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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在中國歷史當中被認為是與秦檜、石敬瑭齊名的大漢奸，然而，就在一百年前，這個名字卻是國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殺攝政王未遂，在 死囚牢中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傳頌一時的名句，連審判他的肅親王都被他的人格與情操感動，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早年為志士，晚年成漢奸，從流芳百世到遺臭萬年，很少有現代中國人物像他這樣兩次轟動，且形象逆轉。究竟是擁掌了權力后的汪精衛變壞了，還是二者之間有隱匿的人格暗線？

關于汪精衛研究，大陸、港臺、日本和歐美學界，成果都不算太少，但很少有令人滿意的答案。直至最近，我讀到了年輕學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出版的《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驚喜地發現汪精衛之謎終于被解開了：讓他從天空墮到深崖的，其實是同一個性格邏輯。這一悲劇不僅屬于汪個人，也是汪 偽政權中沒落士大夫與小知識分子的集體歸宿。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中國自春秋戰國之后又一個天崩地裂的“轉型時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傳統的讀書人。在科舉制度之下，讀書人縱然 有萬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條仕途。然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對讀書人不蒂為石破天驚的大事件，從此天下精英與從體制內部被拋離出來，成為帕森斯所說 的“自由流動資源”，一部分被新的社會體制吸納，成為軍人、商人、律師、醫生、工程師、教師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終漂浮在外，無法在體制里面找到自己的 位置，這就成為所謂的“游士”：在體制邊緣和外部游蕩的、漂泊不定的讀書人。

最早注意到“游士”現象的，是一百年前的《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他發現，王朝末年歷次動亂和革命，都與兩種人的大量浮現有密切關系，一種是過 剩的勞動階級“游民”，另一種是過剩的知識階級“游士”。中國的讀書人，“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游民為伍”，一旦被體制拋離，流落到江湖，就會與游民階 級為伍。像宋江這樣的“游士”便成為游民造反的領袖，領導改朝換代的革命。他們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階級的文化：“尚游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計、 嫉惡官吏、仇視富豪”。

晚清劇烈的社會變動使得“游士”出現了春秋戰國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時社會上游俠蜂起，從戊戌年間的譚嗣同到1905年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 慷慨就義、孤身刺秦的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彌漫成風。同盟會就是一個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與科舉廢除在同一年，絕非偶然。從“江洋大盜”孫中山到兩 湖志士黃興，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他們與體制有著強烈的疏離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說:“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 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滿革命其實就是一場“秀才造反”的讀書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讀書人，而是“游士”們的革命。

汪精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晚清的舞臺。他出身在書香門第，原為浙江紹興人，祖父中過舉人，在浙江做過小學官。父親是不得志的窮秀才，屢試 不中。紹興有出師爺的傳統，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廣東好幾個縣衙門里當一個小小的刑名錢谷師爺，以薪俸養家。汪精衛是他62歲時與年輕的小妾所生，是膝 下最寵愛的兒子。父親以六十多歲的高齡親自教其讀書習詩，期待至深。

近代中國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個特點，許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來自于貧寒的農戶家庭。為何如此?激進 青年都是情懷黨人，他們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熱忱，不僅淵源于家族的基因，也來自幼年的研習經書，這樣的條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備。倘若家族不衰敗，其 子弟衣食無憂，前途似錦，即令不能科舉入仕，也可以花錢捐一個官，依然是體制中的一員。唯有家道中落之后，這些曾經闊過的貴族后代，不僅被拋到體制邊緣， 而且飽受家族鄉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態炎涼之痛感，很容易將一家之衰敗與一國之腐朽聯系在一起，激發起強烈的不滿與反抗心理。于是在他們的身上，兼有貴族 與游民的雙重性格。杜亞泉如此分析:“吾國之知識階級，向來生活于貴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質上顯分二種：一種為貴族性質，夸大驕慢，凡事皆出以武 斷，喜壓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之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一種為游民性質，輕佻浮躁，凡事皆傾于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之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 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則顯游民性質，順利則顯貴族性質，或表面上屬游民性質，根柢上屬貴族性質。”

汪精衛的一生，就是這種集貴族文化與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歲的時候，父母雙亡，從此隨長兄生活。父母的寵愛與長兄的嚴厲，給他 以寄人籬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對兄恭順，內心極為忌恨，又無可奈何。汪精衛研究專家黃美真的分析頗準：“幼年時期的生活處境，對于汪精衛的外表謙和而心地狹 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頭地，以及首鼠兩端、反覆無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無關系。”他雖然有讀書的天分，早早以府試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順利考取官費留 學日本，但到了20世紀初，時代已經變了，科舉入仕廢除在即，傳統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國情懷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東京小會館里雄心勃勃又心懷不 滿的留日學子。汪精衛在東京法政學校速成科就讀期間，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這樣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風喚雨的時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帶書店，熱衷收集西 鄉隆盛、勝海舟等領導明治維新的武士偉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園，每次看到公園門口的西鄉隆盛塑像，內心總是升騰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當如是也!

1905年，汪精衛追隨孫中山、黃興，參與發起了同盟會，22歲就担任了評議部部長。他思路敏捷，文筆好，很快成為《民報》的重要筆桿子。在與 《新民叢報》的大論戰中，與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槍舌劍，聲譽鵲起;再加上口才雄辯，到南洋宣傳革命，所到之處招來粉絲無數，其中就有后來成為他妻子的華僑 富商之女陳璧君。當年他的朋友、后來成為政敵的胡漢民稱道說：“余前此未聞精衛演說，在星洲始知有演說天才，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余二十年來未見 有工演說于精衛者”。

晚清的中國墨學復興，在邊緣游士當中彌漫著一種久違的義俠氣息，在戊戌變法當中慷慨就義的譚嗣同開其先河，在隨后崛起的革命黨人當中，俠客文化 更是蔚然成風。當年的同盟會當中，有兩類不同的俠客。一類是黃興、宋教仁、胡漢民等實干家，他們從底層社會中來，有組織能力，少書生氣，擅長與三教九流交 道，長期孜孜于聯絡會黨，在新軍中發展勢力。另一類是像汪精衛、陳天華、楊篤生這樣的書生，擅長文字鼓動，有反滿激情，但缺乏堅韌與耐心。革命是一種極端 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齷齪，有酣暢淋漓的戲劇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瑣碎的平庸--這是書生革命家既不擅長，也不耐煩的，他們喜歡過充滿激進的生活，無 論是文字世界還是現實世界。也愛惜羽毛，希望革命事業純而又純，忍受不了政治之“骯臟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絕路。陳天華與楊篤生皆以自殺殉道，而汪精衛 做的是荊軻刺秦王之夢。自1905年吳樾只身刺殺出洋五大臣一舉成名，隨著同盟會在各地起義一一失敗，以暗殺代起義的風氣在革命黨內愈來愈濃。甘愿鋌而走 險、以身行義的，多不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衛這樣的激進書生。

《民報》同仁在海外高談革命，被對手諷刺為“遠距離的革命家”，而革命陣營內部又是派系林立，內斗不斷。汪精衛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個人暗殺 之決心。他給孫中山寫信：“吾儕同志，結義于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于熱，懷疑者復歸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 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胡漢民竭力勸阻，但汪精衛決心已定。他將革命比作一場轟轟烈烈的煮飯，革命黨人中需要有兩種角色，一種為薪，以一己之犧牲燃燒自己化為灰燼;另一種為釜， 以堅韌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鍋供四萬萬人食用的革命大鍋飯。汪精衛認為，革命者需要有“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一“不畏 死”，二“不憚煩”。他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卻不耐煩，只能做薪，無法當釜。汪精衛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給胡漢民留下手書：“我今為薪，兄當為 釜”，書罷走上了刺殺攝政王的不歸之路。

為什么汪精衛寧做為眾人犧牲的烈士，而不當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論英雄，建立功勛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計謀，舍得在骯臟的權力場中跌打 翻滾。而世間以德論仁人，當烈士要比做豪杰簡單得多，只須瞬間的爆發，有殉道的果敢與犧牲的無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戀于浪漫主義的自我毀滅， 正如本書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樣：“在革命者眼中，肉體生命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唯一的意義，在于投入一種更大的意義之中。將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無形而永 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真生命的開始”。

從譚嗣同、吳樾到汪精衛，晚清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終極動力究竟來自何處?看起來似乎是與儒家的仁學混雜為一體的革命烏托邦，其實 烏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種更為隱秘的虛無主義意識。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層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經地義的有機宇宙觀。這套宇宙觀是每個人生命之意義所 在，它可以讓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晚清，天變了，道亦變了。大變局當中，原先讓人覺得確信無 疑的價值變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譜的，只是人自身，即每個人所擁有的自由的、創造的意志。于是，距離近代自由意志說只有一步之遙的陽明學在晚清大 為流行，青年汪精衛也是陽明先生的虔誠信徒。但此時陽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觀可靠的“天理”，只是一個惟所欲為的自由意志。當實在的價值歸于虛 空的時候，來自俄國的虛無主義便乘虛而入，占據了革命者的心靈。

19世紀俄國的虛無主義有兩代人，第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他們在西歐主義與斯拉夫主義的沖撞中無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種沒有信仰的信仰：對虛無的 信仰，虛無主義懷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虛無主義者，不僅有了信仰，而且訴諸于行動，成為了虛無黨人，最極端的方式， 便是暗殺。晚清的革命者對俄國兩代虛無主義都推崇備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為“轅孫”者在《江蘇》雜志撰文，熱烈歌頌俄國虛無黨人：“至哉虛無黨， 詎非可敬而可學者哉!” 一個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茍一蹴可致也，則人盡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勝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殺身流血，一朝夕可幾，何事數十百年之慘淡 經營。”這一看法與汪精衛后來的念頭何其相似。

虛無主義不相信任何確定的價值，更蔑視人間一切權威，無論在俄國，還是在晚清，價值上的虛無主義往往又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反抗一切暴力、壓迫與不平等，熱切期待建立一個自由的烏托邦。但這個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權體系下以權利體現的自由，而是歐陸式的自由意志與自我實現。 當汪精衛在《民報》上熱烈謳歌自由與民主的時候，其烏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層虛無主義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黨人多次起義的失敗，讓他產生了深深的絕望， 價值上的虛無主義，必定帶來行動上的冒險主義。他缺乏足夠的韌勁去與黑暗勢力糾纏，也沒有耐心長期苦戰，當絕望支配了他整個情緒的時候，只剩下一個反抗的 手段，那就是個人意志的展示，決然而然的暗殺行動。知難行易，行就是知，行動就是一切，個人的道德實踐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來自傳統的王陽明 與來自俄國的虛無主義在晚清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迸發出強烈的唯意志論火花。

虛無主義的烏托邦是一種唯意志論的烏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實在的價值，只相信個人自身的自由意志，這種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滌蕩黑暗，制 造光明。晚清的暗殺黨人所代表的革命烏托邦，是一種意志主義、創造主義的烏托邦，堅信自由意志的創造能量， 只要一兩個人的小宇宙大爆發，便可引爆專制制度崩盤，創造出一個光明燦爛的新國家與新世界。

當刺殺攝政王失敗被捕的時候，警察從汪精衛的貼身夾衣中搜出他在《民報》上發表的《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文章，問他為什么，汪精衛驕傲 地回答：“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預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面”。何等的豪邁，又何等的自戀。血氣方剛的汪 精衛要用鮮血書寫歷史，也書寫自己。他不在乎暗殺行動成功與否---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個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開展示，是激起公眾同情與呼應的戲劇效 果。這是一種充滿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學，美學的意義大于政治意義，在血的公開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后，在最前臺的，正是一種甘愿釘在十字架上的耶 穌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動戲劇。

中國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民報》的文章已經讓年輕的汪精衛聲名大噪，實現了“立言”，但這還不夠。繼續立功嗎?絕望的汪精 衛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沒有這個耐心作長期打算。人生苦短，對于一個虛無主義者來說，與其苦撐待變，不如以片刻的轟轟烈烈，以帶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間的 死亡進一步實現“立德”之業。在這個重“義”之文明國度，再偉大的英雄宏業、再雋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義俠們以極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絕唱。瞬間的犧 牲，無須長年修煉與知識積累，只須有意志的決斷，下得了決心舍棄肉身。

舍棄肉身絕非容易，需要一種對死亡的獨特理解和體驗。汪精衛早年父母雙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靈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陰影，使他時時感到一種 憂患相逼的心情”。因為童年的特殊經歷與心靈創傷，汪精衛有非常敏感的生命體驗和對人生苦短的恐懼：“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和何所為，次情何所 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無常?從晚清開始，在讀書人當中流行一種“小我”與“大我”論，“小我”是形體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 的自我，只有當個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類歷史的“大我”之中，個人之生命方能獲得永恒的、不朽之價值。從“小我”到“大我”的精神騰 越有多種途徑，汪精衛選擇了其中最簡單、最壯烈、也最具有美學價值的方式：犧牲。

本書作者以女性的細膩，對汪精衛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種在體悟到生命的短暫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輕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劃亮夜空燃燒自己，能 如櫻花般在最璀璨的年華隨風飄落的美學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報，只求完成一種生命的‘姿態’。”。童年時代家鄉的英雄樹與留日期間上野的櫻花，交相輝 映，一直在汪精衛心中揮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櫻一般提前怒放，短暫而熱烈;又像英雄樹那樣，一片血紅的世界，漫山遍野。

歷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衛成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黨人里面以圣人出名。民國初年，在革命黨人當中，有這樣的說法， 若推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他已經寫入了歷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德是一種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衛因名 成功，也為名所累。革命成功了，革命黨人紛紛封官加爵，胡漢民做了廣東都督，宋教仁積極角逐責任內閣總理，但汪精衛與李石曾、吳稚暉等一批文人革命家發起 組織了“進德會”，高調宣布六不主義：“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他以入官場為恥，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為新 生的中華民國創造一個新文化、新風俗與新氛圍。上海的輿論如此評價汪精衛：“求一如潔玉清冰、絕無瑕疵，婦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聲感頌者，不可 多得有之，其惟汪精衛先生乎!”然而，汪精衛畢竟從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來找他。孫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隊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學的 汪精衛為他所崇敬的孫總理召回，從此卷入國民黨最高政治。在孫中山去世之后，又成為與蔣介石、胡漢民并駕齊驅的國民黨“三巨頭”，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馬。

在權力為中樞的政治領域，與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職業倫理。不僅要對自己的信念負責，還要有對現實担當的責任倫理。馬克斯?韋伯說，現 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種必不可少的素質：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以這三條標準衡量，身為黨國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汪精衛，是否是一個稱職的政治家?

汪精衛不缺激情，而且充滿了詩人的激情，他不僅是文人革命家，還是詩人革命家。清末民初有一個南社，是革命家們飲酒作文、吟詩唱和的文人團體， 汪精衛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發起人柳亞子有如此說法：舊南社的代表是汪精衛，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愷，因為汪是詩的，廖是散文的。汪精衛的舊體詩，無論是早 年的慷慨激昂，還是后期的孤芳自憐，在近代中國詩壇皆為上品。然而，誠如曹聚仁所說，從南社出來的詩人政治家，始終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他們以詩人的激 情從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緒而無革命的技術，在破壞上盡了相當的力，在建設上顯不出過人的本領來”。

從同盟會到國民黨，革命黨作為一個“游士”團體，由兩撥氣質截然不同的人士組成。曹聚仁說過，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就是陳英士的“武治”與南社 的“文治”。從陳英士(陳其美)到蔣介石，從社會底層中來，在上海灘混跡良久，有濃郁的幫會習氣，大局判斷準確，政治手腕靈活，下得了狠手，寧可我負人， 不可我負人。而汪精衛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個柔弱的文人，文才詩情加豪情，缺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政客本領。在殘酷復雜的黨內權力斗爭中，清 高單純的“觀念人”永遠不是那些閱歷豐富的“行動人”的對手。汪精衛在政治上像一個長不大的“文青”，雖然對權力沒有過度的貪欲，卻對政治自身之價值缺乏 必要的尊重，“常常表現出對于政治的刻意疏離，認為政治是污穢的，追逐權力是骯臟的”。一遇挫折，為人誤會，立即負氣一走了之，以顯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 之純潔，出污泥而不染。

汪精衛雖然聰明、敏感，但對政治和國內外大勢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斷力”。他是詩人出身，對人對事對大局對未來皆是一廂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武漢 時期以國民黨左派領袖主政國共合作，他對蘇俄的本質以及對華戰略懵然無知。三十年代以行政院長身份主政，成為主和派主角，乃至后來響應近衛首相發起和平運 動，他對日本政壇的復雜格局也缺乏了解，以至輕信日方的承諾，自以為可以利用日本，反過來卻被日本利用。身為參與黨國最高決策的政治家，他不懂中國歷史， 更對世界大勢缺乏前瞻性把握。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決心與耐力，以中國的幅員遼闊，大可苦撐待變，等待國際局勢逆轉。他看到的只是一時的中日實力比較，絕 無打敗日本的可能，以為抗戰下去只有兩個結局：要么犧牲，要么投降。于是識時務者為俊杰，以他汪先生個人的犧牲來拯救民族的犧牲。在大局的判斷上，詩人出 身的汪精衛顯然不如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與了解世界大勢的蔣介石。猶如下一盤偌大的圍棋，毛與蔣有政治家獨特的大局感與時空縱橫感，而汪精衛，在意的只是 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計較、恐懼與沖動。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正如本書作者所分析的那樣：“汪精衛的性格帶有顯著的舊式文人 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沖動，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氣，但缺少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沖的智慧”。

一流的政治家不僅要有一己價值的信念倫理，而且須時時在信念與現實之中作“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動之后果，這就是現代政治家担負的責任倫理。信 念倫理只須對動機神圣負責，后果可以交給上帝。但責任倫理不同，在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當缺少明確的價值之神為你導航之時，政治家的選擇便顯得格外的沉 重，天使與魔鬼之間，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于是投身政治者不得不“政治成熟”，具備韋伯所說的激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三大素質。在抗戰陷入困頓之際，汪精衛在 戰與和之間的抉擇，不是賭客的博弈游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而是對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驗。價值倫理對“義”(符合人類價值的民族大義)負責，責任倫理對 “勢”(國際大勢中的抗戰最終結局)担當。而汪精衛，因為他的虛無與短視，既對“義”無所執著，也對“勢”嚴重誤判，身為黨國要人，他以詩情美學從事政 治，將政治當做詩來寫，姿態看似崇高，卻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價值執著和責任担當。

反復端詳汪精衛中年后的照片，在這個帥得讓所有女人都能動心的俊男臉上，看不到一般人以為的漢奸臉上的那股邪氣，卻發現這是一個嚴重自戀的男 人。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經以一己之身血書歷史，以壯烈的犧牲召喚革命，他愛惜自己的聲譽，就像愛惜自己的羽毛。文人的清高可以誤國，但未必賣國，但汪精衛 的自戀，變態到自以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覺地將自身與國家合一，是眾生仰望的觀音再世。

當一個人自以為與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現實感與判斷力，再也聽不見旁人的勸說。陳公博等再三勸說汪精衛不要去日本輸誠，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 何以面對國人?”汪精衛生氣地回答：“弟為國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對國人?而且在此國家敗亡之時，更不計及個人地位”。袁世凱稱帝，乃是受了周圍人 的欺騙，而汪精衛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猶如神魔附體。這個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衛心中的幻影。在一個虛無主義時代，他并沒有確定的價值理 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將自身的意志與人民的意志等同為一。當他絕望地發現中國無望打敗日本，而民眾生活在戰爭的水深火熱之中時，他的烈士情 懷再度爆發，決意像晚清那樣，再次犧牲一己，以身飼虎。拯救天下蒼生。

然而，他徒有精衛鳥的意志，卻缺乏后者的耐心。這個文人革命家無論是文字還是口才，皆有勾魂攝魂的魔力，卻在復雜的政治面前常常顯得一籌莫展， 無能為力，只能動輒言犧牲。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胡適之看透了這位老 朋友，認為汪精衛有不可救藥的烈士情結:“精衛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 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此刻，汪精衛感覺又回到了當年刺殺攝政王前夕寫《革命的決 心》的情景：“惻隱之心迫于內,而仁以為己任,雖殺身而不辭”。這位從小熟讀陽明語錄的舊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但汪氏的良知，與陽明的良知不同，已 經剝離了超越的、客觀的絕對價值，而異化為自我定義的唯意志論，良知的踐行成為空洞無物的意志抉擇了。圣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戀的汪精衛絕對相信自己選擇的 正確，甚至為自己的犧牲所感動。然而，同樣的犧牲，這一次卻壓錯了籌碼。

汪精衛的悲劇，是他個人的，也是這個階級的。作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識分子，他被社會的劇烈動蕩拋離出體制，又試圖以激進的革命方式 重返中心，打造一個自由平等的烏托邦，但這些游士們脫離了自己的鄉土之根，又疏離于城市新崛起的資產階級，于是成為自由漂泊的無根一代，他們有理想、有熱 情，但游移不定，既無恒產，亦無恒心。抗戰期間落水的汪偽漢奸們，有一些共同的階級特點，不是傳統士大夫遺老遺少，就是充滿才情的文人小知識分子。他們不 滿上流階級的飛揚跋扈，也恐懼來自社會底層的民粹運動。正如本書作者所分析的: 汪精衛所代表的，是半封建社會沒落士大夫階級人格，他們“更多從‘文化’視角而非從政權或‘實體國家’的視角來定義‘中國’，他們相信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 改造異族的力。他們根據歷史經驗認為，即使中國國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會結構不發生改變，以士大夫為主體的基層統治秩序不被破壞，傳統文化得以保 留，則征服者不過是一個漂浮在社會上層的權力階級，并不會對中國文化和士大夫階級本身的利益構成傷害。而共產黨的興起，則將根本破壞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 打倒舊的統治階層，摧毀原有的統治秩序和建立在這套社會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觀念。淪陷時期北平很多知識分子高調談論中國文化，可看作是這種‘文化中國觀’ 的表現。”

汪精衛的一生，頗為奇特。這位在破落士大夫家庭中出身的舊式文人，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絕望的暗殺之路。他內心要成就的，只是與國家化為 一體的個人德性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戀，迷戀自我的犧牲，相信自己那種救贖式的犧牲，不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實現個人之成圣成仁。然而，這 位權傾一時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只有宗教般的獻身熱忱，缺乏堅定的、明確的價值信仰。表面上為國家赴湯蹈火，其實愛的只是他內心的幻 影。更要命的是，作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現實感和政治担當。以文人的沖動與激情從事政治活動，最終一敗涂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讓他成為志士與漢奸 的，正是同一個性格之邏輯使然。在那個價值解體、虛無流行的世俗化時代，文人從政若無責任倫理的担當，只憑個人的犧牲熱忱，那只是一種“任性的犧牲”：缺 乏價值皈依、沒有現實担當的“任性”，而汪精衛，只不過是一個極端的案例而已。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原載《讀書》2015年第3期65—76頁。）

燕南園愛思想 許紀霖 2015-08-23 08: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