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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先生的書跟很多書不一樣，很多出版社是找了名人對書或者作者做出評價，還有的書是為了簡單的促銷，而我們今天的會不是促銷的會。拿《士人風骨》這本書來說，說的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責任，知識分子要繼承道統，要發揚大智大勇，要做啟蒙的工作，要宣揚和實踐價值。這都是一些人不愛聽的，比如“啟蒙”這個詞，我覺得資先生很好，她在這本書中反復地擴充了它的詞語，還原了它最原始的語義。這個“啟蒙”，我們一般的說“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啟蒙運動，資先生說的很好，其實這個啟蒙是伴隨著社會轉型的一個先導，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在這一百五十年當中很多可以稱為匯通中西的學者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探索，他們說“啟蒙”這兩個字不受待見。我想起1988年的時候，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創辦了一個《新啟蒙》專刊，請了北京的一些學者、作者開會，1989年出了四期，五六期都已經發稿了但是沒有出來，但是在《中國文化報》上看到對新啟蒙專刊的批判，點了王元化先生的名，還點了一些作者和參加那次約稿會但是還沒有在刊物上發表的名字。我記得批判的這個人的筆名“弋人”，弋人就是到處巡弋的人，恐怕就是業余警察吧，他本人并不在公安系統工作，后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程代熙”，這個“代”拆開了變成“弋人”。所以，我剛才解釋起這個筆名的意思有點冤枉他了，他只是把自己名字中間的這個字拆開了而已。
我們不但忌諱“啟蒙”，還忌諱很多詞，比如北京有個魯迅文學院，在八十年代創辦時，在一進門的地方懸了一個大的寫著屈原的一段話的牌匾，“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那里教書的老師、學員都沒有發現這里有什么問題，結果到了八十年代末，作家的組織來了一個黨的代表、政治領導人來視察，就像剛才的弋人一樣有所發現，“我們有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你們還求索什么？”這么多年我也沒有到那兒去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認識有所提高能夠恢復過來。
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多忌諱的時代和很多忌諱的國土，這幾年經常說“國進民退”主要都是經濟領域，其實我覺得在思想文化領域這個“國進民退”恐怕有六十年的歷史了。從資先生《士人風骨》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到她回溯了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從所謂三大改造（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前、五十年代之初就已經開始，遠的不說，62年的歷史我們怎么接近它的真相，從中引出我們應有的判斷和認識？這很重要。因為當下為歷史倒退制造輿論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利用人們對歷史的無知和隔膜，這都是有利的遮蔽造成的。我不知道我了解的是否會冤枉年代一代人，我覺得一代年輕人不僅不知道1949年前三十年，甚至也不知道后三十年的歷史，更不要說1840年以后的歷史，在這百年當中，過去只宣傳列強入侵，其實遠遠不止這些，貫穿期間的社會轉型、文化轉型所做的大量努力，甚至也是很多人不深知的。比如新文化運動中至少有兩代看成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前仆后繼，資先生在《士人風骨》這本書中對這段歷史的回顧，我覺得非常的好，不對對專業人士的，而是對一般讀者的文章。
 

邵燕祥 2011-10-18 10: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