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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以其眾多領域的學術成就贏得了廣泛的贊譽，與 其在中國交通史、中國史學史、中國通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相比，他在中國民族史方面的成 就同樣杰出。在7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始終以高瞻遠矚的姿態，力求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 史實際相結合，多方面追求理論的創新與開拓。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他在中國民族史方面提 出了一些頗有建樹的新觀點、新認識，不僅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指導，也有力地 推動了民族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在新的世紀里，作為我國社會科學工作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 史研究，將會面臨更新的挑戰，要使民族史工作有更大的進步，我們就不該忽略先輩們的重 大貢 獻，而應從回顧中不斷汲取先輩們不懈探索的精神和重要的理論貢獻，這于我們開闊研究視 野 和提高理論修養是不無裨益的。
　　　　　　一、關于中國民族史學科本身的理論問題
　　民族史研究在我國史學研究中雖然很早就被注意，但是大多數學者往往回避學科本身建設 的理論問題，致使其中仍有很多難點，如學科的地位與作用、民族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以及研究方法等。而白壽彝先生從不回避，先后就有關問題作具體論述，為學科本身的建設 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1.民族史研究的地位、作用及重要任務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內流行“歷史無用論” ，針對這種情形，白先生自信地提出“歷史領域尤其是民族史領域里不存在危機”[1](72) ，因為“理解歷史，更可以理解現在，使我們在前進中少走一些彎路，特別是民族史研究， 更有現實意義，它處處與民族團結，國家前途千絲萬縷地聯系著”[1](73)，同時他強調“ 我們是進行推動歷史前進的工作，意義是很深刻的”[1](73)。這些論述明確了民族史 研究在中國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不僅如此，他還指出民族史研究的現實功用。具體來看，一是“對少數民族歷史與社會情 況的了解，在增強國內民族團結上，在使一個民族有充分的自信，使它得以發揮它的積極性 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1](32)；二是“對于粉碎大民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虛 無主義的殘余思想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1](33)；第三，他認為民族史工作是“培養進 步的民族思想和批判落后的民族思想之必要工作”[1](33)，對此，他結合歷史教育指出“ 教師在教學的時候，應該把培養學生們正確的民族思想作為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一個重要的 組成部分”[1](33)。這里，我們明顯地感受到白先生在論及民族史研究作用時，流露出強 烈的服務于現實的價值取向，即要求我們民族史工作應面向現實開展研究，看到民族史研究 的社會作用，不應只停留于就事論事。
　　那么，什么是我們工作的主要任務呢？白先生結合中國歷史的具體實際，指出“從歷史上研 究 ，闡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1](72)。這一認識隨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發展，目 前得到廣泛認同。很多學者開始關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及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研究，這 無疑是對白先生提法的響應。
　　2.民族史研究的指導思想與原則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一再強調“我 們的民族史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不可動搖的”，“我們要在指導下進行工作 ，結合中國的歷史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1](72)。其具體論述表現在 三個方面：首先，他批判了歷史研究中的狹義主義和非唯物主義的傾向，點明“專門就事論 事不是歷史唯物主義”[1](66)。他也批判民族史研究中的感情用事，指出不能用民族情感 代 替唯物主義，要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問題。其次，他倡導馬克思主義的整體史觀，一貫主張 從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來研究中國民族史。在論及西北回民起義時，他主張“要從全局的角 度出發，要有全局的觀點，從全中國的發展形勢看問題，這樣我們可以站得更高一些，不會 拘泥于自己的小圈子里”，“所謂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問題，一個是橫著看，看在全國范圍里 起了什么作用，發生了什么影響，再一個是縱著看，看上下幾千年”[1](61)。基于此，他 曾告誡回族史工作者“懂得整個，從整個看問題，那才看得清楚，從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得 清楚呢？”[1](206)這一看法不僅對某一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對于整個多民族 國家統一發展史的研究更重要。再次，他強調以聯系的觀點看問題，在批判狹義主義的同時 ，白先生多次批判了割裂歷史的研究方法，“我們研究歷史，不能采取割裂歷史的方法，從 一 個歷史階段看問題，固然是必要的，從整個歷史發展趨勢看問題，則更為重要”[1](53)。 具體到民族史研究時，他說：“我們民族工作者，各有自己的專史、專題，但不能作繭自縛 ，要把上下、古今、左鄰右舍盡可能地收入眼下，我們必須注意，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至 少也要懂得一些其他有關民族的歷史，懂得中國歷史的全貌。”[1](73)這些主張無一不 體現出白先生對歷史理論的重視，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視、堅持及發揚。他在1991年曾 寄語 回族史工作者：“從這幾十年回族史的研究過程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馬克思主義理 論的修養和伊斯蘭教知識的修養，對回族史研究的專業工作者有更為重要的意義。”[2] 這也是給廣大民族史工作者提出的一個重要啟示，即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民族史研究 。
　　白先生堅持以實事求是的原則來研究民族歷史，并將其視為評判研究成果科學性的依據， 他曾說：“談問題的時候，要有科學的態度，要冷靜，不要感情用事。”[1](209)提及民族 史 的撰寫工作，他說：“第一是科學性，要寫得確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1](213)這 些提法反映出白先生旨在追求民族史研究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也是倡導一個大家共同遵循的 原則。這一原則應該始終成為歷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則。更為值得 重視和發揚的是，白先生一貫堅持民族平等的原則。這反映在他眾多的民族史專題研究中， 如強調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共同推動祖國發展進步的歷史。在進行中國 歷史分期的工作時，將民族地區的封建化和民族關系和發展作為一項重要的標準。在《中國 通史》的編纂中，他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在《中國通史》第八卷（元時期）的《題記》中，他 指明“民族史是本書（指多卷本《中國通史》）計劃中的重點。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應如何安 排，是一個大問題”。其實，這一思想在《中國通史·導論》中早有明確的提議：“撰寫統 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 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盡量克服的難點。”[3]對這一思想的深刻領 會，不僅有助于我們真正認識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們從歷史研究與學習中樹立正確的民族觀。
　　此外，白先生在強調理論重要性時，也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選擇。僅就回族史的研究來看 ，他曾提出回族史工作者的素質之一是“更須足跡遍及全國，見到過各處的回教社會，見到 過 各處的碑刻和私家記載”[4](1)。當然，他自己自民國以來曾多次深入各地回族社區，發掘 、搶救和整理了大量瀕臨散佚的珍貴資料，為回族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 礎。這一方面體現了白先生極為重視史料工作，另一方面體現了他重視以實地考察獲取資料 的方法。由于少數民族史料往往是既往的舊史中所缺略的部分，因此，提倡文獻和調查結合 仍然是我們必須采取的方法。
　　上文雖是對白先生民族史學科的理論建設所作的簡要評述，但足以說明他對民族史工作的 重視，體現了對理論開拓與創新的追求精神。1996年，在中國民族史學會第四次會議上，他 再一次強調民族史工作“要求我們要從實質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把理論同中國實 際結合起來，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在民族史研究中，地理條件和歷史條件對民族形成 的影響、民族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形態、封建土地等級所有制、多種生產方式的并存等， 都是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研究的視野更為廣闊，不要在枝節問題上下過 多的功夫”[5](99)，呼吁大家不斷加強理論學習，提高理論修養。只有如此，才能進一步 推動民族史的發展。
　　　　　　二、專題研究上的理論突破
　　正是從以上指導思想和原則出發，白先生站在中國歷史發展總體趨勢的制高點，在許多專 題研究上力求理論的創新與開拓，從多方面深入探索中構建起中國民族史的理論框架。在堅 持歷史唯物主義與民族平等原則的同時，他始終強調中國的歷史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 ，中國歷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這是我們民族史研究的理論前提，也是白先生構建中國 民族史理論的重要基礎，是我們衡量民族關系，評價民族英雄，以及劃分多民族國家統一發 展階段等的基本依據。在這一前提下，他從多方面提出了一些獨具匠心的新認識、新觀點。
　　1.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　眾所周知，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但白先生以為這一提法還不明確，有必要深入探討，一來可以使人們認清歷史上的統一，二 來可以讓大家理解現在的統一。他首先指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個歷史概念”[1](12)， 應從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來考慮。對此，白先生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出發，提出了獨具創新的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對于如何理解“統一”的概念，他提出應從“統一的規模”來關 照中國歷史的發展，指明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規模的形成有四種形式：一種是單一民族內部的 統一；一種是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第三種是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第四種是我們現在 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多民族的統一。論及統一發展的歷史階段，他說：“我們的統一是經 過不同形式，不同階段的發展才逐漸形成今天這個樣子的。”[1](11)從中國歷史實際來看 ，促成中國多民族統一形成的動因是歷史上各民族在思想上有“統一意識的傳統”[1](24) 。當然，他十分重視這一問題，指出該意識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且進一步提出“ 該意識在中國歷史上是占支配地位的”[1](1)。
　　那么如何看待“統一”與“多民族”的關系呢？為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白先生運用唯物辯 證法，從哲學的高度來闡明“一”和“多”的關系，“‘多’和‘一’的關系，并不能簡單 地理解為好像是土豆同口袋的關系，認為統一的多民族就是把土豆放進口袋就行了，我想‘ 一’是在‘多’的中間，它不是一個口袋，重要的還在于它是軸線，是方向，這樣理解‘一 ’ 和‘多’的關系，恐怕合適一些”[1](14)。這一理論要求我們不僅從橫的方向來看待現實 中的統一，還應該從縱的方向上結合中國的歷史實際認清歷史上的統一。這一提法不但符合 中國的歷史實際，而且可視為對中國歷史特有規律的總結。從現實角度來看，還有助于我 們理解統一的國家利益與各民族利益的密切關系。尤為重要的是，這一理解從根本上回答了 中國古今各民族如何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命題，從而將各民族的歷史研究與中國通 史的研究密切結合起來，從歷史實際中客觀地將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具體地再現 出來。這在以下的各項專題中，均有表現。
　　2.關于民族關系的理論　白先生十分重視民族關系問題的研究，他指出“講中國封建社會 的發展，不能丟開民族關系的發展，丟開沒法講”[1](43)，中國歷史發展與民族關系的發 展是分不開的，“封建社會向前發展有好幾個標志，最大的一個標志是民族關系的問題”[1 ](42)。這要求我們從民族關系史研究中深刻領悟“中國歷史發展和各民族的關系”[1](43) 。而研究民族關系史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從整個國家的歷史發展來認識。因此，他反對 片面、孤立地研究，批判過去的研究“強調矛盾、斗爭、破壞，不是向前看，應換一個看法 ”[1](43)。這換一個看法，就是要站在通史的角度，以長遠、開闊的眼光，本著高瞻遠矚 的精神去研究，從總體上把握民族關系的主流。
　　面對學術界見解不同，理論紛爭的情形，白先生對中國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提出獨到的認 識：“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幾千年的歷史證明， 盡管各民族之間好一段，歹一段，但總而言之，是許多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的歷史，各民族 共同努力，不斷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我看這是主流。”[1](53)而促使主流形成的重要因 素則是“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貢獻中互相依賴、互相支援”[1](54)。20世紀90年代初， 他更加明確地提出：“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是友好團結，雖然歷史上有民族斗爭、矛盾， 但是統一的趨勢沒變，因而是友好團結的關系在推動中國歷史的進步。”[3](24)
　　3.關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問題　對這一問題，白先生首先明確指出“漢族是中國 歷史上的主體民族”[1](56)，其生產水平、文化水平，在歷史各時期都比少數民族高，因 此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漢族在全國各民族中，始終成為我們國家穩定的力量，沒有這個 民族不行。中國歷史幾千年連續不斷，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這個功勞，漢族應居第一位” [1](5)。因而，白先生強調要重視漢族的歷史地位，但又要防止滋長大漢族主義。因為祖國 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也不能忽略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漢族成為主體民族，需要 有各個民族各方面的支持”[1](59)。
　　從歷史貢獻來看，各少數民族的共同性是，第一，“對邊疆開發，少數民族出了很大的力 量 ，沒有他們，邊疆開發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功勞不可磨滅”；第二，“少數民族在邊疆上鞏 固國防，起很大作用”；第三，“在生產方面，少數民族的貢獻也很大”[1](54)。從國家 的統一發展來看，統一“首先是各民族內部的統一，然后各民族混合起來統一。中國各民族 統一的過程，及其統一的深度，都直接影響到我們全國社會發展的水平，是全國的大事情。 從各民族統一的程度，統一情況的發展看，往往標志著整個國家的歷史進程”[1](67)。從 中國 歷史整體發展來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沒有少數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1](55)，漢、唐 盛世的出現都是得到了很多少數民族的支援、擁護的結果。從歷史發展階段來看，“少數 民族的進步，同樣是中國整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標 志就是民族雜居地區進入了封建化。因此，白先生在《中國通史》編纂中將民族雜居地區的 封 建化作為中國歷史分期的一個重要標志。這不僅體現了其民族平等的思想，也體現了對少數 民族歷史地位的尊重。總之，“從歷史上看，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漢族老大哥是帶頭的， 但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還是不行的。事實證明，每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總是有少數 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貢獻。同時，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對他們也有很大的影響。這是不可能 分開的”[1](56)。
　　4.關于民族英雄的問題　白先生以為民族英雄主要分兩大類，一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的英雄 ，“這是在反對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出現的民族英雄”[1](43)，二是 本民族內部的英雄，“即在一個民族內部的英雄，這是在跟別的民族斗爭中成長或在本民族 內部斗爭中出現的英雄”[1](44)。同時他還論及評價民族英雄的問題，“評價民族英雄， 不能用民族的觀點去肯定，應用國際主義精神去肯定。要從全局看”[1](44)，提醒我們在 評價歷史人物時，不應局限在對本民族發展是否有利，還要看是否有利于全中國的發展。
　　　　　　三、余　論
　　白先生以其在民族史理論方面的杰出成就，成為20世紀中國民族史學的奠基者。通過上述 兩部分，我們可以看出他構建的中國民族史理論框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相結合的產物 。 而這一有機結合的實現得益于他在兩個方面的繼承。
　　一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在涉及統一與多民族的關系時，他運用唯物辯證的方法， 指 出兩者是“一”和“多”的關系，統一的發展過程中，“多”不是削弱了“一”，而是豐富 了“一”。同時，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整體史觀。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提 出“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 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站在研究全部歷史的角度，白 壽彝先生主張，要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問題，并就此作創新性闡釋：“所謂從整個歷史發展 看問題，一個是橫著看，看在全國范圍里起了什么作用，產生了什么影響。……再一個是縱 著看，看上下幾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么發生的，怎樣發展的，將來又如何。這樣就有意義 了 。”這一方面的繼承在中國民族史研究上表現為從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整體發展來看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他還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民族平等的思想，比如關于少數民族歷史 地位問題，他指出“從整個國家的歷史發展來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沒有少數民族的支持是不 行的”，“從歷史發展階段來看，少數民族的進步，同樣是中國整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準” ，“民族的統一的程度、統一情況的發展往往標志著整個國家的歷史過程”。這些從不同側 面總結出的歷史論斷，基本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為肯定少數民族的歷史貢獻奠定了理論基礎 。又如《中國通史》的編纂，不僅反映了各少數民族在生產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邊疆開發與 鞏固和抗擊外來侵略上的貢獻，而且將少數民族的統一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分期相結合， 肯定了少數民族作為中國歷史的創造者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階段性發展中的積極作用。而且對 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平等政策給予了高度評價。另外在民族英雄的界定上也體現了他對馬克 思主義民族平等思想的繼承。
　　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繼承。在《中國通史·導論》中，他回顧了中國撰述的 悠久歷史，批駁了“中國史書只記漢族不記少數民族歷史”的錯誤認識，評價了不同時期史 學家的民族思想。在《中國通史》的編纂中，肯定性地繼承了中國史書記述少數民族歷史的 優良傳統，選擇性地吸收了諸如司馬遷、杜佑以及近代史學家在民族問題上的理智態度和民 族平等思想。
　　從這兩個方面的繼承中我們可以看出，白壽彝先生構建的中國民族史理論框架是馬克思主 義唯物辯證法的思想與中國歷史實際結合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和民族平等思 想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結合的產物。這一理論框架的構建，使我們明確了中國民族史研究的 范 圍、地位、作用和任務，有助于我們克服研究中片面、狹隘的思想。此外，一向重視歷史教 育作用的他積極提倡中國民族史研究與愛國主義教育相結合，指出“這不僅可以拓寬、深化 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而且可更加鞏固各民族的團結”。歷史研究的重要任務是了解過去， 解釋現在，觀察未來，歷史研究不能引導人們向后看，而要引導人們向前看。作為通史理 論的重要基礎，白壽彝先生關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以及對中國民族史理論框架的構 建，體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堅定的信念；體現了一個通史學家回顧過去，直面現在和 展 望未來時，對“通古今之變”的不懈追求；體現了一個少數民族史學家的摯熱愛國情懷。 這給我們留下的啟迪何等重要，何等深遠。這啟迪就是將歷史經驗與歷史前途相結合，使中 國民族史研究達到貫通古今，開啟未來的深遠境界。白先生的理論貢獻及其為學的精神將激 勵我們不斷奮進！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銀川59～63D5民族問題研究哈正利20022002中國民族史研究是白壽彝先生學術生涯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為推動中國民族史研 究發展，白先生一貫追求并倡導理論的突破與創新。他身體力行，在民族史學科的理論建設 上，始終強調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地位，指明民族史研究的歷史任務，提出民族史研究的指導 思想和基本原則，為學科健康、科學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 形成與發展、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民族關系、民族英雄的評價等專題研究上也不斷從理論 上推陳出新。在民族史研究的理論創新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堪為后人典范。本文除對白先 生在中國民族史研究的理論貢獻作一綜述性考察外，還進一步闡明該貢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 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的產物。白壽彝/中國民族史/理論貢獻民族史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83(2001)04-0059-05中南民族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哈正利(1971-)，男（回族），安徽定遠人，歷史學碩士，中南民族學院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主要從事回族歷史與文化研究。 作者：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銀川59～63D5民族問題研究哈正利20022002中國民族史研究是白壽彝先生學術生涯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為推動中國民族史研 究發展，白先生一貫追求并倡導理論的突破與創新。他身體力行，在民族史學科的理論建設 上，始終強調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地位，指明民族史研究的歷史任務，提出民族史研究的指導 思想和基本原則，為學科健康、科學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 形成與發展、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民族關系、民族英雄的評價等專題研究上也不斷從理論 上推陳出新。在民族史研究的理論創新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堪為后人典范。本文除對白先 生在中國民族史研究的理論貢獻作一綜述性考察外，還進一步闡明該貢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 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的產物。白壽彝/中國民族史/理論貢獻民族史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83(2001)04-0059-05

網載 2013-09-10 2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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