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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51，D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574(2002)01-0012-06
　　 一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英國工黨關于歐洲問題的爭論并不激烈，戰后歐洲聯合運 動并未成為工黨政策的中心。工黨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大西洋主義者而不是歐洲主義者 ，它希望建立的是美英領導下的兩極歐洲。因此工黨雖是歐洲聯合的倡導者，并推動了 敦克爾克條約、布魯塞爾條約、北大西洋公約的產生，但工黨的目標是希望利用與西歐 各國的雙邊防務協定充當歐洲盟主，形成以英國為盟主的歐洲防務。工黨議員道爾頓則 明確表示了他對戰后英國國際地位的看法：“實質上，為維護我們世界大國的地位，我 們或者應該通過成為英帝國包括自治領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或者通過領導某個歐洲 集團來實現。”[1](p44)歐洲聯合在工黨戰后初期的三環外交中只是最后一環，工黨對 歐洲的關注也僅是出于促進歐洲穩定和恢復自由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的考慮。
　　戰后初期，工黨關于歐洲問題之所以能達成共識，除其大西洋主義觀及大英帝國虛幻的大國觀之外，工黨自身的政治文化特性及其政策綱領也決定了工黨的對歐政策。工黨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信仰，在國內致力于福利國家建設，認為歐洲聯合的超國家性質會使其社會主義政策的實施受到牽制。因此，艾德禮聲稱：“工黨對歐洲聯合的態度將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和作為英聯邦和世界共同體成員的英國人民的利益來決定……工黨決不會接受任何限制其追求民主社會主義的自由以及為達到這個目標而進行必要的經濟控制的承諾。”[1](p48)財政大臣道爾頓對此作了解釋：“我們并沒有準備把權力移交給那種可能被反動力量所統治的超國家的權力機構，我們認為在一些事情上我們的決定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極端重要，例如社會化的范圍，保持充分就業的途徑，以公平分配的政策來分配社會財富。總而言之，我們打算自己為自己作決定。”[1](p50)
　　對超國家一體化的戒心使得工黨拒絕了舒曼計劃，而對英聯邦的依戀則使休·蓋茨克爾把保守黨麥克米倫政府申請加入共同體說成是對英國千年歷史的背叛。1962年蓋茨克爾在工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充滿疑歐色彩，他聲稱“我們必須清楚，如果聯邦制是歐洲的設想，那么英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歐洲國家將會走向其終結，我不厭其煩地再重復一遍：它意味著英國千年歷史的終結。而且它也確實意味著英聯邦的結束。”[1](p54)蓋茨克爾的對歐立場是建立在對英國國家利益進行現實主義分析的基礎之上的。英國作為一個貿易國家，同英聯邦其他國家關系十分密切，但是英國加入歐洲是否會對英國和英聯邦的利益造成損害?對此工黨制訂了加入共同體的五項條款：(1)堅決和有義務保護英聯邦內我們的朋友和伙伴們在貿易和其他方面的利益；(2)目前有執行我們自己外交政策的自由；(3)政府履行保證我們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聯系的誓約；(4)對我們自己的經濟作計劃的權力；(5)保證保護英國農業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工黨在對歐洲聯合的考慮中首先關注的是英國和英聯邦的利益。1964年工黨的選舉聲明再次申明了這一點：雖然我們尋求同我們的鄰居更加緊密的合作，但我們相信，英國政府首要的責任是對英聯邦負責。
　　然而，從1967年到1983年工黨的歐洲政策變化很大。1967年工黨提出加入共同體的申請，1975年舉行全民公決決定英國是否留在共同體內，1983年又把退出歐共體加入競選綱領。工黨的歐洲政策發生如此變化，除傳統的工黨對歐洲聯合缺乏熱情外，工黨內部的派別斗爭及其對英國在歐共體中根本利益的關注是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這一時期，工黨內部左右兩派斗爭逐漸加劇，斗爭的焦點是爭奪黨的領導權。1967年威爾遜政府申請加入歐共體并未造成工黨內部分裂，但是疑歐派和親歐派的斗爭日益明顯。在歐洲問題上，一般左派屬于疑歐派，右派屬于親歐派。疑歐派反對的理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成員資格會導致主權的喪失；增加失業人數和導致生產下降；在共同農業政策上的高價食品；目前共同體財政政策對英國的不公平等等。1970年工黨大選失敗后，黨內左派展開大規模的疑歐運動，同時黨內出現新的左派論壇，以托尼·本為領袖。他們認為政府并沒有投入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的計劃是奪取工黨領導權并確保制定的政策能使英國朝著大規模國有化方向發展。但是這種政策對于占據領導地位的社會主義者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歐共體的成員資格就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機會，即為他們建立多黨聯盟反對右派領導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因為黨內很多并不支持左派更激進經濟政策的成員對歐共體有嚴重的懷疑，而左派可以領導和利用這種聯盟加強其在黨內的地位。左右兩派的斗爭在1970年保守黨希思政府提出加入申請的時候得到明顯反映，以羅伊·詹金斯為首的右派表示支持，而以托尼·本、彼得·肖為首的左派堅決反對。為平衡黨內矛盾，威爾遜采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即在原則上不反對加入，但反對在已協商的條款上加入。
　　威爾遜的模棱兩可使得工黨在1970—1974年間維持著表面的團結，1974年工黨大選取得勝利后，威爾遜政府的對歐態度發生轉變，贊同持續的成員資格，并就加入共同體的條件重開談判并取得成功。為避免工黨內部再次分裂，威爾遜提出以公民投票來解決英國是否留在共同體中的問題。工黨內疑歐派持堅決反對立場，在1975年4月工黨的一次會議上以2∶1的多數通過一項決議，贊同英國退出歐共體。在下院的自由投票中工黨議會黨團發生分裂，145票反對，137票贊成，33票棄權。工黨親歐派包括羅伊·詹金斯在內的成員在此問題上與保守黨和自由黨親歐派組成一個超越黨派的暫時聯盟，從而使全民公決以壓倒多數的選票同意英國留在共同體中。
　　盡管全民公決的結果使得英國繼續保持其共同體成員資格，但由于受經濟困難和政治虛弱的困擾，威爾遜及其繼任者卡拉漢對歐洲事務并不感興趣，他們勉強支持歐洲議會直接選舉，但拒絕加入1979年歐洲匯率機制。1979年工黨大選宣言雖然并未提出退出歐共體，但它號召建立一個更加松散更加廣泛的歐洲集團，其中每個成員國在其議會和人民的領導下實現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其疑歐主義是顯而易見的。疑歐主義不僅僅是工黨左派的產物，它在議會工黨和選區工黨中也根深蒂固。在接替卡拉漢担任工黨領袖的四位候選人中，除丹尼斯·希利之外，富特、彼得·肖、約翰·西爾金都是疑歐分子，因此，在1979年富特取代卡拉漢成為工黨領袖后，工黨對歐共體的敵視日增。1980年使工黨親歐派吃驚的是，工黨會議以五百萬對二百萬的票數支持英國退出共同體，在議會中疑歐派與親歐派的比例約為2∶1，在選區工黨中則高達3∶1。1980年工黨代表會議通過一項提議，不經全民公決退出歐共體。此決議使威爾遜一直担心的工黨的分裂終于在1986年3月26日發生了。以大衛·歐文、威廉·羅杰斯、雪莉·威廉斯、羅伊·詹金斯為首的親歐派退出工黨，另建社會民主黨。1981年7月工黨行政委員會發表的一份政策聲明聲稱“工黨除了實行一種激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戰略外別無選擇……而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其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直接沖突……我們的政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同羅馬條約都有沖突。”[3](p115)1983年工黨大選就包含了退出歐共體的承諾。工黨宣稱，英國退出歐共體是一項正確決策，如果工黨當選，將會首先引進一個廢除法案，目的之一是修改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終止共同體在英國的權力。
　　 二
　　工黨內廣泛存在的疑歐主義與英國傳統的堅持議會主權及工黨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密切相關。工黨左翼始終主張國家政府應該在沒有歐洲干預的情況下自由追求其政治經濟目標，疑歐派領袖人物彼得·肖宣稱，英國共同體成員資格意味著對英國人民及其權利和憲法的掠奪。托尼·本則從歷史角度指出：“英國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有著更牢固的國內民主和要強大的勞工運動，對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社會黨人來說，對共同市場的追求代表著他們在經歷納粹占領和法西斯政權統治后對統一與和平的向往。對他們來說，羅馬協約總算向前跨了一步，但對我們來說則是倒退。”[4]左派始終認為，《羅馬條約》對工黨經濟民主計劃是一種倒退。
　　1983年大選的慘敗使工黨逐漸疏遠左派的經濟政策，包括從歐共體退出。工黨對歐洲的態度開始轉變，這一轉變經歷了兩個階段。從1983年到198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大選的失敗，要求從歐共體中退出的聲音減弱了，但是當尼爾·金諾克領導下的工黨遠離徹底的歐洲懷疑主義的同時，在工黨政治主流中，對歐共體依然缺乏熱情，同時黨內也沒有公開要求歐共體內政策一體化的言論。尼爾·金諾克在《新社會主義者》中最好地概括了工黨在此問題上的謹慎：“像我們的過去和現在一樣，英國的未來在歐洲，如果共同市場變得符合我們對于歐洲未來更為廣闊的設想，那么對我們社會主義者來說，英國的未來仍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緊密相聯。”[2](p111)1984年，工黨歐洲選舉宣言反映了這種模棱兩可，它承認英國必須留在共同體內，但又堅決要求在《歐洲共同體法案》中規定的轉讓給歐洲議會的權限應該被復歸本國，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條款同英國的歐共體成員資格是不和諧的。1987年工黨的宣言在歐洲問題上只講了三句話：“工黨的目標在于同我們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伙伴們進行建設性的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并同失業作斗爭。但是我們將會堅持英國在歐共體中的利益，并試圖消除共同農業政策的弊端和丑聞。我們將會像其他國家一樣，拒絕歐洲經濟共同體干涉我們國家的復興重建政策。”[2](p111)這篇很短的聲明既沒有對成員資格進行譴責，也沒有全心全意的贊同。
　　工黨的這種模棱兩可的承諾逐漸被一種在歐共體中進行建設性工作的思想所取代，在金諾克担任工黨領袖五年之后工黨才開始帶著一定熱情接受歐洲聯合，不再把歐洲當作問題而是把其當作解決大選失敗和意識形態危機的答案。由此，工黨對歐態度的轉變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在198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工黨從保守黨手中奪取13個席位，取得選票的40.1%，這是自1974年以后工黨第一次在國家選舉中獲得超過保守黨的選票，選舉結果堅定了工黨的親歐立場。1991年工黨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支持歐洲議會的立法創議權和共決權，支持建立一個民主負責的單一中央銀行，支持建立一個在英國議會可接受的基礎上最終的經濟和貨幣聯盟。1991年工黨會議中沒有出現過激的反歐言論，包括布賴恩特·古爾德、托尼·本、彼得·肖等疑歐派，仍舊持一種不積極態度并反對經濟一體化，但他們在黨內日益成為少數派而處于政治邊緣地位。
　　工黨黨內的疑歐主義由于工黨放棄國家凱恩斯主義和中央集權下的經濟政策及任何形式的集權主義而受到削弱，工黨左派以前支持的在沒有歐洲干預下一國實行激進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也被通過歐洲機制促進改革的思想所取代。同時隨著形勢的發展，工黨內部很多人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們認識到，單一主權國家無所不能的觀點已經過時了，許多國際問題，例如環境問題，都需要多國家的合作，以商定和遵守超國家的控制措施，集中資源和分享權利。
　　工黨態度的轉變亦受工會的影響。撒切爾政府通過的反工會法規使工會力量受到嚴重削弱，工黨開始轉向歐洲尋求支持以實施其議事日程。前工黨歐洲議會議員理查德·卡伯曾說：“在同歐洲同僚們日常的工作和交往中，聽到他們關于歐盟在實現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志向中怎樣發揮作用的觀點，這些觀點在我承認歐共體可行性的轉變中確實起了一定作用。”[2](p117)同時《社會憲章》的制定也對工黨和工會的轉變產生重要影響。1989年，歐洲委員會制定了包含工人權利的《社會憲章》，工黨對此表示贊同，工黨議員喬治·福克斯明確表達了工黨多數成員的意見：“歐洲必須既是一個市場又是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它必須是一個合作和多樣性的共同體，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這兩種觀念是相互補充的……我們想要一個共同體，其中市場是服務于人民的，而不是一個人民為市場提供便利的共同體。”[2](p118)《社會憲章》強烈影響著工黨內一些仍舊反歐的集團，由于它支持工人、婦女和領取救濟金者的權利，因此要使左翼人士反對它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當撒切爾夫人把《社會憲章》看作是“從后門進來的社會主義”的時候。這樣工黨和工會作為不斷變化中的工人運動的政治派別，從不同的方向由不同的原因逐漸發展著一種親歐趨勢。
　　1992年工黨的大選聲明保證在經貨聯盟談判中將發揮積極作用，并終止保守黨退出《社會憲章》的選擇權。但出人意料地，工黨在大選中失敗，尼爾·金諾克引咎辭職。親歐的約翰·史密斯在其后的領袖選舉中獲91%的絕對多數，加強了工黨的親歐傾向，而疑歐的布賴恩特·古爾德9%的選票則進一步削弱了疑歐派在黨內的影響。兩位中右領袖人物丹尼斯·斯克尼和托尼·本在1992年和1993年分別從執委會中落選，疑歐派人士像彼得·肖和奧斯汀·米切爾似乎也不可能挽回大勢。當1992年對工黨支持經貨聯盟不滿的古爾德最終從影子內閣中辭職后，并在1994年2月9日宣稱他將從議會中辭職，工黨內部的親歐傾向進一步加強。在1992-1993年修改馬約的辯論中，工黨完全贊成馬城條約，但在馬城法案的二讀和三讀中，工黨選擇了棄權。因為此時保守黨政府在社會憲章問題上持選擇例外權，這是工黨所不能接受的。在修改馬約的辯論中，保守黨內部在歐洲問題上發生嚴重分裂，黨內混亂不堪，工黨此時被認為比保守黨更加歐洲化。
　　 三
　　盡管在工黨的議會黨團中疑歐勢力從來沒有消失過，但由于工黨三次大選連續失敗，也使得他們的反歐論調非常溫和。在1992年金諾克退出領導崗位之前，工黨已經把歐共體成員資格看作是一種機會和一種可以幫助工黨達到其目標的積極因素。當1994年史密斯突然去世時，沒有一位工黨領袖候選人繼承古爾德的反歐政綱。其后的工黨領袖布萊爾則宣稱：“對英國來說，從未有過這么多機會讓它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我們隨不起失去這些機會所造成的損失。”[5]工黨主流在歐洲問題上已經基本達成共識：歐洲的未來只是松散的自由貿易區這種主張是英國五十年代的幻想，在我們從歐洲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單獨向歐共體成員國過渡的時候我們最終不得不承認那種主張是行之無效的。今天，歐洲任何國家都不會考慮放棄單一市場所帶來的好處以及那些使之有效運作的機構，同時也不會放棄一個有3.5億人口的貿易區使我們在世界談判中所擁有的力量。孤立主義將會削弱我們在那些對我們來說最為重要的貿易區用來促進開放市場的力量。[6]，事實上，在工黨的前座議員中，沒有公開的疑歐聲音，其對工黨歐洲政策的批評也僅被限制在后座議員當中，其內容也僅是對歐洲具體政策的批評。
　　工黨的疑歐主義根源于英國的政治文化、歷史傳統、地緣政治觀及政治體制的特性，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為工黨歐洲政策制定的環境。此外，工黨多年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對英國管理本國經濟能力的信任及對歐洲資本主義的指責也加強了工黨的疑歐心態。如果說工黨過去的疑歐主義是其歷史特性的產物，那么今天工黨的歐洲主義則是歷史發展過程中變化的社會環境的產物。經濟發展的必要，政治的壓力，戰略上的考慮，是工黨修正其歐洲政策的依據。然而工黨的歐洲政策并未與傳統割裂，相反正是由于傳統的根深蒂固使得工黨持續地堅持其歐洲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即維護國家主權，堅持非聯邦的歐洲。工黨的歐洲是在國家的意義上由相互合作的國家組成、在政府間合作的框架下有益于每一個成員國的歐洲。因而抵制歐洲國際組織走向超民族一體化，以松散的主權國家聯合對抗聯邦歐洲，可說是工黨自戰后以來對歐政策的基本主張。
　　工黨之所以堅決地維護國家主權，是因為它一直把對國家主權的堅持看作是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它始終担心過多的歐洲干預會影響英國獨立執行其內外政策的能力，并由此損害英國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則是工黨制定歐洲政策的首要關注點。然而歐洲聯合已是大勢所趨，如果工黨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那么會使英國被排除在歐洲聯合之外，并由此喪失對歐洲的發言權，從而真正損害英國的國家利益。因而目前工黨的歐洲政策已不再單單是對主權觀念的維護，而是更多地對實實在在國家利益的追求。工黨越來越深地參與歐洲一體化建設并被迫放棄部分國家主權，但在此過程中它的每一次讓步都是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基礎之上同歐盟討價還價的結果。布萊爾明確表示，只有在歐洲利益與英國利益相一致時才會促進歐洲利益，工黨的歐洲政策必須是“抵制那些錯誤和愚蠢并且是不符合英國利益的事情”[7](p398)，對于歐元，“如果單一貨幣對英國的就業和工業有好處，如果它能提高英國的地位和擴大英國的影響，英國克服憲法和政治上的爭論的做法是正確的。”[7](p399)而對于歐洲防務，工黨一直堅持北約仍是歐洲主要決策機構，新的歐盟軍隊必須作為北約的補充，以此來維護英美戰后軍事關系，并繼而延續英美特殊關系。
　　由此看出，在工黨歐洲政策中，英國始終是第一位的，歐洲是第二位的。工黨的歐洲政策是有限度的，這一限度取決于英國的國家利益是否得到了維護。英國之所以沒有加入歐元區就是因為英國從政黨到民眾對放棄英鎊采用歐元能否給英國帶來實際利益存在普遍懷疑。歐元問題是目前引發工黨內部分裂的主要原因，以前外交大臣庫克為首的人在加入歐元區問題上持積極態度，主張英國應盡快加入歐元；但以財政大臣布朗為首的人對歐元持懷疑態度，認為英國與歐元區的國家在財政政策上差異較大，而工黨今后三年的開支計劃卻與其相抵觸，因為工黨連任后將把改善社會服務作為重點，如果不增加稅收，今后英國政府很可能奉行赤字財政，這顯然與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不符。另外歐元區的年通貨膨脹率較高，主要國家德國、意大利經濟持續放慢，而英國經濟平穩發展，英鎊堅挺，通貨膨脹率低，失業人數大幅下降。在此種情況下，歐元區經濟能否滿足英國提出的五項經濟條件，即英國與歐元區經濟穩步趨向融和、歐元區具有應付經濟變化的足夠靈活性、英國投資不受影響、英國金融服務不受影響、對英國就業有利等，英國政界和工商界尚未達成一致看法。考慮到民眾對英鎊的依賴及對歐元的懷疑，布萊爾表示在確定的五項經濟條件得到滿足后通過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加入歐元區。為了避免黨內紛爭，原內政大臣斯特勞取代親歐的庫克成為外交大臣，庫克則任下院領袖。庫克的易職使新內閣中的反歐元力量得到加強，而且考慮到斯特勞在歐元問題上采取懷疑態度，工黨新內閣中以布朗為首的歐元懷疑派占了上風，而斯特勞則宣稱，對英國是否加入歐元區的條件的評估在2003年以前不會進行。因此在本屆議會期間將全民公決提上議事日程恐怕不大可能。
　　然而，從長遠觀點看，加入歐元區符合英國的根本利益。從現在的形勢看，歐元區事實上已成為歐盟的核心部分，歐元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方向。能否在歐洲一體化中加入英國的思想，首先必須使英國成為歐元區的一部分。只有通過參與歐盟建設，英國才能獲得經濟利益和政治上的好處，才能在歐洲一體化中以三駕馬車取代法德軸心，發揮英國的主導作用。
　　工黨的歐洲政策既是其自身歷史發展合乎邏輯的結果，又深受英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大英帝國雖然已成為昨日黃花，但它遺留下來的大國心態、對歐洲大陸國家隱隱而生的優越感及對管理本國事務能力的信任，使得工黨的歐洲政策帶有濃厚的英國特色。既要加入歐洲聯合并在其中謀取領導地位，又對之懷有戒心以守衛英國國家利益，這一點不僅適用于以前的工黨，同樣也適用于以后的工黨政府。工黨的歐洲政策一直處于調整變化之中，工黨內部關于此問題的爭論也時而激烈，時而舒緩。退出歐洲還是融入歐洲的爭論已經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對歐洲聯合中具體政策的不同思考，而這則涉及到英國目前的種種利益。如何在目前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最大限度地維護英國國家利益，則成為工黨內部不同意見的焦點。工黨內部關于歐洲問題的爭論仍將隨著歐盟具體政策的出臺繼續下去，在此過程中，歐盟的發展將會影響英國歐洲政策的制定，而工黨作為歐洲一個大國的執政黨，其對歐政策主張也會不可避免地使歐洲聯合打上某些英國的印記。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12～17D1社會主義論叢王燕20022002英國工黨的歐洲政策一直處于調整變化之中，這種調整變化與工黨內部爭論有關。在歐洲問題上，工黨內部一直存在疑歐派和親歐派之爭，這種爭論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工黨在不同時期對歐政策的制定。疑歐主義和歐洲主義的爭論使工黨在順應歷史潮流融入歐洲之時又對其深懷戒心，從而形成工黨具有英國特色的歐洲政策。英國工黨/歐洲政策/爭論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1　　王燕，女，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00級博士生。 作者：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12～17D1社會主義論叢王燕20022002英國工黨的歐洲政策一直處于調整變化之中，這種調整變化與工黨內部爭論有關。在歐洲問題上，工黨內部一直存在疑歐派和親歐派之爭，這種爭論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工黨在不同時期對歐政策的制定。疑歐主義和歐洲主義的爭論使工黨在順應歷史潮流融入歐洲之時又對其深懷戒心，從而形成工黨具有英國特色的歐洲政策。英國工黨/歐洲政策/爭論

網載 2013-09-10 2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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