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95歲高齡的費孝通先生仙逝，朋友讓我來說幾句。對費老這樣一個有著時空廣度和精神密度的歷史人物而言，說什么都顯得掛一漏萬，都難以言喻悼念者的感情。雖然，壽終正寢，蓋棺論定，贊生送死不辭，小子何敢讓焉？

　　實際上，對費孝通先生來說，他的晚年“余熱”不斷，但他的事功立言早已“論定”。網友們知道，用引擎搜索，可以搜索出各類百科全書、名人詞典、人物傳記中有關費老的簡歷、介紹和紀傳。他是當之無愧的大師型學者，他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都是社會學調查和理論的經典之作，他是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最堅實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前，他和摯友儲安平等人還是接力于胡適之等五四前賢的又一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開放的歲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是國家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在種種可見的成就面前，他“桑榆為霞”的努力，如周游全國市場的調研、出版文集、92歲講大課、回憶他早年的師友，等等，都是“老驥伏櫪”的修身慣性使然。但如果我們回顧他的一生，并試圖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我們可以理解，他的晚年言行仍有一種“慢慢地著急”（李慎之語）的焦灼洞明和達觀世故。

　　費孝通先生1933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獲社會學學士學位，193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生院，1938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他在社會學大師馬林諾斯基門下學習，在馬氏的指導下完成《江村經濟》博士論文的撰寫。大師為年輕的學生、一個有待完成然而功底厚實的大師巨作寫序說，“費孝通的著作，向我們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方法論是多么的扎實。書的主題是對湖澤地帶平原生活的一次實地考察，水道縱橫的平原是數千年來在物質和精神上撫育中國人民的地方。通過一個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費孝通在抗戰的漫天烽火中回到國內，任教云南大學社會系。在他的主導下，中國開始了一波新的農村調查工作，并獲致不少成果，也培養了一批人才。1943年，費孝通前往美國講學一年，返回后在清華大學任教。1947年后，費先后寫出《生育制度》、《初訪美國》、《重訪英倫》、《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著作，廣受讀者歡迎，也產生廣泛的影響。他的經典之作《鄉土中國》，厚積薄發，深入淺出，舉重若輕，文字優美，跟任何層面的讀者絕無捍格，有社會報道之誠而無學術僭越之霸。可以說，費孝通在他的才學識成熟期為中國的社會學寫作貢獻了一種親情的風格。《鄉土中國》宏觀地描述了中國文化的鄉土情結，把鄉土當成一種概念，以此涵蓋了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特質。費孝通研究中國文化模式如何從農村中產生出來，從而提出了包括“差序格局”、“禮制秩序”、“長老統治”等極其重要的概念。

　　用當下的話語，在有著巨大學術貢獻的同時，費孝通先生還是一個堅定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有著令人矚目的社會活動，有著令人弦誦不絕的公共寫作。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聯大和錢端升、伍啟元等教授發起“反內戰”演講，“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槍聲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聞一多被暗殺，費孝通雖在美國大使館協助下避入使館，但他仍撰文：“這是什么世界，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當胡適之等人都“下崗”作壁上觀或站隊幫閑時，費孝通和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們一起，獨立客觀地寫下大量批評時政的文章，他是當時處于夾縫中的自由主義孤島――儲安平《觀察》的撰稿人之一，他的言行為他贏了自由民主人士的聲譽。

　　費孝通以民主人士身分參加了新中國的政協會議。1952年全國院校調整，社會學被取消，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任副院長；1957年費孝通寫作“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在已被整飭馴良的知識分子隊伍里建構了一重大的社會命題，這一由社會學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學者發現的時代課題，大概可以跟蘇聯作家愛倫堡的《解凍》一說并美。只是從費孝通的“早春天氣”到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到新的千年世紀的各類“小陽春”，中國知識分子的春信不免虛妄。費孝通當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才平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恢復社會學的學科地位，費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國社會學教育的委托，自此開始活躍于政界、學界和中國社會。1980年后，費孝通還先后出任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民盟主席等職位。因年事日高，1996年辭民盟中央主席職，僅任名譽主席。

　　費先生的一生是復雜曲折的，他經歷了人世間最為巨大的榮辱。他有著巨大的學術抱負和用世之心。實際上，每一種人類知識的新的分工獨立，每一古老文明的被激活或新大陸的開發建設，不僅有著巨大的開疆拓土的遠景，而且其更新的精神思維可以教化或說反哺世界。這一后來居上的后發優勢在近二百年的現代轉型史上屢經證實，如啟蒙運動近百年之后的達爾文、馬克思、佛洛伊德等仍能在生物學、歷史學、精神分析學領域展現立言立法的創造力，愛因斯坦、維納等人仍能在科學方法論上的進行革命，從而大大豐富了人類的精神國度和現實生活；而拉美的作家、蘇東的詩人、發明東方學的薩伊德、思考落實于印度國情的阿瑪蒂亞森，以及那些激活了非洲、印度文明的傳統哲學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們，都以其言行事功讓西方人或說人類知識感受到了一種“逼人的輝煌”。毫無疑問，身為五四之子的費孝通先生也有著這種大創造的機運和才華，他也抓住了這種歷史機遇。錢穆、陳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個收獲期，有一個獨立的文化價值評判系統確立的時期，費孝通先生即屬于這一時期彌足珍貴的收獲之一。

　　遺憾的是，文化或道統的重建，胡適之展望的中國文化的文藝復興，很快被社會突變中止進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設人為地斷裂，少有成為后來者的營養，這也許反證中國知識人的創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們在觀念和方法論上少有為中國的百年千年巨變進行準備、少有為中國的社會革命提供思想資源。學來習得的中西知識未能化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訓教化社會，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識分子們多有暖昧或可議之處，費先生的“長老統治”有譯語的取巧而無中國氣象，從中也可見一斑。

　　這種不配于中國罪苦的知識，其社會遭遇是屈辱的、可羞恥的，也是后來者可悲憫的、必記取的。作為一個篤愛自由的學人，費孝通先生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們的淪陷，斯文掃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懼、無告無助的痛苦、朋友失蹤非命的慘烈、人神遠離的絕望，他都經歷了。他活過來了。他活成了明哲，他對“春天”不再聞問，他從民權滑落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徹悟、出路來規范早年的抱負，他說自己的一生不過“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后之明達君子，或可諒讀、知人論世于費老乎？

　　但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卻是又一次價值評判系統確立的時期，中國的時流在無遠弗屆地規范個人生活的同時，民間、體制外從來有一種清議，有一種重建生命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努力。中國的憂時傷國之士，因此能夠在個人的不幸外獲得歷史和民眾的贊辭。如范仲淹驕傲于“仲淹三貶而光”，他們確實并不孤獨。而費孝通晚年的榮華富貴卻在他的盟友和知識界那里有了不同的反應，筆者本人也強調過這一現象，“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潛先生、馮友蘭先生、費孝通先生、楊振寧先生等學貫中西的‘通人’”，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認知和態度，曾經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難索解的一頁。

　　得失固不能為外人道，但費老一定深味過內心的凄苦、屈辱和孤獨，他一定有過救贖的愿望，他因此不顧及老境的安適，風塵仆仆于中國大地的市場建設，他確實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時，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強調“文化的自覺”，他自覺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認自己不易體會中國文化深處的東西，他承認從知識分子這個整體看，確實還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堅定地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處，文化自覺的要義在于它是為人的，而不應該舍人救所謂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讓人來保存它。在這一點上，他的眼光和敏感遠非當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管窺。

　　費孝通先生在87歲高齡的時候，曾到江蘇吳縣做社會調查，他跟小城鎮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歲上下的老婦人，老人服飾很有特色、儀容整潔、神態安詳，而當費教授請她聊天時，站在一邊旁觀的她反倒退回里間，連面也不肯露了。對費孝通先生來說，這是一種慘痛的感受。他認為他看到了一種文化的變遷，即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來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覺得不能出來見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歡迎她出來。可是她自己覺得，我這一套不行了。這樣一來，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滅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這文化要滅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沒有自信心了。這不是她個人的自卑，她對她的文化沒信心了。”

　　費孝通的“文化自覺”說可謂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劑，他以闊達的態度指明人類的發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因為他在自家文化里發現了“推己及人”、“親親仁民”的思想。但這些晚年的省思跟他早年提供的材料方法一樣，多只是提出了問題。也許這正是他那一代大師的特點，他們提供了線索，提供了路徑，提供了各種立身處世的標本。

　　前賢已矣，有待來者。

　　2005年4月25日，余病第37天，出院日試筆。

本文摘自搜狐網

愛思想的青年 2015-08-23 08:5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