
顆鋼鐵衛星。據《人民日報》17 日報道，9 月15 日，河南全省建成45000 多座煉鋼爐，
動員360 萬農民，出動407000 輛各種運輸車輛，“打了一個日產生鐵18693.92 噸的打勝
仗。”而這個省在九月上旬，即9 月10 日前日產生鐵只有780 多噸。同日，《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祝河南大捷》，說河南的鋼鐵日產量，比老鋼鐵工業基地遼寧、吉林、黑龍
江三個省當時的日產量還要高。河南大捷證明，生鐵這一關是一定能夠突破的。要求各
地像河南一樣，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緊緊地抓，狠狠地抓，爭取九月份根本扭轉土高
爐生鐵生產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額完成九月份的產鐵計劃。
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這時的頭腦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衛星，派工業秘書
顧明去抽查一個點。顧明曾經留學日本，在鞍山鋼鐵公司工作過，是個內行。他到放了
日產生鐵102 噸高產衛星的新鄉，看了現場，向干部群眾做了調查，還帶回一塊生鐵樣
品，向周恩來匯報說：“完全是弄虛作假。我們在鞍鋼，煉一噸生鐵，貧礦石要三、四噸，
煉焦用煤要兩三噸，加上石灰石、輔助材料要十多噸。日產102 噸生鐵，原材料要1000
多噸的運輸量，新鄉那里的運輸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總理請看，最上乘的產品就是
這種海綿鐵。”周恩來接過樣品，良久無言，后來才掂量著那塊鐵說：“這哪里是鐵嘛！”
這塊衛星鐵一直擺在總理辦公室的書架上。
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封了“中央鋼鐵的頭是王鶴壽”，等于不要周恩來管鋼鐵的事。
作為總理。周恩來還是每周開一次鋼鐵會議，以求加強領導，減少損失。冶金部部長王
鶴壽竟拒絕參加會議。在9 月14 日召開的會議上，有人匯報煉鋼的農民不認識礦石，往
往把較重的黑石頭當作礦石；農民沒有“噸”的概念，把一噸當成一担，在計算產量和
投放原料、輔料時引起混亂。周恩來下令調了13000 多名化學系的大學生，派往各地指
導。雖說杯水車薪，周恩來的力量也只有這么大了。
周恩來雖然發現了河南鋼鐵衛星有假，但當時不能捅破這層窗戶紙。中央工業交通
部部長高揚奉命帶了一個工作組，到河南登封、禹縣、魯山等大放“衛星”的地方了解
煉鐵情況。他發現產量不實，質量不好，向中央寫了封信，對所謂“小、土、群”等違
背科學的做法提出異議，據理力爭，提出看法。毛澤東看后龍顏大怒，把他打成“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攜兒帶女，發配到貴州勞動改造。這個標桿一立，就把各級干部的嘴都
封住了。眼睜睜地看著造假，承認造假。表揚造假，這就是當時最大的“政治”。因為“主
席要求在9 月15 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河南的鋼鐵衛星，是這樣應運而放的。誰要敢
對河南的鋼鐵衛星有懷疑，誰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對大躍進，就是跟毛澤東過
不去，就會使毛澤東發出的“偉大號召”變成空話而下不了臺！而毛澤東的威信和面子，
這時候已被擺在了所謂“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時

候各級干部都有一句自我解脫的話，就是：“要算政治賬，不要算經濟賬。”質言之，所
謂“政治賬”，就是毛澤東的面子；所謂經濟賬，就是人民財產的損失。
河南這個樣板一樹，各地、市、縣的書記們就知所趨處了。《人民日報》1958 年9
月24 日報道了第二個典型—湖南省邵陽專區。報道說：
在工業戰線上也是這樣，誰發動群眾最徹底，群眾運動的聲勢最大，誰就能飛得最
快，跳得最遠，奇跡也就出現最多。湖南省的邵陽專區，是一個土鐵生產發展很快的地
區。邵陽專區是怎樣組織生產大躍進的呢？最主要的，也是徹底發動群眾，造成聲勢浩
大的群眾運動。他們組織了全民大辯論駁倒了“農民煉不出鋼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
右傾保守思想，使“為什么要發展鋼鐵，如果發展鋼鐵”的道理家喻戶曉，從而在全區
組織了萬余干部，93 萬群眾投入煉鋼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
來。”僅一個湘鄉縣，就發動了七萬多人找到120 處鐵礦和51 處煤礦。焦煤運不及，他
們自己去挑、去搬，僅一個漣源縣就發動兩萬多人排成長蛇陣，從山上運下6000 多噸焦
煤，當群眾發動到這樣的程度，奇跡就一定出現。河北武安縣所以能在三天之內使生鐵
產量從100 多噸提高到1000 多噸，其原因也在于廣泛發動了群眾，組織了12 萬人投入
鋼鐵戰線。山東等省為什么敢于提出萬噸省的目標？其原因也在于廣泛發動了群眾，因
而滿懷信心。
為了在1958 年年底完成1070 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按月按日計，9 月24 日中央書記
處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30 日為止，全國鋼的日產量必須達到6 萬噸，而生鐵日產量必
須達到10 萬噸，“否則是不行的。”要求從省、地、縣到鄉，各級第一書記親自掛帥，親
臨鋼鐵生產現場，日夜不停地指揮鋼鐵大會戰。為了完成這樣的指標，計劃10 月份在全
國建起30 幾萬座小高爐。中央書記處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東六省力
爭在九月份以前達到日產生鐵萬噸的目標，要求全國有30-50 個日產千噸的縣。
9 月25 日，毛澤東南巡回京向記者發表談話稱：“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眾很大的
干勁，在這個基礎上各項任務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應當完成鋼鐵戰線上的任務。在鋼
鐵戰線上，廣大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但是就全國來說，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業，對
于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沒有開群眾大會，沒有將任務、理由和方法向群眾講得
清清楚楚，并在群眾中展開辯論。到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業方面大搞群眾
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游擊
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批評“還有一些同志”，是指各級工業部門的領導和專家們。冶金部部長王鶴
壽坐不住了。10 月7 日到9 日，王鶴壽在天津召開全國地方土法煉鋼促進會；11 日，又
在河南商城召開同類會議。據當時計算，在1958 年最后三個月，現代化高爐煉出來的好
鐵，只能滿足鋼產量翻一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煉鋼用的生鐵，要靠土法冶煉。
冶金部連續召開兩次現場會，就是要介紹、推廣土法煉鋼方法，宣傳所謂小（小高爐、
小平小轉爐）、土（土法煉鐵、煉鋼）、群（大搞群眾運動），大破“保守思想”，“懷疑論”
和“條件論”。配合宣傳的《人民日報》社論《關鍵在于大搞群眾運動》指出：
在當前的鋼鐵生產中，怎樣才能把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呢？許多地方的經驗
證明：大辦土高爐最能把千百群眾的積極性動員起來，最能發揮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最

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大的效果。
9 月1 日到20 日生產出的全部生鐵中有50%左右都是土高爐生產的，這個比重還可
能提高。可見土高爐在當前鋼鐵的生產中，處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許多地方九月份的生
鐵生產上升得比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了土高爐。廣大的群眾，不管是五六十歲的
老太太，不管是十幾歲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現了男女老少一起動手的真
正的群眾運動，出現了幾萬座土高爐鐵水奔騰的興旺局面。
有人認為土高爐耗費的勞動力太多，生產成本太高，不經濟，不合算，是的，搞土
高爐必須要動員很多人，生產成本是比較高。但是，問題在于速度，在于爭取時間，就
是說必須保證今年拿到1070 萬噸鋼，少一噸也不行。
10 月4 日至11 月14 日，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舉行。
會議認為；兩個月來以鋼為綱的全民辦工業的群眾運動成績很大。巨大的成就不僅
表現在經濟上，更重要的還表現在它的偉大政治意義，找到了以鋼為綱在工業戰線上大
搞群眾運動的道路。從此，我國工業化事業將由全國人民轟轟烈烈地來搞。通過運動，
打破辦工業的神秘觀點，打破消極平衡論，建立以鋼為綱的積極平衡論。煉鋼又煉人。
死全國人民都受到多種鍛煉。會議要求今冬明春要廣泛發動群眾，把以鋼為綱的群眾運
動引向更高階段，要調整、解決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對“小、土、群”進行調整、鞏
固、提高的工作，為迎接明年工業生產更大的躍進而奮斗。
毛澤東不斷大造提高黨權的輿論，強調書記掛帥，黨的組織系統成為最有權威、最
有效的系統。兩次書記電話會議，兩次工業書記電話會議，首先把全黨、進而把全國人
民發動起來了。毛澤東親自掛帥的“政治設計院”運動群眾的魄力和能量果然不同凡響。
“為1070 而奮斗”成為全國政治經濟生活中最強勁的主旋律。當時流行的說法是“鋼鐵
元帥升帳，其他一切都要讓路。”《人民日報》9 月5 日發表題為《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的
社論，要求“各部門、各地方都要把鋼鐵的生產和建設放在首要地位。當鋼鐵生產的發
展與其他工業的發展，在設備、材料、動力、人力等方面發生矛盾的時候，其他工業應
該主動放棄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讓路給鋼鐵工業先行。”“不管哪一個地方、哪一個部門，
有材料、有設備、有交通工具，必須首先讓給鋼鐵工業；有制造能力的，必須先為鋼鐵
工業而生產；電力必須首先輸送給鋼鐵工業；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須首先滿足鋼鐵工業的
需要；有勞動能力和技術力量的，必須首先調給鋼鐵工業。”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把鋼鐵
工業搞上去，實現“1070”！
為了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面子，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瘋了”。七月底。用在鋼鐵工
業上的勞動力幾十萬人；八月底，增至幾百萬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萬人；十月底，
增至六千萬人；年底，達到九千萬人；加上直接間接支援大煉鋼鐵的，全國投入的勞動
力超過一億以上。
隨著人數的激增，小高爐、土高爐的數量也按比例增長。七月，有三萬多座；八月
底，增至17 萬座；九月底，增至60 多萬座；十月底，達到了幾百萬座。不但公社煉鋼，
而且部隊、學校、機關，甚至外交部和文聯。以至于宋慶齡公館的后院，都建起了煉鋼
爐。那時你若有幸乘火車站神州大地巡游，真是空前絕后的壯觀景象：鐵路兩側，火光

沖天，人聲鼎沸，標語醒目，紅旗招展。晝夜三班倒，人停爐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
爐拔地而起，還把磚瓦窯、瓷窯改成了小高爐、土高爐，就連侵華日軍和國民黨留下來
的碉堡、炮樓，也被改造為土法煉鋼的爐具。煉鐵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
不夠，就砍伐樹木燒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礦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礦石代替，也有因農
民不認識礦石，把黑石頭當礦石送入爐中冶煉的，當然，一樣算成果，一樣放衛星。實
在找不到鐵礦石的地方，就把農民家里的鐵鍋、鐵錘、鐵锨，廟里的鐵香爐、鐵鼎，殷
實人家的鐵門、鐵柵欄等一切能夠搜羅到的鐵器送到爐里去，煉出來的燒結鐵，鐵絲直
支楞楞，半個門環鑲嵌在鐵疙瘩上，這些都作為產量放了衛星。
到 1958 年12 月22 日，新華社莊嚴地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1070 萬噸鋼—黨的偉
大號召勝利實現。鋼產量1108 萬噸，生鐵產量1369 萬噸，超額完成了1958 年鋼產量翻
番的任務。”
沒有宣布的是，有308 萬噸鋼。416 萬噸鐵是湊數的廢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
煉這些土鋼鐵，國家補貼了50 億人民幣（沒有煉成的土鐵和燒結鐵740 萬噸，虧損31
億元；煉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鐵300 萬噸，因成本過高而損失11 億元；炒土鋼虧損8 億元）。
當時一頓鋼的市價是150 元，土法煉一噸鐵的成本是345 元，那真是賠本賺吆喝。這就
是所謂的“要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
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據大陸官方認可的統計數字是1200 億元人民幣，周
恩來主持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建設投資共550 億元。大躍進浪費了兩個五年計劃的資
金。
1958 年是毛澤東的烏托邦空想大放異彩的一年。世界觀察家看中國，難免眼花繚亂，
目瞪口呆。這一年，毛澤東除了提倡鋼鐵大躍進外，還提出在全國城鄉大辦公共食堂。
10 月25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辦好公共食堂》，指出：“辦好公共食堂是人民
公社實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和生活集體化的有效措施，是培養農民集體生活習慣
和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一個關鍵問題。公共食堂要在農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
起來，成為我國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縣要把公社建成新樂園，三年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起點就是公共食堂。
縣委第一書記謝惠玉1958 年10 月28 日子全縣萬人大會上作報告說：“讓人進入新樂園，
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
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一個縣委書記，不懂經濟，作此夢囈，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偉大
領袖”竟然認為這是可行的，11 月6 日毛澤東在登載這個報告的《宣教動態》上批了這
樣一段話：“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
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毛澤東的疲于和范縣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報告，在中共
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了，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全國一哄而起，大辦公共食堂，到1959
年年底，全國農村建立公共食堂391 萬多個，參加公共食堂吃飯的約4 億人，占人民公
社總人數的72.6%。河南最徹底，到食堂吃飯的人數達到社員總人數的99%。

毛澤東熱心提倡吃飯不要錢，決心要施這樣的“大仁政”，是以糧食多得發愁為基礎
的。
他想象的糧食有多少呢？在北戴河會議上他說：
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任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將來
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規劃，哪里缺糧，我們就送給他！
1958 年8 月25 日，農業部黨組提供給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稱：1958 年全
年糧食總產量超過8000 億斤，比1957 年的3700 億斤，翻了一番還多。
9 月1 日發表會議公報時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 年糧食產量將達到
6000-7000 億斤，比上年增長60-90%；棉花產量達7000 萬担，比上年增長一倍以上，
10 月，在西安召開的華北、東北和陜西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上，主管農業的譚震
林在作總結報告時言之鑿鑿：1958 年全國糧食產量8000 億斤是肯定的，10000 億斤是可
能的。
12 月初召開八屆六中全會，認為西安會議估產有水分，打了折扣，12 月10 日發表
的會議公報宣布：今年糧食產量將達到7500 億斤，棉花產量將達到6700 萬担左右。1958
年度的糧食征購任務和經濟生活，基本上就是以這個估計數字為基礎安排的。
后來經過落實，1958 年糧食產量為4000 億斤，棉花產量3938 萬担，這就注定了公
共食堂是短命的。
一開始，公共食堂很紅火了一陣子。雖無大魚大肉，但大鍋飯管飽是真的。當時有
兩個口號，一個是“放開肚皮吃飯”；一個是“吃飯不要錢”。據薄一波回憶：“當時的甘
肅省委書記告訴我，有的干部執行這個口號很積極，看了過路人走了多遠，還強拉回來，
說天黑了還不吃飯？反正吃飯不要錢，非要他吃不行。”看這種景象，正如《鏡花緣》中
描寫的君主國世界。
我們看看虛報產量最嚴重，后來餓死人最多的河南是怎樣辦食堂的？這是1958 年11
月6 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
河南孟津縣橫水鄉紅旗人民公社辦了300 多個人人夸、個個叫好的公共食堂，從九
月份起已經做到一個月九十頓飯菜頓頓不重樣。
在“使所有社員吃飽、吃好、吃滿意”的戰斗口號下，全體炊事員發揮了高度的積
極性和創造性，即使野菜和紅薯那樣的粗糧，經過精心烹調，也能做出幾十種花樣，使
社員們如吃“山珍海味”。
現在，這307 個食堂，有279 個食堂實行了“一堂三個灶，老弱五頓餐”和“三水
五味臺”制度。

一堂三個灶，就是在一個食堂中有青壯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產婦灶；老年人、
病人、產婦每天能吃五頓飯；三水五味臺就是在食堂內設有洗臉水、漱口水、白開水，
五味臺上放有醋、醬油、辣椒、鹽面、蒜汁等調味品，供社員們吃飯時選用。
所有食堂都經常在社員中進行詳細調查，了解他們吃飯的要求和口味；特別注意社
員們每天在飯廳吃飯的情況、議論和反映，以便及時改善飯菜的花色品種。現在全社已
經在214 個食堂做到了一個月九十頓飯菜頓頓不重樣。社員們可以在這里吃到包子、炸
醬面、油餅、蒸羔、蔥花卷、炸紅薯丸子等等，他們也吃菜饃，但做得好吃。有一種叫
五香紙卷饃，很像春卷，群眾非常愛吃。做法是：把南瓜、紅薯葉等五種家菜和野菜切
成小碎末，加上油鹽、大料、蔥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桿得像紙一樣，然后把拌
好的菜餡卷在里面蒸熟。
這些食堂并不是一開始就辦得這么好，這么受群眾歡迎。開辦初期，有150 多名地、
富、反、壞分子和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得一塌糊涂。黨委會發
動群眾，把這些壞家伙從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徹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調配了32 名共產
黨員、63 名共青團員和85 名“建設共產主義積極分子”當炊事員和食堂管理人員。這個
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張金生還深入第十七食堂，親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員一起創造
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許多飯菜新花樣，馬上召開現場會議，于是全公社300 多個食
堂的工作都陸續得到了改進。
這篇報道虛夸是顯而易見的，九十頓飯菜不重樣，那是宮廷御膳的水平，公社食堂
肯定做不到。但不光是吹牛，食堂初期確實風光過。那是為了應付上級視察，左鄰右舍
參觀，開現場會、評比會等等。筆者曾有幸親臨勝境，在北京豐臺區某公社吃過幾天食
堂，大白饅頭，大鍋菜，還是很實惠的。因為我是去探親的客人，當然享受吃飯不要錢
的待遇。據主事者跟我私下談論：“干部、群眾大多數人不愿意吃食堂，懶漢、二流子最
積極。但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是毛主席的號召，誰行動慢了，拔誰的白旗（撤職處分）。
我們是拿出全社幾千口子一年的口糧墊底，讓大家放開肚子吃，吃到哪天算哪天。口糧
分到戶，可以吃一年，這樣吃半年就得吃光了。到時候上級總得想辦法。”后來報紙上公
布的材料，在農村公共食堂，免費供應導致無節制的消費，有的把可以維持6 個月的糧
食3 個月就吃掉了；還有的地方兩個星期吃掉了三個月的口糧。據經濟學家、當時的統
計局局長薛暮橋估算，農民吃食堂浪費的糧食有1750 萬噸，相當于1958 年農村供應糧
食的11%。這種無節制的過度消費是后來導致大饑饉，餓死人的原因之一。
雖然總結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處”，但有一個根本的缺點：大鍋飯，養懶人。農民
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飯。勤勞的農民想：
起早貪黑，深耕細作，下多大力氣，多產多少糧食，也是全部歸公，自己混個“肚兒圓”；
懶惰的農民原來還隨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幾次，多吸幾袋煙，隊長看不見的時候早收工，
今見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過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開肚皮吃飯，索性工也不出了。
廣東新會縣吃食堂的結果出現了“四多四少”，即：“吃飯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裝病的
人多，吃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讀書的人多，勞動的人少。”如此坐吃山
空，豈能持久？
“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干凈衛生”只是《人民日報》畫出來的仙境。河北張家口
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瓦罐吃力地

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她：“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這是給他
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
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聽了，久久沒有說話。他目送那個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風中
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過山梁，消失在坡那邊。。。。。。
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當時，因“右傾機會主義”被革職、在貴
州勞動改造的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就有這種經歷：“我帶著兩個小兒女，爬過
一道山梁，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1960 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
老太太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滾過一般。當地農民
告訴閻書記：“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15 里，不算遠。最遠的有30 里，每天騎上毛驢
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
縣委書記不相信他的話，怕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閻紅彥在總結云南餓死人的問題時說：“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也
造成了死人。”本來，自留地生產的糧食菜蔬由農民自己支配，除集體分配的口糧外，這
是另一個食物來源。1959 年春，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問題的文件上批示“恢復
社員的自留地”，“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但是，
廬山會議后，毛又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將早先下達的文件作廢。才發給農民沒幾天的自
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農民唯一能獲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
沒糧了，農民就只好等死。
1958 年，本來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但在收獲季節，全民煉鋼鐵正在節骨眼上，為
了保鋼，保那個圖虛名得實禍的“1070”，把青壯勞力都趕上了鋼鐵第一線。農村的景象
就如湖南平江縣一位傷殘的老紅軍給彭德懷元帥的一首詩所描繪的那樣：
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當時，留在農村的勞動力比上年減少了3818 萬人，農業與工業勞動者的比例由上年
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車輛和牲畜也被調用去大煉鋼鐵。結果，在許多地區，
大批的糧食和棉花因無人收割或運不出來而爛在地里，據中央農村工作部當時最保守的
估計，“1958 年底農作物估計有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400 億斤。
一個虛報產量，一個豐產不豐收，一個吃飯不要錢，使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敗象到
1958 年底就逐漸暴露了。首先表現在那個吃飯不要錢的的食堂上，開始由干飯變成稀飯，
而且越來越稀，由糧食而瓜菜、野菜，終于難以為繼了。譬如四川井研縣縣志記載：“起
初食堂吃飯不定量，吃飯不要錢，浪費了不少糧食。1959 年糧食嚴重缺乏，不得不實行
定量供應。先是每人每天定量6-12 兩（16 兩為一斤），后又降至3-6 兩不等。”三兩糧不
到100 克，每8 個人餓死了一個人。
1959 年2 月17 日，年高德昭的朱德元帥視察廣東，在同江門地委領導人談話時說：
“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像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社員生活如果這樣長
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六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視察時又對省委負責人說：“吃飯不要錢

不行。要把糧食分給個人，由個人負責調劑，加點菜和薯。辦食堂，就會造成很大的浪
費。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有些人怕因此發
展了資本主義，這是多余的。”7 月9 日，他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去年最大的兩
件事，一是大煉鋼鐵，二是公社化，使國家和個人都受到很大的損失。吃大鍋飯，我一
向就担心，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當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風，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
我這個人就是想多搞點對外貿易，因為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建設事業搞得更快。有些人以
為憑人多就能把國家建設很快搞起來，實際上是不行的。”7 月11 日。朱德在長沙同湖南
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談話時說：“把糧食分到戶和節約糧食結合起來，他們知道在家吃飯
比在公共食堂吃飯好，可以把糧食節約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兩年我們只強調
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愿意多產出一點東西
供應市場。你不這么搞他就不生產。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很大的教訓。”
朱德的講話，雖無文件下達，還是流傳開了。1959 年夏，發生了安徽省委書記張凱
帆下令解散無為縣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還原，兩開放”，即吃飯還原，房
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自由市場開放集團設有魚塘開放。親自幫助農民拆掉公共食堂
的鍋灶，這個縣共解散了4000 多個公共食堂。
對無為縣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澤東勃然大怒，1959 年8 月10 日他親筆寫下了《對
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報告的批語》，說張凱帆“站在資產階
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這個文件發到全黨，全黨震駭莫名。承
担分裂黨的罪名是要有的資格的，一個省委書記解散了一個縣的食堂，怎么能上綱這么
高？當時大家不理解，毛澤東的這則批語，是明批張凱帆，暗批朱德的。8 月12 日他在
廬山會議常委會上講，他担心“總司令可能鬧亂子。”這就是指朱德對食堂問題說了幾句
實事求是但是和毛口徑不一致的話。毛澤東在鞏固領袖地位問題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
神經過敏），見微知著的。凡全局性的問題，他不能容忍其他常委先講話，講對了也不行；
他認為這是誰當家，誰說了算的問題。
公共食堂面臨嚴重危機，毛澤東早已意識到了。他硬撐著不回頭，但也需要了解真
實情況。1959 年2 月，他派自己的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組前往四川調
查。
田家英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1922 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從1948 年8
月起任毛澤東的秘書。由于他博聞強記，熟讀經史，兼擅詩詞，很得毛澤東賞識。田家
英率工作組來到成都北面的新繁縣崇義橋，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
他來到這里，是希望了解真實情況。
田家英結識了大隊支部書記林功謙。他記下了與林的問答。
“你們每畝田能產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們的衛星田畝產 24000 斤。”
“真有那么多嗎？”
“四川省廣播電臺廣播了的，那還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兩三千斤吧，少說點，總也有一兩千斤吧。”
“產量既然這么高，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還要吃連麩面呢？”

“豐收不忘節約嘛。”
田家英與林功謙這一問一答，是崇義公社對付上級調查人員的標準答案。田家英又
問了許多群眾。都是這么說的。隔了幾天，林功謙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實身份，為他急于
了解真實情況的誠懇態度所感動，才悄悄告訴他：“田主任，說老實話，充其量每畝只有
650 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個小隊長馬世才，問道：“你們隊倉里還有多少糧食？”
“還有 30000 斤。”按照虛報的產量，完成上交征購任務后，理應還剩這么多。馬世
才硬著頭皮回答。
“你打開倉門，我要看看。”
馬世才打開倉門，果見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過倉板，走進倉里，踩上黃
谷堆，只覺松泡泡有彈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紛紛下落，原來是一個稻草堆，上面灑了
一層稻谷。馬世才慚愧地低下了頭。田家英知道基層干部弄虛造假是出于無奈，沒有責
備這位隊長，只是幽默地說：“這些稻谷恍谷太多了。”恍谷是當地土語，指無實的空谷。
每到開飯時間，田家英就懷著沉重的心情來到食堂外觀察，大家打完了飯，他和工
作組的同志也在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陳大娘來打飯，顫顫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
軟跌倒在臺階上，全家的稀飯撒了一地。這位老人大哭起來。田家英上前攙扶老人，安
慰說：“不要緊，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陳大娘抽噎著說：“另外打？咋個能夠另外打嘛！
田家英掏出自己的5 斤糧票，要陳大娘去食堂秤米。陳大娘感慨不盡，接過糧票，為了
多活幾天，她秤的是連麩面。”
田家英，這位正直的共產黨員，叉著手，面對墻上“公共食堂萬歲！”的大標語憤憤
地說：“公共食堂萬歲，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歲！”把旁邊的群眾嚇了一大跳。這
就是田家英調查公共食堂的結論。田家英在崇義公社待了6 個月，中間曾于1959 年4 月
趕到上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如實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各省情況逐漸嚴重起來。由于糧食匱乏，勞累過度，從1959 年下半年起，農村出現
了嚴重的人口外逃、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 年2 月18 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
據2 月15 日統計，全省有44 個縣、235 個公社、5600 多個村莊（約占全省村莊的10%），
發現浮腫病人59000 多人，已病死450 多人。其中唐山地區最為嚴重，僅玉田、寶坻兩
個縣就發現浮腫病人19000 多人，保定、石家莊地區發現的浮腫病人也在萬人以上。
河北省委的負責人當屬有良心的干部，及時把最初農民外逃、浮腫病、餓死人的嚴
重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毛澤東如果把人民的生死憂患擺在第一位，緊急轉舵，
調整政策，不至于發展到后來那樣嚴重，餓死幾千萬人。非常令人遺憾的是，他把自己
的面子、威信擺在了幾億農民的生死憂患之上，頑固地堅持要把公共食堂辦下去。他把
河北省委的報告壓下來，卻把貴州省委的報告批轉全國，
貴州省委書記周林，摸準了“大方向”，于1960 年2 月16 日至18 日召開地委書記
會議，討論公共食堂問題。2 月24 日給毛澤東送上了《關于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

告》，說全省13 萬個食堂，有80%是鞏固的，20%左右不深鞏固。“農村結果整風整社和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后，富裕中農同我們作斗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公共食堂，去年貫徹
八屆六中全會之前，他們的主要活動，是鬧土地下放，包產到戶，牽牛拉馬。現在千方
百計搞垮食堂，這就是挖社會主義墻角。所以食堂也是我們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
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就沒有保證。”毛澤東批示：“貴州省委
的報告寫得很好。。。。。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
事業中，在五年到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
該救災放賑時候，繼續不擇手段搜刮農民的糧食，說這些不著邊際的大話】空話，
這個文件下去所引起的作用就是阻塞言路，各省有災情也不敢報了。
與此同時，還有兩個措施成為以后大規模死人的直接原因。
1959 年3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
只許農民就地餓死，不許出村。民兵巡邏站崗，像看集中營那樣看住農民。在舊社會，
遇有荒年災月，農民扶老攜幼“下關東”，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飯，人挪活，樹
挪死，多數能活下來。。這條路一堵死，大大加劇了災情。這是第一個損招。中央文件一
下達，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最下等的
苦力和新社會剝削對象的農民幸運地被準許不予遣返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
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
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愿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
返他們后，他們還會設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教農場。
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他們視作勞改犯，與真正的犯人無異，盡管他們的唯一罪過只
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這
樣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了。譬
如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后，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
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 余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押的“盲
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 多人。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
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961 年1 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
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我們大隊原有5000 多人口，現在只有3200 口人
了。日本鬼子來了我也沒死這么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 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
六口人，死掉四口。。。。。。”
第二個損招是改變糧食管理體制。1959 年4 月22 日，河北、山西、黑龍江、陜西、
甘肅、山東、江蘇、上海等16 個省市的財貿書記在合肥舉行糧食工作會議。糧食廳長也
列席了會議。會議著重研究了改變農村糧食管理體制問題，過去，除了國家征購糧食以
外，留在農村的糧食基本上由承包單位（生產小隊）管理，有些則分到社員家里。會議
認為，這種管理體制不符合興辦公共食堂、實行生活集體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強基本隊
有制（生產大隊）和逐步向公社私有制過渡。因而提出將留在農村的糧食全部由基本核
算單位（大隊）統一保存和管理，如何動支都必須經過基本核算單位批準。這樣一來，
種田的農民就根本看不到糧食了，家里有一點糧食都是非法的，完全失去了自救能力。
毛澤東在知道了全國嚴重缺糧的情況后，他的指導思想是：保住城市，犧牲農村，
1959 年7 月5 日，他在糧食部部長陳國棟的一份報告上批示：

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之下，征購1100 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
主動的第一著。
下年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1020 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850 億斤，似乎
也略微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800 億斤，或者810、20 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
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二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
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約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干有稀，糠菜混吃，
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就在毛澤東決心犧牲農民、保全面子的這兩年，許多擁護共產黨、聽毛主席話的農
民被活活地餓死了。那些貧苦農民多數人餓死不造反（小反發生不少）。，是因為他們認
為：共產黨、毛主席給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辦公社、叫辦食堂也是為了老百姓好，
怎么能反對自己的恩人呢？他們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為什么這幾年光出餿主意
呢？
毛澤東心里比誰都清楚，他的空想社會主義所造成的后果是極端嚴重的。按照中共
黨內的術語，他犯的是路線性、全局性的錯誤。如果實事求是地評估毛澤東的三面紅旗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必須下臺，以謝全黨，以謝國人。這時，毛
澤東頭腦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遠，他出奇地沉著冷靜。如毛澤東自己所說過的，犯
錯誤路線的頭子，改也難。難就難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要發明理論，組織隊伍。為自
己的錯誤辯護。誰能為他的錯誤辯護，誰就是親密戰友；誰要準備糾正他的“左”傾路
線成為，誰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內的多事之秋從此開始了。

網載 2015-06-02 23:3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