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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同舟共進》2014年第4期

《同舟共進》：改革開放開始時，鄧小平或許還沒有意識到"新權威主義"，但后來確實選了這樣一條路徑，這與1978年他去考察新加坡、日本等國，有無關系？

蕭功秦：李光耀說過一句很中肯的話，新加坡沒有能力改變中國，但有能力影響中國。事實上就是如此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他看到的是一個繁榮的新加坡，這是一個華人占主體的社會，是在亞洲，而不是北歐，是一個曾經是殖民地的小國家，我想這一定給了他很大啟示，新加坡能行，為什么中國不行，他看到了西方跨國企業給新加坡帶來的財富，先進技術與企業管理經驗，但這些東西是在一個高效的威權政府的整合下才在新加坡落實的，這些都是值得中國借鑒的東西。

新加坡模式對中國人影響之大，可能被我們許多人低估了。從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開始，中國政治精英到新加坡學習先進管理經驗的過程就從來沒有中斷過，三十多來年來，中國差不多每年都會派遣一百多個市長或市長級官員來學習八至九個月的公共行政與城市管理課程。還有蘇州工業園區，特區制度都是中國學習新加坡經驗的結果。上世紀九十年代朱熔基去新加坡詳細了解公積金制度。我們多數中國人都從這一制度中受益。

2001年我在新加坡訪學了五個月，親身感覺到新加坡治理得井井有條，社會安定，新加坡華人占70%左右，馬來人與印裔各占15%左右。這些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信仰，但卻能和諧相處。沒有什么激進宗教勢力，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占全世界第八位，人均五萬多美元，比美國還高一位。美國只有四萬七千美元。這讓我們看到開明的新權威主義體制可以做得很好。我想這些方面可能對中國政治精英有所啟示。

我們說鄧小平是新權威主義者，這是對他所開創的政治發展模式的一種政治學概括，中國模式并不等同于新加坡模式，但新加坡的新權威主義發展模式肯定對中國政治精英有很大的啟示。鄧小平在訪問新加坡以后，多次對李光耀的治國成就公開進行了贊賞。李光耀也對此表示了感謝。新加坡對中國影響之大與影響之積極，以至于讓許多西方人都感到担心的地步。

我想，新加坡對小平的最大啟示，除了管理經驗與技術層面以外，還可能是兩點，一點是，李光耀的務實主義哲學，用李光耀自己的說法，要"了解人民真正要的是什么"，"人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鄧小平也是一個務實的人，新加坡的成功，是務實的政治家的成功。只有務實，才能防止種種烏托邦理想主義對我們采取的戰略選擇的干擾，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政治與激進主義、浪漫主義對我們清明的理性設下的觀念屏障。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強勢的領導作風"。在這兩點上，鄧小平與李光耀非常相似，也可以說，他們彼此都很欣賞對方，我最近讀了一本美國著名評論家普雷特寫的《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其中提到，李光耀認為，自己一生中見到的"最偉大的人"就是鄧小平。他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拯救了中國"。因為"鄧小平有能力說服并鎮住了其他保守派同僚，并對他們說，我們必須往不同的方向前進。"人類的歷史往往就需要這樣的強勢的偉人來改變方向。中國正是有了鄧小平，才有了后來的一切。

《同舟共進》：您認為"強勢的領導作風"是主要方面。你如何看新權威主義的強勢領導作風？

蕭功秦：這種強勢領導作風只是新權威主義的一個方面。新權威主義從本質上說，是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開明的威權政治，它既拒絕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與左的教條主義，也拒絕激進的浪漫的西化民主派。它對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保持高度的警惕，它批判左與右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利用激進的民粹主義來挑戰現行秩序，主張用開明的威權政治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創造多元經濟與文化這只看不見的手。因此，新權威主義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初期階段，政治參與的水平要和國情、社會發展的狀態相適應。要防止發展初期政治浪漫主義造成的政治參與爆炸與井噴。

正是在反對左右兩種極端思潮的意義上，新權威主義就是一種中道理性。有些自由派學者最近把中國現行體制描述為"第三條道路"，我覺得用"中道理性主義"來概括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體制更為確切。在我看來，新權威主義發展路徑，就是趕超左右激進主義的中道理性的道路。

新權威主義特別強調政府廉政，要通過強有力的、有效率的領導體制，來保持廉潔政府。只有雷厲風行的強勢領導，才能應對官僚腐敗、官僚特權，三公消費膨脹，以及利益壟斷造成的種種社會不公問題。

另外，我認為，新權威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經驗主義導向的政治，政府要務實，不講空道理，不談太過高遠的目標，不搞浪漫主義的烏托邦，運用常識理性，在經驗中摸索，走小步，走穩步，不停步，從解決民生問題出發，逐步地逼進現代化的民治、民主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建構理性與不切實際的政治浪漫主義或激進主義對中國發展造成的不可測的沖擊，避免中國這個巨輪急轉彎可能造成的災難。

李光耀對鄧小平的支持，正是基于雙方都有經驗主義的哲學觀，李光耀說，"鄧小平不想通過打亂秩序來改變國家，因為將會造成另一場如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他還說，"任何人希望中國和他的十四億人口受到持續的災難，病害與瀕臨崩潰，他不是魔鬼就是瘋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是要低估鄧小平這個小巨人，肯定會大錯特錯。"（見普雷特《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中文版89頁）

李光耀與鄧小平在治國理念上有許多相通之處，概括地說，強勢的領導作用，經驗主義而不是建構理性主義，反對政治激進主義與政治浪漫主義，主張務實的現實主義，強調穩定對于發展的重要性。對于激進主義革命抱有高度的警醒態度。

《同舟共進》：如果與鄧時代對新加坡的欣賞相比較，您認為今天習體制對新加坡的欣賞與肯定，與二三十年前有何異同？

蕭功秦： 2010年習近平在訪問新加坡時就對李光耀說過，新加坡在許多方面的成功經驗為中國解決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難題提供了有益借鑒。并向李光耀提到，鄧小平生前多次提出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

新加坡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上，有很多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包括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培訓、精英選拔機制。適應于本國情況，通過經驗試錯來進行有效的制度創新。

李光耀對習近平有過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曾經說過，"習近平應該屬于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在李光耀看來，習近平是改變中國的人。我相信，習近平從鄧小平與李光耀的治國理念中一定得到很多的啟示，從十八大提出國家治理體制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一命題來看，新加坡在運用強勢政府與法治手段治理腐敗，發展社會中間組織，運用社會組織來實現善治方面，一定會有新的舉措。

與新加坡相比，中國實在太大了，歷史與文化傳統也有不同，正因為如此，習近平也不會簡單地照搬新加坡，任何中國政治精英我想都不會這樣做。

《同舟共進》：你曾經提到俄國學者很欣賞中國新權威主義政府對轉型過程的可控性，新加坡的這種民主是不是"可控性的民主"？它處于民主發展的什么階段？

蕭功秦：新加坡的體制，是一個獨大黨制度，人民行動黨保持著對議會的可控性地位，是一個優勢的（dominate）政黨；這個黨擁有充沛的政治資源，能在憲政法制框架下，始終有效地保持著不受挑戰的執政地位。雖然某些社會群體與階層對于新加坡內政也有意見，反對黨在每次大選中都對執政黨進行批判與抨擊，但人民行動黨總能保持其執政地位，這種體制不同于有政黨更替功能的兩黨競爭體制，有人把它音譯為"獨大黨"制度，即除了執政黨外，同時也有一些小黨。

不過，這種體制也有潛在的積極政治功能，那就是小黨在議會中所占比例雖然很低，但卻能保持反對黨的有效批判立場，這就防止了執政黨長期執政可能出現的政治惰性，能夠激發執政黨的政治活力，加強社會力量對國家官員的監督。打個比方說，它就如同魚群中的鯰魚，通過不斷去追咬魚的尾巴來激發魚群的生命力。我在新加坡訪問期間正逢新加坡大選時期，親見看到反對黨廣場集會的規模與民眾的積極參與，反對黨對執政黨所提的質問，含金量并不低，雖然每次都落選，但這些質疑之聲，卻能迫使當政的人民行動黨的執政精英在下一屆施政中居安思危，如履薄冰。中國也可以結合自己的國情，從新加坡體制中的"鯰魚效應"中，獲得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當然，新加坡體制下的民主化程度，按西方的標準來說是低度的，學界中也有人把它稱之為"選舉型威權政治"，但這種低度的民主與政治參與水平，對于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宗教。多種族，處于夾在馬來西亞與印尼這兩個大國之間的敏感地帶小國家，仍然有其現實的理由，從政治學角度來說，我們也可以把新加坡式的是低度的政治參與制度，看作是向憲政民主長期演進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隨著新加坡中產階級力量的強大，政治參與的要求比十三年前我在時要更為強烈得多，社會大眾有序的參政要求將形成一種倒逼機制，迫使新加坡的民主化在未來要有一個適應性的發展。

《同舟共進》：說到政治文化，您認為我們尚沒有發展出自己的協商文化。沒有協商文化，是否就無法實現您所說的"協商民主"？您理解的"協商民主"具體是什么樣的？通過"協商民主"能達到"可控性的民主"嗎？

蕭功秦：實際上，我認為未來的中國的民主體制，將是是多種民主形式的結合體，或者說混合體。首先我談一下"協商式民主"。要發展真正的協商式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協商民主，我覺得現在還需要一些前提，這個前提就是必須擁有比較完善的公民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發育比較成熟。國民有參與協商熱情與協商的態度，公民社會是必要條件。在一個國家治理體系中，若要形成一個有效的對國家的制衡力量，同時這個力量又能保持政治態度的溫和，保持對法治的尊重--只能是民間社會的自治組織。但這樣一種社會組織，目前的發展相當滯后。我們來自于革命時代 ，革命文化是零和游戲的文化，是"有你無我"的文化，中國國民缺乏妥協態度，協商民主有效運作的最重要條件是要有協商精神。

《同舟共進》：您覺得社會組織發展滯后的原因在哪里？

蕭功秦：從1949年開始，國家通過一系列方針，短短幾年實現了國家對城鄉經濟資源的全面支配與控制，國家還通過建立城鄉戶口制度，使社會成員的流動受到更嚴密的控制。于是，中國從一個國家與社會并存的社會結構，演變為"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全能主義體制。自主的社會與文化空間幾乎完全消失。國家通過各級單位組織，形成一個無所不在的龐大嚴密的組織系統，不但獨立的社會團體從此消失，這種革命全能主義體制在取締了市場經濟與自主社會系統的同時，也使強勢國家不再受到社會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這正是極左災難得以產生并難以抑制的結構原因。當體制內與體制外都不存在對執政者的權力制衡機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從更深層次進行反思，一個沒有公民社會組織的體制，就是一個又一個錯誤政策得不到糾正、錯誤政策還會不斷迭加的體制，是任何英明領導人都避免不了低級錯誤的體制。所以，要發展協商民主，要通過法制的教育、公民素質的教育、社會組織的充分發育，讓社會組織承担起"協商式民主"這樣一種功能。十八大提出要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應該說是一種進步。

除了"協商式民主"，我還想特別強調一下"評議性民主"，--有學者提出"評議性民主"這個概念，所謂評議性民主，就是人民群眾通過網絡與媒體來監督政府官僚，表達自己的意見與訴求，網絡發達，為民意表達與對政府的監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由于網絡是評議民主的載體，它可以倒逼當政者解決矛盾，正視矛盾。它是實現政治穩定的有效安全閥。有關部門在加強網絡管理時，一定要意識到網絡所發揮的"評議性民主"的積極功能，千萬不要為了維穩而走到另一極端。

在在我看來，"評價性民主"是可以與"協商性民主"相并列的另一個政治民主方式。中國官僚腐敗、官僚特權、權錢勾結等結構性的矛盾，將受到三方面的有效夾擊，一是在新權威主義的強勢領導，二是社會大眾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評議性民主，三是以公民社團為載體的協商性民主，這三向夾攻，如果運用得當，這將會是比較有效的。中國的新權威主義體制是民主與威權政治的一種混合體，當然，在更高程度的政治參與條件成熟，我們的體制還應該向更高級的民主形態演化，請注意，我在這里使用的是"演化"一字，在我看來，真正合適的制度建設，是條件成熟后水到渠成的結果。

《同舟共進》：在您的研究當中，我注意到您經常提及一個關鍵詞--"試錯"。就允許"試錯"的環境來說，比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您認為這個"藩封制國家的特點就是小規模性、多元性、自主性，自治的共同體之間有競爭性，很容易在小共同體內部通過試錯，找到適應挑戰的辦法"。但對我們來說，中央集權的情勢之下，是否存在一種矛盾--中央政府越集權，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就越打折扣，體制自我創新也就陷入一種困境，一切等待上面發號施令，以"不犯錯"為座右銘--怎么試錯，誰來試錯？

蕭功秦：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討論，一是我們人類的理性對復雜事物的認識，其能力是相對有限的，因此，經驗主義認為，我們只有通過經驗去進行小規模的嘗試，在嘗試中尋找擺脫困境的辦法，在錯誤中學習，在嘗試中不斷適應復雜事物對我們智慧的挑戰。第二個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充分發揮地方、企業、個人、民間組織的積極性，讓多元試錯發揮作用，我們都知道，小規模的共同體，它具有自主性，獨立性。競爭性，它們在適應環境挑戰中各自的嘗試，可以找到不同的辦法。多元試錯比一個社會主宰者運用個人理性來嘗試解決問題，其效果要好得好，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通過無數個人與小共同體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創新性與各自的經驗中的嘗試能力才能實現。正是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者強調個性解放，強調多元自由對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都是有貢獻的。

我最近到了中西部一些縣級城市開會，感覺在中西部地區，縣級政府對于自主創新和文化創新方面、文化的發展方面，缺乏內在的驅動力。多年以來已經形成一種習慣--唯上是從。地方官員的文化創新意識非常的薄弱，內地一些地區的人文教育，文化精神生活方面都十分貧乏。我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大。地方政府官員缺乏活力，缺乏與民間的溝通與互動，是中國當今改革中的瓶頸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只有更大程度地開放內部農村與縣級社會中的社會組織，讓民間社會作為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參與到地方的社會管理與文化建設中來，讓自治社會組織和政府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才能改變死氣沉沉的狀態。

《同舟共進》：你覺得新權威主義體制有什么內在的矛盾與問題？

蕭功秦 ：新威權體制也有它的局限性，第一，權力的集中，一方面能有效實現政府效能；但另一方面，個人的理性畢竟是有限的，他面對的是極端復雜化多元化的社會情況。完全依賴個人理性的話，往往會犯一些嚴重的錯誤。

第二，權力高度集中，權力的制衡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所以一旦遇到挫折，往往要到嚴重程度才覺察，像"大躍進"、"文革"，都是這種情況。就這一點來說，讓公民社團參與管理與決制，尤其是發揮監督與建言的作用，同時慎重地運用我們的決策力，在決策方面慎之又慎、三思而行，非常重要。

第三，我覺得威權體制更多強調的是官僚式的所謂自上而下的命令貫徹，就中國來說，現在這個威權體制，困難并不在于官僚一起對抗中央，特權官僚也是一個一個的孤立的，不可能抱團對抗中央。中央只要下定決心，壟斷性的特權官僚也是可以各個擊破的。中國的新權威主義體制的弱勢在于在社會文化創新方面。在威權體制下，社會自治不發達，社會就缺乏文化創新活力。沒有創新活力，如何應對日益復雜的挑戰？沒有社會組織，沒有社會空間，沒有社會自發的文化創新機制的話，如何創新？靠官僚，官僚是沒有想像力的。

《同舟共進》：李克強總理說的"（對市場）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除了經濟領域，在改革階段的其他社會領域，這句話有什么啟示？

蕭功秦：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問題，揭示了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瓶頸問題，那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政府管得太寬，太細，太雜，太多，社會活力無法釋放出來，這個問題在經濟上是如此，在社會領域更是如此，不久前我到內地一些縣市去參加學術活動，對此有十分具體深切的體會。

多年來，我生活在上海，對北、上、廣的情況了解比較多，對內地的社會文化生態了解不多，過去往往憑著自己的想像，總覺得，今天的"北上廣"就是明天的中西部，發展經濟學中的所謂涓滴效應，發達的東部地區、沿海城市的資本、人材、技術與經驗這些短缺資源，總會按市場經濟規律向落后地區流動。總有一天現代化與市場經濟將滋潤中西部。一般來說，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達到一定階段以后，現代化過程將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城市向農村逐漸地延伸。這個過程在政治經濟學當中稱為"涓滴效應"，如同沙土中的清水會不斷向沙土四周沿伸浸潤一樣。

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解釋，當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通過國家政策傾斜，資本與技術的流動，加上一系列的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各種資源將從沿海與城市等發展中心地區向中西部邊緣地區彌散擴展，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發展的成果將越來越多地從中心向邊緣延伸，逐步實現更加均衡的發展，也就是我們說的"共同富裕"。

然而，但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涓滴效應"的過程在內地卻遇到了官僚體制形成的屏障。比如資本、機會向內地的轉移，都會被地方那種已經形成的特殊壟斷利益團體、官僚利益團體截留下來，難以真正向不發達地區滲透，例如，一些本來需要通過能力競爭而獲得的權力、地位、財富、機會等"稀缺資源"，卻被壟斷性的權力部門中的人脈關系網所截留了。官僚體制在內地具有更強的資源分配的權力。在內地一些地區，無論是辦一件事，蓋一個章，開一個廠，都要經過權力部門，從沿海地區由市場來分配的資源，到了內地，就變成由衙門來分配，記得幾年前，內地某官員說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這一句話成為這種衙門分配制的形象比喻。衙門對社會資源高度壟斷。

最近網上都在討論"逃離北上廣"后又回歸北上廣的問題，北上廣為什么難以離開，很多離開的為什么又回來了？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了，"涓滴效應"對中西部的浸潤作用在內地遇到了官僚體制的巨大屏障。官僚化的壟斷機制如同無形的虹吸管一樣，壟斷了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如果涓滴效應不能正常發揮合理資源分配作用。北上廣與中西部的差距還要越來越大。這個問題要有效解決，看來大力推進社會組織建設。改變現今中國的"強政府--弱社會"的結構，讓社會成為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讓沿海地區的市場競爭中煥發出來的健康活力，逐漸向內地延伸，而社會組織的極大發展，也可以克服官僚集團的壟斷和分利化的過程的重中之重。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領域的官僚壟斷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造成社會缺乏活力，缺乏文化創造力，將是新權威主義發展面臨的瓶頸，新權威主義體制在運用政府權威分配資源方面有其貢獻，但如果不能讓社會自治組織充分發育起來，讓社會自治與官僚體制之間形成良好的均衡與互動，中國下一步的發展就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困難。我想這也是習近平新政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同舟共進》：你最近寫的《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一文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應，有許多支持者，也是不少自由派學者反對你，例如徐友漁就撰文批評了你的新權威主義觀點，你對此有什么回應？

蕭功秦：我最近很少有時間專門對批評者作出回應，我可以借助于貴刊提供的這個機會，說一點自己的想法。我認為，有些反對者的問題在于他們執迷于一種錯誤的思維方式，那就是"制度決定論"，他們相信民主是一種普世性的好制度，是可以無條件適合于西方以外的其他社會的，不久前，一位頗有資望的知識分子就對我說過，他說，他想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民主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好的，沒有劣質民主與優質民主之分"，表達的就是這種思想。

其實，西方民主制度如果缺乏相應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條件，就會淮潔為枳。自民國以來，后發展國家照搬、移植西方民主造成的災難性后果，我們已經耳熟能詳。如果多了解一點政治社會學的知識，不要在抽象的道德哲學里兜圈子，理解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須的社會條件，就會不難理解這個道理。

由于觀點不同，有時對話會變得非常困難，更大的問題是，有些學者一旦看到別人的觀點與自己不同，就會從道德上去懷疑對方的品德是不是有問題，這就難怪友漁先生會在文章中說我提出新權威主義是一種"誑騙"。友漁先生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對文革的批判，但他自己就沒有擺脫文革思維的影響，文革的一些紅衛兵式"道德優越感"、斗爭哲學，正邪兩值分類這些的深層思維，會滲透了人們的意識深層，潛在地支配著人們，自以為是真正與文革告別，其實卻不自覺變成文革思維的俘虜。

至于友漁先生文章中對我的批評，我就不一一反駁了，按他文章中的說法，因為"在執政黨的文件中找不到新權威主義一詞"，所以"新權威主義只是他個人臆想的飄渺世界"，這樣的邏輯錯誤，無異于"因為大象從來就沒有說過它是大象，所以大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友漁先生卻是專門研究語言邏輯的專門家呵。

其實，在我看來，友漁先生更多是一位思想詩人，一個在理念的完美世界中生活的"觀念人"，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人，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所刻畫的公共知識分子中就有這樣的人。

我從來不反對中國未來走向憲政民主，但無根的民主和有根的民主，要哪種？我選后者。只要我們認識到 ，從全能主義向民主過渡，新權威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在問題倒逼的壓力下，一種威權體制可以通過不斷自我更新，在民主化的社會條件逐漸成熟時，走向民主，這將是歷史的大勢所趨。這樣漸進式的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民主，而不是根據道德觀念從西方"橫取"過來的民主，才是適合中國的民主。現在世界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社會分裂的情況下搞民主，出現那么嚴重的社會沖突，很難說是成功的，明知如此，仍然固執，那是對民族的不負責任。

無論學習東方的新加坡，還是學習西方的美國，我們都需要記住嚴復先生百年前的那句充滿經驗主義智慧的話："制無美惡，貴在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切勿"橫取他國之法，強施本土"，否則只能"淮桔為枳，遷地弗良"。

網載 2015-08-23 08:3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