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丁·戈迪默短篇小說《紅寶石》鳳凰讀書

簡體傳統

2014年7月14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約翰內斯堡家中去世，享年90歲。戈迪默一生著有20多部長短篇小說集、160余篇雜文評論。其主要長篇小說有《伯格的女兒》、《尊貴的客人》、《大自然運動》和《我兒子的故事》等，短篇小說集有《面對面》、《六英尺土地》、《星期五足跡》和《戰士的擁抱》等。她是個“反叛者”和“反傳統”的人物，拿起筆來批判南非的種族歧視，為被壓迫者說話，其作品堪稱為“南非社會的一面鏡子。”作為諾獎候選人，她在提名單上列名10余年，終在1991年摘取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給她的授獎詞說：“戈迪默以熱切而直接的筆觸描寫在她那個環境當中極其復雜的個人與社會關系。與此同時，由于她感受到一種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礎上采取了行動——她卻并不允許這種感覺侵蝕她的寫作。盡管如此，她的文學作品由于提供了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深刻洞察力，幫助了這一進程的發展。她的獲獎是因其壯麗的史詩般的作品使人類獲益匪淺。”

4年前南非舉辦世界杯，戈迪默在接受采訪時說：“老實說，沒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體育場，等世界杯結束以后，我們要怎樣處理它們？讓那些棚戶區居民去那里躲雨嗎？”

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

紅寶石

復印機剛搬進家門時，班吉說，“你管印度人的事兒難道還不夠嗎？”班吉夫人笑了笑，露出那塊空牙床，自信地說，“這有啥區別呀，約瑟夫？我們還不都是一回事兒啊。”

“可甭那么說。我們就不需要持通行證1；讓土著人自己去抗議通行證制度吧，他們有數百萬人呢，讓他們自己去管好啦。”

班吉和班吉夫人的前夫帕哈德兩人總共有九個孩子，全都擠在一個小房子里。大人議論那些孩子不該聽的話題時，他們全都在場。因此，家里就沒有任何隱私，孩子們從來就沒有不該知道的事情。只有他們同母異父的姐姐戈莉不在場。她是長女，已經出嫁。孩子們用期待的、毫不驚慌的目光饒有興趣地望著班吉。班吉既沒有離開餐廳，也沒有坐下來繼續卷他的由于搬復印機而中斷了的旱煙卷。他看著那個藏在浣洗籃子里的由黑人出租車運來的東西，孩子們也過來觀看。他們一雙雙黑色的眼睛長著粗睫毛，宛如初放的花朵，其觸須碰到任何東西時花朵就會合拢。

他最后只說了一句話，“這玩意兒放在餐桌上還挺是地方啊！。”復印機散發出濃濃的黑油泥味道。他以常有的煩惱方式，踮著腳尖，沉重地走出了餐廳。

“這東西放在餐具柜上倒蠻好的！”班吉夫人一邊說，一邊忙著挪動兩個裝有塑料康乃馨的粉色玻璃花瓶和帶有手繪天鵝絨飾帶的塔吉·馬哈爾的相片。

晚飯后，她開始在機器上復印傳單。家里人在餐廳里活動——其它三個房間都擺滿了床——滿屋子全是床。大孩子們做家庭作業時要共用一個墨水瓶，兩個小孩子在椅子下面玩弄空奶瓶子。三歲的孩子睡著了，由一個小姑娘用小車推走了。孩子們終于都上床了；班吉比大孩子上床還早。他是個水果蔬菜販子，每天清晨四點半就起床，五點鐘到菜市場去。“一會兒就干完了，”班吉夫人說。大孩子們抬頭看了看他，都笑了。他轉過身，背對著她。她仍然身穿穆斯林婦女的服裝。她骨瘦如柴，沒懷孕時好像個衣服架子，裹著拖地的廉價莎麗2，留著一條又細又黑的油乎乎辮子。少女時期，她家住在德蘭士瓦，現在老家仍然在那兒，母親曾經在她的鼻孔鑲有一顆玻璃紅寶石；但是她很久以前就摘掉了，因為即使對她來說也太過時了。

她復印傳單一直到后半夜，就像搗辣椒末兒一樣復印傳單。

班吉不過問傳單的內容。他已經讀過報紙。上一周，非洲土著人在銷毀通行證，然后主動送上門去讓當局逮捕。該運動領導者因被指控犯有煽動罪而被捕入獄，運動辦公室突然遭搜查——必須有人幫助那些既無辦公室又無設備的低層領導人繼續斗爭。傳單上寫著——“明天不上班”、“抗議日”、“為了自由而燒掉你的通行證”。他不想看這些東西。

回家時，他常常發現妻子坐在餐桌前同陌生人或者那些名字非常熟悉的人在深入討論，他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有些是印度名人，如律師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坎博士和大商人穆恩薩米·帕特爾。在家里見到他們使他深感榮幸，但又不無憂慮。第二天干完活后回家時，他碰見坎博士——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從家里出來。坎博士對他說，“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是，班吉從未發現妻子有任何放肆的行為。她像其她穆斯林婦女一樣行為得體。譬如說，她同這些先生們談完工作后，從未坐下來一起吃飯。他看見她回到廚房，開始準備晚餐并同孩子們說話，語氣和內容各有不同。“吉米，你若是吃膩了小扁豆，那實在太慚愧了，因為現在沒有別的東西可吃啊——阿米娜，快點，去打罐水回來——別担心，我一會兒就補好了，把黃棉布遞給我，針在餐具柜上的煙盒里。”

“坎博士走了嗎？”班吉問。

“走了，星期一有個不出門運動。德塞病了，但是他還要自己傳布消息。鮑勃·賈力昨晚整宿沒睡覺，一直在印傳單，但是他去拔牙了。”她總是以一種特有的習慣來對待班吉，使他感到好像是對政治不感興趣似的。就像有些女人說的那樣，丈夫發脾氣隱含著對她的深切與粗魯的關愛。她同丈夫談論這些事情時，就像是把鄰居的話傳給他或是談論家庭瑣事一樣。

“你同那些殺人和投擲石塊的人攙和到一起是想干什么？我不明白。咱們印度人大會3應該躲開才是。難道我們反對種族居住地法4還不夠嗎？”

她大笑起來。“咳，約瑟夫，你看，連你都不相信啊！當種族居住地法在納塔爾開始實施時，你說出同樣的話。你說等我們家搬出德蘭士瓦時再開始担心也來得及。然后你自己的母親失去了在諾爾道普的家，怎么樣？你看，任何人都不安全。噢，戈莉下午來了。她說伊斯梅爾的哥哥訂婚了——那好啊，是不是？他媽媽會高興的；她還担心他找不到媳婦呢。”

“她為什么担心呀？”吉米問。他已經十五歲，到了關心媽媽的年齡了。

“這個——她要看到他安個家。星期天在伊斯梅爾家有個聚會——約瑟夫，你最好把你的外衣給我，明天送洗衣店清洗一下。”

女兒立刻上來說，“媽，我沒有衣服穿啊。”

班吉夫人撓了撓她那張蠟黃色的臉。“戈莉或許會借給你她那件粉色衣服吧？你現在就去找戈莉，就說是我讓她借給你的。”

這些陳詞濫調常常有助于安全。在餐桌和餐具柜之間放著一把扶手椅子，兩個扶手閃閃發亮。在那幾個星期里，他同往常的半睡半醒狀態一樣，常常是驚詫地回到現實中。次日清晨一到市場，他就聽說坎博士被捕了。可是，那天晚上班吉夫人卻一直在給女兒做新衣服。一想到這個情景，班吉的火氣就消失了，這使他再一次不情愿地把白天對妻子醞釀已久的怨恨變成了悶悶不樂和無聲的埋怨。當然，蒼天知道白天都有誰出入這個家舍。在暴亂、搜查和逮捕的那一周里，他回家時曾兩次發現家里窩藏黑人婦女，都是些普通的圍著白色頭巾的土著婦女，正在喝茶。他痛苦地意識到，家里窩藏黑人可不是其她印度婦女能干得出來的事。他的妻子同別人不一樣。至于有何區別，他有些茫然，只能說：這不是丟臉的，不是反叛的，也不該受到懲罚。這就像她有種說不出來的吸引力使自己同她——有五個孩子的帕哈德的寡婦——結婚一樣，但究竟是什么，他看不清。

星期四凌晨，當特工隊連續不斷地敲門時，他都沒醒來，他常常是四點半鐘起床，還相差一個多小時呢。班吉夫人自己起來了，費力地穿上吉米的雨衣，走到門前。她開燈時發現墻上的掛鐘指針才指向三點——那個掛鐘是她同怕哈德的結婚禮物。她立刻意識到門外是什么人。盡管保持鎮靜，可在開鎖和打開復雜的防盜裝置時她的手好像老年人的那樣顫抖。她打開房門，兩個有色人便衣警察出現在面前。“是贊尼普·班吉嗎？”

“是的。”

他們說話時，班吉像個睡過頭的人突然從夢中驚醒。然后他意識到是男人的說話聲。他在黑暗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起了床，走到窗前。為了防備從黑暗小巷侵入的盜賊，窗子像前門一樣也安上了厚厚的鐵絲網。他迷惑不解地出現在餐廳。除了復印機外，警察還在一個紙箱內搜查。“約瑟夫，是來找我的，”班吉夫人說。

他只感到啪的一聲，立刻全明白了。他穿著一件舊襯衫，站在警察面前。夫人由于窩藏兩位黑人婦女而將被捕入獄。“這下子完了吧！”他站在一旁，向她高喊道。“你這是自作自受。我早就提醒過你！我難道沒說過？這下子可玩兒完了，一切全完了，就是這個結局。”她傾聽著，頭部微斜，仿佛躲過一次重擊，或是表示同情。

帕哈德的大兒子吉米拿著手提箱出現在門口，兩三個女孩跟在后面。“媽，您穿我的綠色緊身套衫吧。”“我找到了您那件干凈襯衫。”班吉不得不走開，以免妨礙孩子們幫媽媽做準備。這好像妻子在準備家里過節一樣；不管他站在哪里，都覺得礙事。甚至連兩位警察也嘟噥說，“對不起，請躲開一下。”推開他，進入其它房間繼續搜查。他們拿起尼赫魯在獄中撰寫的大部頭著作。那是多年前從一位執著的推銷員手中購得的，一直放在壁爐上。“啊，請不要拿走，”班吉夫人突然說，一邊拉著手持書本的警察的胳臂。

警察把書拿到一邊。

“媽，拿走又有什么關系呀？”

家里確實還沒有人讀過那部書，但是她說，“那是給孩子們買的。”

“媽，甭管啦。”吉米說。他是個矮胖子，看上去好像個商人，在向一位看好了一捆絲織品的主顧提出建議。她走進臥室，穿好衣服。她穿著那件舊的黃色莎麗，外邊套上一件棕色外衣，走了出來，跟在后面的孩子們表情就像在火車站臺告別親人的一樣。他們同媽媽吻別。警察并沒有催促她，可她同樣像是很著急似的。

“我該咋辦呀？”班吉指責所有的人。

警察耐心地往別處看。

“沒關系。戈莉會來幫忙的。大孩子可以照顧自己。約瑟夫——”孩子們圍了上來；兩個較小的孩子這時也醒了，出現在面前，高聲問媽媽話。

“走吧，”警察說。

“我要同丈夫說句話。”她掙脫警察，回到丈夫面前。她走動時的莎麗把警察同房間的其余部分遮蓋開來。他神態緊張，疑心她要求自己給下個傻瓜傳遞消息，要繼續復印傳單，直至自己被捕。“星期天，”她說，“星期天帶他們去。”他不清楚她在說些什么。“那個訂婚儀式，”她低聲而急切地耳語道。“他們不該不去。否則，伊斯梅爾會生氣的。”

他們聽見汽車開走了。吉米閂上門，然后即刻又打開了。他穿上媽媽脫下的雨衣。他說，“我去告訴戈莉”。孩子們又回到床上。爸爸沒同孩子說話。大孩子的說話聲、爭論聲和小孩子的哭叫聲在臥室里繼續著。他感到了自己的孤獨，感到黑夜籠罩了一切。他恰巧面對掛鐘，以一種陌生而可怕的感覺發現，這并非一個秘密的黑夜，而是他可以辨認出的時辰：他經常起床的時間。他穿上褲子和那件骯臟的白色小販外衣，把那條灰色圍巾一直圍到胡子和下巴處，然后出去工作了。

餐具柜上的復印機已經不見了。復印機連同傳單、會議報告已經被警察收走了，還有那些臥室里衣櫥上搜集到的舊報紙也被拿走了——并非白人辦的厚厚日報，而是那些臨時發行的，由于遭禁或資金不足而時斷時續、奮起抗爭的報紙。這一切都不見了。當他同她結婚并搬進帕哈德的，現在已成為自己的房子時，他并沒有認識到夫人所從事的活動是要搬走頭上的大山：那些卑微的、無害的、看上去無足輕重的日常工作——夜間在餐桌上寫會議紀要，一邊給最小的孩子喂奶，一邊閱讀政府的藍皮書，大孩子們則幫助搞帶有印度人大會會標的傳單——這一切都旨在搬走頭上的大山。多年來，他并沒太留心，可現在一切全都完了。

房間里一片寂靜。孩子們都擁擠在床上，門關著。他坐下來，望著餐具柜，那里曾擺放著塑料康乃馨和塔吉·馬哈爾的照片。在最初幾個星期里，他從未談起她。他好像在房間里哭過，向她發過怒，嚴厲責備她的離去，但是對外卻不露聲色。他也不必問她到哪去了；吉米和戈莉去找律師穆罕默德·伊布拉希姆。當他得知孩子的母親被捕后的關押地，他至少跟著孩子們一起去鄰鎮的監獄，他們一起在監獄外等待，直至被告知人已經被轉移到它處。他們終于發現已被轉移到五十英里以外的比勒陀利亞。吉米向班吉要五先令車票錢，以便戈莉去比勒陀利亞，一旦同警察面談后，她即可獲準看望母親。班吉把三枚兩個先令的錢幣放在桌子上。吉米熱切地望著他，不知這多出的一個先令是什么意思，也不知班吉是不是因為沒有零錢。

只是在親友和鄰居們來訪時，班吉才突然開始說話了。有些人來訪是出于禮貌，并非來慰問。他一生中從未在來訪者面前這樣健談過。“啊，是的，是的，你們看我的處境——你們看我被搞成了什么樣子了。九個孩子啊，我整天在外推著車子賣菜，晚上七、八點鐘才回家。這有什么辦法呢？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還能做什么呢？”

“可憐的班吉夫人，多么善良的女人啊！”

“哦，你們自己看。他們在半夜到這里來，也不管滿屋的孩子。我整天推車出去。我要養家糊口啊！”他站在一旁，手放在衣袖里，顯得很激動。他還要叫女兒給客人倒果汁飲料。客人們走后，這位正統的，如果不是虔誠的、從未喝過酒的人，仿佛從沉醉中清醒過來，他感到一陣茫然，想不起自己究竟都說了些什么。當冷靜下來時，他感到怨恨和委屈充塞自己的喉嚨。

一天晚上，班吉發現其他孩子都在圍著一個小弟弟，大家都在為他打抱不平。　　“他們對阿哈邁德太殘酷了。”

“他怎么了？”爸爸問。

“沒事兒，沒事兒！”站在旁邊的小姑娘一邊搓著手帕，一邊興奮地回答。

一個像媽媽一樣瘦削的大女兒用她那皮包骨的手示意其他孩子安靜下來，然后說，“我們在議論今天學校發生的事。他們拿他示眾來著。”

示什么眾？”班吉不耐煩地問。

“老師讓他站在全班同學面前并對同學說，‘你們看到這個男生了吧？他媽媽因為太喜歡土著人而被捕入獄了。她想要土著人同印度人一樣。’”

“太可怕了，”他說，兩只手垂到身體兩側。“她那樣想過嗎？”

“那是媽媽被關進監獄的原因，”吉米說，把課本倒在桌子上，可笑容消失了。“那是所有孩子都應該知道的。媽媽被關進監獄就是由于這樣的事情還在發生。彼得森是個有色人教師，我想是他的黑人血統使他一生中都遇到麻煩。他痛恨任何人說大家都一樣，因為那會把他身上唯一的一點白人血統給剝奪了。您又指望什么？別大驚小怪的。”

“那當然，你都十五歲了，什么都懂，”班吉嘀咕著說。

“我可沒那么說。但我理解媽媽。”這孩子笑了。

政治犯們在絕食，班吉不會主動問戈莉她媽媽是否也絕食了。他是不會問的；但是，從這位年輕女子的臉上看得出媽媽的身體逐漸衰弱。當絕食快到一周時，一個大孩子突然在餐桌前哭了，吃不下飯。班吉生氣地把自己的盤子推到一邊。

有時候，他一邊推車賣蔬菜，一邊大聲自言自語地反復問，“這是為什么呀？這究竟是為什么呀？”她不是那種把頭發理得短短的、穿著短裙子的現代女性。他是同一位賢惠的普通的穆斯林婦女結婚的，她給他生孩子、搗辣椒末兒。他突然想到她被捕的那天晚上在復印機前的情形，他感到自己瘋了似的，對此迷惑不解，絕望了。他自己成了受害者，出沒于犯罪現場，可他既不理解她犯罪的動機，也沒有時間去了解。

監獄絕食斗爭已經進行到第二周了。他獨自一人坐在咯噔響的車廂內，重復著從別人聽來的話，心里火燒火燎的；但是，他同意別人說的話，“為了一群土著人絕食不值得。當時機成熟，他們會砸我們的商店，到家里殺害我們。”“她會在那里餓死的。”“她會死在那里的。”“魔鬼將會燒死、殺死我們的。”他每天晚上像塊石頭躺在床上，每日清晨又像個身負重担的牲畜一樣被打起來干活兒。

一天早晨，戈莉很早就來了。他正在廚房的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飯喝茶——屋子里特別干燥、悶熱。戈莉的真名叫法蒂瑪。她同其她青年女工一樣起了個有點傻氣的現代名字，并且穿現代派服裝。她再過一兩周就要生第一個孩子了。可是，她那小小的臉龐、做成卷的短發和畫的眉毛同那件干凈襯衫下掩蓋著的大腹便便的身體不相稱。她使用淡紫色口紅，笑起來根本不像印度女孩，倒像一個自信的白人女孩，有些傻氣和大膽。

“什么事？”他問。

她又笑了。“您不記得了嗎？我讓博比今天一大早就叫醒我。我今天一定要見到您。”

“我不知道你說什么。”

她走過來，把胳臂樓在他那不情愿的脖子上，吻了一下他嘴邊的灰白胡子，說，“祝您生日快樂！不記得今天是您的生日啦？”

“不記得了，”他說。“我不知道，也沒有想過——”他拿起面包專心地吃飯、喝茶，以此來打破沉默。他認真地咀嚼著，但眼睛卻看著她，眼圈顯得更加黑了。她一聲沒吭，仍然站在那里，不想說話。他吞進一大塊面包，最后開口道，“我不記得這些事情。”

姑娘點了點頭，耳朵上戴著的從伍爾沃斯商店買來的華而不實的裝飾晃來晃去。“我昨天到媽那里，她告訴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可別忘了明天是巴杰的生日。”

他聳了聳肩，顯出無可奈何的樣子。“這對孩子很重要。她就是這樣的人。不管是那些老年的表兄弟姐妹，還是鄰居家的老奶奶，她都記得她們的生日。她現在蹲監獄，我的生日又有什么意義呢？我就是不理解，她滿腦子裝的都是些女人的瞎話，怎么還能做這些事情——我對她就是不理解。”

“啊，可您沒看出來嗎？”姑娘說，“那是因為她不想讓任何人被忘掉。那是因為她總是去認真記，記住所有的事情——有人沒地方住、兒童在挨餓、孩子不能上學——她總是記得這些事。媽就是那種人。”

“沒人像她那樣。”這話有一半是埋怨。

她坐在旁邊，肚子大了，需要休息。他雙手捂著頭說，“我老了。”——但是，過分的好奇和尋求答案的心理戰勝了他。他終于明白了自己為什么需要這位已經有了五個孩子的丑陋寡婦；他明白了她何處與眾不同；這些本來就明擺在那里，就如同在他和她女兒之間存在著一個未來的小生命一樣。

注釋：

1、通行證——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時期的產物，黑人離開特定的居住地時需持有通行證，這是對黑人的種族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