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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哈佛商業評論

作者：沃爾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今天，任何人都能開創一家技術公司，創業成本遠遠低于從前。此外，蓬勃發展的風險投資產業、數不勝數的天使投資人以及類似Kickstarter這樣的眾籌網站都使公司更易于獲得資金。

然而，我們為什么越來越喜歡贊頌科技業先驅，而嘲笑和輕視如今的創業者？這種差異從何而來？一種解釋是，歷史經過大浪淘沙之后，只留下偉人的印記。這也許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

AMC出品的新劇《奔騰年代》（Halt and Catch Fire）第二季講述了個人電腦誕生的故事。劇中主人公鼓勵他的兩位下屬，不要在乎最近碰的釘子，繼續開發新一代個人電腦。“我們之所以能這么做，是因為我們是非理性的一群人，”他繼而引用蕭伯納的一句名言，“理性的人讓自己適應社會，非理性的人總是堅持讓社會適應自己，所以，所有的進步都得靠非理性的人。”

這句話完美闡釋了我們對“科技的過去”所持有的態度。回首過去，我們看到的都是舊習終結者和超級天才。但是一旦將電視劇劇情快進30年，進入HBO連續劇《硅谷》中，我們就會發現，今天的科技創業者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的形象。劇中的創業者更在意只用一個周末編代碼就能實現的創意，而不是改變世界的創意。其中一個創業者終于熬到把公司以兩億美元賣給谷歌的那天。他說：“我們通過最大程度重復使用和擴展代碼，構建起優雅的層級體系，從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這些電視劇確實存在虛構成份，尤其是刻意拙劣模仿了《硅谷》。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對過去的創新心存景仰，但是對今天的許多科技產品表示不屑。這種差異真實存在，最近出版的幾部非虛構作品對此也有體現。

讓我們以兩本書為例：邁克爾·馬龍（Michael Malone）的新書《英特爾三杰》（The Intel Trinity）記錄了英特爾公司的歷史。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創新者》（The Innovators）描繪了那些一手開創計算機產業，從而改變世界的先驅者們。這兩本書都講述了英雄事跡，比如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在書中例舉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的故事：1971年10月，這位傳奇工程師兼創業者邀請親戚到加州參加家庭聚會。在駛向舊金山灣區的一次大巴之旅中，他大膽預測自己公司的產品將產生的影響。他高舉英特爾全新的4004 微處理器說：“這個東西將改變世界。它將給你們的家庭帶來巨變，你們每個人都將擁有電腦。你將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信息，一切都將以電子形式發生。”

當然，諾伊斯的預言成真了。諾伊斯和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還有馬龍和艾薩克森筆下的其他人物確實創造了我們的未來。因此在回顧這些人物時，我們無疑心存崇敬之情。

然而，在吉迪恩·劉易斯-克勞斯（Gideon Lewis-Kraus）最新的電子書作品《無路可退》 （No Exit）中，作者以內行視角描繪了今天硅谷公司平淡無奇的創業歷程，毫無任何鼓舞人心的情節。該書圍繞一家名叫Boomtrain的初創公司展開。公司創始人不乏創業熱情與能力，盡管公司成功機率很小，他們仍然堅持宣講，不斷顛覆自我。但是這本書的問題在于，這些創始人和他們的公司沒有任何亮點。他們來自一個創業孵化器，而非實驗室或車庫。他們聚焦于可行的商業模式，而非科學研究或發展。他們顯然沒有要改變世界的意思。

盡管今天科技進步迅猛，我們仍然很難擺脫一種感覺，那就是與20年或30年前相比，今天的產品與服務顯得渺小很多。公司的員工數量越來越少，企業很少能夠在基礎或應用科學范疇中實現突破。造成這一局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創業的大規模平民化。

這種現狀是好是壞還不得而知。再過幾十年，當我們回顧今天的科技界，尤其是硅谷時，我們可能視之為不成熟、只產出不實用甚至可笑創意的地方，與顛覆性技術沒有絲毫干系。或者我們可能發現，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創業點子與當年微芯片或者個人電腦的發明不分伯仲。當今的技術英雄，比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彼得·泰爾（Peter Thiel）、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有一天可能會與英特爾的諾伊斯和摩爾齊名。差別在于，前者被一輪又一輪模仿者圍繞，而這些模仿者不會也不想改變世界。

康欣葉 |譯　時青靖 |校 萬艷 |編輯

進步主義 2015-08-23 08:5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