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最看不起一類人沒喝多少洋墨水卻認為西方比什么都好

簡體傳統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作者劉心印）

——“林徽因對當時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非常痛恨，并決絕地表示與離開祖國大陸及去臺灣的知識分子斷交，包括給過她許多幫助的胡適。她曾說過，自己從小受歐美教育，但珍視中國；最看不起一類人，就是沒喝過多少洋墨水，卻認為西方比什么都好。”

——“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華園已經解放了，而解放大軍對北京的包圍正緊。一天，突然有兩位解放軍來到家中求見，請梁思成在一幅大比例的北京軍用地圖上，用紅筆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跡的位置，以便在大軍萬一被迫攻城時盡一切可能予以保護。生平第一次同解放軍的直接接觸，使這一對以中國古建筑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動得熱淚盈眶，并徹底消除了他們對共產黨的一切疑慮，從此便把自己的命運同新中國連在了一起。”

林徽因，民國人物中的話題女王。身前、身后，她總是人群中的焦點，人們熱衷于談論她的家世、美貌，尤其是愛情，至于她的才華和學問，因為懂的人不多，干脆就略去，或者當作是美女的一種別致飾品。八卦總是更容易被理解和傳播，但是，八卦之外的林徽因是什么樣子呢？

林徽因算生逢其時，在民國初年的環境下，她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最大的自由；并且，身邊總有一群才學兼備的朋友可以高談闊論，在中國古建筑研究領域成果斐然；新中國成立后，她參與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林徽因算生不逢時，由于戰亂和病痛，她姣好的容貌和健康被嚴重損害了，人生的最后幾年幾乎都是纏綿病榻；她的才華和學問，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從未有機會得到全面的施展，成為其平生最大恨事。

短短51年的人生，林徽因留下的著述與其才學相比，實在太少。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了3卷4本的《林徽因集》，涵蓋林徽因在文學、建筑、美術領域的成就，并包含多封她與友人、家人的往來書信，是目前最為完備的林徽因作品集。林徽因自己的作品，因遺失了很多，幾乎僅留存下這4本書而已，而關于她的傳記、文藝作品及種種當時人的回憶卻是太多了，多到真假難辨。

近年，林徽因常常被拿來歸類，但僅就才華和成就而言，其同時期及以后能與之相比的女性少之又少。人們對她的贊美或詆毀，往往都是因著誤會，并且也太輕率了。細讀林徽因的文集，便會發現她的復雜，她值得被關注的遠不止美貌和情感。

1934年夏，山西汾陽小相村靈巖寺內，一尊鐵佛露天盤坐，“低頭前傴，現憫惻垂注之情”，林徽因仰望似與鐵佛對視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響點亮了四面風；輕靈

在春的光艷中交舞著變。

——林徽因《你是人間四月天》

1904年，林徽因出生于福建閩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家庭。富足，但不能算幸福。林徽因兩歲時，父親林長民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學習。林家似有盡心報國之家風，林徽因的兩位堂叔林覺民、林尹民都位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漂亮、早慧的林徽因深受父愛。盡管如此，由于沒有子嗣，林長民后來另娶妻程氏，生下一女四子，林徽因的生母何氏失寵。童年緊張的家庭關系，影響林徽因終生。

1920年，16歲的林徽因隨父親去英國。在倫敦，受一位同學的影響，她開始對建筑藝術產生興趣。一年后回國時，她的英語和文學水平已經頗引人注意，開始在北京的新文學界嶄露頭角。1923年，她登臺在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中飾演女主角齊德拉公主，臺詞全用英語。

林長民與梁啟超是好朋友，林徽因與梁啟超長子梁思成均是同輩中的佼佼者，且對藝術有共同的愛好，1924年，兩人戀愛了。此后的若干年中，乃至今日，梁林二人的名字還時常被一同提起，尤其在建筑界。

1935年，正在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的金岳霖、懷抱女兒梁再冰的林徽因、費慰梅、費家友人、費正清等人在北京天壇留影（從左至右）。美國人費慰梅是林徽因唯一的閨蜜

當年夏天，梁林二人先后到美國，就讀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并決定以建筑為職業。但因為當時賓大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該校美術學院，但選修的主要是建筑系的課程，她注冊的英文名字叫菲莉斯（Phyllis）。兩年多以后，林徽因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美術學院，獲學士學位，梁思成則獲得了建筑系碩士學位。此后，林徽因又轉到耶魯大學學習舞臺美術設計。

梁林二人都對中國的古建筑懷有深情的熱愛，在賓大求學期間，林徽因曾公開表達過：“荷蘭的磚瓦匠與英國的管道工，正在損害著中國的城市，充斥各個城市的是那些他們稱之為新的時髦式住宅的滑稽而令人討厭的范例。比如一座中國住宅被添上法國式的窗子，美國殖民地式的門廊和大量并不必要的英國式、德國式、意大利和西班牙式的裝飾細部，這是對東方藝術的褻瀆。”1928年，這一對新婚夫婦回到了祖國。

林徽因和梁思成

花刺是花的幽默，

顏色，她的不謹慎。

她殘了，委屈里沒有恨。

——林徽因《詩——自然的贈予》

回顧林徽因的一生，20世紀30年代算是她的黃金年代。在梁從誡回憶母親林徽因的文章《建筑家的眼睛詩人的心靈》中，他寫道：“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為一個年輕、熱情的建筑學家所進行的對中國古代建筑的開創性的科學研究活動中，林徽因始終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僅陪同梁思成多次參加了對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調查旅行，而且還同梁思成合作或單獨撰寫了調查報告多篇，發表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它們至今仍被這個行業的專家們認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她為我國古代建筑技術的重要工具書《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序》，可以說已成為這個領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讀的文獻了。”

當時，中國古建筑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日本學者甚至斷言中國沒有唐代古建筑。民族自尊心成為梁林二人立志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念來系統研究中國古建筑的原動力。1932年6月14日，梁思成去寶坻縣考察古建，林徽因在香山養病。在給胡適的信中，她寫道：“這種工作在國內甚少人注意關心，我們單等他的測繪詳圖和報告印出來時嚇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們目中無人以為中國好欺侮。”

1936年夏，林徽因去青州考察，她寫信給梁思成的妹妹梁思莊：“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車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處亂抓，結果渾身是包。”大小姐出身的林徽因，出人意料地能吃苦，且有苦中作樂的本事。在她和友人的信中，經常能夠看到她幽默的一面。但她的同性友人不多，同國籍的甚至可以說沒有，她的人緣在異性朋友那里用光了，所有見到她的中國女性都不自在。

費正清的妻子，美國人費慰梅是林徽因唯一的閨蜜。梁費兩家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相交多年，在動蕩的時局中，他們建立了真摯的友誼。1936年5月7日，在寫給費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寫道，在北平北總布胡同的家中，“當一個‘老爺’娶了一個‘太太’，他們要提供十七張床和十七套鋪蓋，還要讓黃包車夫睡在別人家，不然他只能在院子里站著。”當年，除了梁林、兩個子女和林老太太，梁家還有五六位親戚朋友常住。那期間，也正是梁家經常高朋滿座、林徽因招致種種嫉恨的時候。

當戰爭越來越近，林徽因是北平的太太們中最早表示寧死不做亡國奴的。她曾給8歲的女兒梁再冰寫信：“如果日本人要來占領北平，我們都愿意打仗，那時候，你就跟著大姑姑在那邊，我們就守在北平，等到打勝了仗再說。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頂有決心才好。”

林徽因出人意料地能吃苦，常與梁思成一起騎著毛驢去窮鄉僻壤尋找古建筑

街上沒有光，沒有燈，

店廊上一角掛著有一盞；

他和她把他們一家的命運

含糊的，全數交給這黯淡。

——林徽因《微光》

北平淪陷后，林徽因在病中和家人一起倉皇逃離北京。1937年10月，她寫信給“二哥”沈從文，講述逃難經過：“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段！最緊張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濟南到鄭州。帶著行李小孩奉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我們對于戰時的國家僅是個不可救藥的累贅而已⋯⋯二哥，你想，我們該怎樣地活著才有法子安頓這一副還未死透的良心？我是女人，當然立刻變成純凈的‘糟糠’的典型，租到兩間屋子烹調，課子，洗衣，鋪床，每日如在走馬燈中過去。中間來幾次空襲警報，生活也就飽滿到萬分。”

顛沛流離的生活，讓林徽因感染了肺病，身體每況愈下。1個月后，她再次致信沈從文：“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點告訴我一點事，好比說我這種人需不需要活著，不需要的話，這種懸著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說一個非常有精神喜歡掙扎著生存的人，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許多希望著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沒有?” 這樣悲觀自棄的情緒顯然沒有持續多久，1個月后，在阮陵城，一路的好山好水，讓林徽因的心情也好了起來。她在這封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說到打仗你別過于悲觀，我們還許要吃苦，可是我們不能不爭到一種翻身的地步。我們這種人太無用了，也許會死，會消滅，可是總有別的法子我們中國國家進步了弄得好一點，爭出一種新的局面，不再是低著頭的被壓迫著，我們根據事實時有時很難樂觀，但是往大處看，抓緊信心，我相信我們大家根本還是樂觀的，你說對不對？”

在1937年11月24日給費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講述了一次剛剛遭遇的轟炸：“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16米的地方，這所房子里我們住了三間。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沒有人知道我們怎么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里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的玻璃和門窗、格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沖出房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流離失所的一家人決定繼續逃難，在去昆明的途中，林徽因一度體溫超過41攝氏度，病倒在湘黔交接的晃縣。在那里，他們偶遇了一批在航校受訓的年輕飛行員。1939年4月，林徽因在昆明寫信給費慰梅：“這八個孩子士氣很高、心地單純，對我們的國家和這場戰爭抱著直接和簡單的信心。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讓他們在需要時能夠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并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個個都沉默寡言。不知怎么，他們都以一種天真的孩子氣依戀著我們。我們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親情⋯⋯有一位我告訴過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別可愛，最近決定要結婚了。不要問我他結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會怎樣。我們就是無法回答這類問題。”

1936年，考察山東兗州興隆塔寺期間，認真記錄的林徽因與古建之美相得益彰

這封信寄出兩年后，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空戰中陣亡。林徽因曾在詩作《哭三弟恒》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別說是誰誤了你，是時代無法衡量，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在昆明的日子，林徽因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陷入貧困。她仍然忍受著病痛，將身體比作一輛在滇緬公路上磨到焦頭爛額的車子，“一星期來往爬四次山坡走老遠的路”到云大教授英文。一個月的酬勞有四十幾元法幣，而買工作不可缺少的皮尺就用掉了23元。但生活似乎沒能消磨掉她的意志，隴海線的激戰，讓林徽因興奮無比。她寫信給沈從文：“我真想在山西隨軍，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1941年冬，林徽因一家搬到了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偏遠山村——李莊。從那時起，林徽因就經常發燒臥床，再沒有享受過健康人的快樂。梁思成為了給她打針，甚至學會了靜脈注射。

在貧病交加的情況下，林徽因仍在病榻上堅持工作，用了幾年時間，幫助梁思成反復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國建筑史》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寫的《圖解中國建筑史》，初步實現了他們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懷有的學術夙愿。她取得的每一項成績，都是以健康為代價的。

目睹梁家生活的困窘，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為梁氏兄弟求援。信中寫道：“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筑，并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語）。營造學社歷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置，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注：蔣介石）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癥，所費當不止此也）⋯⋯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此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弟寫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1938年，西南聯大的“教授之家”。后排左起：周培源、陳意、陳岱孫、金岳霖。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再冰、梁從誡、梁思成；右邊三人是王蒂澂（周培源夫人）與女兒周如枚、周如雁。幾經顛沛流離，直到1946年，梁思成一家才回到闊別9年的北平

而林徽因后來在寫給傅斯年的感謝信中，一再強調“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及“學問工作恐已無分，將來終負今日教勉之意，太難為情了”。林徽因所言并非虛偽的客套，費正清夫婦1946年曾邀她去美國治病，她因不愿意離開祖國、要與自己的同胞共命運而拒絕了，梁思成也支持她的選擇，雖然他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1945年，抗戰終于勝利，在林徽因離開李莊時，醫生診斷她的生命大概只剩下5年。在李莊最后的日子里，林徽因借助費正清帶來的資料，開始思考戰后建設低租住房的問題。

人間的季候永遠不斷在轉變

春時你留下多處殘紅，翩然辭別，

本不想回來時同誰嘆息秋天！

——林徽因《時間》

1946年7月末，梁思成林徽因回到思念已久的北平。不久，梁思成受到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的邀請，到美國學術訪問，其間受聘為聯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委員。

1947年2月1日，林徽因在給費正清的信中寫道：“政治的混亂和覺悟的痛苦給清晰的地平線又增添了烏云。我幾乎總是在消極地悲傷。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對思想的刻意操縱足可以讓人長時間地沉思和沉默。我們離你們國家所享有的那種自由主義還遠得很，而對那些有幸尚能溫飽的人來說，我們的經濟生活意味著一個人今天還腰纏萬貫，明天就會一貧如洗，當生活整個亂了套的時候，我在病痛上的日子更毫無意義。”

1943年，林徽因在李莊家中的病榻上，也是在這期間，幫助梁思成反復修改《中國建筑史》

林徽因對當時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非常痛恨，并決絕地表示與離開祖國大陸及去臺灣的知識分子斷交，包括給過她許多幫助的胡適。她曾說過，自己從小受歐美教育，但珍視中國；最看不起一類人，就是沒喝過多少洋墨水，卻認為西方比什么都好。

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華園已經解放了，而解放大軍對北京的包圍正緊。一天，突然有兩位解放軍來到家中求見，請梁思成在一幅大比例的北京軍用地圖上，用紅筆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跡的位置，以便在大軍萬一被迫攻城時盡一切可能予以保護。生平第一次同解放軍的直接接觸，使這一對以中國古建筑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動得熱淚盈眶，并徹底消除了他們對共產黨的一切疑慮，從此便把自己的命運同新中國連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開國大典。回到清華園的當晚，他叫醒了建筑系的所有學生，說當他聽到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時，激動地哭了。

林徽因同樣為新中國激動不已，一邊是病痛的折磨，一邊是繁忙的工作，她就像一支兩頭燃燒的蠟燭。她被聘為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她以驚人的毅力，認真地參加了首都的城市規劃工作；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對拆毀城墻、城樓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墻公園”的新穎設想；她熱心于北京傳統手工藝的復興，扶病來到當時瀕臨停業的景泰藍、燒磁等工藝工場調查研究，熟悉生產程序，為這些工藝品設計了一批具有民族風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圖案，并親自參與試制，同時還熱情地為工藝美術學院培養研究生⋯⋯

左邊是林徽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國徽圖案的第一稿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國徽圖案，是林徽因最光榮的任務。連續幾個月，她嘔心瀝血，一次次地參與修改設計，直到方案最后確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國徽圖案的那次會議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當她親眼看到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過了她所參與設計的國徽圖案時，淚流滿面。而這時，她已經病弱到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了。

1955年3月，林徽因耗盡了最后一點氣力，帶著許多她未完成的心愿離開了人世。她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一個偏僻的角落里，墓碑上鐫刻著一簇有著濃厚民族韻味、豐滿又秀麗的漢白玉花圈。這原是林徽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碑座上的一個刻樣。

死是安慰

林徽因

個個連環，永打不開，

生是個結，又是個結！

死的實在，

一朵云彩。

一根繩索，永遠牽住，

生是張風箏，難得飄遠，

死是江霧，

迷茫飛去！

長條旅程，永在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