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父親的告誡

簡體傳統

你不要太肆無忌憚，父親在電話那邊說，語氣急促，帶著明顯的焦慮與憤怒。他剛剛看過我寫的一篇文章，有關中國日趨明顯的“向左轉”的思潮。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為我的安全担憂。他這一代人，體驗了太多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更了解，僅僅因為一篇文章、一句話、甚至一個不經意的動作，一個人就可能被丟入了命運的谷底。
他出生在一九四九年，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成長在蘇北農村，文化革命中斷了他的求學之路，他也曾目睹在縣委任職的爺爺被帶上高帽游街。二十歲時，他參了軍，這是一個農家青年改變命運的最好方式。
一九八三年，在鄧小平決定裁軍百萬後，他脫下了軍裝，幸運的留在北京。軍隊生活塑造了他的思維與喜好，他偏好秩序、等級遠甚於個人與多元。當學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初夏聚集在廣場時，他表現出本能的厭惡，認定他們擾亂了正常生活。他甚至贊賞過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的機智——他如此鎮定的應對學生們的提問。
一九九零年代中，他所在的事業單位變成了一家建筑公司，趕上了大興土木的城市化浪潮。也像很多城市家庭一樣，我的家從八十年代的過分樸素變成了九十年代的相對富足，到了新世紀，他甚至有了自己的汽車，這是個農家青年想都沒想過的境遇。
我也感覺到父親個性的微妙變化。他是個愛讀書的人，家里的書架上排著從《約翰．克利斯多夫》到《三言二拍》再到翦伯贊的中國歷史，全賴這些雜七雜八的書籍，我有了成為作家的愿望。我也聽聞過他的個性清高，他很少為個人的升遷而求人。但在九十年代後期，在晚餐上，他開始說起，最近新的建筑項目，哪個項目經理又獲得了百萬的獎金，或是哪個同事買了新車。
他還是一貫的關注我的前途。考上北大、找一份好工作，如果可能，就出人頭地。從我小學起，他就喜歡對我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他似乎一直在下意識地鼓勵我逃離自己的生活，他幫助我逃離江蘇那個大家族，他不愿意我再被那麼多親戚們的無窮要求所困擾；他也希望我逃離中國，如果能在美國讀書、定居，那是再好不過的啦。但至於，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從未討論過。或許，他的一生就是這樣度過的，總是有更高的階梯，他要從農村到城市，從貧窮到相對富裕，從沒念過大學到自己的兒子進入北大。
或許他也從未想過，要為我的人身安全憂慮，他的兒子可能會卷入政治與意識形態。我也從來沒想過，或許至今我也沒覺得自己對政治感興趣。我成長的九十年代是“去政治化”的年代，我關心的是個人自由、尊嚴與豐富性。
我還曾幼稚的相信，那個政治年代已徹底過去了。但過去幾年的現實是，你以為可以逃避，卻無處可逃。如果我仍想追求個人的尊嚴、自由與豐富性，就不可不面對重新擴張的政權與意識形態。我批評它們也并非有著明確的目的，更沒有挑戰權的悲壯，而只是保持一個知識分子（或是一個健全個人）最後的尊嚴——你怎麼能看到這一切，而又一言不發呢？
我不知道，父親是否真的理解我的意思。他似乎很難相信，一個人說話的自由和他吃飯的自由同樣重要。但是，我又怎能苛求他呢？他，還有他這一代人，從未體驗過說話的自由（甚至吃飯的自由，也是很晚才得到確保的），少數幾位勇敢者都遭遇了莫大的折磨。偶爾，我們也會談起遇羅克、張志新，他當然佩服他們的勇氣，但絕不希望自己的兒子以他們為榜樣的，一聽到我提這些名字，都覺得不舒服。
真正讓他不舒服的是內心深處的恐懼，這恐懼一直伴隨著他，他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表達。這恐懼來自於政治壓迫，也來自於動蕩、嚴酷的日常生活。他希望我成功，這樣就躲避了底層社會的嚴酷競爭，他希望我定居美國，則是獲得安全的保障。高度的功利化的傾向，往往是恐懼的另一面。尊嚴、自由不再可靠，惟有物質能夠把握。
但這恐懼，也經常以贊嘆的面貌出現的。他是那麼的感激鄧小平，只因為他又給予中國人相對正常（盡管它只是物質層面）的生活，為了保有這短暫與片面的安全，他是那麼堅定的站在政權一邊，害怕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會擾亂它。他的思維已和政權的宣傳高度一致了。
很不幸，他發現自己的兒子也成了這不同的聲音，於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來自父親的聲音，而是來自政治宣傳的聲音。他說我的文章“肆無忌憚”，他在情急下選擇的詞匯，與四十年前專政反革命分子﹑二十年前中央電視臺對學生的攻擊竟一模一樣。他出於愛與焦慮，語言卻仍是暴力的，他無法逃離時代給予他的烙印。
我相信，我父親的感受，是很多父親，也是中國人最普遍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