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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絡，作者：鄭有年，梁京

鄭永年：防止"新常態"變成"非常態"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國開始進入了"新常態"，通過頂層設計，出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發展的藍圖，主要表現在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改革和發展方案。三中全會通過的方案的主題，是推進以市場化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四中全會通過的方案的主題，是推進以法治建設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執政黨也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持續的反腐敗運動，在強化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同時，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力和防止黨內"寡頭政治"的出現。這一系列的舉動結束了十八大之前"無改革"的局面，也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悲觀看法，展示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的大好前景。

意識形態是最大的政治，今天仍然要防左

但是，要實現所規劃的美好前景，不僅需要把這些規劃執行和落實下去，需要避免在執行過程中犯重大的錯誤，更需要提防有可能出現的"塌方式"的變化，甚至倒退。從近來的一些局部發展來看，塌方式的變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是近來意識形態尤其是左派意識形態的回歸。左、右派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但最近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已經進入新階段，一些觀察家稱之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內戰"。左派尤其是左派機會主義營造著類似文革那樣的意識形態政治氛圍，踐行著文革那樣的斗爭方式。在中國政治環境中，意識形態爭論并不是簡單的理論和學術爭論，而是具有深刻的經濟社會外部性，會深刻影響改革和發展的大環境。在中國，意識形態始終是最大的政治。上世紀90年代初，盡管經歷了被視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結果的1989年的Tiananmen事件，但鄧小平仍然很清醒意識到左派在中國的危害性。他強調，對執政黨來說，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還是要防左。今天的中國仍然面臨類似的情形。

老百姓對國企改革高度不滿，出現民粹主義

一些改革也開始出現民粹主義的傾向。最顯著的就是國有企業改革，從以前的極端新自由主義，開始轉向極端的民粹主義。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有企業工資水平的改革。從前是新自由主義，仿照美國華爾街的方式，給國有企業領導人奇高的工資水平，并且對國有企業沒有任何有效的監管，造成了內部的令人發指的腐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式誤入歧途，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畢竟不是華爾街的企業。國企主要依靠行政壟斷和政治權力來謀取高額利益，毫無作為而收獲高額利潤，但華爾街企業則需要在市場上打拼，冒著無限的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華爾街模式在西方導致了老百姓的很大的不滿。中國老百姓也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表達了高度的不滿。糾正新自由主義的弊端是對的。問題是如何改革？根據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市場化應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但工資改革則表現出民粹主義的趨向，為了迎合民眾的不滿，國企老總的工資從以往的上千萬元甚至更多減低到數十萬元以內。這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過低的工資水平如何能夠調動國有企業管理層的積極性？有跡象顯示，人們試圖從意識形態和道德說教來看問題和解決問題。不過，這樣做并不能持續，也不會成功。一個更有效的方式是走三中全會確立的市場化路線。國有企業必須市場化，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取利益，工資水平則需要在適當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讓市場決定。通過1990年代朱镕基大刀闊斧的改革，國有企業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國有企業的改革走上了民粹主義路線，最終必然會給國企帶來更多的問題，重新走回困境，導致改革的失敗。

反腐敗的"非法律方式"給企業帶來不確定性

反腐敗的必要性和已經取得的成就，無需再談，但也應當注意反腐敗對經濟的一些負面影響。在一些地方，反腐敗已經從打寡頭轉向政治化和擴大化，不僅影響到官僚體系的運作，也影響到企業的運作。這次反腐敗主要針對的是黨政官員，而非民營企業。盡管發生了少數幾個類似劉漢那樣的案例，但對更多的企業家還是體現了"放過一馬"的原則。盡管如此，反腐敗還是對民營企業發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法制不健全。例如，對企業和企業老板的關系沒有明確的法制化。在發達經濟體，一個企業的老板出了問題，企業仍然可以繼續運作，因為企業老板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和邊界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在中國則不一樣，在多數場合，企業老板一出問題，整個企業運作就停頓下來。第二，反腐敗運動過程中一些過度使用"非法律"的方式，例如用政治方式來迫使企業家承認和黨政官員的腐敗關系。這些都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影響著整體經濟的運作。

對政商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也出現了理想化現象。政商關系無疑是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不過，要對政商關系作現實主義的和科學的理解。二戰之后，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要數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體，被稱之為"東亞奇跡"。這些經濟體都形成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關系，批評者稱之為"裙帶資本主義"，支持者稱其為"戰略性資本主義"或者"發展性政府"。不過，一種更為科學的方式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東亞經濟體的成功是同時發揮了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政府和市場的有效配合，使得東亞社會僅用了30來年的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的歷程。

把所有的政商關系視為腐敗根源并不確切

相比之下，西方的發展的確是以市場為主。但這并不是說政府就沒有發揮作用。大多西方國家，尤其是那些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義，即通過政治和行政力量，保護民族產業，等民族產業成長起來，再讓企業成為主體，并向外開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東亞模式其實也沒有什么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走了類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就像東亞其他經濟體所經歷過的，或者仍然經歷著的，過于緊密的政商關系導致了嚴重的腐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轉型？這需要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關系必須得到改變，但把所有的政商關系視為是腐敗的根源并不確切。從東亞的經驗看，通過改制，可以大大減少和控制腐敗，但要避免過分理想化的政商關系。即使在西方，人們仍然在探討建立什么樣的政商關系，規制型政府的演進就是很好的例子。

官僚掌握權力卻不作為，企業沒有權力難有作為

在經濟層面，今天也面臨很多的問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的市場并不發育成熟。中國的困境是處理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這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問題是市場在哪里呢？從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經濟運作，現在要退出來。的確，如果政府不退場，市場永遠發育不起來。但現實的情況是，政府的退出并不表明市場的成熟。政府的退出和市場的成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更大的麻煩是，從法律上來說，很多應當歸屬企業的權力，現在仍然在政府官僚機構手中。現在因為種種因素（例如反腐敗），很多官僚機構已經不作為，出現了空轉政府。這樣就出現了政府有權不作為，企業卻沒有足夠的權力來作為的現象。這樣如何能夠把國家的改革發展藍圖轉化成為現實呢？

中國已經接受了最壞形式的資本主義，更無情更惡劣，具有高度投機性

更為嚴峻的事實是，中國已經接受了最壞形式的資本主義。盡管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中國企業的要務仍然是發展實體經濟，但中國的企業家紛紛從投資實體經濟轉向資本運作。資本運作方式的惡劣性，比美國華爾街資本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里，中國也面臨一個困境：要和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只能走比發達國家更為無情的和惡劣的資本主義形式。在早期表現為對農民工的壓榨，現在是轉向了具有高度投機性質的金融資本主義。通過"聰明"的資本運作，大量倒賣企業，把企業當做股票那樣倒賣。這在美國已經產生了無窮的問題，中國會出現更嚴峻的問題。不僅把一些好的企業吃掉，而且會制造大量的經濟泡沫。不管其理論上有多么漂亮的話語（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投機資本的結果就是扼殺實體經濟，把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沒有其他的功效。可以預見，如果這種惡劣的資本主義不能得到糾正，中國永遠產生不了優良和可持續的實體經濟。

經濟新常態需要法治化來避免各種極端情況

盡管"新常態"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國還遠遠沒有進入"新常態"。人們所知道的就是，舊常態難以為繼了，兩位數的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除了這一點是確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確定。理想地說，新常態就是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比如10至15年，實現經濟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長。顯然，新常態是中國需要爭取實現的目標。但是，現在還沒有達到這種狀態，中國面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2014年實現了7.4%的增長，但普遍認為有很大的水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是如何虛報GDP數據的事例。其實這種虛報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經濟比較熱的時候，各地方會少報；但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會多報，去年已經把所有能夠報的都報上去了，今后幾年的下行壓力會更大。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新常態已經到來，人們可以對中國今后的改革發展高枕無憂了。如果有了這樣想法，那會是大錯特錯。實際上，能不能實現新常態是中國今后改革發展的關鍵。前些年有關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爭論很有意義。如果不能實現新常態，中等收入陷阱的腳步聲便離中國不遠了。從這個視角來看，今天的中國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種極端的主義、官僚的不作為、惡劣資本主義、腐敗等等，都需要用法制來避免，用法治來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態"的最好保障。

梁京："新常態"正在向"非常態"轉變

最近，一直"挺習"的鄭永年，在鳳凰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防止'新常態'變成'非常態'"的文章，對習近平的執政表現表達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憂慮和批評。我非常理解鄭永年的心情，因為我最近也做出了這樣的判斷，中國的政治形勢正在發生急劇變化，"新常態"正在向"非常態"轉變。

不過，我并不同意鄭永年文章中隱含的這樣一個批評，即習近平執政的問題主要是意識形態偏左的問題。如果按照鄭永年的邏輯，習近平只要多聽右派的意見，包括多聽他的意見，中國的情況會大為改觀。事情并非如此簡單。

中國今天面臨的危機，本質上不是信仰哪一種現代意識形態導致的惡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權力和物質利益的結果。因此，加大左或右的話語力度，對于中國走出今日的困境其實是于事無補的。

正如很多人都認識到的，中國現在的基本秩序，完全是依靠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來維系的。這是因為中共幾十年的統治，已經徹底摧毀了社會自治的能力。加上近三十年來的市場化過程，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高度原子化的社會。在這種格局下，如果官僚體系解體，整個中國社會就解體了。

江澤民、胡錦濤掌權的時代，一方面系統地壓制各種社會自治的沖動，打壓民間組織的成長，一面又姑息，乃至鼓勵官僚以權謀私，以至官僚系統空前膨脹、空前腐敗。這個趨勢如果不改變，中國就會徹底崩潰。這個道理，很多人都看到了，習近平也看到了。

正因如此，為了遏止官僚系統的自我解體和自我崩潰，習近平上臺后大力反腐，用政治高壓來威懾官僚，讓官僚"不敢貪"，由此形成了一個"新常態"。所謂"新常態"，就是讓整個官僚系統完全出于個人利害、出于對懲罚的恐懼來執行公務。這種既沒有經濟利益支持，也沒有道德倫理支持，沒有意識形態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態"能夠持久嗎？這是習近平反腐以來，一直盤旋在人們頭腦中的一個大問題。

最近的形勢發展表明，這種"新常態"已經難以為繼，力挺習近平的鄭永年剛剛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明證。那么，什么是中國的"非常態"？中國的非常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官僚體系完全失去對中央權威的信心，失去了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很多人都看到了這種危險，所以提出來要給官員加薪，要對貪官大赦，等等。但我認為，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面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迅速惡化，這些措施已經不足以維系官僚體系對中央權威的信心，不足以維系對未來的穩定預期。

那么，有什么神奇的辦法來避免官僚體系瓦解？避免進入無可挽回的非常態嗎？鄭永年文章的荒謬就在于，其字里行間隱含著的意思就是這樣神奇的辦法是存在的，就看你習近平聽不聽我的了。我認為，這樣神奇的辦法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危機發展到今天，權力精英集體的政治能力是決定中國官僚體系會不會崩潰最決定性的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而中國權力精英集體的政治能力是非常不透明的。習近平上臺以來，既展示了他藏匿多年的政治抱負和堅強意志，同時，也暴露了他嚴重的知識和學養不足。最危險的是，他似乎沒有能力舉賢任能，沒有能力擴展鞏固中央權威的政治同盟。這樣，他就不僅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對整個權力精英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最近，中國政治出現了不少政治怪象，包括中共的戰略特務公開在海外召集莫名奇妙的大會，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人對習近平的政治能力失去信心。如果習近平不能盡快扭轉他政治能力不足的印象，中國高層政治危機的爆發將不可避免，而如果高層政治危機一旦陷入僵局，則非常態的趨勢將難以逆轉。

中國的非常態一旦不可逆轉，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中國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大亂？對這一點，我現在還沒有能力判斷。因為與中國權力精英的集體政治能力一樣，中國民間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現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聯網帶來的溝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帶來的溝通革命，對中國人的政治能力能夠帶來多大的提升。也許正是這個因素，讓我對未來的中國政治演變，還沒有完全放棄希望。

網載 2015-08-23 08: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