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人生的邊上——楊絳先生百歲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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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文匯網 2011年7月8日

摘要：楊絳先生近年閉門謝客，海內外媒體采訪的要求，多被婉辭；對讀者熱情的來信，未能一一回復，楊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們建議先生在百歲生日來臨之際，通過答問與讀者作一次交流，以謝大家的關心和愛護；楊絳先生同意，并把提問的事交給了年來投稿較多、比較熟悉的《文匯報·筆會》。我獲此機會，有幸與楊先生作了以下筆談。 ——本報記者周毅

筆會：尊敬的楊先生，請允許我以提問來向您恭祝百歲壽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細論起來，您出生時紀年還是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尚未發生。請問，7月17這個公歷生日您是什么時候用起來的？

楊絳：我父親是維新派，他認為陰歷是滿清的日歷，滿清既已推翻，就不該再用陰歷。

他說：“凡物新則不舊，舊則不新，新舊年者，矛盾之辭也，然中國變法往往如是。舊法之力甚強，廢之無可廢，充其量不過增一新法，與舊法共存，舊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問，輒曰：‘汝家過舊歷年乎，抑或新歷年乎？’答此問者，大率舊派。舊派過舊歷年，新派過新歷年。但此所謂過年，非空言度過之謂，其意蓋指祭祖報神……今世年終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賢，不過五路財神耳。此所謂神，近于魔鬼，此所謂祭，近于行賄。”

7月17這個公歷生日是我一歲時開始用起來的。我一歲時恰逢中華民國成立。我常自豪說：“我和中華民國同歲，我比中華民國還年長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嗎？

筆會：您從小進的啟明、振華，長大后上的清華、牛津，都是好學校，也聽說您父母家訓就是：如果有錢，應該讓孩子受好的教育。楊先生，您認為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么淘氣就怎么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說“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沖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么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hào）讀書，讀好書入迷。

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志，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跡，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于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著，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

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干什么，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

筆會：您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先生結婚后，進門卻需對公婆行叩拜禮，學習做“媳婦”，連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這么多心血培養的寶貝女兒，在錢家做“不花錢的老媽子”。楊先生，這個轉換的動力來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貢獻給備受困擾的現代婚姻？

楊絳：我由寬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么，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

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覺委屈。為什么，因為愛，出于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愿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我與錢鍾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癡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臺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筆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錢鍾書知我愛面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說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衛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涂，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

詩人辛笛說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1989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

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沖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贊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凈說些老話。對于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么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并不重要。

筆會：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產生了新文學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論是四十年代寫的喜劇，還是后來寫的《洗澡》《干校六記》等，卻沒有一點通常意義上“現代文學”的氣息。請問楊先生，您覺得您作品中和時代氛圍的距離來自哪里？

楊絳：新文學革命發生時，我年紀尚小；后來上學，使用的是政府統一頒定的文白參雜的課本，課外閱讀進步的報章雜志作品，成長中很難不受新文學的影響。不過寫作純屬個人行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個性、情趣和風格。我生性不喜趨時、追風，所寫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從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現代氣息”，如果說我的作品中缺乏這種氣息，很可能是因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傳統，旁汲西洋，背負著過去的包袱太重。

筆會：創作與翻譯，是您成就的兩翼。特別是歷經“大躍進”、“文革”等困難年代、最終完成《堂吉訶德》的翻譯，已是名著名譯的經典，曾作為當年鄧小平送給西班牙國王的國禮。很難想象這個工作是您47歲自學西班牙語后開始著手進行的。您對堂吉訶德這位騎士有特別的喜愛嗎？您認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門外語更重要？

楊絳：這個提問包含兩個問題。我先答第一個。

我對這部小說確實特別喜愛。這也說明我為什么特地自學了西班牙語來翻譯。堂吉訶德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眼前的東西他看不見，明明是風車的翅膀，他看見的卻是巨人的胳膊。他一個瘦弱老頭兒，當然不是敵手，但他竟有膽量和巨人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塵滾滾，他看見的是迎面而來的許多軍隊，難為他博學多才，能數說這許多軍隊來自哪些國家，領隊的將軍又是何名何姓。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證明塞萬提斯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遺體埋在三位一體教會的墓園里；他被穆爾人擄去后，是三位一體教會出重金把他贖回西班牙的。雖然他小說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辭，如說“像你媽媽一樣童貞”，他也許是無意的，也許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說不是說教。但他的小說確是他信仰的產物。

現在我試圖回答第二個問題。

“作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語更重要？”

是的。翻譯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得徹底了解原著；不僅了解字句的意義，還需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里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弦外之音，只能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只附著在字句上。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了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可是盡管了解徹底未必就能照樣表達。徹底了解不易，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的表達更難。

末了我要談談“信、達、雅”的“雅”字。我曾以為翻譯只求亦信亦達，“雅”是外加的文飾。最近我為《堂吉訶德》第四版校訂譯文，發現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辭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當的文字或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就覺得譯文更信更達、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謂“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卻也現成。）福樓拜追求“最恰當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當的字，文章就雅。翻譯確也追求這么一個標準：不僅能信能達，還要“信”得貼切，“達”得恰當——稱為“雅”也可。我遠遠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我相信，一切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意識到這么一個目標。

筆會：錢鍾書先生天分、才學過人，加上天性淘氣，臧否人事中難免顯示他的優勝處。曾有人撰文感嘆“錢鍾書瞧得起誰啊！”楊先生，您為什么從來不承認錢先生的驕傲？

楊絳：錢鍾書只是博學，自信，并不驕傲，我為什么非要承認他驕傲不可呢？

錢鍾書從小立志貢獻一生做學問，生平最大的樂趣是讀書，可謂“嗜書如命”。不論處何等境遇，無時無刻不抓緊時間讀書，樂在其中。無書可讀時，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碩大的韋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辭典，被他逐字精讀細啃不止一遍，空白處都填滿他密密麻麻寫下的字：版本對照考證，批評比較等等。他讀書多，記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貫通、文白圓融，大多源由于此。

錢鍾書的博學是公認的，當代學者有幾人能相比的嗎？

解放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徐森玉老人曾對我說，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見”。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里·萊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譽西方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對慕名選他課的學生，他挑剔、拒絕，理由是“你已有幸選過我一門課啦，應當讓讓別人……”。就是這個高傲的人，與錢鍾書會見談學后回去，悶悶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問他為什么，他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

錢鍾書自己說：“人謂我狂，我實狷者。”狷者，有所不為也。譬如鍾書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乖乖地把自己變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悶頭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張。他的領導稱他為“辦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積極。

人家覺得錢鍾書“狂”，大概是因為他翻譯《毛選》，連主席的錯兒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說孫悟空鉆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讀《西游記》的鍾書指出，孫猴兒從未鉆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變了只小蟲被鐵扇公主吞入肚里。隱喻與原著不符，得改。

錢鍾書堅持不參加任何黨派，可能也被認為是瞧不起組織，是驕傲。其實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點兒怕錢鍾書，因為他學問“厲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無遮攔，熱心指點人家，沒有很好照顧對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較收斂。鍾書非常孩子氣，這方面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但錢鍾書也很風趣，文研所里的年輕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對他又佩服又喜愛。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的《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幾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對他又敬又愛的好友。

筆會：錢鍾書先生擬寫的西文著作《<管錐編>外編》當初是怎樣構思的？為什么沒有完成？有沒有部分遺稿？

楊絳：錢鍾書擬用西文寫一部類似《管錐編》那樣的著作，取名《<管錐編>外編》，起意于《管錐編》完成之后。這種想法并非完全沒有基礎，他生前留下外文筆記178冊，34000多頁。外文筆記也如他的《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一樣，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經過“反芻”悟出來的心得，寫來當能得心應手，不會太難，只有一一查對原著將花費許多精力時間。鍾書因為沒有時間，后來又生病了，這部作品沒有寫成。

錢鍾書開的賬多，實現的少；這也難怪，回顧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來年干擾小了，身體又不行了。唉，除了遺憾和惋惜，還能說什么呢？

筆會：在您翻譯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學的范疇而進入哲學，蘇格拉底面對死亡“愉快、高尚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本對治憂愁的譯作，有紀念錢先生的特別意義嗎？

楊絳：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我女兒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傷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

我選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譯的習慣，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力求通達流暢，盡量避免哲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譯成戲劇似的對話。

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鍾書并沒有走遠。

應該說，我后來《走到人生邊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啟發。

筆會：聽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二十冊即將出版，是嗎？

楊絳：這個消息使我興奮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務印書館內外所有參加這項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謝。《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依據錢鍾書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筆記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規格大小不一，因為年代久遠，紙張磨損，有殘缺頁；鍾書在筆記本四周和字里行間，密密麻麻寫滿小注，勾勾畫畫，不易辨認。鍾書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對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編排，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此次商務組織精悍力量，克服種種困難精心編訂目錄，認真核對原件，核對校樣，補充注釋，工作深入細致，歷時三年有余，成效顯著，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鍾書和襄成此舉的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2003年出版時，我曾作序希望鍾書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能對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現今中文筆記出版，我仍這樣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還能親見《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筆會：楊先生，您覺得什么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最值得驕傲的品質，能讓人不被摧毀、反而越來越好的品質？您覺得您身上的那種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里？

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后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愿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么會。到會后，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說：“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說：“不簽，就是不簽！”我說：“簽名得我們一筆一劃寫，我們不簽，看他們怎么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么樣。

到“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于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

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并未泯滅，烏云鑲著金邊。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著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筆會：能談談您喜歡的古今作家嗎？

楊絳：這個題目太大了，只好作個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歡和人民大眾一氣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歡超出人民大眾的李白。李白才華出眾，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較起來，杜甫是我最喜愛的詩人。

筆會：楊先生，您一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與“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卻始終是一物兩面，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斂抑、“穿隱身衣”，“甘當一個零”。這與一個世紀以來更廣為人知、影響深廣的“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怎么回事？

楊絳：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決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里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辨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筆會：孔子“十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話，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生命的參照坐標，不過也只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期頤之境，幾人能登臨？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嗎？能談談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嗎？

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床上起來，就想“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悅；翻閱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煉。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了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筆會：有人認為好性情只能來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來自您一直強調的“修煉”。您大部分作品是70歲以后創作的，堪稱“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認為“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練自己。”您看重曾參所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走到人生邊上》的自問自答中，您得出的結論是“天地生人，人為萬物之靈。神明的大自然，著重的該是人，不是物；不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而是創造文明的人。只有人類能懂得修煉自己，要求自身完善。”“這個苦惱的人世，恰好是鍛煉人的處所，經過鍛煉才能煉出純正的品色來。”對您這些話，我沒有疑問，也不求回答。在此復述一遍，只為給您一個響應。

最后問一下，您和錢鍾書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設立的“好讀書獎學金”是怎么運作的，運轉得好嗎？

楊絳：由錢鍾書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讀書獎學金”，設在我們的母校清華大學。截至2011年5月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萬元，增至929萬元。為268名品學兼優的清華學子頒發了獎學金，獲獎的學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錢鍾書作品的讀者。他們手寫書信給我，談談自己的成長和校園生活，我由此得知現代大學生的一些狀況和心態。有的同學說我與清華同歲，邀我百年校慶時回校與清華同過生日。我曾請獲獎同學來家作客。大家說說笑笑頂高興。他們爭著翻閱錢鍾書批注的韋氏大辭典，對老學長的精深細致驚嘆不已。

“好讀書獎學金”由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管理，他們運作很好。我們的信托協議中有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在享有錢楊作品的財產權利的同時，有保護錢鍾書、楊絳作品著作權及其人身權利的義務，我對基金會認真履行約定感到滿意。

“好讀書獎學金”在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眾多的項目中，基金數額不是很高，但他們很重視這項獎學金的人文含蘊和它背后的故事，我們合作愉快。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會長賀美英女士是賀麟先生的女兒，我們住干面胡同時的鄰居小友，她和基金會的同志對我很關心，常來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錢鍾書逝世十周年，基金會請來鍾書在社科院的同事羅新璋、薛鴻時先生演講，介紹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夜晚，同學們聚集大草坪，用燭光、朗誦和提琴演奏追思他們的老學長。我年老，未能身臨其境，但深為他們的真誠感動。

筆會：親愛的楊先生，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贊美您有“種子之性”，柔弱，又堅韌，深自斂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幾位師友看了，覺得文章還少了一層意思，那就是“種子的信仰”。我現在把他們特意找出來的梭羅的這首詩抄在這里，獻給您，真的算恭恭敬敬為您拜一個壽——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

植物也能發芽，

我心中有對種子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