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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張成覺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我在《蔣愛珍的梁山路》一文中對蔣愛珍的描述不準確，蔣愛珍實際上是一個很聰明很得勢的人，也曾經整過別人，而被她槍殺的那幾個人，絕不是無辜者。
張先生有在新疆石河子長期生活的經歷，我相信他不是妄言；我也相信他絕不是沒事閑得慌才為這件事專門打電話給我，他一定是覺得這件事很重要，才從另外一位海外朋友那里找到我的郵箱地址，建立起聯系并且打了那樣一個電話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很敬重張先生的叮嚀。
截至目前，我在“中國人生存形態辨析”系列中寫過三篇文章：《胡文海困局》、《馬德效應》和《蔣愛珍的梁山路》。由于網絡限制的關系，我常常不知道哪些海外網站轉載了我的文章，我亦不知道海外讀者讀過這幾篇文章以后反響若何，從“谷歌”搜索上看到有人就《蔣愛珍的梁山路》而“與陳行之先生商榷”，想打開，卻“無法顯示網頁”，所以我沒有辦法更詳細了解那些商榷意見，更無法回復，在這種情況下，張先生的意見也就顯得愈加重要起來。
我從張成覺先生的談話想到如下問題：在綿延不絕的歷史情景劇中，個人角色有沒有意義？如果有意義，他們從哪里獲得意義？這種意義與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向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
我現在就來回答這個問題。

2

1976年1月9日，周恩來病逝，北京乃至于全國都沉浸在悲傷之中，很多人為這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好總理嚎啕大哭，有人甚至發生了昏厥。這種悲傷成分極為復雜，既有對中國現狀深深的憂慮（認為周恩來孑然一身維系著這個國家的運轉），亦有對專制主義荼毒強烈的仇恨（認為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本質上有巨大差別），它們交織在一起，激蕩著人們的心靈。在這樣的氛圍中，民眾的情感往往大于理性，也就是說，在這些宣泄的情感之流中，一些有意義的東西反而被掩藏了，人們甚至一時還弄不清楚激蕩自己心靈的究竟是什么東西，悲傷成為了悲傷本身。
時間具有無情的特性，它不僅會在自身的延展中還原曾經被遮蔽的歷史真相，甚至還可以重新塑造人的心靈，改變人對事物的看法。隨著周恩來的有關史實逐漸被披露，隨著人們歷史意識的一步步深化，現在再來回想1976年那個早春所宣泄的悲痛，我想，每一個過來人都會覺得自己可笑了——周恩來并不是當時那個統治集團中的一個異類，他的所言所行與毛澤東的立場主張也絕非天使與惡魔那么簡單，這就是說，在由黨和國家主導的那場造成巨大民族災難的運動中，作為執政集團的所有發動者和參與者都必須承担罪責，周恩來不能例外，“四人幫”不能例外，即使是最終被這場運動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也不能例外，只有在這種理性的見解之中，歷史才會呈現出它所具有的精準性。
耐人尋味的是，這里所說的“精準”，從另一個角度說恰恰是粗略——猶如我們欣賞一件藝術品，離得太近我們將只能看見一些色斑和線條，只有保持一定距離，我們才可以看到藝術品宏觀的架構和布局，才可以把它真正讀懂。具體到某些歷史情境，譬如說秦朝暴政，現在誰還會把李斯與秦始皇、趙高與胡亥加以區別呢？沒有人做這種區別了，我們從歷史畫面上只看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其他任何細節都失去了意義。
在歷史留下的深深的印痕之中，周恩來是不是對毛澤東的主張暗中加以抵制了？是不是千方百計保護老干部了？是不是憂國憂民了？是不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了？實際上全部喪失了意義，我們看到的只是專制主義馬車在中華民族精神肌體上的野蠻馳騁，我們感受的只是無情的碾壓，根本無法顧及車上的某人是否想讓車子碾壓得溫柔一些。
這就是說，即使周恩來真的對毛澤東的主張暗中加以抵制了，也千方百計保護老干部了，更憂國憂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了，歷史也不能把他從執政集團中挑選出來作為一個例外去供奉，歷史很無情，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歷史是個公約數，僅僅是一個公約數。

3

在歷史公約數面前，個體往往只顯示“類”的特征，無法分別對他們做細致的政治劃分或道德區別，否則，有一些概念就將無法產生也無法使用，譬如“權力尋租”、“官員腐敗”、“官二代”、“富二代”、“專家”、“叫獸”、“屁民”、“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之類。
蔣愛珍如何？不排除張成覺先生說到的那種情況，然而，這并不能說明蔣愛珍事件所蘊含的意義毫無意義，道理很簡單：當我們進行歷史審視的時候，將不得不舍棄某些個體因素，不得不從宏觀的“類”的角度給以歸結，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歷史歸納法。在這種歸納的過程之中，個體的道德狀態，譬如是否小偷小摸、是否孝敬父母、是否熱愛他人……都會被忽視掉，相反，他所在的“類”的群體特征將會被強化，成為他的某種表述符號。
歷史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夠被敘述。
王斌余、蔣愛珍、楊佳、鄧玉嬌、唐福珍之所以不斷被述說，不是因為他們的個體性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而是因為他們作為“類”彰顯了那些苦苦尋找自己的人的處境，人們通過他們實際上是在談論“我”和“我們”，他們實際上是在為“我”和“我們”尋找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說：“你們錯了，蔣愛珍不是受害者，而是一個害人的人！”至少顯得你很愚蠢，其次也說明你的思索完全沒有進入歷史層面，因此，這種思索無意義，既沒有歷史意義，又沒有現實意義——作為當代中國的一個歷史性事件，蔣愛珍不是婆娘們東家子長西家子短的話題，它已經成為了歷史的組成部分，它每每觸及的都是我們心中最敏感部位，在那里引起長時間的疼痛。
歷史是個公約數，它總是著眼于理性的歸結，正因為如此，我們在被記述的歷史之中才更多地看到意味，看到啟示，看到警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從來不認為歷史虛無，它總是有既定的路徑，既定的方向，既定的目標。
我們就是從這里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的。

4

還可以把話題延伸一下。
在我看來，群體失去正義，則個體正義無意義，反之亦然。人類從來不認為歷史是純粹的個人史，即使狂熱信奉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卡萊爾也不得不把英雄納入到歷史發展的軌跡之中，而這種軌跡，凸顯的恰恰是人類作為“類”才具有的意義，別無其他。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理解歷史與現實的鑰匙，有了這個鑰匙，你就能夠打開歷史之鎖，不會再把正義訴求寄托于某些高風亮節的所謂“廉政官員”了，就不會在整個制度發生改變之前相信什么“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了，你也就不會在一個苦難群體中吹毛求疵所謂道德完善了，因為你看得到歷史期望你看到的那條主線，再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擋你的目光，更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欺騙你的良知。
也算我對張成覺先生的一個回答。

2011-3-8
 

陳行之 2012-02-21 19: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