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撰文：金雁、秦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關于經濟轉軌，由于在幾乎任何蘇東國家它都是“代價最大”、“痛苦最多”的領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對派（無論什么“主義”者）都集中指責的領域。由于在多數國家右派與社會黨都曾輪流執政，也曾因此輪流失去了指責的資格，而“新社會主義”者則一直處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獨聯體國家中的左派集中抨擊的是原始積累的野蠻性與寡頭壟斷性，而中東歐國家的市場轉軌相對較為規范，所以“新社會主義”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積累，而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這又引出了他們對“后市場”體制即未來的“新型社會主義”的設想。

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與蘇聯地區的俄共一樣對目前的轉軌方向是否定的。但對未來的考慮，兩者卻有很大區別。俄共主流派認為目前的葉利欽體制是寡頭獨裁的，因此當務之急是實行“人民民主”，重建社會主義是久遠的事。而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盡管也抨擊“右派專制”，但總體上并不否定東歐已實現民主——盡管是“資產階級民主”，因此他們對“新型社會主義”更為關切。另一方面，俄共要重建的“社會主義”盡管也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但畢竟與舊體制乃至“俄羅斯思想”有更多的聯系。而東歐的“新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則更多地受西方后現代思潮影響，希望實現一種完全不同于舊體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傳統基礎上的“新型社會主義”。

雖然東歐“新社會主義”者更迫切希望搞社會主義，但另一個巨大的反差卻是，他們的力量比本國的社會黨和俄羅斯的俄共要小得多。俄共志在問鼎政權，而他們中的多數黨連議會的門檻尚未踏入。因此他們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遺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淡化黨與未來社會主義之關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學者身份的無黨派“新社會主義”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沙夫對以往的左派黨，包括共產黨和新舊社會黨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認為：“迄今為止波蘭存在的執政黨之所以成為特權黨，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黨的活動經費由國庫撥款，這就使在黨的機關工作就是一項吸引人的工作；二是黨統管國家干部的任命，使國家干部都控制在黨的手中。毫不奇怪，這兩大保證使黨處于社會的特殊地位。制度變革后這兩大保障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消除了。這就使新型政黨處于一種十分微妙的境地。對于許多人來說，原來入黨可以得到物質保障，也可以晉升到國家的領導崗位。現在呢？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黨還會有吸引力嗎？”

而西方類型的社會黨已變成了一種只談問題不談主義的政黨組織。“它使人有理由懷疑它究竟還是不是一種社會主義運動，自‘二戰’以后，作為社會發展的結果，整個左翼力量表現出明顯的右傾化。一些老牌的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它們的革命語句，占據戰前左翼社會黨的陣地，而后者又占領了自由黨的陣地，并實際上把自由黨完全擠出政治舞臺。”

因此現在需要有一種新型的左派黨，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國國情會有很大差別，但沙夫認為有三點是必須具備的：“第一，這個新型政黨不再是按照列寧倡導的專政原則辦事的黨，它所實行的社會主義肯定是受人民擁護的（基于全民共識）制度，這種制度將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礎上；第二，在組織原則方面，它將遵循廣泛的黨內民主原則，給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黨目的，那將不再是為了獲得私利，而是為了實現理想。換句話說，那種靠黨員的特權吸引人們入黨的動機將完全消失，入黨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的手段。”

最近沙夫又強調，新左派不應當是一個政黨，而應當是一種多元化的運動。“把新左派設想成政黨的想法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恰恰有害”。這與他不久前主張“首要的任務是建立新型政黨”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沙夫現在認為左派運動中無疑應當有馬克思主義組織，但更應當包容當代新興的各種運動，如生態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和革命宗教運動。尤其是后者，目前受到蘇東地區“傳統左派”的普遍重視，從俄共到南共盟，從“極左”諸黨到非黨學者，都主張與之結盟。

如果說俄共要重建的社會主義，其經驗參考主要來自改革前的蘇聯史和傳統的俄羅斯思想，當代社會批判思潮的影響只占次要地位，那么東歐“新社會主義”者多數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響，其經驗參考在相當大程度上來自西方當代社會的“社會主義萌芽”。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跨國公司的經濟計劃與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社會變革，都是他們所關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爾斯馬諾維奇就是個典型的“東方不亮西方亮”論者，他認為：“不能說社會主義制度失敗了或者未實現，而應該說它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失敗了。許多發達國家在社會主義力量的影響下，使自己的內部關系發生了變化，從而更加接近社會主義的價值。不管某些人喜歡還是不喜歡，現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下。這個1/3的世界包括中國等未發生劇變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發達社會。”

東歐新社會主義者大都認為“現實社會主義”的垮臺與舊體制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信息革命有關，但他們也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觀點，迅猛的新技術革命潮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變革，從而給“新社會主義”帶來曙光，并且由于技術革命的加速發展，這個過程并不遙遠。克爾斯馬諾維奇稱：“當年世界的科學技術成果是人類難以估計的推動力。據統計有90%的發明創造是近30年來出現的，可以預計今后10~20年內，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知識將會增加一倍，在舊的關系條件下擁有這種能量，如果沒有對于未來發展的設想，這本身就醞釀著可怕的文明風險。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地擁有這種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風險，而這種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就是擺脫了歷史的羈絆和冷酷的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力量。”

而沙夫更宣稱：新技術革命出人意料的飛躍有可能把因“現實社會主義”垮臺使社會主義損失的時間大幅彌補回來。30年代波蘭共產黨領導人蘭普曾說，如果以（蘇聯）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那么它的破產會使波蘭的社會主義推遲三四代人。“然而，現在的事態發展比蘭普預計的要快得多，特別是世界上一場新的工業革命正在迅猛發展，這個時間可能大大縮短……世界向新型社會主義（這個新制度的名稱是否再叫社會主義并不重要）發展的步伐亦將加快。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會到來，而且不會繞開波蘭。所以，我們從現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會主義。”沙夫估計，盡管波蘭“今天暫時還處在‘第三世界’行列中”，但只需20~30年，新技術革命就會使她“勢必走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共同走的道路，即通向新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為此大聲疾呼：“20~30年時間很快會過去，我們再也不能錯失良機。”

但這樣一種“新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子，多數人心里并沒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資本主義轉軌的狀況如何與技術革命的飛躍和“新社會主義”關系的出現相聯系，更是令人困惑。基于目前尚處于“沒有運動的思想”狀態的“新社會主義”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礎上如何迎接“新型社會主義”的來臨，更是事關實踐的大問題。一些“傳統左派”的領導人坦承：“目前還未找到對如下問題的答案，即在利潤還未成為基本推動力的社會里，如何既保證有效的生產，又保證沒有剝削，沒有屈從和沒有不平等的公正的社會關系。”

沙夫在世紀之交發表《論新左派的必要性》一文，對上述問題給出了“新社會主義”者中最為系統的看法。

在思想史上，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早在20世紀初首先提出了自動化的進展將導致“工人階級消失”這樣一種“勞動的終結”說。沙夫接受并發展了這個觀點并認為這是電腦時代“舊社會主義”消亡、資本主義終結和“新社會主義”興起的最重要的動力。他認為，新技術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正在消亡”，由此將引發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全方位變革：隨著藍領工人階級的消失，繼之而起的白領階層并不像有些人講的那樣是什么高技術時代的新型無產者。因為在新時代知識就是資產，白領知識階層便是有產者、中產階層。無產階級、剩余價值等概念將會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術手段與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也將使“科學的計劃”成為可能和必要，“自由市場”體制將不可存在。

雖然勞動、剩余價值、無產者的消失改變了“剝削”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消滅了社會矛盾。“因為這里不存在剝削人的勞動，但是卻可以產生許多剝削人的新形式。”盡管“對人的勞動的剝削”將隨著這種勞動的消失而消失，技術革命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將尖銳化，充分就業已經成為歷史，采用現代化、自動化技術絕不意味著增加就業機會，而是減少就業。西方國家的結構性失業正在日益嚴重，歐盟經濟理事會已經通過決議，要在歐盟成員國中實行最低收入制。已經拋棄現實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將逐漸向這個方向發展。

然而沙夫認為，在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下用社會保障來對付結構性失業是行不通的。借助縮短工時，并把由此獲得的富余就業機會在無業者中間重新分配的辦法來解決結構性失業，只是一種治標之策，并沒有觸動問題的根本原因。甚至更加激進得多的做法，如歐盟開始實行的不管工作與否保證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決辦法。從失業者的短期利益來看，這種措施顯然值得稱贊，但它不解決真正的問題，“因為一旦由此產生的負担變得龐大時，即使最富有的社會也無法承受。此外，如果長時間采用這種措施，對社會尤其是對年輕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將培養懶漢，“引起社會的道德敗壞”。

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發展一種“產生社會公益的就業”（而不是產生利潤的就業），也就是一種新式勞動，它以另一種方式從社會那里獲得資金來源。這就需要新的社會產品分配制度，以便為那些被自動化和電腦化排擠出傳統勞動的整個社會邊緣大軍提供資金保障。從而也就產生了一個“集體經濟的因而在實際上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

這就要求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因為只有當逐漸消亡的雇傭勞動被由社會給予適當報酬的就業代替時，人們才能應付現代轉變的要求。這是一場改造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為社會所必需和認可的就業文明的轉變。作為第一步，社會必須至少采取兩方面的具體措施：（1）保障不再從事雇傭勞動（這是與失業不同的概念）的人們具有適當的生存手段；（2）為人們提供有益的社會職業以取代傳統的雇傭勞動。同時這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也不僅是發達世界的問題。因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將擁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結構性失業具有爆炸性，“不對全球財富進行重新分配，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還會面臨一場全球災難”。因此，“新型社會主義”一旦發生，便是全球性的。

新技術革命一方面導致了“小就是美”、“在家上班”和高技術個體生產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觀經濟計劃的必要，在此基礎上公與私、計劃與市場的矛盾將不存在，由此產生的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走上這一社會的動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組織也將與傳統大不相同。

（本文摘自《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