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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趙鼎新，男，1953年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2012年由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引進并入選國家“千人計劃”。趙先生于1982——1990年間分獲復旦大學生物學系學士學位、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昆蟲生態學碩士學位、麥基爾大學昆蟲生態學博士學位。1995年后改攻社會學，獲麥基爾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研究成果常見于《美國社會學雜志》《社會學研究》等刊物。著有《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東周戰爭和儒法國家的形成》《天安門的力量》等。另趙先生積極參加公共領域開放討論，就群體性事件、媒體與國家關系等議題，應邀為國內多家重要媒體撰寫評論。本期愛思想專欄推出趙鼎新先生相關文章，共同領略其學術風采。

中國為什么沒有走向資本主義？

文/趙鼎新 河西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一場“批林批孔”的鬧劇正在中國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開。年輕的趙鼎新在他所在廠的宣傳干事牽頭下，參加了一個由五名青年工人組成的學習和寫作小組，在這片火熱的革命海洋中看盡世態炎涼。

這是他對儒法斗爭最切身的體會。

他記得，他工廠里的一位青年工人因為在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勇敢地說了一句：“劉少奇說的都是大實話”而受到批判。面對此情此景，趙鼎新沉默了。一年的時間，在小組中，他沒有寫一句批林批孔的文章。他讓自己沉浸在閱讀中。正是在這個小組中，他第一次有機會讀到荀子、韓非子乃至孔孟的著作，還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很多材料本是批判的對象，如今卻成為這位如饑似渴的青年最初的學習養料。

他發現，中國不僅是一個有著儒學傳統的國家，強權與帝制思想也是根深蒂固。它們的結合形成的是一種帝國儒學：法家政治權力與儒家意識形態的合一。幾千年來，在這帝國的疆域上，在儒家溫文爾雅表象的背后，則是法家殘酷的屠戮與權力斗爭。

這就是為什么，在歐洲，相似的中世紀列國戰亂時代導致的是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代議制政府的產生，而在中國，東周戰爭最終的結局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幾千年的帝制。

3年前，趙鼎新寫下了一篇英文長文，闡述他對中國歷史的理解，這篇長文就是后來在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和上海三聯書店共同出版的《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這本在學術界引起層層漣漪的著作其實只是趙鼎新龐大寫作計劃中的一個提綱。

這兩天，趙鼎新教授正忙著完成這個寫作計劃的初稿，恰逢辛亥革命百年，回顧中國的歷史，反思中國社會和思想的變遷，挖掘其根源，亦可以觀照當下，思考中國的未來。當然，提綱中所涉及的各種歷史議題趙鼎新將如何進一步地解答，還是要聽聽趙鼎新先生自己的回答。

東方專制的儒法國家　　

河西：對儒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阻礙關系前人多有論述，但是對于法家，學者則涉獵較少。相對于儒家，法家導致的東方專制主義，排斥了社會中的多元化因素，是不是更是一種阻礙性的力量？　　

趙鼎新：我想是這樣的，不論是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佛教和印度教，宗教都對資本主義的興起起阻礙作用。歐洲和其它地區的區別在于，它在中世紀時出現了新型的城市，以及歐洲權力關系的高度復雜。在中世紀，歐洲的國家權力和神學權力始終處于一種合作性斗爭狀態，斗來斗去的結果是國家權力始終不能獨大。比如，德國在公元十世紀的時候曾經是個強大的國家，就是因為教皇、各省的教會和君主之間始終有矛盾，其結果是，在教庭的壓力下，整個德國就垮了，直到十九世紀才重新走向統一。在歐洲，國家力量，基督教力量和貴族力量之間形成了制衡，于是為中世紀獨立城市的興起創造了條件，這些城市處于自治狀態，它們的管理方式繼承了羅馬的共和體制，他們還有自己的軍隊，并且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和思想理念。韋伯所推崇的、對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有著關鍵性作用的卡爾文主義就是這一文化和思想理念發展的產物，或者說卡爾文主義其實就是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謀劃，一個以城市中產階級利益為核心的宗教改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韋伯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是沒有力度的。卡爾文主義就是一個推崇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宗教學說，其產生的本身就象征了資本主義和城市力量的勝利，因此用卡爾文主義來解釋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就像是在拿資本主義來解釋資本主義。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中世紀的天主教神學絕對不會比我們的儒家和法家的學說更有助于資本主義的形成。　　

河西：這些城市還是自治性的城市，不是帝國統治下的城市。　　

趙鼎新：在歐洲，許多城市是自治性城市，有些應當被稱為城市帝國。此外，即使是在法國、英國等有著相當領土的國家內所發展起來的城市，它們也有著很大的自主性。　　

河西：如果說儒學為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符合政治權力樹立了道德規范的話，那么法家就直接為國家主義張目，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維護現存國家體制的關系網，用儒家的說法也許可以這樣來說明：“內圣外王”。可以看到，其中，法的效力通過政權表達出來，它具有更直接的威懾性，而一旦脫離了法的監護，儒家其實也面臨著諸多危機，它可能會被其它意識形態所取代。這是不是最終使得儒家在整體上越來越依賴于法，依賴于政權，倫理規范法律化，這樣的話，儒和法其實是必須統一于國家的旗幟之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并且逐漸的互相吸收，儒家的法家化，法家的儒家化了？　　

趙鼎新：可以這么理解。單講儒學，只會清談，你怎么治國？治國需要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法家學說。但是法家學說不能給國家的存在提供一個合法性基礎，并且法家學說只能為國家權力張目而不能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法家學說的這些弱點正是儒家學說的所長，這就為古代中國社會儒法理念的長期相互依存提供了基礎。“儒法斗爭”是有的，有時候國家更講“道德”，儒家就占上風，有時候現實感主導了國家政治，于是法家就會更具吸引力。所以左右搖擺是必然的，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多少都會受到儒家和法家的雙重影響。　　

河西：官方儒學和孔子的原教旨儒學之間其實并不能完全劃等號，在官方儒學占據主導地位之后，是否也會有一種潛在的民間儒學存在？　　

趙鼎新：沒有完全的民間儒學，但是與儒學正統有顯著區別的儒學思想始終是存在的。晚明的泰州學派，以及明末清初東林黨人的思想都是例子。儒學有著自己的生命，它一直在變化，它的內部有張力。這種張力對于皇權的限制有著很大作用。比如，儒生在當了官之后，就會用儒學教條對國家和皇權加以限制。即使是官方儒學，他雖然強調皇權，同時也要強調：皇帝要像個皇帝樣。儒生要教規皇帝，皇帝如果太不像話，施政上和孔孟之道太不符合的話，儒者就會出來規勸他。這實際上是個很大的權力。此外，古代中國也有著很多對權力限制的程序，如果認為皇帝做得不對，一些大臣可能會不斷上書，和皇帝叫板。皇帝可以殺一兩個大臣，但卻不得不依靠整個官僚體制，因此經常是選擇妥協甚至是消極對抗。一方面，皇帝需要儒學為其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皇帝又需要一批精通儒學的學者來做他的官，這樣，皇帝就把自己束縛住了。所以，中國古代的皇權，從來就不像“東方專制主義”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將文革與中國古代的專制相提并論，是毫無道理的。中國古代皇權沒有那么專制，也沒有現代技術的支撐使得他能將國家專制向社會深入貫徹。　　

河西：中國古代的朝代似乎都在進行一種循環，在中國各個朝代的晚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衰亡命運。從建立皇朝，初期休養生息、中期鼎盛、出現危機、中興、農民起義、滅亡，總是在經歷這樣的輪回，為什么這樣一個儒法國家體系必然會走向它的反面，與其說這個朝代是被起義或異族所推翻的，還毋寧說儒法的規范早就為它的衰亡奠定了基礎？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儒學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趙鼎新：儒學沒有起什么作用。中國古代王朝大多數也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比如說漢朝，黃巾軍起義對東漢的滅亡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漢朝在黃巾軍起義之前就已經不行了，內部的宦官外戚皇權斗得一塌糊涂。西漢的滅亡則和農民起義幾乎沒有什么關系，而是王莽篡權的結果。唐宋呢？唐朝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才是問題所在，黃巢起義只是唐朝滅亡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宋的滅亡則主要是因為外族入侵，所以你看，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是農民起義推翻的。

王朝更迭的背后有許多原因。建國的皇帝往往是比較有能力的。并且他能接受前朝的經驗教訓，搞一些改革，于是就出現了新的氣象。此外，改朝換代的動亂和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大大減低了人口，使得開國之初的皇帝有比較大的自主性，之后的皇帝自主性越來越差，官僚體制的效率也越來越低。成功本身也會導致失敗，康乾盛世，國家繁榮，但是繁榮導致了人口的大大提高，結果清朝康熙乾隆年間150年里人口翻了超過一翻。傳統農業國家糧食畝產量提高不了多少，人口大大提高于是就帶來了眾多危機，明朝、清朝都是如此。還有異族，元朝、滿清都是長城以北游牧民族入侵而建立的帝國。所以中國古代王朝的消亡有很多原因，不能都歸咎于儒家政治系統，世界上沒有一個帝國、一個政權可以永遠保持不敗，東方西方，過去將來，都一樣。　　

河西：您還是認為，儒法政治系統對國家的治理和延續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趙鼎新：對，儒學對王朝的倒臺不見得負有很大責任，但它對王朝形成后的走向卻有著很大限制。不管誰統治了中國這片土地，滿清人也好，鮮卑人也好，朱元璋也好，他們都會發現，治理一個國家，還是儒學思想最好用。第一，儒學比其它的任何思想和宗教更能為政權提供執政的合法性。第二，儒學在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扎根后，一個新興的政權如需要獲得政治穩定就必須依賴儒學。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王朝在興起后都撿起了儒學這一塊“敲門磚” 。　

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接受科學？　　

河西：西方的科學思想在明朝的時候已經開始進入中國，它們沒有快速地發展壯大起來與儒學思想的保守性有沒有關系？　　

趙鼎新：儒家的思想肯定是不利于現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的，但是科學思想在中國沒有發展和儒家也沒有什么必然關系。中國整個的哲學基礎－－不管是儒家也好，法家、道家、墨家也好－－都不是從因果關系看問題，都喜歡從歷史的長距離來審視問題，這樣一來，中國就很難形成科學思維。什么是科學？科學就是片面但是深入地看問題，就是把其它條件進行“控制” ，從而思辯和考察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以及內在機制。在中國，不僅儒家，其它哲學都是一樣，即認為社會的眾多方面是互相聯系在一起的，并且歷史與當今社會有著很大的關聯。因此，中國人擅長宏觀全局地看問題。但是，正是中國人的這一歷史理性精神，使得我們不能接受把問題進行割裂并加以深入研究的科學方法。所以這樣一來，西方科學思想不可能在明朝的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儒學、法學、道家都一樣，不要只怪儒學，這是中國的傳統。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科學傳統也不是沒有問題，西方科學方法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現代人文科學中就暴露了其多重局限。簡而言之，他們的研究方法使得我們對社會的各種微觀機制有著越來越清楚的了解，但是卻往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并不增進我們的智慧。　　

河西：佛教的因明學其實就是佛教邏輯，為什么它沒有在中國和印度發展出一種佛教科學？　　

趙鼎新：佛教講本體，講邏輯，但是佛教的一個基本立場是認為這個世界是虛假的，因此就走向了現代科學積極進取的反面。此外，佛教的十二因緣思想給了佛教以一個宏觀的歷史性思維方式，片面而深入地看問題的科學思想因此很難扎根。　　

河西：道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并不總是一種消極性的力量？漢初的“文景之治”是“無為而治”的成功范例，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建立之初，開國君主往往采取比較寬松的休養生息政策，這些政策和道家思想是否有關，還是說更多地是從國家健康發展的角度做出的決策？　　

趙鼎新：我想這兩個方面的考慮都有。如果建國之初不進行休養生息的話，那該怎么辦？經過連年的戰亂，國家急切地需要一次社會修整。同時，道家學說又為執政者提供了一種理論的依據，使得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實行自己的政策。

莊子把世界看的比較淡，因此比較消極，老子卻不同。老子一方面寄希望于“無為”，另一方面，《道德經》大量地在為君主提供君王之術，只是說“無為”比“有為”更有利于統治。法家是對抗性的統治策略，你不服從就打你；而老子采取的是非對抗性的統治策略，區別如此而已。　

河西：說發明的話，其實中國很多的發明和道教煉丹術有關，比如火藥，道教的發明為什么沒有走向西方式的現代化文明，和他們的目的――長生不老――有關嗎？　　

趙鼎新：世界上有兩類發明，一類發明并不需要許多科學知識和技術作為鋪墊，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而另一類發明則需要很多科學知識的技術作為基礎。中國的大多數發明屬于前一類，而西方蒸汽機發明則需要物理學的發展，也需要許多技術的保障，因此屬于后一類。近代西方，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形成了正反饋互動，社會又給予發明創造以巨大的市場，剛開始搞發明是很窮的，可是一旦他成功之后，他就可以很有錢很出名，這都為西方的科技進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是反觀中國，我們的技術發展既沒有西方這樣的激勵機制，也沒有科學作為后盾，因此有難有西方那樣的關鍵性突破。　　

晚清之后，中國是否一定發生革命？　　

河西：剛才您也提到康乾盛世時的人口問題，您是否認為人口問題是清朝走向沒落的根本原因？　　

趙鼎新：有沒有西方的興起，清朝都會走向沒落，但是人口卻并不是清朝走向沒落的一個最為主要的原因。清朝這個朝代還是非常了不起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幾乎每個朝代都在“進步”，清朝的不同在于。第一，他們作為一個游牧民族的朝代，他能把對游牧部落的認同感一直保留了下來，這是很不容易。很多游牧民族一進入中原就腐化掉了。第二，他們銳利改革，到了清朝晚期，皇族中還出了許多改革派，這也非常難得。如果沒有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清朝可能還可能維持更長的時間。

但是清朝在十九世紀的積弱卻有著其特殊性。在當時，誰統治都要倒臺。這是因為中國在當時碰到了一個全新的對手，即新興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它與傳統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完全不同。所以隨便誰，漢族統治者也一樣要垮臺。　　

河西：如果不把一次次改朝換代視作簡單的“循環”，我們就會看到，經濟、城市和人口的發展在唐、宋、明、清時都達到過高峰，彭慕蘭指出：“從1400年到1800年間，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如果沒有殖民入侵，在清中期，這樣一個經濟體是否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內仍然可以保持繁榮昌盛？　　

趙鼎新：那也不會。當時清朝繁榮主要集中在江南，江南富強也沒有到可以維持清朝統治的程度。因為江南還是以傳統手工業為基礎的經濟。宋以后，中國技術發明的速度大大減緩，不足以維持經濟長期的繁榮。　　

河西：日本的問題對于中國似乎也是有鏡鑒意義的。通過一次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日本就走上了富國強兵的資本主義道路，可是在中國似乎就不可行，是不是中國必然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趙鼎新：歷史有很多可能，中國也不見得一定就會走向革命。但是就具體的歷史來說，革命在中國有著一定的必然性。首先，中國最后一個朝代是少數族群統治的王朝，具有國內的族群矛盾和對外的民族矛盾兩大矛盾，曾國藩和李鴻章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后，滿人和漢人之間的族群關系大大增進，所以像軍機大臣這樣的要職都交由漢人來担任。但是孫中山們提出“驅除靼虜，恢復中華”這樣的口號之后，滿漢關系就不一樣了。慈禧太后搞改革，一方面希望能通過改革富國強兵，但是另一方面想通過改革來加強滿族人的勢力。她的做法給漢族精英帶來了失望，袁世凱和張騫這樣的高層官員以及各省的漢族地方精英于是就離心離德，這才是革命得以成功的關鍵所在。武昌起義本來并不是很大的事，但是武昌起義之后，13個省的漢族地方精英馬上就宣布獨立，這就不好辦了。即使如此，如果袁世凱想鎮壓武昌起義的話，這也是一件并不困難的事，只是袁世凱不想鎮壓。你排擠我，還差點殺了我，我為什么要忠于你呢？內部的族群矛盾和對外的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中國歷史向著革命的方向發展，否則我國現在還有皇帝也說不定。　　

任何革命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都不是必然的。　　

河西：王國維自殺也有被解讀“殉清”的，清亡后，漢族是不是也有許多人在心態上成了遺老？　　

趙鼎新：當然會有，剪辮子的時候很多人都哭了。廢除小腳的時候也有不少人去自殺。如果是你，纏了許多年小腳，讓你放掉你肯不肯？清軍入關的時候，為了留辮子問題殺了不少人。清末也是，為了剪辮子死了一些人。這同樣都是歷史事實。

綜合 2022-01-09 18: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