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革命以后會怎樣？

簡體傳統

1

我很少聽從網友建議去寫文章，這是因為我固守一個原則，對沒有經過慎重思考的問題盡可能不發表看法，然而本篇卻是地地道道的“命題作文”。最近（“韓三篇”發表以后）關于革命的話題突然熱絡了起來，很多網友給我來信，希望聽一聽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讓我很為難，如果我說：“我還想看一看。”讀者一定會覺得我虛偽，看來只能遵命了。
我想說一說假如中國發生革命，革命以后會怎樣？一定有人不以為然：“現在連革命的毛兒都還沒有看見一根，你卻要說革命以后會怎樣？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沒有傻掉，我是這樣看的：革命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政治過程，有開始就會有接續，有接續就會有結局，它的內在品性不僅見諸于發端的部分，也會滲透進接續的部分，更會最終決定出現一個什么樣的結局，所以，對結局的關注實際上是一種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隱含在革命之中的遺傳密碼的。
為了對革命有一個具象的概念，我先說一件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這件事我以前曾經提及，不可避免會在行文上有重疊，敬請讀者原諒。

2

1927年年初，還沒到春節，天氣異常寒冷，一個早就對社會不滿的家伙，根據“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懷揣顛覆國家政權的企圖，到我國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竄訪，在鄉下和縣城召集農民代表開會，向他們了解最近幾年政府違法占地、強制拆遷、農村黑惡勢力與基層政權勾結魚肉鄉里的情況。
85年前的國家權力機構還不像如今這樣致密，再加上五縣三十八鄉的政府的公仆們大局意識不強，在“維穩”問題上嚴重失職懈怠，導致這位剛過33歲生日的家伙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動了32天，居然沒有被舉報，沒有被拘押，沒有被送進派出所“躲貓貓”，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后來這個家伙根據這次流竄考察寫出了一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且居然發表了出來，深得國內外敵對勢力贊揚和欣賞，此文作者被譽為最深刻看清中國問題的完全徹底的革命者。
這個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被我們所敬愛，當然不僅僅因為他考察湖南農民運動這一件事，作為最堅定的革命者，這位同志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真可謂在刀尖上行走，拋頭顱、灑熱血，將生死置之度外，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最后終成正果，奪取了全國政權，最終成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偉大天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毛澤東早就有言：“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即便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難得不做壞事，我記得最初讀到記述毛澤東1949年以后所做壞事的書籍時，真是如雷灌頂，呆若木雞，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紙黑字是真的，后來知道了一點兒政治哲學常識，也就釋然了。
現在，不管你對毛澤東是愛還是恨，有一點你無法否認，他的領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歷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而這個位置的獲得又直接淵源于他深邃的社會洞見、卓越的政治運籌和軍事指揮才能，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備的。除此之外，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點，我也必須強調指出來，那就是他對人民尤其是對農民的深切熱愛，這種熱愛也是任何其他人無法企及的。
“陳行之，我讀過你很多文章，我曾經認為你是堅定的反專制主義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實是一個五毛。”
對此我不做辯解，我們接著考察85年前發生的事情。

3

流竄到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進行活動的毛澤東這樣判斷當時的中國社會：“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后來的革命經歷中，顯然是選擇了“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這是由他的社會革命思想決定的。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一個杰出的歷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會潮流頂端的那個人，因為只有他才能夠告訴人們發生了什么。
我們來欣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于革命的幾段著名文字——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宮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解，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讀者可以通過原文領略毛澤東作為最徹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謳歌農民革命行動的。你會從文章中看到，給鄉紳戴高帽子游街示眾、沒收他們的家業和地產、非法關押和槍決民憤極大的地主等等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可以被列為反社會暴行的行為，在毛澤東那里都成為了最值得贊美的革命事物；被嚴重破壞穩定的社會已經進入到反革命暴亂的狀態，可見毛澤東的革命主張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據此認為毛澤東有偏愛暴力的病態人格呢？我不這樣認為。當一種社會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壓人民時，人民當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權利，這在任何政治哲學教科書中都是常識，這也是人類歷史普遍書寫的篇章，美國的建國者甚至公然把這一條寫進了《獨立宣言》。毛澤東對農民暴力行為的贊美，我想沒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對農民情之所切，愛之彌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農民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里遭受著怎樣野蠻的欺壓，因為這位出生于農村的年輕知識分子切實看到了農民生活的慘景，看到了整個中國從鄉村到城市廣泛彌漫著可恥的非正義。
這是對么可貴啊！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啊！打一個不適當的比喻：當烏坎告急的時候，你有膽量背著筆記本電腦突破包圍潛入這個村子去組織村民開調查會和座談會么？你有膽量在那里呆一個月之久，切切實實了解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膽量寫出一份《烏坎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且上傳到網絡或者發往國外么？你有膽量在報告中斷言烏坎村村民沖擊政府和燒警車的行為“好得很”么？你絕對沒有這個膽量！可見，坐在書房里舒適地談論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頭不過碗大的疤”的氣概投入革命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不是偶然的，換一句話說，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鬧著玩兒的，毛澤東當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沒有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深刻了解，沒有堅定的對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撓的信念，沒有對人民命運的深切同情，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境界，你連毛澤東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網絡語言表述：你連給毛澤東提鞋的資格都沒
有，你不值毛澤東的一根汗毛。

4

有一句老話：“時勢造英雄”。在歷史情境中，所謂英雄，用淺白的話說，就是做正確事情的人，反之，我們把做不正確乃至于反動的事情的人叫梟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確呢？我以為這里大致有兩個標準：一、你是不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做了時代迫切想做的事；二、你是不是在為人民謀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這兩點上，毛澤東全部做了正確的選擇，所以我們通常都認為1949年10月1日發生的事情是合乎邏輯的，用官方的話說，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所謂歷史的選擇，在時間意義上不過是對某個歷史時段的歸納性描述，這就好比我們在一條直線上標注出任意一個點，這個點看上去似乎是靜止的（所謂“歷史的選擇”），然而在直線的延續中，它顯示的則是另一種意義：它既是過去的結束，也是未來的開始。
當毛澤東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胡風先生熱淚盈眶，用一個知識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純真熱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聲：“時間開始了！”說的就是舊時代結束了，新時代開始了。
開始以后怎樣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應當心無旁騖，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了，人民應當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紅利了，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相反，人們驚訝地看到，龐大的歷史列車竟然開始倒行！
我們仍然以前面說到的農民問題為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事實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在形式和內容上與陳勝、吳廣、李自成同志領導的農民起義沒有什么不同，就個體來說，毛澤東也與這些人心靈相通、血脈相承——公元前209年，剛剛起事的陳勝同志壯懷激烈，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接著，這位眼盯著皇帝寶座的鄉郵員悲憤地質問蒼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意思是：“日你媽的！難道你們丫這些王侯將相就是天生的嗎？！”過了兩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貧瘠的陜北高原上，同樣眼巴巴盯著皇帝寶座的毛澤東同志也壯懷激烈，賦詩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思是：你們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濟事，要說干事情，還得看我毛澤東的！結果，毛澤東像陳勝、吳廣、李自成那樣，也率領農民起義軍推翻了舊王朝，也住進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澤東得意地把自己定位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一種結合：“馬克思”奠定了中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道路，“秦始皇”則把嚴厲的社會控制手段發揮到極致，整個中國變成了密不透氣的鐵桶。
這個鐵桶首先窒息了中國社會最廣泛的社會階層——農民。
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展開，（以私有制為標志的）中國農民數千年以來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國家強行掠奪了過去，盡管被冠以“集體所有制”的名稱，然而就連村頭的大槐樹都悲哀地意識到，農民事實上什么都沒有了，成為了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這種狀況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發展到極致，那時候吃公共食堂，家里連碗筷炊具都被沒收了。也就是說，毛澤東以革命的名義帶領農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統領的國家卻成為了超級地主，中國農民成為了不得不依附在這個超級地主身上的佃農，佃農還可以依據選擇東家，農民卻被釘死在了超級地主家里，既無財產權又無遷徙權，具有很多奴隸的特點。無論計劃經濟時代的“剪刀差”，還是所謂市場經濟時代的“國家征用”，超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掠奪，既殘酷又無情，甚至可以說是血淋淋的，令人發指的，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極為罕見。
更大范圍內對自由和民主的壓制，這種壓制導致了怎樣凄涼、晦暗的社會圖景；這種壓制在世界范圍內怎樣把中國弄成了讓所有人警覺的“不正常國家”，我們就不說了吧！我要強調的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場偉大革命發生以后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同志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嚴重的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無奈地想到如下問題——
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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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連毛澤東這樣對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終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對其他人還能抱怎樣的指望呢？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中國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權專制主義文化，這塊廣袤的土地是制造專制者的最好溫床，歷史上之所以不斷發生革命導致專制的狀況，實在與這種文化有關。這里說的文化，當然不單純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張，更是指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不是專制者制造專制，而是我們制造專制者，專制者才得以制造專制。
假如胡風先生當初別喊那句“時間開始了”，他還會遭受磨難，最終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國知識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決絕地宣稱：“不自由，毋寧死！”中國大地還會發生那場血雨腥風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國科學家1958年不像錢學森那樣違背科學精神，揣摩圣意，發表文章論證糧食畝產達到數萬斤“是可能的”，大躍進所造成的民族災難還會那么駭人聽聞么？假如周恩來不是毛澤東的仆從，而是一個有獨立意識和獨立作為的政治家，毛澤東的罪惡還能夠延續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對黨的旗號，就像臺灣民進黨叫板國民黨那樣，在順應民意中拓展政治作為，他們還會以宮廷政變者的身份被記入歷史么？假如中國人具有明確的自由、民主意識，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團的掠奪面前像大山一樣屹立，同聲說：“不！”改革開放還會演變為權力和資本對國民財富肆無忌憚的饕餮么？中國還會面臨“有可能中斷現代化”（吳敬璉語）的危險么？
遺憾的是歷史從來不相信“假如”，它總是遵循著自己的邏輯和路徑發展，所以，在中國革命這條道路上，該發生的全部發生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我們目前所置身的這個時間節點，是過去之延續，未來之開始。
在這“過去之延續，未來之開始”，除了想到上面這些之外，我還想到，如果真的發生革命，絕對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縱革命了，必須有一種獨立的超然的力量來看護革命，這意味著革命者（那時候革命者已經成為了統治者）必須被監督，絕對不能給任何人復辟專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機。
學者李劼先生在回顧埃及巨變的文章中，提出了“義工”的概念，他以兩個平靜地參與革命、在一定意義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為例，來說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計代價的參與者，對人很有啟發。
李劼先生說：“假設1989年，中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為這個民族做一次義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為惟有義工的心態，才不會計較利害得失，才不會把好不容易聚焦起來的力量，交付給某個政治利益集團，不管是開明的，還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團再開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個政治利益集團都不會成為一個義工族群。這是義工的價值所在，也是義工超越功利而獨具的審美境界。義工所獨具的境界，不計毀譽榮辱，惟有義無反顧。中國的知識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義無反顧。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政治梟雄幾乎一致。梟雄的理論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價不能白付。這倒并非中國特色，西方社會、美國學府亦然。”（李劼：《義工：埃及巨變給中國人的最大啟示》）
李劼先生進一步指出：“從埃及巨變中，人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要素，中國全都具備，諸如突發事件，千百萬群眾上街，媒體的空前關注等等；幾乎所有的畫面，當年都在中國出現過：民眾與軍隊的對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號震天響。但比較過后，人們又可以發現，比起埃及巨變的歷史時刻，在中國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獨缺義工。那年在北京街頭做義工的全都是無名無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盡挺身擋坦克義務的也是普通男女學生。”（引文同上）
這非常值得深思。
所謂“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實際上是說，時間節點與時間節點不同，它有一個遞進和上升的過程，這意味著當我們現在回望過去的時候，我們的眼睛較以前明亮了，我們看得到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了；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的心靈較以前透徹了，我們警覺到必須警覺的東西了。
我們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過的歷史戲劇不會再重演了呢？

201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