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難興邦”錯在哪里？

簡體傳統

能否興邦，并不取決于苦難的多寡，而取決于國家對待苦難的態度：正視還是遮蔽，迎戰還是逃避，銘記還是淡忘，反思還是麻醉……

文 |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多難興邦”之說，最早可溯至《左傳·昭公四年》晉平公與司馬侯的對話。那是春秋時期，魯昭公即位第四年，楚靈王欲效當年齊桓公九合諸侯之舉，請天下諸侯到楚地會盟。收到邀請的晉平公就此與司馬侯爭論，他說，晉國有三點優勢，可以免于危險，“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司馬侯則答：“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恰恰是三點危險。關于第三點：“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在此，“或多難以固其國”，與“或無難以喪其國”對應，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非一種事實，只是一種偶然，而非一種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今已過2500年。此間，“或多難以固其國”漸漸簡化為“多難興國”、“多難興邦”，內涵卻日趨豐富：有時是一種假設，與“殷憂啟圣”聯用，以喚醒國人的危機和憂患意識；有時則是一種激勵，“多難”正在發生，希望國人不避水火，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興邦立國；有時卻淪為一種欺騙，以未來的“興邦”，為眼前的“多難”辯護，說服國人接受“多難”的殘酷現實，不僅以“多難”為必要，還以為合理，不僅以受難為合理，還以為榮耀。

由此三種情形，可見“多難興邦”的內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難既可興邦，卻也未必能興邦，苦難多到一定地步，則可導致喪邦。其內在的邏輯，全然斷裂。其實許多約定俗成的漢語，皆是如此癥候。如我們以前談過的“清談誤國”，結合歷史可知，清談者的力量，欲縛雞而不得，談何誤國呢，“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誤國者往往另有其人，卻慣于把罪責推到清談的知識人頭上。對這些詞語，若不加辨析而納入口中，不僅有礙表達和思想，長此以往，還將使漢語被敗壞，患上各種結石病。

再說“多難興邦”。它的問題，僅僅出在內部嗎？一個說法，能夠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會與文化基礎。“多難興邦”風靡的背后，則關乎中國人對待苦難的態度。

苦難在中國，儼然形成了一種美學和哲學。從上古開始，中國人便被教誨，要成功，必吃苦，孟子那段話，簡直家傳人誦：“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馬遷《報任安書》則一一舉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令我感觸良深的一言，卻非出自這些先賢。大學軍訓，連長欲立下馬威，教訓我們：看看你們那張臉，是個什么字？苦！這說明什么呢，人一出生，就要吃苦，死了死了，至死方了。然后大談吃苦的必要性，口水紛飛，天花亂墜。這廝眉毛和嘴角下垂，一臉苦相，堪為其言論之注腳。后來我和他混熟了，問他吃苦談是不是他的發明，他搖頭，說剛進部隊，教官便這么教訓他們，估計是老輩相傳，不知淵源。他覺得極有道理，便牢記在心。豈止是他呢，蛋總說過，軍訓三周，唯一收獲即連長這句話：人的臉，就是一個苦字。

恕我孤陋，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哪種文化，像我們這樣，熱衷于教育人們吃苦，極力發掘苦難的價值，以至生出了一種對苦難的癡迷與膜拜，苦難被道德化，承受苦難被賦予道德色彩；不愿吃苦、逃避苦難，反遭鄙棄。實則人性本身，不是趨苦避樂，而是趨樂避苦，正如不是舍死忘生，而是貪生怕死。固然可以視前者為美德，卻不必因此鄙薄后者。后者可謂人類的本分。當本分被毀棄，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苦難美學與哲學，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礎之上。這種拔高，實質上則是拔苗助長，要求人人皆為英雄、圣賢，敢于吃苦，甘于吃苦，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當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墜入深淵。

對此，狄馬兄有一個精辟的論斷：“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荒謬的苦難哲學》）這句話不難理解。在吃苦與享樂之間，你選擇吃苦，也許還能謂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個選項，甚至你連選擇權都沒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么你的行為，則與德行無關，強迫你吃苦的人或權力，顯然違反了道德原則，也許它們便是苦難的源頭。

我只想強調兩點：第一，吃苦并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種自由選擇，便無關道德，不該受到贊揚。我們談論苦難，不能遺忘了人性與自由這兩個要素。

基于此，可知苦難絕不是越多越好，“多難興邦”的前提大成問題。盡管要生于憂患，盡管要居安思危，盡管要晝警夕惕，然而沒有哪個國家，沒有哪個人，真正希望“多難”，你祝福一個人、一個國家“多難”，不是被懷疑居心叵測，就是被當成神經病。倘將苦難分作天災與人禍，天災無可阻止，人禍自然能避則避，越少越好。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一個錯誤：違背常理和人性。

多難而興邦，其實只是小概率，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萬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寫出了《周易》，千萬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則在苦難之中沉淪、死亡、湮沒無聞，換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還有多少人情愿受難呢，此中概率，不難測算。反觀史冊，多難之于國家，興者少，亡者多，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二個錯誤：違背歷史。

就苦難與國家的關系而言，能否興邦，并不取決于苦難的多寡，而取決于國家對待苦難的態度：正視還是遮蔽，迎戰還是逃避，銘記還是淡忘，反思還是麻醉……若是后者，一次災難也許無法傷害一個國家，一百次災難卻足以摧毀一個國家，這叫“多難喪邦”，它發生的概率，遠遠高于“多難興邦”。

對“多難興邦”的大肆宣講，并非對待苦難的正確態度，因其重心，在于“興邦”，而非“多難”。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果論。結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對原因的反思。一旦“興邦”，誰還會去在乎“多難”呢，當“多難”的意義被放大，誰還會去追究它的成因呢？由此出現了最可怕的一種情形：“多難喪邦”的宣講者，恰恰是“多難”的制造者，他們拼命宣講“多難興邦”，就是為了讓國人忍受“多難”的現實，漠視“多難”的根源。殊不知此舉本身，便是一種災難，宣講者所陷入的悖論，直接解構、顛覆了所宣講的內容。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三個錯誤，可謂最根本的錯誤：違背自我。

201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