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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薇頭一次扮演農村婦女。劇組開機頭一場戲就是她的。

她從安徽農村來到深圳，出火車站，一臉憔悴走在繁華街頭。導演陳可辛要求她不能化妝，她臉上的皺紋、色斑在特寫鏡頭里一覽無余，那雙著名的大眼睛底下，眼袋顯得格外重。鄉土氣息十足的衣著和雙肩包之外，她自己提出手上還該再拎個尼龍袋，這樣形象會“更地道”。

趙薇演的農婦叫李紅琴，丈夫一年前癌癥死了。丈夫生前在深圳打工，先后帶回一個女嬰和一個男孩，說是撿的。她不能生養，這就有了兒女。有一天幾個外地人從她家搶走了兒子，她后來從公安局知道，那是兒子的親生父母。在看守所蹲了半年后，她去深圳，要去社會福利院把女兒要回來。

電影《親愛的》題材來源于央視法治欄目《大家看法》2011年第54期，“千里尋子”。公司里的內地同事推薦給了陳可辛這個香港導演，一波三折的故事立刻抓住了他。

在深圳開店的湖北人彭高峰丟了3歲的兒子，他開尋子博客，在天涯論壇連載“苦澀無助的尋子日記”。他收到許多人提供的線索，無數次出發，無數次失望，也多次被騙甚至遇險；他同多名失子父母組成尋子團體，彼此支持鼓勵。他很幸運，兒子真的找到了，雖然用了三年。

陳可辛見了彭高峰。彭高峰告訴他，孩子剛回到身邊時，晚上常常哭鬧，要回去找那個“媽媽”。彭高峰說自己甚至覺得，把兒子帶回家是自私的，因為對孩子來說，這就像“二次拐賣”。

“這個人活得很明白，在中國有一個那么明白的人，我覺得很不容易。”陳可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覺得這個故事必須得拍。”

趙薇對李紅琴這個角色猶豫再三，她離自己的生活太遠。接下角色之后，她看了大量相關的電視新聞和紀錄片，“警察去教訓買走孩子的父母，說你當人是豬嗎，可以買賣的嗎？”影片中李紅琴蹲在墻根，帶著哭腔回答警察的訊問和呵斥，她說蕪湖話，聲音顯得驚慌、孱弱，又帶著農村人的頑強。

“我完全看呆了。”陳可辛這個“外鄉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那些失子尋子的新聞和紀錄片，趙薇一針見血：“永遠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結束了。從來沒有一個片子講，孩子拿走以后，另一邊是什么樣。”

《親愛的》最讓陳可辛興奮的也正是：“孩子找到了，而故事才剛開始。”

陳可辛“北上”整十年，這是他第一次拍真實新聞改編的故事。2014年9月26日《親愛的》正式公映，拐賣兒童這個內地商業電影還沒碰過的“敏感”題材，就讓香港導演搶了“頭彩”。

編劇張冀尤其記得佟大為和趙薇的一場戲。佟大為扮演油滑、勢利的小律師高夏，李紅琴向福利院要回養女，盲打誤撞碰上高夏，高夏避猶不及，但他隨后落入人生低谷，發現他與這個農婦原來同是天涯淪落。兩人走在夜色中的深圳街頭，高夏仰望林立高樓的輝煌燈火，向李紅琴喟嘆：“你看這個城市，多么有錢啊。”他把錢還給了李紅琴，“這次是免費的。我會幫你要回孩子的。”

拍攝現場，陳可辛盯著監視器，對一旁的張冀說：“你看這多像以前的左派電影。”

“知道最后怎么辦， 這個戲就完了”

南方周末：電影里黃渤和兒子生活的那個地方，是在哪兒拍的？

陳可辛：三元里，廣州的城中村。本來整個戲在深圳拍。結果找不到一個好看的城中村。深圳是一個非常“不好看”的城市，它沒歷史。我覺得廣州好好看。我會去放大一些屬于這個階層的美的東西，像電線桿上雜亂成團的電線，像三元里窄巷里狹長的光影。

南方周末：這是你第一次去三元里拍戲，那里拍戲難嗎？

陳可辛：第一次去。他們說那里挺復雜，很難擺平各種關系，可能很多人會問你要錢。其實結果還好。當然是給了錢的。但有的地方你給了錢都擺不平，一個小店就收你十幾萬，可能他一天生意也就幾百塊錢。你說換一個店，發現每個店都一樣，他們都溝通好了。

南方周末：電影里的尋子團的行為細節，比如他們唱《隱形的翅膀》，還有一齊拍手“鼓勵鼓勵”，這些屬于內地文化氣質的東西你是怎么找到的？

陳可辛：那個歌是編劇寫進去的。“鼓勵鼓勵”，是現場，黃渤加的。

導演就必須是海綿，要去吸收。尤其一個香港導演，到內地拍一些不熟悉的東西。每個人講話我都會聽，我就是最好的海綿。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算是內地導演，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自己有去體驗這種尋子團嗎？

陳可辛：我知道有個團體叫“寶貝回家”。彭高峰跟孫海洋，就是黃渤和張譯角色的原型，都是一分子。但是張譯的原型不是土豪，也不是“寶貝回家”的發起人。很多東西當然是虛構跟真實之間，包括魯曉娟跟田文軍，現實里是沒有離婚的。張冀覺得，離婚更能展現來到這種移民城市的夫妻，夢想不同了，成就也不同，分開了……情節就豐富了很多，多了很多社會性的東西。

“惟一使我們善良的， 就是家庭教育”

南方周末：廣電總局的公示里，影片劇本備案時得到的意見是“修改后通過”，你還記得有哪些修改意見嗎？

陳可辛：計生辦那場，明顯就建議你別拍了。（注：一對失子父母決定再生孩子，去計生部門辦理準生證，辦事員要他們提供現有孩子的死亡證明，父親被激怒。）

他們沒說堅決不許拍，只是建議別拍。在以前的經歷中，我們對建議別拍的都拍了。因為我知道，電影局還是挺人性化的機關，不是那么死的。計生辦那場戲，我覺得結果能過審，可能因為那個公務員起碼態度是非常好的。

南方周末：你應該知道在內地拍現實題材，會有很多限制，包括“調子灰暗”都曾是很多影片的障礙。

陳可辛：我以前不知道，后來越來越知道。《投名狀》上片前我都快瘋了，完全不明白問題在哪里。我不批評，又沒有色情，你說血腥、暴力，我就剪唄。我完全不知道人性的灰暗，都跟國家有關。李連杰他們三個人簽投名狀，殺一個無辜的人那場戲，網上預告片播了半年了，我當時說，你們確定剪了之后不是一個笑話嗎？大家都看了半年了，但是到了正片沒有？確實死活不能，不然就不讓上。

其實這部電影也好、《投名狀》也好，我就在講人性不是非黑即白。這個戲最挑戰觀眾的，就是中間突然出了一個新人物，突然變成主角，然后我跳到她的觀點。這就是人性的雙面性，事情的雙面性。我知道不容易過，但這次確實是過了。

南方周末：你是否特意去掌握故事的平衡？故事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又不能看觀眾徹底悲觀。

陳可辛：可能我比較幸運。從小到現在，身邊都有挺多不錯的人，我沒有太多陰暗面。我理解人生是悲觀的，但我身邊的人還是不錯的。這也是被彭高峰影響的。他跟我說，找回兒子卻像“二次拐賣”。他活得那么明白。他一年后還回去看李紅琴的原型，還讓兒子給養母打電話。既然有這樣的人，就代表盡管生活是沒有出路的，但只要人間有情，是能活下去的。

南方周末：你覺得是什么東西在支撐著這種“人間有情”，支撐著彭高峰“活得明白”。

陳可辛：我覺得唯一使我們比較善，比較明白，比較正的，就是家庭教育，別的教育都是狗屁。我碰到過的有問題的人，通常都是童年不幸福、家庭關系不好的。我沒有跟彭高峰聊過，但我覺得他肯定家里是不錯的，這跟有沒有錢沒關系。

南方周末：李紅琴的養女可能真的是棄嬰，但法庭判決分開了這對事實上的母女。情和理之間，你個人的看法是什么？

陳可辛：這個事擱在美國，都不可能拿到小孩的。因為制度就是制度。這個制度覺得女孩是給拐賣家庭拐掉，李紅琴雖然不知情，也是拐賣家庭。要是為了個人意義的人道主義，覺得你很可憐，把女兒還給你，這個社會、這個法律怎么辦呢？

“《中國合伙人》 就是我的價值觀”

南方周末：“北上”十年，你拍的電影全都不是一個類型，各種嘗試。

陳可辛：沒辦法。我其實是戲路很窄的導演，我在香港都拍城市中產，還有一點洋化的東西，因為我在外國生長。《雙城故事》、《風塵三俠》好像很市井的尖沙嘴的故事，但是都有點像洋片，其實就是我的生活圈子。《金枝玉葉》就更別說了，唯一《甜蜜蜜》是比較草根。

到內地，所有東西都是陌生的，我喜歡拍寫實題材，但是沒有好的編劇，我自己不知道從何入手，確實有很大文化差異。對我來講，拍美國片都比拍內地片容易。不知道怎么辦，我就只能拍古裝片。不只是我，誰都是。那時候我常講一個笑話，說你要拍一個一千萬的片，找不到投資；你要拍一個億的投資，很多人排著隊找你。古裝片的世界你也沒去過，我也沒去過，就沒有接不接地氣的問題。

但是古裝片現場的狀態，千軍萬馬的指揮，動作戲，都是我非常煩的，因為我又不喜歡，又沒興趣，又不懂。我要靠武術指導，靠一大堆人。副導演在喊，我坐在監視器后面，一切好像跟我沒什么關系。沒辦法，市場就是這樣。

直到《武俠》徹底失敗，痛定思痛，怎么也得回去拍一些你懂的吧？就來了《中國合伙人》。我最心愛的就是《中國合伙人》。雖然是講俞敏洪他們，但是我更多投入了我自己的經歷，對美國的那種憧憬，跟一路走過來的種種，情懷完全是我的。所以《中國合伙人》給人罵價值觀，我說沒辦法，那就是我的價值觀。我對那個戲的褒跟貶，百分之百照單全收，真的是最代表我的戲。

南方周末：你還有可能回香港拍港片嗎？

陳可辛：當然有可能。我一直強調電影是個商業行為，問題還是來自市場。整個香港電影的市場狀況出了很大問題，不是一部電影賣座能解決，也不是一個小潮流能解決。比如大家說《無間道》給了香港警匪片一個“小陽春”，其實沒有解決香港整個電影生態的問題。

就是市場不夠，人不夠。海外已經沒有看華語電影的習慣，香港電影、內地電影、臺灣電影都沒有了海外市場。臺灣就靠那2000萬人，香港就靠700萬人。當全世界都開始回去看自己的電影，香港就處于很大的劣勢，因為人少。香港電影人從1990年代末就開始找出路，使我們能繼續拍電影。

這些年很多香港導演來到內地，發現很多東西不是那么容易，也有很多限制。有人就覺得，那算了，我回去拍，吃苦一點也沒問題。但是回去拍，真的能成的，最多也就是不虧很多錢而已。投資方永遠覺得，有內地市場為什么不要？只有一些不可以在內地上的戲，過不了審批的，這兩年就出了一批被稱為低俗的電影，講臟話、三級……所謂接香港的地氣，但我覺得根本不是，是一種嘩眾取寵。我要是二十幾歲可能也會在這一群里面。現在用那樣的方式拍所謂的港片，我真的做不到，也不想做。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香港電影的未來？

陳可辛：我們永遠懷念從前，要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1970、1980年代，只有香港是創作最自由的地方，也沒有政治的考量，所以電影是純娛樂。中國人在全世界的流轉，造成華語電影在全世界的市場需求。香港就碰上了這個時機，造就了這樣強的電影工業。

其實香港所有行業都一樣，只要內地一改革開放，香港很多優勢就會沒有，挺悲哀，但這是現實。

海外的中國移民，從第二代開始已經被當地同化，不再需要華語的娛樂。香港所有的優勢在1990年代沒有了。1990年代我們一窩蜂地拍戲已經是最后一班車。臺灣把洋片的限制拿掉，不到兩年，好萊塢片的市場占有率變成98.6%，非好萊塢片——法語日語韓語華語加起來1.4%。臺灣市場沒了，香港電影就沒了一個最強后盾，然后新、馬市場都越來越邊緣化……

還會有一批人堅持拍自己喜歡的東西。要是只講工業，香港電影我真的無法評價它的未來。但是電影確實有非工業的，你看新加坡也拍出《爸媽不在家》那么好的電影。

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