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為什么是韓寒

簡體傳統

既然大家都擁有同樣平庸的思想，誰也沒法憑借思想本身來顯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當然就是能把這種平庸思想表達得最為生動活潑的時尚偶像了。

當年曾有人說，中國的教授全加起來影響力不及一個韓寒。《時代》周刊也把韓寒列入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候選名單中。甚至有人把他視為“當代魯迅”、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韓寒主要是位賽車手、小說作家，短期辦過雜志，其思想性的寫作，最多是自己博客上的若干雜文。如此輕松瀟灑地贏得這樣至高的地位，自然令人拍案驚奇。不管我們對韓寒本人如何評價，韓寒現象，則是思考當今中國的思想文化所不可跳過的。
去年年底，韓寒發表三篇博文《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被簡稱為“韓三篇”，一時間網絡騰沸。既然“韓三篇”是韓寒最近的，也是影響最大、最集中的思想寫作，大概也比較能夠體現他的思想深度吧。但是，通讀三篇后，其觀點卻讓人失望。
那韓寒現象何以在中國受到如此的追捧和重視?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平庸思想的全民化。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思想界缺乏進步，老調一遍一遍地唱，乃至“中國人素質低”變成婦孺皆知、未經反省的正統意識形態。在這方面，那些在大學里當教授的除了比普通百姓讀書多外，并無任何實質性的思想優勢可言。
第二，思想的時尚化。既然大家都擁有同樣平庸的思想，誰也沒法憑借思想本身來顯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當然就是能把這種平庸思想表達得最為生動活潑的時尚偶像了。“韓三篇”也就是這么打響了。韓寒只需要把1980年代大家都聽膩了的啟蒙思想重新炒一遍，換上個新的包裝即可。畢竟，對80后、90后來說，“遠光燈”比阿Q等等要親切直觀得多。
但是，平庸思想的時尚化并無法掩蓋思想的貧困。韓寒不越現代中國啟蒙主義的雷池一步。而那些給他提供營養的啟蒙主義知識分子，早已喪失了回應時代挑戰的思想能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陸思想界的貧困，恰恰是太看重思想所致。啟蒙主義總把一切思想作為變革的“第一推動”，似乎一切都要從國民素質的提升開始。其實，中國的改革并非是那些引進“先進思想”的啟蒙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而是小崗村農民自發的行動所導致的。知識分子無力進行這樣的制度創新，本不奇怪。但至今無法對這種制度創新進行思想性的解釋，則純屬失職。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一直用市場經濟的模式對小崗村進行解讀，因為在他們自以為“先進”的啟蒙思想中，市場經濟是一個核心。但是，小崗村首先是個“群體事件”，在這個“群體事件”中，村民們自發形成了基層的公共決策，最終導致了使我們受益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這幾年，我一直在進行市場經濟生成史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歐洲、日本的資料。在世界史中，我發現了一個非常類似的現象：市場秩序的生成，往往是以一系列“群體事件”為先導。這些“群體事件”導致了地方社會公共秩序的誕生，最終取代了貴族主導的封建秩序。北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低地國家的自治城市等等，大致都經過了這樣的過程。日本中世紀以來鄉村自治的傳統，也奠定了日本現代化和民主的基礎。
可惜，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雖然爭先恐后地到日本取經，但眼睛總是盯著日本是怎樣西化，對于日本汗牛充棟的村文書等文獻史料視而不見，學到的僅僅是最為皮毛的“日本經驗”。
其實，我們如果拋棄啟蒙的成見，用另樣的眼光看待歷史、觀察現實，往往能夠得出非常不同的結論。所謂“中國人素質低”，主要是指中國人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品德。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已經略作分析，可惜也沒有回答為什么的問題。在我看來，這種重私德而缺公德的“低素質”的形成，一大緣由就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缺乏“群體事件”，或者說“群體事件”充分成長的空間。所謂公共秩序，最初往往都是在“群體事件”中自發生成的。“群體事件”要求每個參與者顧及他人的利益，大家共同進退，維持著嚴格的道德規范。這種“群體事件”中的規范，最終自然轉化為公共秩序的規范。
可嘆的是，小崗村三十多年后，烏坎村民已經開始了投票。啟蒙主義的知識界卻拜倒在一位賽車手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