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何謂公正？

簡體傳統

編者按：中國先賢說過類似這樣意思的話，民不患寡，而患不“公”。但究竟何謂公正？又如何實際可行地實踐公正？動力何在，阻力何在？《潛規則》與《血酬定律》的作者吳思先生對歷史有獨到的研究，他對公正的思考，或能對讀者有所啟發。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稱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種公正標準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這是根。自由就是剔除了惡性付出的自付自得。
南方周末：“五四”時最響亮的一個口號，是民主與科學。1978年后到現在，可否說改革的目的，一是自由，一是公平，已不用摸著石頭過河？
吳思：公平是個組合，既公且平，大家都認賬。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顧到了，自然平了。
南方周末：平是公的結果？公似乎不一定能平？
吳思：是的。有人問，市場經濟不公平嗎？為什么這么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我盡量不用公平這個詞，有歧義。公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機會平等屬于公正，結果平等則未必。
每個人得其所應得，付其所應付，就是公正、正義。有個詞特貼切：自作自受。一說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氣。印度的種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視，只要說上輩子造孽了，這輩子當牛做馬也認賬。
這跟佛教的因果報應的說法相似，造孽就該遭報應。“自作自受”這個詞有貶義，不妨說“自付自得”：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種公正標準是否公正，都可用“自作自受”衡量，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這是根。
憑什么這是根？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單細胞生物要活下去，總要付出，以獲得能量和營養，躲避危險，才能活。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還要得付相稱，得不償失也活不下來。不遵從這套道理的生物，或死光了，或不能進化。這個道理就成為進化而來的公正觀，存活下來的動物都接受，反對者被進化淘汰了。
其實自由和公正的主體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得付相稱。如果把自作自受的范圍縮小，剔除暴力欺詐，禁止作惡害人，那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惡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這個范圍內，自己選擇，自己承担后果。前三十年改革為什么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還不夠，應繼續提高。

繼承制與遺產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遺產繼承的正當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開。但兒子是白得的，難免打個折扣。遺產稅應該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個問題。
南方周末：從“自作自受”的公正觀出發，一個新秩序初立時，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廢井田開阡陌，這其中的公正怎么看？
吳思：自耕農是標準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發生關系，沒有其他人截留。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體有個比例。自耕農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單純，所有人都認賬。這是基礎得付比，可以作為各行業對比的基準。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當于1/9稅率。憑什么1/9勞動白給你？如果土地是領主給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勞動換取土地使用權。領主付出的不是自己的勞動，而是土地這種生產要素。這也是正當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當性，不像勞動或生命的付出那么直接，換算起來可能打折扣。馬克思就認為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不承認生產資料所有者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現在則有“要素分配”的說法，承認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的貢獻。
土地等生產要素又是怎么來的？貴族領主可以說，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說，土地是我攢錢買的。兩者還可以說，這是祖先傳下來的。繼承遺產也正當，前輩辛辛苦苦掙來、打來或買來，有權處置，包括傳給兒子。遺產繼承的正當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開。但兒子是白得的，難免打個折扣。按中國的標準，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每傳一代的平均折扣為20%。
所以，遺產稅應該征20%合理。政府拿走20%，是否用之于民，是另一個問題。
總之，對比自耕農制度，井田制的正當性要打折。第一個折扣，就是土地和勞動的交換，要討論交換的比例。從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適？第二個折扣，地主的土地怎么來的？如果是繼承的，一傳再傳，世襲罔替，一代又一代永遠吃下去，是否正當？第三個折扣，從效率角度說，人們給自己干活，通常比給別人干活的效率高。自耕農無須對自己偷懶。
前兩個折扣是正義方面的損失，第三個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損失。我這里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為一談，實際上，井田制下的貴族領主要保衛安全、維護等級秩序，同時索取勞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勞役地租或實物地租更加復雜，是一整套利益交換，且有強制性。
從井田制到租佃制，從有限的歷史記載看，直接動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當然，拐個彎說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帶來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付相稱嗎？井田制里是集體勞動，有機會偷懶，“自得他付”，于是效率低。《呂氏春秋·審分》說：“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其遲也。”分了地，大包干，自作自受，效率就提高。
井田制之后是租佃制。佃戶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為地租，不用監督勞動，農民也不會偷懶。這種制度在效率方面問題不大。但地主憑什么拿走那么多？辯護者說，這是自愿的，自作自受，市場行情如此，你不愿意當佃戶，后邊還有好幾個人爭佃呢。反對者說，勞動創造價值，地主吃租是不勞而獲。資本家還要投資，承担市場風險。土地是天生的，地主是寄生蟲。這是土改的正當性依據。辯護者說，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維護，不能沒主人。公地必定濫用、退化。總之，依靠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過日子，容易引起正當性方面的爭論。但無論如何爭論，大家都默認一個原則：自付自得，得付相稱。
南方周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個比是怎么出來的？
吳思：不知道設計者怎么想的。五代后，按照遺傳學家的說法，祖先基因的濃度已經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五代以后就沒特殊的血緣關系了。

法酬與血酬

從搶劫團伙的角度看，沖在前邊是勇，退在后邊是義，公平分配是仁。他們也講論功行賞。這是搶劫者內部的價值觀。
南方周末：中國的歷史往往是，一幫人打了天下，然后制定法規，確定稅率。這算不算公正？多少法酬合適？
吳思：這是兩個問題。第一，暴力集團確實付出了。打天下的人常說，我們有權如何如何。有理嗎？從“自作自受”的角度說，有理，問題是這理在多大范圍內管用？第二，稅率多少算合適？先說這個。
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但暴力最強者并不能為所欲為。他制定規則時也追求利益最大化，怎樣最大化？討論最佳稅率，有個拉弗曲線，是拋物線形狀，最高點就是稅率最優點。假設稅率25%是最高點，如果收10%，還有潛力。如果收35%，稅收總額反而下降。因為很多公司破產。如果稅率百分之百，沒人干活，一分錢稅也收不來。所以，暴力最強者在制定稅率時，一定要考慮納稅人會不會破產、逃跑、反抗。被迫考慮生產者利益，調整稅率，尋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一點。
南方周末：這種調整空間非常大，逃跑、反抗要各種條件。不讓納稅人逃走，既可以用優惠稅率，也可以用各種弱化對方或強制的辦法等。
吳思：對。可以調整各種條件，也可調整掠奪制度。像尋找最佳搶劫率一樣，尋找低成本高收益的掠奪制度。
比如滿清，入關前可以維持奴隸制，關東平原一片曠野，人煙稀少，逃亡很困難，逃了也不易活。進了關，遍地青紗帳，到處都是人，你知道他藏哪？當時也想維持奴隸制，結果遍地逃奴。怎么抓？抓住怎么辦？如果不殺他，還跑。殺他，等于把自己的牛羊抓回來了殺了。那就殺收留逃奴的人？他們都是納稅人，把他們殺了，皇帝的納稅人少了，皇帝與奴隸主受損。利害計算的結果是，奴隸制成本太高，對皇帝來說，維持奴隸制得不償失。奴隸制被迫解體。
從成本收益計算的角度看，奴隸制不行，井田制也不行；人民公社不行，自留地也不行，租佃制是地主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最佳制度。尋找最佳制度是一個歷史過程，可能需要幾代甚至十幾代人。第一代人可能對新政策很滿意，覺得比過去好。但第二第三代就不滿了。第二代農民工對允許進城打工的政策不會再有感恩之情，更容易對歧視性待遇不滿。
南方周末：照利害計算來分析，大街上的搶劫者冒了生命風險，他的所得，是不是也符合公正原則？
吳思：符合。但要討論符合的范圍。咱們討論的是人類社會的公正觀，不是單說某個人、某個搶劫團伙。從搶劫者的個人角度說，冒險搶劫也是自付自得，問題在于被搶的那個人。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打了幾百斤糧食，讓你搶走了，你說你自付自得，那我的“自付自得”怎么辦？對我公正嗎？從全社會的角度看，搶劫是對公正的破壞。
從搶劫團伙的角度看，用《莊子》轉述盜跖的話說，盜亦有道。沖在前邊是勇，退在后邊是義，公平分配是仁。他們也講論功行賞。這是搶劫者內部的價值觀。把搶劫行為放到全社會的背景上評價，基礎就是不公正，甚至，搶劫集團內部越公正，搶劫的效率越高，整個社會所承受的不公正就越大。在這個背景上看，搶劫者的自作自受、得付相稱，在絕對值的意義上雖然是公正的，但在絕對值前邊要添正負號。更何況搶劫本身還有消耗，比如消耗30%，雙方只有付出、沒有收益，于是，搶劫的正當性，還要再降低30%。
南方周末：搶劫還要冒險，無論是正是負，總還有點正當性，有沒有什么都不付出，就把東西搶來的？
吳思：邏輯推理上有。貪官污吏的“高衙內”比較接近你說的這種人。他們的父輩還要辛苦巴結，還要有歪才，衙內橫行霸道，卻什么都不付。社會對他們的態度，在仇恨之外又多了一層輕蔑。

公正與否是主觀感受？

在信息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不同的參照系都冒出來競爭，最后會博弈出一套比較客觀的標準。
南方周末：假如城郊菜農每個月的賣菜收入2000塊錢，沒有農業稅，不少人覺得還不錯。去城里，有中學教師覺得，憑什么我一個月2000塊錢，公務員收個紅包上萬？他們又覺得很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公正是一種主觀感受？
吳思：得付相稱，有個得與付的比例關系。每個時代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集團也不一樣。其他條件不變，技術水平越高，得付比越高。一定時期，人與自然的交往有個一般的生產力標準，很客觀。
對得付比是否滿意，要看參照系。農民過去種糧，現在種菜，投入跟過去差不多，但掙錢比過去多了，主觀感覺滿意。遠郊種糧的掙一萬，近郊種菜的掙三萬，得付比不同，但別人是近郊，遠郊人都掙一萬，他也認賬。
教師的得付比參照系一般怎樣選擇？一個是，以前教書掙多少錢？再一個是，選擇近似行業能掙多少錢？公務員算近似行業，是教師可能做的，不像把遠郊的地移到近郊來那么難。到近郊承包大棚，相當于考公務員，如果允許教師考公務員，沒考上，也不會覺得不公平。如果別人走后門進去的，教師就會覺得不公平。
沒紅包時，公務員一個科員的月薪大概是兩千多塊錢，科長平均月薪也就是三千左右，對教師來說，得付比差距不大，沒什么可羨慕的。
收紅包另是一筆賬，屬于受賄，以權謀私，有可能進監獄。還有個良心問題。羨慕紅包者應自問：第一，紅包是不是正當收入？第二，如果不正當，就不能光看見賊吃肉，看不見賊挨打。將來可能因這筆錢進監獄，你愿冒這個險？第三，如果這個人良心敏感，還要加上良心的代價等。
南方周末：是不是執政者可以靠某種力量重新設定參照系，改變社會各個階層的公平感？
吳思：問得好。得付比主要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對公正的感覺就建立在這個客觀基礎上。但每個月掙兩千塊錢是否公正，主要取決于選擇的參照系。這就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容易改變。調整參照系，就可以調整公平感。憶苦思甜就屬于這種調整。
人們對某件事情是否公平的看法，除了選擇參照系之外，還取決于新信息的出現。比如說，2003年挖煤工人死亡率千分之四，愿意下井冒險的，可以多掙二千五百多塊錢。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可以走。這是關于生命的得付比，選擇者并不覺得不公平。但是，忽然有人說，千分之四的死亡率算錯了，光算礦難不行，還要算塵肺病。死于塵肺病的人比死于礦難的人更多。新信息一出現，當事人馬上就覺得不公平，要求補償，開胸驗肺也得補。
南方周末：跟全方位的博弈能力有關系？如果其他因素進來，比如，在信息自由流動時形成社會輿論壓力，公正的標準是不是又會變？
吳思：在信息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不同的參照系都冒出來競爭，最后會博弈出一套比較客觀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