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撰文：許知遠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即使都浸淫絕對權力的傳統，俄國仍會贊嘆那些異端，仍會有十二月黨人式的異端，他們來自絕對權力的核心，卻背叛了這絕對權力。但從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國藩，或許再到眼前的甄嬛，我們對權力、對權力代表的中心價值，只有徹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學到其中的各種小技巧……

一

納坦·埃德爾曼（Natan Eidelman）相信，赫爾岑可能是一個世紀來最幸運的俄國作家，因為“他只寫自己想寫的，除去自身的判斷，沒有任何審查，他也完滿地展現自己的才能與知識，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優秀讀者”。

自1847年流亡以后，赫爾岑不僅沒從俄國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顯著的姿態出現。先是《北極星》、然后是影響力更著的《鐘》，他在巴黎與倫敦編輯的雜志成為俄國公共生活的中心。從理想主義大學生、青年軍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熱心讀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實現自己的主張，與其上書宮廷，不如投書《鐘》。倫敦的流亡出版社與圣彼得堡宮廷的距離反而近些。

納坦·埃德爾曼是赫爾岑最重要的傳記作者，也是1970年代蘇聯最活躍的歷史學家之一。當他描述赫爾岑的幸運時，他的同代人都聽得出這是對自己時代的隱晦抗議。沙皇俄國尚能容許這樣一種異議聲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斷然不可能。

除去赫爾岑的傳記，納坦·埃德爾曼也以有關“十二月黨人”的研究著稱，這些著作在1970年代初的蘇聯知識人中盛行一時。“十二月黨人”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青年，為了創造一個他們希冀的現代俄國，他們不惜發起了一場起義，試圖刺殺剛剛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敗的起義，引發了絞刑與大規模的流放。這悲劇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靈，赫爾岑也是其中之一。起義發生時，他不過是13歲的少年，卻深深被其中強烈的理想主義、自我犧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后的道路——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識的作家與思想者，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最終流亡至倫敦——正與此相關。

不管是赫爾岑，還是“十二月黨人”，都是俄國歷史上的“異端”，是這個有著漫長政治專制傳統的國家的自由派聲音。在納坦·埃德爾曼書寫他們時，蘇聯短暫的“解凍期”已過去，一個高度控制、意識形態化的時代再次到來，甚至已被鞭尸的“斯大林主義”都有復活的征兆。

蘇聯的“異議傳統”也是從個時刻開始興起的。1966年，對兩位作家西尼亞夫斯基與丹尼埃爾的審判，既開始了對知識分子新一輪的打壓與控制，也讓一小群最勇敢的人匯集到一起，他們成為了“異議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爾仁尼琴與物理學家薩哈羅夫。

歷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這壓抑、沉悶的年代，十二月黨人的激越故事，他們在倫理與美學上的主張，不啻是對此刻的最佳控訴。這又是安全的控訴。倘若蘇維埃因推翻沙皇俄國具有合法性，這些同樣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蘇聯從未完全杜絕從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紀文學、思想傳統，被每一個蘇聯人牢記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黨人的半個同路人。

納坦深諳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權力的那一年。他的父親是一名記者與戲劇評論家，曾參與對帕斯基爾納克的公開批判，但他自己也難逃厄運，作為一名猶太人知識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獄。

盡管如此，納坦也是個遲來的政治覺醒者，并未懷疑這個制度。直到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因赫魯曉夫的著名報告，才開始思考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缺陷。隨即因一個學術討論小組，卷入一場政治風波，丟掉了中學教職。

在1960年代，借由高超的人際技巧，納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學術界。他接觸到赫爾岑的資料，以他編輯的流亡雜志，他出版了論文《作為出版家的赫爾岑》。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赫爾岑的三部曲傳記。對于一名歷史學家，這是最佳選擇。蘇聯歷史籠罩在意識形態中，沙皇帝國的歷史有著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長的視角，理解沙皇帝國更顯得必要，蘇維埃革命到底緣何發生？而俄國的自由傳統，則對當下是個莫大的鼓舞。

納坦的聲譽在1970年代到達頂峰，不僅出版書籍，他還參與歷史節目的制作，成為正在興起的視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個“正確”的位置，對于官方來說，他在容忍范圍；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他進行了知識探索，還展示出某種自由姿態；對于公眾來說，他對俄國歷史中的“陰謀”與“權力”之探索，則滿足了強烈的、獵奇式的好奇心。

他從未公開地展現政治態度，他與“異議人士”保持距離，甚至“準異議人士”的標簽都讓他憤怒不已。但這道德上的曖昧也讓他付出代價。在他的日記中、著作中，他用歷史人物來自我慰藉。他將普希金描述成一個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黨人，卻不同意他們的暴力手段。納坦也對于歷史學家卡拉姆金充滿認同感，后者編纂了權威的俄羅斯史，攻擊伊凡大帝是暴君、謀殺者，卻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嚴酷統治中保持了自己的空間。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與“公開性”，幫他緩解了這種道德焦慮，他積極投身于迅速涌現的公共討論中。他堅信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在俄國傳統中，國家權力占有絕對的支配，社會群體薄弱，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發生，在這種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聲音至關重要，它能提醒、建議、警告這個絕對權力。

他同時保持者某種審慎，對他來說，俄國的歷史曾充滿“自由的幻象”。亞歷山大一世也曾把俄羅斯拉向西歐，但隨即尼古拉斯一世又回到封閉與壓制，亞歷山大三世解放了農奴，激起了暫時的希望，但沙皇帝國還是被一個更強大封閉的系統取代。他把戈爾巴喬夫的興起視作第三次“自由的幻象”。他把歷史視作螺旋式的上升，一些特質不斷重復，但它們又不盡相同。

這次幻象將持續多久，導致什么結果？納坦·埃德爾曼卒于1989年，他未能看到失控的1990年代、普京在之后的崛起……

誰是我們的納坦·埃德爾曼？二月河的帝王小說、唐浩明的將相傳奇，都曾風靡一時。倘若納坦著迷于陰謀與自由，他們則沉醉于權力與人際關系。這或許也是兩國歷史的微妙差異，即使都浸淫絕對權力的傳統，俄國仍會贊嘆那些異端，仍會有十二月黨人式的異端，他們來自絕對權力的核心，卻背叛了這絕對權力。但從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國藩，或許再到眼前的甄嬛，我們對權力、對權力代表的中心價值，只有徹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學到其中的各種小技巧……

二

“俄國新十二月黨人”。2012年1月的《紐約》雜志這樣稱呼一小群普京的抗議者。在標題下，還加上了普希金1825年對十二月黨人描述：“他們不停地聚會，無論高腳杯里的葡萄酒，還是玻璃杯里的伏特加，他們一飲而盡、慷慨激昂，他們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說，有時聚在焦躁的尼基塔那里，有時又跑到謹慎的伊里亞家。”

此刻，普京將再度競選總統的消息已傳出。修正不久的憲法已將總統任期從五年延長到六年，這也意味著倘若他當選（必定會再度連任），他的實際統治將從2000年延伸到2024年。這也令他成為俄國歷史上最長的統治者之一。

倘若納坦·埃德爾曼看到這樣的標題，他會做何想？我很是好奇，這一代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青年，還會閱讀他在40年前的那些歷史傳記嗎？

尼古拉斯一世與十二月黨人的時代都太過遙遠了。雜志中描述的青年一代，大多出生于80、90年代，在他們的經驗范圍內，勃列日涅夫成為新參照，他代筆了蘇聯歷史上一個有少許自由空間、但停滯、沉悶的時代。在互聯網上，迅速傳播著一張普京逐漸衰老時的照片flash，它一下子變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樣子。這既是玩笑的嘲諷，也是逼真的恐懼，很有可能，這一代人最好的時光，就都生活在一個人的陰影之下。

對于這一代的抗議者來說，普京不再是那個重整國家機器、將俄羅斯帶回強權的領袖人物，而是一個新的專制人物。這一代人伴隨著俄羅斯逐漸經濟復蘇、全球化的趨勢成長，他們與紐約、倫敦、巴黎的年輕人分享同樣的咖啡、音樂、消費自由，他們也希望自己擁有相似的政治選擇。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是貴族子弟、是既有權力的一部分，2012年的新十二月黨人則來自市場經濟孕育出的新中產階級，或者用更時髦詞語——“創業階層”。他們理應代表俄羅斯的未來。

“新十二月黨人”引起了媒體上的喧囂，卻迅速消散了。“創業階層”是一群很難找到根基的理想主義者，而普京則控制著一切。當然，“新十二月黨人”也不會招致大規模流放的命運，他們仍被這個政權有限度地容忍。俄文版的《Esquire》雜志仍可以接連不斷地批評普京，互聯網仍幾乎未受審查，有一個半自由空間讓人可以做暫時的發泄。但一旦你形成真正的挑戰，你就會被迅速地摧毀。

“大量文獻只是敘述俄羅斯的民主制度在普京治下的衰敗，而沒有論及一個專制政權如何走向成功。”一位杰出的俄羅斯研究者不久前寫道，他試圖糾正長久以關于俄羅斯的觀察角度。

納坦·埃德爾曼或許會贊同這一判斷。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的15年，只是俄羅斯歷史另一個“自由的幻象”時期嗎？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