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傳統文化及個人修身養性  >>>

簡體     傳統

高學歷群體：剩女緣何多過剩男？

作者 | 吳要武 劉倩

高校擴招不僅使大學生和研究生入學人數迅速增加，性別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接受高等教育推遲了進入婚姻市場，搜尋失敗的概率提高；女性在高等教育群體中開始占主導地位，在傳統的婚姻模式下，進一步增大匹配困難和失敗的風險；勞動力市場成功降低了她們的婚姻收益。本文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了研究生的婚姻選擇，用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分析了本科生的婚姻選擇，發現高校擴招對婚姻市場的不利影響是顯著的。

高校擴招如何影響婚姻市場

高校擴招增加了全社會人力資本存量，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對家庭來說，讓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不錯的人力資本投資。但受教育時間延長卻給婚姻市場帶來沖擊：接受高等教育不僅推遲進入婚姻市場，也占用女性生命周期上最佳生育年齡階段。大多數省市的法定結婚年齡為男22歲，女20歲。根據中國學制，本科生會在22-23歲畢業，研究生會在25歲以后畢業。2001年12月，《計劃生育法》頒布，各省市據此設定本地區晚婚界限，大多為男性25歲和女性23歲。大多數人的學業與婚嫁不會同時進行，而是完成高等教育后才進入婚姻市場，那么，延續到“法定結婚年齡”甚至“晚婚年齡”以上的高等教育就擠占了本應用于婚姻市場搜尋的時間，使搜尋成功的概率降低。

高校擴招影響婚姻市場的途徑為：第一是規模增大。1998年以前，大學招生人數在適齡人口隊列中的比例不到5%，研究生招生人數甚至不到千分之二，這個小群體的婚姻問題不會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和關注。然而，2013年，大學招生超過700萬人，約占適齡人口隊列的44%；研究生招生61.1萬，占適齡人口隊列的約4%；這個規模已無法忽視。雖然大學擴招限于高中生規模而放緩，但研究生招生數量仍在持續上升之中。第二是性別結構變化。高校擴招后，女大學生和女研究生不僅數量在增加，在高校新入學者中的比例也持續提高：2010年，18-34歲隊列受高等教育群體中，隨年齡下降女性由45.9%上升到54.3%。第三，她們是中國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青年人口，無論是人口學還是社會學意義上，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這使高學歷女性的婚姻問題不容忽視。

傳統的人力資本文獻討論個體在勞動力市場的回報，近年來的文獻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和婚姻市場的回報。微觀個體提高教育水平是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這取決于兩個市場的成功：第一，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體面就業崗位和高收入；第二，在婚姻市場上嫁得體面和高收入丈夫。市場收入和婚姻匹配狀況，都取決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男女雙方來說，在考慮了收入、閑暇和家庭內勞動后，成立家庭帶來的效用要大于不結婚時各自效用的總和。否則，雙方會維持獨身狀態。

經驗顯示，受教育水平提高可以帶來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既有更低的失業率，又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在婚姻市場上，搜尋高收入丈夫這個“產出”也和女性受教育水平正相關：受教育高的女性更可能競爭到高收入丈夫，但卻有更高的搜尋失敗風險——高學歷女性不愿“下嫁”，降低了預期婚姻收益。在同時考慮了兩個市場的風險（成本）與收益后，受教育水平的選擇就是個資源有限條件下的最優配置問題。如果受教育水平到了某個階段：勞動力市場收入與婚姻收益（丈夫的收入×嫁人的概率）開始出現替代，這時，再增加女性的教育就是過度教育。

我們的分析表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邊際教育回報率在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上都在遞減，但收益率依然為正值。

為何剩女超過剩男？

統計顯示，2000-2010年，男女研究生的結婚率都在顯著下降。2010年，女研究生的結婚率下降到50%以下。在25-34歲這個適婚階段下降尤其明顯。由于研究生在不同年份招生數量不同，比較總樣本中結婚率的變化，只能提供一個大致信息。

可推斷，30-34歲和35-39歲隊列，在讀研究生會越來越少。這兩個年齡組中有配偶的比例在2005-2010年期間下降幅度比2000-2005年更大。本文使用2000-2005年數據分析研究生婚姻的變化趨勢，會低估2005年以后的真實下降趨勢。換言之，女研究生今天在婚姻市場匹配失敗的情形可能比本文估計結果更嚴重。

結婚率有“有配偶”和“有婚姻經歷”兩種統計方式，本文使用的是“有配偶”。一些學者發現，高學歷女性并不是不結婚而是結婚年齡推遲。在當前的數據條件下，對估計結果的解讀要更加謹慎。為確保估計結果既符合事實，又有足夠的樣本數量，需要對年齡區間進行選擇：年齡太小，研究生還沒有進入婚姻市場或者還允許他/她有進一步搜尋的可能；選擇年齡隊列的策略，要同時兼顧估計效率和足夠樣本。

高等教育迅速擴展的過程中，性別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1998年以前，無論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男性都占顯著優勢，高校擴招以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增加更快，縮小了性別差距。在30歲以上年齡組中，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男性的比例都在60%甚至70%以上，然而，近年來，在年輕人口群體中，男本科生的比例下降到50%，男研究生甚至下降到44%~46%。女研究生在數量上已超過男性。

如果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當或略低的配偶——傳統的婚姻匹配模式，在35歲以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因男性比例更高，女性容易找到相匹配的配偶；在34歲以下的年輕群體中，性別比變得對女性不利，如果匹配模式不變，則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更難找到相應配偶。尤其是女研究生，她們同時面臨年齡增大和候選配偶減少雙重風險。

婚姻市場上不同受教育群體是怎樣匹配的呢？按照婚姻階層假說，在正常情況下，男女都會偏好同一個階層的異性。但是，如果男性突然減少，則男性會娶到更多高階層的女性。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法國的青年男子顯著減少，高階層的女性只好“下嫁”低階層的男性。

將受教育水平作為其所處階層的代理變量，表1顯示，2000年和2005年，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妻子。根據顯示性偏好，大多數女性選擇受教育水平相當或更高的男性作丈夫，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中，這個偏好仍然存在，而且沒有發生改變的跡象：2000年，受教育程度為大專的女性，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為69.2%，2005年為73.6%；受教育程度為本科的女性，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在這兩個年份分別為64.4%和65%；女研究生能嫁的丈夫最高受教育分類也是研究生，兩個年份的比例分別為48.1%和48.6%。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對丈夫的受教育程度要求沒有隨著高學歷男性供給的相對減少而改變：如果找不到受教育程度相當或更高的丈夫，她們可能會選擇單身。

反過來，男性則愿意找一個受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妻子，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比例越大。高校擴招改變了高等教育群體的性別比，但女性尋找配偶的模式并未變化，使她們匹配失敗的風險增大。面對女大學畢業生的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場上的匹配模式開始發生變化：受教育程度為大專的男性，其妻子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由38.4%上升到47.3%；受教育程度為本科的男性，其妻子受教育水平相等或更高的比例由30.1%上升到38%；男研究生的妻子為研究生的比例，也從2000年的17.3%上升到22.6%。

婚姻市場上，5年時間在經驗上不算長，但可以謹慎判斷：男性已開始根據變化了的環境，調整自己的配偶選擇，而女性對配偶的選擇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變化。這可能是“剩女”現象比“剩男”更嚴重的原因。女性是否會隨著時間延長作出調整以適應婚姻市場的供求變化，還有待更新的大樣本數據來分析。

女性偏好更高受教育水平的丈夫和在高等教育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女性在婚姻市場上面對高學歷男性的相對減少似乎更缺少預期調整上的彈性，使她們的結婚率下降。我們選擇25-44歲人口群體作為觀測對象，比較不同調查（或普查）年份，男性和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及其變化。發現每個受教育群體有配偶的比例都在下降，但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體，下降幅度也更大，且性別差異明顯：男性研究生有配偶的比例，由2000年的77.8%下降到2010年的65%；女性研究生的比例則從76.5%下降到了61.8%。25歲以后，是研究生的適婚年齡，但是有近40%的女性沒有結婚。

根據中國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環境發生的變化，我們提出的解釋為：

1.受教育時間延長，使高學歷女性推遲進入婚姻市場搜尋，而生命周期的自然約束，縮短了其生育子女的時間，搜尋失敗和因沮喪而退出婚姻市場的風險增大。

可以進而推論為：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會推遲男女進入婚姻市場的年齡，那么，沮喪效應既發生在女性中，也發生在男性中。同時出現“剩男”和“剩女”現象。

第二個推論是：高校擴招改變了男性占主導的性別結構，在女性偏好更高受教育水平配偶和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比自己更低的配偶的傳統婚姻模式下，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就面對相對減少的潛在配偶供給，導致更低的結婚率。“剩女”更嚴重。

2.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女性，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為了在婚姻市場上提高競爭力，嫁收入更高的丈夫；但是，提高受教育水平也讓她在勞動力市場上收入更高，搜尋失敗的風險增大。這是人力資本投資在婚姻市場上的失敗。

推論：隨著研究生規模持續擴大和女性占主導，女研究生不結婚的比例和數量，會進一步提高。從全社會視角看，女性的教育水平選擇是一個受限最優化問題，存在過度投資的可能性。

本文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以及2002年-2009年的城鎮住戶調查微觀數據，來檢驗所提出的解釋和推論。

擴招影響婚姻的機制

誰受到了高校擴招的影響？這個影響又怎樣傳遞到婚姻市場，使這個次級群體的結婚率下降？這是本文要解決的核心問題。2000年-2005年期間，擴招后的研究生開始進入婚姻市場，對本科生和大專生來說，只有最接近1999年入學的隊列才開始進入婚姻市場。本文使用人口普查數據重點分析研究生群體。只要接受高等教育并擠占婚姻市場搜尋時間，就會增大受教育者因沮喪而退出的風險，本文在使用城鎮住戶調查數據檢驗擴招效應時，因研究生樣本過少，只分析本科生和大專生的婚姻選擇。

擴招影響婚姻的機制為：女研究生比例增加，使得能與之“般配”的男性變得更少。婚姻市場的供求模型中，如果把女性視為供給方，男性為需求方。女研究生供給曲線右移和需求曲線左移，會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如果女研究生將搜尋“合適丈夫”視為像搜尋工作崗位一樣，有一個“（丈夫）保留工資”，且不愿降低——維持傳統婚姻匹配模式，則搜尋失敗的概率會比擴招前增大——婚姻預期收入下降了。這是女研究生在婚姻市場“價格下降”的經驗內容。擴招是逐年增大的，擴招后錄取的研究生分布在某個年齡段，在這個年齡段，受擴招影響的密度隨著年齡增大而減弱，超過這個年齡段，擴招的影響消失。由于研究生人數在鄰近隊列中的變化是連續的，2005年數據中的25-34歲群體，越接近34歲隊列，受擴招的影響越小，“干預效應”會遞減。

（一）檢驗：搜尋困難導致結婚率下降

微觀數據只顯示被調查者的婚姻狀態，有婚姻經歷者才回答“初婚時間”并計算出初婚年齡。把一個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齡”視為“搜尋難度”的代理變量，則平均初婚年齡越大的城市，說明在婚姻市場上搜尋的時間越長，因沮喪退出的概率越高。

我們觀察了全國342個城市里，不同受教育群體的平均初婚年齡和結婚率之間的關系，發現無論是2000年還是2005年，兩者都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受教育水平越高，系數的絕對值越大。2005年的系數又顯著大于2000年。

（二）檢驗：高校擴招對婚姻選擇的影響

擴招影響了25-34歲隊列的婚姻市場選擇，但不影響更大的35-44歲隊列。如果分教育程度考察兩個隊列在此期間的結婚率變化，可以看出，每個次級群體內的結婚率都在下降，顯然，當進入婚姻市場的研究生供給增加時，搜尋成功的概率加速下降了：尤其是新進入的研究生，女性所占比例提高。所有四個受教育群體（高中生、大專生、本科和研究生）在此期間的結婚率都顯著下降了，25-34歲女研究生的交互項系數（絕對值）最大：女性的結婚率下降了12.8%，而男性只下降了9.8%。

然而，當所有的次級群體內懷疑受到擴招干預的年輕隊列都有下降的結婚態勢時，我們并不能準確把握擴招對婚姻的真正影響，只有控制了不受擴招影響群體的婚姻變化趨勢后，“剩下的效應”才是擴招導致的。

擴招后入學的研究生，在2005年大多處于25-34歲隊列，全面進入婚姻市場；擴招后入學的本科生和專科生，在1999年為19-21歲，到2005年，變成25-27歲，開始進入婚姻市場。從受到干預的密度看，他們不如研究生群體那么強：在25-34歲本專科生群體內，只有偏向年輕隊列（25歲）一端的樣本，才可能受到了高校擴招的影響。本文用兩種策略偵測干預密度不同產生的影響：第一，擴展對控制組的選擇，察看擴招的影響；第二，分隊列觀察，預期隨著年齡增大，三次交互項系數會縮小并變得不顯著。

城鎮住戶調查數據雖然時間跨度和人口普查數據不完全一致，但估計結果卻是基本一致的：隨著本科生越來越多地進入婚姻市場，他們結婚的概率顯著下降且幅度變得越來越大。

大專與本科同時錄取，但學制為2-3年，大專生畢業時，年齡要小于本科畢業生，他/她有更長的婚姻市場搜尋時間，應該有相對更高的搜尋成功率。對高校擴招干預密度的測量結果顯示：受到擴招干預越強的年輕隊列，在婚姻市場上受到的影響越大。

假定女性在選擇受教育程度時，同時考慮了勞動力市場收益和婚姻收益，把所嫁丈夫的收入視為婚姻收益——這是個簡單測量，那么，她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就是一個理性選擇的結果。本文對女性的教育程度分階段考察收益率，從而對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上是否出現過度教育進行判斷。

把婚姻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教育收益率放在一起比較可以推斷，對女性來說，教育程度超過大專以后，同時面臨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尤其是在本科到研究生階段，婚姻市場的收益率更低。

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結婚概率顯著提高

通過國際比較發現，2010年，日韓等發達國家，25-34歲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60%左右，而中國只有18.5%，巨大的差距，既是追趕的空間和動力，也是我們相信今天高等教育規模并未過度的依據。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高勞動者素質，使其在市場上有更強的適應性，從而降低他們在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中面臨的風險。全社會人力資本提高則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因此，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方向是正確的。但對擴招的過程及其影響，要作深入的研究和處理，因為擴招對婚姻市場的不利影響已經顯現出來，對熱衷于經濟增長并不斷尋求增長源泉的各級政府來說，這個負面影響還沒有引起關注。

發達國家高等教育走過的歷程顯示，女性會占據主導地位，其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因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不斷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性別結構逆轉，在更短的時間內發生了。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一直在國際上處于較高水平，這個傳統，會激勵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甚至占據那些競爭激烈的工作崗位，這限制了她們投入家庭的時間。從一定意義上說，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剩女”，大多是勞動力市場上的成功者，中國也顯示出同樣的特征。

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結婚的概率顯著提高了。在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總和生育率遠低于更替水平的條件下，中國會遭遇多重損失：首先會進一步減少出生人口數量，而且，減少的恰恰是潛在最優家庭的人口。這群最有生物學和社會學優勢的人口沒有出生，阻斷了家庭內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利于子女教育。從微觀層面看，這些不結婚者進入老年時，即使能為自己積累足夠的養老金，也會缺少家庭內的照料和安慰，面臨更高的身心健康風險。

三十多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導致嚴重的性別失衡，男性更多導致的婚姻擠壓及社會風險，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環境所迫，事實上選擇了單身，進一步加重了男性的獨身狀態——主要是那些低教育群體，增加了潛在的社會風險，如性犯罪。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選擇不結婚，不僅擠壓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間接擠壓了受教育層度低的男性同伴，找不到配偶。

Bertrand等學者考察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歷屆MBA畢業生后發現，女性為了家庭，選擇競爭不太激烈的崗位，或者退出了競爭激烈的崗位，隨著時間延長，與男同學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些沒有結婚的女性畢業生，則可以一直堅持在競爭激烈的崗位上，其收入水平不亞于男同學。退出是理性選擇。另一項關于女性福利的研究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幸福感最高的是“有家庭無工作者”，其次才是“有家庭有工作者”，再次是“有工作無家庭者”，最不快樂的是“無家庭無工作者”。因此，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果不結婚成家，無論對自身還是對社會，都是一種持續存在的風險。不可因她們今天勞動力市場的成功，而忽視了這個長期風險。

本文研究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對婚姻市場的影響。由于數據限制，本文只能觀測到最晚2009年的婚姻狀況。我們看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結婚率比擴招前有很大幅度的下降，男女皆然，但女性的結婚率下降幅度更大。女研究生的結婚概率下降了8－22個百分點。人口普查數據的結果顯示，受到擴招干預的密度越大，結婚率下降的幅度也越大。城鎮住戶數據提供了一致的證據：2009年本科生結婚的概率比2002－2003年下降了18.5個百分點，女本科畢業生的結婚率甚至下降了28.6個百分點。

從本文的研究結論能引申出什么樣的政策含義呢？首先，對高校擴招的長期影響需要關注和研究，這個事件幾乎影響了近一半的家庭。其次，女性在高等教育階段占主導地位是發達國家經歷過的事實，那么，應以此為出發點，尋找干預的措施，比如，能否在大學階段，調整課程設置，對大學生進行婚育教育，幫助畢業生為參與婚姻市場和組建家庭做好準備。對那些有成立家庭意愿的年輕人，不可因其缺少相關知識和信息或者不準確期待值等原因，忽略了未來必然面臨的婚姻市場選擇，導致搜尋失敗。

本文選自東方早報，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吳要武 劉倩 2015-08-23 08:4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