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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夏洛蒂醫院腫瘤學家吉羅·胡特。 （何曉靈/圖）

1996年冬日的一天，柏林洪堡大學醫學院三年級學生胡特拿到了最新一期的《科學》雜志，其中收錄了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斯蒂芬·奧布萊恩等人關于HIV感染和AIDS進展抵抗基因的一篇文章。

胡特從文章中了解到，盡管艾滋病對一些人而言意味著噩夢，但對另一些人卻無法構成威脅——這些人天生存在一種基因缺陷。由于CCR5基因中缺失了32個堿基，這種基因被稱為CCR5-Δ32。

“因為一種天生的基因缺陷，艾滋病病毒無法進入淋巴細胞，也就不再對生命構成威脅。”這引起了胡特強烈的興趣：能否利用基因缺陷找到治愈艾滋病的療法？能否將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細胞全部以這種基因缺陷的細胞置換？

事實上，在這以前，胡特對傳染病或HIV并不“感冒”，血液病和腫瘤學才是他關注的重點。柏林夏洛蒂醫院是胡特長久以來的夢想。這是歐洲最大的綜合醫院，也是歐洲最具傳統的醫院之一，征服白喉的先驅者埃米爾·馮·貝林、病原細菌學奠基人羅伯特·科赫、化學療法先驅保爾·埃爾利希……德國超過半數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都來自這個醫學中心。胡特夢想著能在這里為癌癥病人服務、開展試驗，他的終極目標是治愈癌癥。

醫學院畢業后，胡特進入了柏林夏洛蒂醫院工作。按照自己的規劃及努力，胡特成為了血液科醫生。他奔波于門診與病房之間，實施了多例骨髓移植術，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直到2006年，蒂莫西·雷·布朗出現了。

布朗，一名居住在德國柏林的美國翻譯，1995年他被檢測出血液中攜帶HIV病毒。這種病毒能在人體中潛伏十余年之久，引起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艾滋病。

“Gibt es keine heilung.（無法治愈）”主治醫生用輕柔、緩慢的德語告訴他。

艾滋病每年奪去上百萬人的生命。在布朗之前，從未有過任何治愈的病例。這個檢測結果好比一張判決書——死刑并緩期若干年執行。

布朗并沒有驚慌失措。他繼續自己的工作，和來自前東德的“男友”米歇爾同居。幸運的是，最初十年，他體內的HIV病毒顯得溫順而隱忍，并未對他的健康造成困擾。

然而新的麻煩來了，他被診斷出急性髓細胞白血病——一種五年生存率僅為25%的絕癥。

在夏洛蒂醫院，胡特為布朗進行了第一次化療。但7個月后，白血病復發了。

胡特清楚地意識到，干細胞移植是治療布朗白血病的唯一希望。

作為血液病醫生，胡特對艾滋病了解得并不多，但隨著對布朗治療的深入，十幾年前《科學》雜志的文章出現在他的腦海，他想起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類具有基因自然突變的人群對HIV有免疫功能”。這類人群在北歐可以找到，在德國的比例約為1%。

“我們為什么不做一點更好的事情？”胡特決定賭一把，如果能找到一個CCR5-Δ32突變型捐獻者的干細胞，將會發生什么呢？不僅白血病能治好，艾滋病也可以治愈。

如今，胡特更愿意將“干細胞移植治療艾滋病”的想法看做一個血液病醫生通過不斷思考而得的過程。但不得不承認，扎實的知識儲備和日常工作中的大量閱讀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強手如林的醫學界，機會也總是青睞像胡特這樣“有準備的頭腦”。

胡特是幸運的。德國有著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骨髓移植庫，擁有近2000萬捐獻者信息。通過這一骨髓移植庫，90%的患者最終能夠找到配型者；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僅為65%。

在德國骨髓移植庫中，胡特發現了全球有232例捐獻者與布朗匹配，其中有80例住在德國。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檢測，最后發現，第61號捐獻者就是他們想要尋找的目標——純合子CCR5-Δ32基因攜帶者。

胡特在電腦前坐了好幾個晚上，查閱了幾乎所有他能找到的相關文獻。“我簡直不敢相信，居然從來沒有人這么做過。”胡特說，“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我想錯了，我肯定漏掉了什么東西。”

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這樣——胡特并不知道，大多數艾滋病專家和臨床醫生已經達成共識：艾滋病的治愈是不可能的。

在夏洛蒂醫院的歷史上，也從沒有艾滋病人接受過骨髓移植。不出胡特所料，院方表示反對。

胡特不甘心。他找移植中心主任艾克哈特·泰爾。此前幾個月，生怕別人“偷”走自己的病人和想法，胡特并沒有向任何人報告布朗的病例。現在，他必須如實地將自己的設想告知泰爾，爭取他的支持。

泰爾同意了。他不認為這個大膽的設想能消滅布朗體內的HIV病毒。他只是想給胡特一次嘗試的機會。

2007年2月，布朗接受了第61號捐獻者的干細胞移植。接著，布朗停用了治療艾滋病的藥物，體內的HIV病毒似乎消失了——60天過去了，胡特和同事們再也找不到布朗體內潛伏感染細胞的蹤跡。

為了確認布朗體內已經不含HIV病毒，布朗成為了世界上被活檢最多的人之一。胡特和他的團隊一次又一次地對布朗的血液、肝臟、直腸甚至大腦取樣。胡特還將布朗的樣本送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教授羅伯特·西亞諾的實驗室以及美國其他有高精密設備的實驗室進行檢測。

通常，通過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病情得以控制的病人體內仍舊有將近100多萬拷貝的HIV病毒分子，然而在布朗體內，連最敏銳的檢查都無法測到HIV病毒的存在。

胡特做事謹慎低調，他并沒有立刻將布朗疑似被治愈的消息傳播出去，也沒有向任何專業期刊投稿。“如果碰到這樣的事情，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否則我不想將結果立即公之于眾。”

2008年2月，胡特參加了在美國波士頓舉行的“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感染年會”，這是艾滋病領域最專業的學術會議之一。直到這時，胡特才同時向《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和大會的組織者投遞了稿件，請求將布朗停止治療一年后體內檢測不到HIV病毒殘留的結果發表。

不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拒絕了他的稿件，“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感染年會”也只允許他在大會上張貼海報。

和其他圈子一樣，艾滋病研究機構也總喜歡質疑外來者。這次來的是一個年輕醫生，甚至在他自己的醫院都不夠出色，對艾滋病了解不多，做了一些從未有過的嘗試。大多數人在想：“這小子是誰？”

胡特的支持者包括杰弗里·勞倫斯，康奈爾大學醫學院艾滋病病毒研究所所長兼美國艾滋病研究中心首席專家。2008年9月，勞倫斯讓胡特將他的發現在麻省理工學院頂尖艾滋病專家參加的一次小型會議做分享，并將布朗的樣本交給美國多個實驗室進行更靈敏的測試。同樣地，這些樣品檢測結果全為陰性。

《華爾街日報》記者馬克·思古福斯被邀請與會，并寫下了報道。《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也重新審議胡特的投稿，于2009年2月將其正式發表。

參加學術會議、接受采訪、發表聲明……胡特的生活從此改變。當《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被轉載到德國，一個朋友早晨六點就給他打來電話。“他驚呼，‘我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上看到你啦！’”胡特哈哈大笑。在這之前，連胡特的父母都不清楚兒子的工作是什么，直到這件事后他們才有所了解。

“有人覺得你是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你怎么看？”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胡特再次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我不知道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評判方式。”胡特說，“但是如果治療布朗的整個過程能演變成一種可行性更強、更簡單的療法，這倒也不是不可能。不過，我可沒想這么多。”

如今，胡特正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下屬一家機構內進行研究，他們和歐洲其他幾個中心一起，努力嘗試復制布朗的奇跡。他領導的團隊繼續篩選及積累CCR5基因缺陷的供體，時刻準備著下一個機會。

異基因干細胞移植的花費大約為25萬美元，且含有CCR5-Δ32基因的人群異常稀少，布朗的求醫之路顯然不是大多數艾滋病患者可以模仿的。

在布朗案例之后，胡特和同事們嘗試著復制布朗奇跡，在全球范圍內，此后共有6名艾滋病患者接受了干細胞移植，不幸的是，在術后幾個月內，他們相繼死亡。

胡特對此倒不悲觀。“這些都不是普通的移植手術，而是帶有試驗性質的嘗試，風險相當高。”胡特說。

布朗的案例之后，“瞧，艾滋病能被治愈了”、“治愈艾滋病的道路被找到了”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絕于耳。胡特認為，這取決于人們如何定義“治愈”。

在艾滋病領域，“治愈”有兩個定義——功能性治愈，感染者體內的病毒被完全抑制，到底還有沒有病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患者即便不接受治療，也檢測不出病毒的存在；滅菌治愈，從體內完全消除艾滋病病毒。

“我覺得滅菌治愈當然好，但功能性治愈，這對于艾滋病患者來說已經完全夠了。”胡特說。

讓他頗感欣慰的是，有可能實現治愈已逐漸成為艾滋病領域的共識。

布朗的治療方案想要得到更大范圍的普及，就需要在沒有經過移植的病人體內產生CCR5-Δ32基因突變，最好能夠通過簡單注射就能完成。

在美國南加州的保拉·佳能實驗室，通往夢想的研究已經啟動。據胡特介紹，該實驗室改用一種新的基因剪輯方式，以鋅指核酸酶作為基因剪刀，它能夠錨定并剪下基因條帶中的某一片段。例如，他們能夠剪掉產生CCR5受體的編碼序列，得到抗HIV病毒的細胞。

“找到將鋅指核酸酶直接注入人體的安全方式，仍需要‘大躍進’式的努力。”胡特說，“雖然革命尚未成功，但已經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感謝上海手牽手醫學全媒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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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