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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論不絕于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之際，我談一下對“中國模式”的感受與理解，希望有助年輕讀者認清“中國模式”與國家、政黨、世界，以及你、我、他的關系。

什么是“中國模式”？

由于國內對“中國模式”的爭論一開始是就帶上了左右派性的色彩，使得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之爭變成了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態度問題。那些聲稱“中國模式”的人士還沒有把這個模式界定清楚到底是個什么玩藝，就把它吹到比“天宮一號”還高的位置，大有馬上要“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勢頭。持不同意見的人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討論什么是“中國模式”及其優劣，一開口就否定有這么一個模式存在。

其實大可不必，別說中國，就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肯定都有區別于其它國家的發展模式，只要你不先入為主，先用好壞來界定這個模式，“中國模式”肯定是存在的，哪怕這個模式還在形成中，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但“摸著石頭過河”也是一種模式嘛。

下面就我置身海外時的一些觀察與對比，盡量客觀公正地描述“中國模式”現象。我給“中國模式”的定義是：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政治上實行“民主專制”（或民主集中制），經濟上實行共產黨領導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搞接軌的一種模式。

以前不少對“中國模式”的爭論，都是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了。我給出的定義還可以再簡單一點：“中國模式”就是結合了前蘇聯東歐的政治體制模式和西方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混合模式。

前蘇聯的政治體制與美國經濟發展模式都不是新鮮玩藝，但把這兩種水火不容的玩藝捏在一個模子里，就是新生事務了。這個模式的組成部分都是山寨版的，但把好多“山寨”弄到一起，就成了一個相當有特色的新山寨模式。

這就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一特點在國內表現在基礎建設、城市擴建與不停增高變大的政府大樓，還有高速公路、世界第一規模的北京奧運會與上海世博會、三峽大壩、神舟X號、天宮一號、高鐵等等。其中“高鐵”屬于比較有代表性的產品。有幾段高鐵路段是通車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們才知道了這回事。這種事別說在西方，就是在山寨了西方體制的香港也無法想像。香港為了建設一小段高鐵，竟然折騰得立法局與港府好多個月不得安生，還成就了一大批香港青年運動領袖。

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能夠在短期內搞出高鐵的品牌羨慕不已，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夠搞成類似的大工程，一定會名流千古，所以他號召要向中國學習，可最后也只能愛羨慕嫉妒恨。

“中國模式”使得中國政府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在國內辦的大事除了高鐵與其它一些基礎設施之外，大多是乏善可陳的，尤其是奧運會與世博之類的，頗有些勞民傷財。好在他們辦這些大事本來只是為了國民信心與在世界上的面子。在民生方面，“中國模式”就失去了動力，沒有那么積極，尤其是關乎國計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大事，基本上看不到“中國模式”“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聽到最多的反而是領導人出來訴苦“我們還很窮，人均GDP 排名在一百位左右”之類的。你既然知道還很窮，為啥要搞那么多形象工程，讓中國人自己都覺得富得流油？

“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國外發揮了更大的優勢。最明顯的就是購買美國國債，大家知道，美國是一個靠借債過日子的國家，從它當初鬧獨立同英國人打仗開始，就是靠借法國人的錢度過難關的。到現在為止，已經像吸毒一樣借錢上癮。有一個統計顯示，如果把美國借的外債平攤到美國人身上，那么每一個美國人平均負債將近30萬美金（200多萬人民幣啊），可是，你看看美國人，過得有哪一點像欠了30萬美金的樣子？他們照樣歌舞升平，該買什么就買什么，該享受什么絕不會猶豫。

與此同時，你再看看借錢給他們的債主們——尤其是人均GDP排名一百多位的中國人，按照美國人的生活標準，大概還有三個多億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貧困線以下，超過美國的總人口數。

這樣一對比，你就看出了美國模式的“缺陷”，以及“中國模式”的“優越”吧？不錯，這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最突出表現：中國政府能夠集中全民的錢，而美國政府絕對沒有這個能力。美國政府借債舒緩壓力、讓國家擺脫經濟危機，美國借這些錢不是用在政府身上，更不是白宮用來修建高鐵與辦公樓，而是通過各種渠道流到美國人手里——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西方經濟危機了，政府都出來減稅，要緩解民眾的壓力；而西方經濟危機了，我們卻在加稅，要集中力量去救外國的困。

在西方感受經濟危機的沖擊

過去十幾年美國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幾乎都在美國，據我的切身體會，經濟危機給人的感覺是國家的危機，對民眾的影響并不像媒體渲染的那樣。這一印象又被我后來到意大利考察，以及剛剛去過的希臘所證實。大家都知道希臘的經濟危機很嚴重，國家都要倒閉了，經常上我們各大報紙的頭版，可是當我們到那里后才發現，希臘民眾的生活在危機前后竟然并沒有多大改變，社會看上去一派和諧。

希臘危機的本質說白了就是國家沒錢發福利，但民眾不買賬，不允許政府減少福利，于是三天兩頭抗議，政府稍微減少一些福利或者要裁員，希臘人就不高興了，就到憲法廣場散步，連警察與公務員都輪番去。不過去過之后，第二天照樣喝酒上班、旅游休假。這場危機發展到現在，生活真正受到影響的希臘人并不是很多，也根本沒有那么嚴重。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希臘的情況，澳洲難道不也如此？記得前兩年突然聽說政府要給孩子多一些補助買電腦之類的，一問才知道，“危機”來了，政府要安撫民心，要解困。

讓人不解的是，這些國家遇到了危機，都把目光轉向了中國，聽說意大利總理希望中國人出手購買意大利國債，幫他們度過危機。我郁悶的是，西方整天吵著說自己經濟危機了，可如果真客觀的評估一下他們的民眾在危機前和危機中生活水平與質量的差異、失業率等，你會發現，中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過去62年里，一直生活在比他們危機十倍的“經濟危機”之中。可從國家層面呢，你幾乎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們有經濟危機吧，一直是和諧一片、形式大好。

這也是“中國模式”派生出來的一個奇跡：西方的經濟危機是國家代替民眾來承受，中國的經濟危機是民眾替政府擋住了。美國人真的沒有錢？你去看看人家的生活，依然比你的消費平均高出十幾倍，可美國政府敢縮減民眾的開支，增加稅收嗎？不敢，有的國家敢，而且，還積攢了大把的美金。

“中國模式”的頂梁柱：公有制、央企、國企

說起中國是以公有制為主，很多人不以為然，從大的方面說，你我住的房子和腳下的每一塊土地，甚至包括你我本人，都是屬于“公家”的，屬于黨和政府的，這不是公有制，什么是公有制？從小的方面說，央企和國企一直是中國的大頭。這個大頭不是養活了多少人，不是讓多少人就業，更不是給國家提供了多少稅收，而是他們能夠做到世界上其它國家都無法做到的事，是“中國模式”在海外的馬前卒。

按說央企與國企屬于全體國民，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全國國民的錢與巨大的市場都屬于這些國營企業，而他們賺的錢也從來不會分給國民。很多人對此不滿，要求改革國企，殊不知，這正是“中國模式”的殺手锏，一旦改革，把國企變成老百姓的企業，“中國模式”將會失去最大的特色與優勢，在國際上失去競爭力，甚至不堪一擊。

中國國企集國人的萬般寵愛于一身，但它本身卻是國家的寵物。相比而言，中國中小企業一直以來都是“黨不疼、國不愛”的私生子，就拿貸款來說，養活了那么多國人的中小企業卻根本貸不到款。中國的很多中小企業主都是靠“要飯”與獻出血汗才發展起來的，為了同國企競爭，不得不盤剝工人，他們付出的體力與良心的雙重磨難，令人心酸。那些最終熬出頭的“民企”，很多是找到了靠山，或者找到了路子，最終掛靠在國企，分享壟斷的央企與國企們剩下的殘羹剩飯。

在國內是老大，央企與國企在海外也是很威風的。給你講一個“中國模式”在海外贏得聲譽的故事。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后，中國與英國的石油公司反而在伊拉克石油開發中占了重要位置，美國的公司反而沒有擠進來。什么原因？這次剛好接觸到一位知道“內幕”的外國油老板，我問他有什么內幕，他坦蕩地說，這是公平競爭，中國人贏了，就這么簡單。

我繼續問他，怎么贏的？果然發現并不那么簡單。他告訴我，中國石油公司都是國營的，身后有十三億人支持，不但資金充足絕對不會枯竭，而且，競投中可以不計成本，勢在必得，誰能搞過你們？

他說的沒錯，不可能讓資本主義那些貪得無厭一心想發財的石油大亨們明白中東的重要性，任何石油大亨都不會去為了美國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利益而不計成本的競投某個石油項目——而這恰恰是中國央企的優勢，也是“中國模式”的優勢！

這里的“優勢”是不用打引號的，因為如果從國家的利益來考慮，這個時候在中東競投石油業務，還真不應該考慮是否能夠賺錢的“私利”。可西方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手里掌握著一個可以不計成本的石油公司（除非在戰爭年代，需要他們為國獻身），去搶占他們拿槍炮和生命換來的土地里石油的開采權。

從“天宮一號”的高度看“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最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是沒有原因。中國人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你現在去告訴一位普通的中國人什么是“中國模式”，不管你使用什么語言，不管你把政治與經濟的優勢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我保證你會碰一鼻子灰。就拿我定義的“中國模式”，對中國人也并不新鮮。且不說蘇聯東歐早就實行過社會主義，我們的機構設置基本上還是毛澤東當時一手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就連這民主集中制與一黨領導，中國難道不是搞了三千多年了？再說目前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模式，這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而且早在中國宋代，就比現在還自由、還市場，只不過那時還沒有一個國家叫美國，沒有美國國債與國際貿易而已。

你如果問急了，什么是當今只有中國有而外國沒有的？那些普通的不懂事（沒有被徹底洗腦的）的小民很可能會亂說一通：拆遷啊，地溝油啊、維穩辦啊、戶口啊、貪污腐敗包二奶啊等等，你還別說，這些玩藝至少現在還真是中國特有的，自然也就無法從“中國模式”中剝離出來。所以我可以理解，讓中國人在國內理解“中國模式”是有一定困難的。這也是為什么外國人率先提出了“中國模式”，而我也是每次到了海外才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國模式”。

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們超越站在海外的角度，跳到太空的高度來認識“中國模式”。我說的是“天宮一號”。毫無疑問，我們自主研發的“天宮一號”雖然只相當于俄國、美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技術，但卻是我們邁向太空的重要一步。——那么，我們為什么要邁向太空？或者我們換一個問法：世界上可比我們先進的國家何止三四十個，為啥他們都不從事類似的太空計劃？甚至美國與俄國也都因為這種研究沒有現實意義，對民生與國家利益沒有直接影響，也因為資金緊張而縮減計劃與擱置計劃？

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現階段這類計劃最多只有在國際上爭面子在國內凝聚民心的效果，而且花費巨大，可我們國家就有能力按部就班，在連地面上火車追尾都解決不了的情況下，開始建設太空站，而且，用了多少納稅人的錢，沒幾個人知道，更別說需要人大審議、納稅人贊同了。

可另外一方面，由于誰也不知道太空開發的潛力有大多，也許某一天，現在看上去只是花費老百姓錢的形象與面子工程，真會開花結果，弄出了震驚俄、美的新發現。到那時，“中國模式”就可以耀武揚威了。希望有這樣的“意外”發生，若不然，我建議大家去研究一下前蘇聯，當時它是第一個把人類送進外太空的強大的國家。后來這個國家由于不顧民生而解體了。

這就是這種類似的決策模式的優勢與劣勢：一個石油公司可以不計成本的競投，一個耗費巨大的太空計劃可以風雨無阻，但對于那些納了稅的國民來說，那些瞄準國家未來的計劃也可能直接造成了他們現在的貧困與困境，可能讓更多的孩子失去讀書的機會，讓生病的農民拉回去等死等等。

這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模式”的兩難處境：對于國家，很可能是好處，可對于人民，就未必是好處。 所以，讓“中國模式”立于不敗之地的捷徑就是讓人民瘋狂愛國，愛到不分你我，愛到把自己當成國家，把國家當成自己。

“中國模式”為啥讓一些西方政客羨慕？

肯尼迪曾經說過一句“別問國家為你做了什么，問一下你自己為國家做了什么”的名言，拋開背景不說，這句話在美國并沒有那么有名，很多時候甚至受到美國人的嘲笑。這可能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與東方儒家文化的不同之處。記得多年前韓國陷入經濟危機時，有民眾紛紛拿出自家的黃金首飾幫國家度過災難。我當時在美國，發現身邊從學者到普通人都對韓國人的做法不以為然，考，你自己的首飾拿出來救國？誰是國家？有了危機，國家不來救你，你倒去救國？——美國人除非被日本人偷襲珍珠港或者被拉登炸了世貿中心，人家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才會為國戰斗。平時經濟危機了，他們反而更加貪婪，都等國家來救濟。我的是我的，國家也是我的。哈哈，你說，西方政客能不羨慕韓國——

不，他們不羨慕韓國，因為韓國人愛國是有條件的，他們有選票，如果我愛國了，你卻不好好治理國家，還貪污腐敗，我立即上街游行示威，搞掉你，所以韓國的統治者們活得并不省心。所以，美國人真正羨慕的不是韓國，而是擁有韓國人一樣的儒家愛國精神卻不用担心民眾不聽話的中國！

奧巴馬執政后大力推廣醫療與教育改革，擴大福利政策，可是他手里沒有多少錢，或者說，國會與很多美國民眾不原意把錢給他支配。而如果奧巴馬沒有錢實行自己的政策，下次可能連總統都沒得做，看到太平洋這邊的中國政府如此有錢，民眾那么窮還把大把大把的錢送到政府手里，你說奧巴馬是什么感受？

這種絕對的支配財政的權力，哪一個政客不流口水？不過羨慕歸羨慕，是否能夠學得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奧巴馬想學習中國，他應該知道，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學到中國政府的經驗：找人放把火把國會燒掉，把共和黨滅掉，再宣布美國人不用選舉，他永遠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因為正是國會、反對黨與民眾在制約奧巴馬大把花錢，讓他無法隨心所欲“干大事”。

奧巴馬有所不知的是，他之所以想為美國民眾“干大事”，并不完全是因為他生性善良（怎么看，他都沒有咱溫總理善良哦），而是美國人選了他去干事，他如果在任內不干出點“大事”，民眾下次就不選他了。如果沒有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國會，他在那個位置上，還會那么想為美國人民服務？為美國民眾某福利？恨不得把所有國庫的錢都拿出來分給美國的窮苦大眾？我很懷疑啊。

“集中力量”卻沒有辦成民生之大事

奧巴馬同學看過來，看看太平洋這邊吧。中國政府確實掌握了大把的錢，可一些福利的實施卻和奧巴馬設想的南轅北轍。我們知道，最終奧巴馬還是說服國會批準了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繼續借債的同時為美國民眾減稅，增加貧困人口的福利。可看看我們這邊，情況卻相反。例如，住在西方的人都知道福利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給那些收入比較低，一時半刻找不到工作，或者老無所依，以及孩子太多的父母居住的補助房，可中國之前的福利房卻只存在于公務員與國營公司的職工之間，這些人正好是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

再拿“公費醫療”來說，澳洲所有的公民看病都是免費，但要吃藥打針的話，如果你收入比較高，比較穩定，就得自己出錢買藥，反而是收入達不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可以免掉（象征性給幾塊錢），這一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醫療保障制度，到了中國又搞反了：公務員等收入最高的群體完全享受公費醫療，而收入最低的農民與農民工卻要負担醫療費用。

不多對比了，會讓人哭笑不得的，這些東西是簡單的生活常識，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經濟理論，在兩邊生活過的人會一目了然。奧巴馬顯然只看到了中國政府手里有大把大把可以支配的鈔票，以及民眾根本不去限制政府如何花錢帶給執政者的方便與愜意，卻忘記了有些政府不一定都像他一樣，要把錢用在民眾身上。

這是“中國模式”遇到的最大悖論，你不能用好與壞來給它定調：如果國家集中力量辦了大事，賺了不少錢，而且在適當的時候能夠把這些錢財還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國模式”無疑是對現階段的中國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國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漸富裕起來的國家始終只為一小撮利益集團效勞，甚至反過來對付老百姓，那么這個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壞的。就這么簡單！

如果你認為我借這篇文章來批評“中國模式”，你就嚴重誤解我了。我不妨坦白一下，在過去二十多年從事國際問題與中美關系的工作與研究中，每當從中國國家利益出發，我內心都傾向于支持政府強勢主導的“中國模式”，不是我反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而是根據自己切身的經驗得出的這一結論。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屬于后發的“資本主義”，要錢沒錢，要技術沒有術，要人才沒人才，如果頭腦一熱，積極走向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貿然宣布無條件擁抱資本主義，不折不扣地遵守西方人的游戲規則，那么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不但占不到任何便宜，很可能會被淘汰。大家不妨設想一下，沒有政府支持的中國民企，有幾個能夠在國際上叱咤風云，你靠什么？

而“中國模式”的某種反自由市場的成分與集中力量“一致對外”的特點正好在國際交往中彌補了我們這種發展中國家缺乏競爭力的不足之處。這是我在海外生活與工作時形成的“對敵意識”，我認為沒有什么不對，我是從中國國家利益出發的，然而，當我回到了國內，我就多了一層考慮，那就是“中國模式”與民眾的關系。國家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如果完全一致，這種區分就是多此一舉，但是一致嗎？

西方為何忌憚“中國模式”？

對于西方一些國家來說，“中國模式”具有世界央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家關系都不錯，彼此需要的時候。尤其在西方出現一些經濟困難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中國這種財大氣粗的國家出手，要錢有錢，要便宜貨有便宜貨，要廉價勞動力也有大把，更重要的是，它拿中國人的錢去給你花，根本沒啥麻煩，握握手就能定下來的。所以，眼睛盯住選票與民意的西方政客基本上都不會公開反對“中國模式”，萬一把北京惹毛了，把口袋里的錢摔出來，你可能下次競選就得落敗。

可是，正因為這樣，在骨子里，或者從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本質出發，西方對“中國模式”是非常忌憚，甚至仇視的。

這其實不難理解，當所有的國家都遵循一定的規則玩游戲的時候，那個使用另外一套規則的一定會是最危險的；當所有的國家都反對壟斷，自由地實行市場經濟的時候，那個暗中在搞計劃經濟，并以政府調控、行政力與壟斷來運作市場、操控匯率的一定是最可怕的。

中國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既然能夠穩定世界經濟，也同樣能夠破壞世界經濟，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讓某個國家的經濟陷入萬劫不復。這就是中國一些半罐子經濟學家們推崇的經濟戰與貨幣戰，而恰恰因為西方國家的經濟過度自由化與市場化，政府已經失去了操控經濟戰與貨幣戰的能力。相反，當今世界上真正具有打貨幣戰與經濟戰能力的只有中國這種公有制國家！

當初蘇聯與東歐如果不閉門內斗，如果他們敞開門同美國人做生意，請問，以當時蘇聯第一個沖進外太空和短時間內制造了幾千枚核子武器的能力，他怎么會那么快土崩瓦解嗎？可我們看到的蘇聯東歐卻關起門來內斗，互相做生意，互相折騰，結果蘇聯東歐的內部沖突幾乎超過了他們同西方的沖突。

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模式”的担憂是很深的。這就是他們為什么至今還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原因。你想一下，連比爾蓋茨這種人，都被美國責難了很多次，質疑他是否壟斷，還鬧到法庭上，弄得他差一點下不了臺。還有澳洲的媒體大亨梅鐸，西方多個國家都很担心他的財力太大，怕他擁有太多的電視臺與報紙，影響與操控公眾輿論。可是，這兩人哪里是中國國企的對手？梅先生的傳媒王國相比我們的央視和任何一份黨報，幾乎都相形見絀——因為他辦報紙是為了賺錢，不可能不惜血本、燒錢搞宣傳。

西方很多媒體沒錢了，要出賣，可一聽說是來自中國的買家，就緊張了。人家担心不是沒有道理的，看看現在海外的中文媒體，總數也有上百家吧，可漸漸地都在爭先恐后地使用咱新華社通稿……

西方國家本來是自由經濟，你有錢我就賣給你，可是現在出了一個中國，讓他們幾乎變換了規則，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開始防范中國企業，你有錢，我也不把資源廠礦與媒體等賣給你。你指控他違犯了市場經濟，他說你中國不算真正的市場經濟，你還是官辦的，你還搞壟斷。你就無話可說了，畢竟，你甚至不允許人家到你國家來辦報紙，搞媒體啊。

“中國模式”面臨兩個巨大的挑戰

“中國模式”在世界上會受到阻力，但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來自內部，來自每年十幾萬起的群體事件，來自民眾的覺醒與對權利的渴求。必須認識到，成就“中國模式”的既不是蘇聯的政治體制，也不是美國的市場經濟，而是中國老百姓的“愛國激情”與“集體主義精神”以及“無私奉獻”，如果不是這些納稅人的錢，中國政府哪里來的錢？如果不是他們勒緊褲腰帶，度過一個又一個難關，國家哪里能夠“風調雨順”？所以我說，“中國模式”的問題在國內，并不在國外。

“中國模式”造成的最大現象是國富民窮——注意，本人并不是批評這個現象，而是指出一個現實。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如果中華民族崛起的最佳途徑與捷徑是先犧牲一批人而把國家弄富強的話，大多中國人可能會認為別無選擇，不能不接受。誰都想讓國家強大，不想當亡國奴啊。

但問題在于：國家富強之后怎么辦？民眾為國家奉獻到什么時候？富強的國家如果變成維護少數利益集團的工具，民眾對這種現象到底能夠容忍到何時？容忍到什么程度？沒有國家的亡國奴很可悲，但有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自己卻變成國家的奴隸，此奴隸與那個奴隸又有多大區別？這是“中國模式”面臨的主要挑戰。

另外一個挑戰出在“集中（中國人之財力物力）力量辦大事”上，在一黨領導下，這個“大事”是“大好事”還是“大壞事”，則完全依賴于掌權者是好人還是壞人，是聰明人還是愚蠢的家伙。“中國模式”能夠發揮優勢的前提是掌握絕對權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偉人，絕對不能像你我普通人一樣，唯利是圖，只會為自己的家庭、親戚朋友著想，所以他們不需要監督。問題是，你見過幾個這樣的中國圣人？

上面兩個“中國模式”成敗的關鍵論點可以歸結為執政黨最近一直掛在嘴邊的兩個執政理念：“為人民服務”與“共同富裕”——這說明他們也看到了問題所在，也提出了答案，并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夠做到“為人民服務”和“共同富裕”，“中國模式”的爭論該休了，“中國模式”一定能夠發揚光大，成為普世價值。

“民主小販”為國獻禮獻計獻策

問題是，我們大家都不妨捫心自問一下，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王朝，哪一個不是把“為人民服務”與“共同富裕”掛在嘴邊，可又有幾個執政者做到了？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2周年，為了配合和諧的喜慶氣氛，“民主小販”老楊頭寫了9042個字，卻沒有提一個“民主”，前所未有啊，可見老楊頭是相當配合、也相當給面子的。可到了最后，還是憋不住要提醒大家：你認為有什么辦法才能保證中國的執政者不犯錯誤、不中飽私囊？你認為有什么辦法能夠避免強大的國家變成人民的公敵，反過來奴役國民？有什么辦法能夠讓“中國模式”積累起來的巨大資產回到國民手里，而不是為一小撮利益集團支配與獨享？

民主。

楊恒均
2011－10－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

楊恒均 2011-10-06 03: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