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馬雙有：吳晗“跟風”惹下悲劇

簡體傳統

摘要

這種把歷史當成面團來回揉搓，把歷史人物當成“變色龍”一樣來回變化，這種善于配合政治需要、善于搞映射史學的作派，就為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解放前的吳晗有傲骨而無媚骨

　 通過對吳晗歷史軌跡的研究可以發現，吳晗的人生悲劇竟然跟他的“跟風”有關，跟政治動向有關。

　　但是，解放前的吳晗卻是有傲骨而無媚骨，用他的話說，是很有“骨氣”的。

1941年，國立編譯館約吳晗編寫一部《明史》。書稿完成后，送到編譯館。過了幾天稿子居然被退回，退稿信上附著編輯的審核意見：“‘紅軍之起’，擬改‘民軍之起’，以下一律照發。”意謂只要將“紅”字改為“民”字，作品就可以出版。并說明可預先支付部分稿酬。正在陷入生活困境的吳晗多么需要這筆稿酬以渡難關，但是他認為，元末起義軍就叫“紅巾軍”，如此改動，豈不有違史實嗎?這與他做學問的一貫良知相悖。于是他回復審核者：“寧可不出此書，此字萬不能改!”一個正直文人的錚錚傲骨躍然紙上。

　　吳晗工作的西南聯大，當時被譽為大后方的“民主堡壘”。1943年7月，吳晗經潘光旦等人介紹，正式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這是吳晗政治生活的重大轉折，從此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除了每天提籃子買菜、上課教書、照顧臥病在床的妻子、研究明史以外，還以更大的熱情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發表演說，主編刊物，征集簽名，猛烈抨擊國民黨反動派。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發動內戰，吳晗拍案而起，和聞一多、李公樸、張奚若、楚圖南、羅隆基等人毅然走上講臺，義正詞嚴地痛斥反動派的罪惡行徑。人們稱吳晗和聞一多是“一頭憤怒的獅子和一只兇猛的老虎”、“一個鼓手一個炮手”!

此時的吳晗沒有“跟風”，完全保持著一個文化學者獨立不移的人格，面對強權專制，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有的只是不屈的抗爭和歷史的担當!

跨入政界，吳晗開始緊跟形勢

1946年吳晗隨清華大學遷回北京，由于他傾向中共，國民黨“華北剿總”將吳晗列入“黑名單”，隨時準備暗殺他。在大逮捕之前，吳晗偕同妻子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切接見。1949年2月，吳晗受黨中央委托，以軍管會副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担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要職。50年代中期，吳晗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由學界跨入政界，位高權重，名滿天下。

　 然而從此以后，吳晗開始“跟風”了。這位富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停地跟著政治方向傳，跟著領袖的思想轉。他的建國后的史學著作，已經沒了早年的激情，也沒有了當年求真務實的仔細考證。他在研究歷史、解說歷史時，習慣于大量引用領袖的語錄。他的歷史著作也不少，但大都是圖解政治、配合形勢的“跟風”之作。不僅讓后人詬病，也給自己帶來了悲劇。

朱元璋從“偉大政治家”變成“暴君”，再變成“農民領袖”

一部名著《朱元璋》，四易其稿，改來改去，都只為配合政治，迎合領袖思想，導致失敗。

　　《朱元璋傳》是吳晗唯一的歷史傳記，完成于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期。那時他思想開放，充滿激情，既遵循儒學歷史傳統，又有發揮創造。他的筆下，有對東林黨人的同情，有對文字獄的憎恨，有對生與死的憂慮，始終貫穿著悲切與蒼涼。

　　吳晗花費筆墨最多的是對文字獄的敘述。他對皇帝朱元璋的刻畫，全是圍繞著這一點展開。他曾這樣生動地描寫朱元璋對文人的殺戮：“網絡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地上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網外的人在戰栗，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

　　有人說，吳晗早年所有的學識、熱情、勇氣、激憤、深沉，都濃縮在這部傳記中;當時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把朱元璋刻畫得如此鮮活而透徹。但是，建國以后，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他就開始不斷地修改，甚至重寫。他把修改好的作品讓毛澤東“斧正”，毛提了些意見，他推倒重來，繼續修改。然而他的所有的修改，都是失敗之舉。修改后的作品，揭露黑暗、批判專制的鋒芒消失了，對文字獄大段大段包含激憤之情的精彩描寫居然被刪掉了。

　 尤其是他筆下的朱元璋竟然像“變色龍”一樣，根據政治需要不斷變化。初版的朱元璋，是從“流浪青年”到“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民族英雄”;二版為了政治需要，拿朱元璋來映射蔣介石，于是“流浪青年”變成了“流氓”，“三個偉大”變成了“暴君”——“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后來這稿子被毛澤東看了，要求把朱元璋寫的好些。于是“流氓”又變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又變成了“農民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