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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曾看過何新先生的一本書，書的題目和內容都忘了，其中有一個觀點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生產關系會妨礙生產力發展卻不會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個觀點的新穎獨特之處在于，與傳統的生產關系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的觀點不符。生產關系者，模式也。按照何新先生的觀點，壞的模式會妨礙生產力的發展，好的模式最好也就是不會妨礙生產力發展，卻不會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個觀點與當下的主流觀點不符。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奇跡”是由中國模式帶來的，姑不論中國目前取得的發展是不是“奇跡”，即便中國經濟在這一段時間取得很快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中國模式“促進”的？

一，農民生產積極性是由承包制調動起來的嗎？

我國的改革是逼出來的。比如農村承包制，是在行政式的集體經濟搞不下去的情況下，農民為了吃飽肚子而悄悄搞起來的。如果再行壓制，農民還要餓肚，更遑論走向富裕了。又如發展個私經濟，當時有大量知青返城，國家無力給他們安排工作，如果不允許個私經濟存在和發展，這些人怎樣生計？所以，中國的改革過程，明顯具有打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桎梏的特點。它不是在構筑什么模式，而是在生存和發展的壓力下摧毀傳統的制度桎梏。如果農民家多養一頭豬想生活更好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這樣的制度難道不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農村實行承包制之后，農業生產獲得快速發展。主流意識形態說是農村承包制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農民生產積極性是由承包制調動起來的嗎？還是本來就有，只是被以前那種行政式的集體經濟壓抑了？顯然，農民生產積極性本來就有，它源于人追求幸福和富裕的天性，如果建國后不實行行政式的集體經濟制度，生產早就發展起來了。承包制只是賦于農民生產自主權、經濟行為自由權、以及收益直接歸自已所有的收益權。是對農民放松管制擴大自由，是打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集體經濟）桎梏，而不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動力。而一旦放松管制，人們獲得更多自由，生產力就發展了。

同樣，允許個私經濟存在和發展，是對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否定，是對任何社會個體運用自已的勞動、技術、包括資本，去討生活求富裕權利的認可和回歸，而這種權利，是個人最基本的天生的自然權利，卻在社會主義的理念下被剝奪，這種剝奪，正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改革之后，私有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正是打破這一桎梏帶來的。

中國的改革，就是在這不斷打破桎梏的過程中蹣跚前進。改革之初，我們并沒有設計什么模式，改革之中，我們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但市場經濟并不是什么模式，而是在人的經濟發展權利不被剝奪的條件下，自然形成的。簡單說來，只要不去設計什么計劃經濟或其它什么經濟模式，并付諸實施，社會經濟的自然發展就是市場經濟。而計劃經濟確然是一種模式，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并不是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過渡，而是一個去模式化的過程。如果中國建國時把土地分給了農民之后，不去搞集體化和人民公社，不去搞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強制性的一律只準搞集體經濟，國有經濟，那三十年后還用實行經濟改革嗎？我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改回到建國初期，從頭再來，同時也是一個回歸自然的過程。簡單說來，中國前三十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或曰建立某一模式的過程，就是一個制造生產力發展桎梏的過程。而改革是否定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打破生產力發展桎梏的過程。

二，經濟要素流動的均衡作用

中國取得目前的經濟成就，明顯與中國實行的開放政策有關，但開放的政策是一種模式嗎？

經濟學有一個產業轉移理論，它建立的基礎是在經濟全球化，即經濟要素可以在全球流動的條件下，基于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所帶來的生產成本主要是勞力成本差異，會推動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這種轉移，首先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隋著不發達國家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會帶來技術型產業的轉移。產業轉移是通過兩條途徑實現的：一是生產低成本，技術高收益的選擇，使發達國家的資本與技術流向不發達國家，投入在地城上的變化，帶來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二是不發達國家的產業，因以勞力成本低為主的生產成本低帶來產品價格低（非生產效率高帶來的產品價格低），在世界范圍內的產品市場份額爭奪中，處于有利地位，遏制并減少高勞力成本產品的市場份額，從而萎縮高勞力成本地區或國家（發達地區或國家）的某些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低勞力成本地區或國家（不發達國家）同類產業的增長。一萎縮一增長也是一種產業在地城上的轉移。

產業轉移具有此消彼長的效應。如果中國代表不發達國家，美國代表發達國家，則中國制造的崛起，意味著美國制造的萎縮；中國就業崗位的增加，意味著美國就業崗位的減少；中國GDP的增長，意味著美國GDP的潛在下降。這是現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普遍緩慢，不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加速的主要原因。顯然，由產業轉移帶來的經濟增長或經濟低迷與體制或模式無關。它是一個由經濟要素流動帶來的地區或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均衡過程。

何謂均衡？比如自然界的冷熱空氣對流，它首先是冷熱差別的產生，然后有空氣流動，而冷熱空氣的對流可以縮小冷熱差別，這就是一種均衡。各國經濟發展因各種原因，會出現經濟發展差異。比如有的有資源，有的資源較匱乏，有的創新能力很強，有的創新能力較低，由此帶來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當這種差異達到一定程度時，會表現為經濟要素價格差異。商品匱乏與過剩，會帶來商品價格差異，人口密度和利用水平不同導致土地價格差異；收入水平不同導致勞力工資或勞力成本差異；資本盈余或稀缺導致資本利潤差異；技術水平高低導致技術價格差異等。要素價格差異推動要素流動，要素流動既均衡要素價格，也會帶來要素分布的均衡。而生產要素分布在不同地域（國家）上的均衡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地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縮小的過程。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經濟要素流動突破國界的過程。所謂的“閉關鎖國”，實際上是國家權力阻礙經濟要素的跨國自由流動。中國在改革之前，由于閉關鎖國，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越拉越大，由此帶來生產要素價格越拉越大。最主要的一種生產要素價格即勞力價格（收入），與發達國家相比，出現十倍以上的差距。一旦取消國家權力對經濟要素特別是資本技術流動的管制，這種差距必然帶來資本技術從發達國家向中國的流動，因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由于中國允許國外商品進入中國。根據對等原則，中國商品也可進入外國，中國因低勞力成本所產生的低價商品大量進入發達國家。這也是中國經濟取得現在成就的重要原因。這種通過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本質上就是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均衡過程，它可以縮小地區（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我們能把由此帶來的發展說成是“中國模式”帶來的？

國家通過國家權力人為的分割市場，阻礙經濟要素流動，破壞了自然的經濟均衡過程。中國經濟長期落后，與此密切相關。所以“閉關鎖國”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開放則是打破這種桎梏。開放的國策并不是一種模式，而是一個回歸自然的過程。因為所有的分割市場的國家行為，都逆自然而行，是制造桎梏的行為。

三，后發國家的學習優勢

我們常說后發國家有后發優勢，除了后發國家的低勞力成本優勢之外，還在于后發國家的發展是一種學習性的發展，相對于先發國家的創新性發展是一種優勢。學習明顯比創新更快。創新是一個向各方面探索和試錯的過程，充滿著不確定和偶然性，因而是緩慢的。學習則有固定的方向，學習性發展，通過對現有成熟理論的學習和具體化，或對現有器物的模仿，或更直接的技術引進和購買，可獲得比創新性發展更快的速度。先發國家沒有學習性發展，它們不但在科學的理論研究方面處于世界前沿，而且在實際的生產技術上也處于世界前沿。所以才叫先發國家，只有后發國家才有學習性發展，因為學習更快，所以是后發國家的優勢。

我國的報刊上常常有這樣一種說法：中國的經濟發展，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走過的道路。這話沒錯，但以此驕傲卻完全錯了。中國是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學習甚至購買先進生產技術來較快的達到生產從落后走向先進。而發達國家的生產從落后走向先進，不可能有學習和技術購買，只能是一個充滿探索和創新的過程，因而是更為艱難與緩慢的過程。比如通過發明汽車和汽車制造技術發展汽車產業，其中充滿著眾多技術的創新和發明，比學習或購買現成技術發展汽車產業，其艱難程度不知要高多少倍。后發國家通過學習使生產從落后走向先進，比發達國家通過創新使生產從落后走向先進更快，能是后發國家的驕傲，而不是先發國家的驕傲？

顯然，學習性發展確實是后發國家的優勢，也一定會帶來后發國家比先發國家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因為先發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已達到最先進，進一步的發展主要依賴創新，創新的艱難與不確定性，決定了他們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很快。或許由于某一重大技術突破（如信息技術的突破），可帶來一段時間經濟的較快發展（如上世紀后期信息產業的發展），但這種突破不是規律性的一定會有，它具有偶然性，起碼在時間即何時出現上具有偶然性。所以，發達國家有時發展很快，有時卻顯得停滯，取決于它們的創新。不發達國家則可不依賴創新也可帶來經濟發展。它們學習發達國家的技術，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購買發達國家的技術，不存在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只要體制上不存在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一定可以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發展速度。

中國是后發國家，如果不能通過學習和購買引進先進技術達到快速發展，證明中國體制存在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而取得了快速發展，卻無法證明中國體制優越，充其量只能證明中國體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更少。中國取得目前的經濟成就，明顯與學習購買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有關，如何是“中國模式”帶來的？把因學習型發展帶來的更快速度，創新型發展難以速度很快，作為歌頌中國體制，批判西方體制的依據，忽視了學習比創新更快的常識。并不具有說服力。

四，凱恩斯主義遇上了全球化

中國模式的討論是在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采用了大規模的經濟剌激政策，保住了經濟增長速度開始的。它不但證明強大的行政力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且論證了“中國模式”創造“中國奇跡”。理論基礎無非是凱恩斯主義。其實，凱恩斯主義的本意是通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和貨幣政策，來熨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周期性波動，防止或對抗經濟危機。財政貨幣政策或可(只是或可）減少經濟波動，但減少經濟波動是促進經濟發展嗎？緊縮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肯定不能“促進”經濟發展，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就一定能“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從來就沒有“緊縮”過。也就是說，中國貨幣政策從來就不是一種熨平經濟波動的手段，而是“剌激”經濟的方法，這固然與中國“威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有關，但也與“溫和的通貨膨脹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有關。當社會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新技術、新產品的出現，或由人的需求產生新的產業，而社會資金短缺時，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確實能帶來經濟快速發展。但這是由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的，而非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促進的，談不上什么“政府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

如果社會沒有出現經濟增長點，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能否促進經濟發展？中國的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能。此種理論建立于以下邏輯推斷：貨幣增加——投資增加——就業增長——需求增長——生產增長。這一邏輯在經濟下行時，確實能在短時間內扭轉下行，防止經濟危機。但如果在這段時間內沒有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投資增加所形成的產業是無效產業，不但產生投資浪費，不能創造實質性的物質財富，而且就業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長顯然不可持續。所以擴張的貨幣政策，短時間防止經濟危機或許有用。但不可能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中國從2008年開始的大規模的寬松貨幣政策，確實維持了表面上的GDP增長，但其中充斥大量無效投資，不但沒有增加社會物質財富，反而形成了天量債務，極可能誘發經濟崩潰。現在我們越來越清楚的看到這一點。

凱恩斯主義影響巨大，即便美國這樣一個自由主義占主流的國家，在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時，美聯儲也迫不及待的前后推出三輪QE，大量印鈔。但美國的經濟低迷并沒有因QE而有所起色。相反，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過剩流動性，反而流向國外，特別是流向新興經濟體。當美國國內沒有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時，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流動性進入全世界尋找獲利機會。美聯儲的QE本是想提振美國經濟，當貨幣流向國外時，QE對美國經濟還有作用嗎？美國經濟在2014年大幅回升，并不是QE帶來的，而是美國經濟出現新的增長點，主要由美國的頁巖油氣革命所拉動。可見，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一旦美國出現經濟增長點，不僅原來流向國外的美元又回流美國，甚至其它國家貨幣也在流向美國。

凱恩斯主義能不能促進經濟發展或有爭議，但凱恩斯主義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貨幣為邊界（表現為以國別為邊界）的封閉經濟體。當全球化帶來商品、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流動時，必然帶來不同貨幣的兌換和自由流動，貨幣分割市場已不可能。貨幣政策調整的是以貨幣為邊界的封閉經濟體內的經濟活動，當貨幣可以突破封閉經濟體在全球自由流動時，凱恩斯主義徹底失效。流行大半個世紀的凱恩斯主義，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終將成為昨日黃花。

五，生產力解放的根本是人的解放

那末，那些先進發達國家，之所以先進發達，是不是由于他們的制度或曰模式先進，“促進”了他們的先進發達？也不盡然。縱觀近現代世界發展歷史，實質上是一個人的解放過程。廢除農奴制，廢除種族歧視制，婦女解放運動等，以及一切為了人的平等自由而進行的廣泛而持久的，并且現在還在進行的斗爭和改革，都打破了束縛生產力中最為核心和活躍因素人的主動性創造性的枷鎖。而保護人的平等自由制度的建立，保護的是人的創造精神，創造潛力的發揮。這會導致經濟較快發展。

這些制度并不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神奇力量，建立的初衷也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因為追求平等自由是人類發展的目的。但由于它是人的解放的結果，它解放了人，同時也就解放了生產力，所以平等自由又是人類發展的手段。現在世界上所有先進發達國家相同的特點，都是人的解放比較徹底，而所有落后國家相同的特點，都是在人的解放上滯后于先進國家。也就是說，落后國家存在較多阻礙人的主動性創造性發揮，即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性桎梏。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平等人權等，不僅是普世性的價值觀念，而且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制度，也是一種普世性的保護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之所以說它是保護而不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是因為人的主動性創造性是天生的，只可能被制度壓抑，卻不可能由制度來促進。制度的功能是保護而非促進。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那些落后國家，由于長期封閉，人民收入與發達國家相比，出現十倍甚至幾十倍的差距，一旦開放，外國資本技術因其低勞力成本進入，同時具有競爭力的廉價產品進入世界，由此帶來經濟快速發展。但這是由低勞力成本而非生產效率的提高帶來的。一旦人民收入有提高，達到一定水平，其生產邊際成本接近發達國家，國外資本技術就會停止進入，同時產品競爭力下降，經濟發展走向停滯。中等收入與發達國家高收入的差距，就是兩國生產效率的差距。如果中等收入國家不能提高生產效率，就只能維持中等收入水平。而能不能提高生產效率，關鍵是人有沒有得到充分解放。所謂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人的解放不夠徹底的國家。它們借助于產業轉移，可以很輕易進入中等收入，卻由于生產效率始終難以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將長期止步于中等收入。

所以，我們不是尋找一種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模式，這世界上也沒有什么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模式，至少到現在還沒有發現。卻一定存在阻礙生產力發展桎梏的體制，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去消除這種桎梏。增進人的權利，人的自由，既是社會進步的根本體現。也是消除生產力發展桎梏的要求。一個個人權利自由獲得充分發展的國家，既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也是一個具有創新能力發展能力的國家。如果我們還要去堅持什么“有特色”模式，要顯示威權的中國模式“促進”經濟發展的優越性，恐怕又是一種政府帶來的折騰，而中國已經折騰不起了。因為所有的政府威權行為，都會對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構成傷害。

網載 2015-08-23 08: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