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繼毛澤東之后，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盡管有貶有褒，卻貶多于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 青反 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 個凡 是’的錯 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 復 老干部工 作和平反歷史上冤 假錯 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 護舊 的個 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 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后，只要論及華 國 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搞‘洋躍進’”，等等。

　　

      很長時間里，筆者相信“一正四負”的評價。近些年來閱讀更多史料和口述回憶后，筆者發現：“一正”的結論過輕，“四 負”和衍 生的負面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于武斷。

　　

華去世后，官方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表經官方審定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于粉碎“四 人幫”，不只說“有功”，而稱華“提出 要解 決‘四 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 劍 英、李 先 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 性作用”；關于平反冤 假錯 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關于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拋開意識 形態 色彩不說，至少在事實方面，這次評價還算客觀。至于推行“兩個凡是”、壓 制 真理標準討論、制造和接 受“新的 個人 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這可能是格于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 方改變了結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但蓋棺卻并未論定，關于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粉碎“四人幫”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歷史，坊間說法甚多，但不少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在缺乏更多公開文獻的情況下，就決策層而言，三位直接當事人——即華 國 鋒、李 先 念、吳 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視。

　　

      1980年11月29日，李 先 念在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 人幫”的斗 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么時候解決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 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 山，向葉轉告了華的意見。

　　

      吳德在自述里說：1976年9月11日，華去李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 黨、亡 國、亡 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托。這個情節，吳 德不是當事人，大概他是從華那里得知的，因為吳在自述里說過，華同葉、汪 東 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1999年3月9日，張 根 生向華詢問粉碎“四人幫”的經過。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 謀 篡 黨 奪 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去西山轉達了華的意見。

　　

      另一位重要當事人葉 劍 英，沒有公開的口述和回憶。只有熊 蕾（熊 向 暉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后的第六天，葉 選 基（葉 劍 英之侄）請熊 向 暉到王 震 家中，他和劉 詩 昆（葉 劍 英前女婿）向王 震和熊 向 暉講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 選 基說，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 先 念突然造訪葉 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 選 基不是當事人，想必是葉 劍 英告訴了他，他再告訴熊 向 暉和王 震，熊 向 暉又告訴了熊 蕾。這個拐了幾道彎的敘述，也許算是一個來自葉 劍 英方面的佐證。2007年出版的《葉 劍 英年譜》記載：9月24日，葉 劍 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 先 念 談話。李轉達華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熊 蕾披露的葉 選 基的敘述，以及《葉 劍 英年譜》的記載，對事情的時間、情節的說法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這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

　　

      關于解決“四人幫”問題，毛逝世前后，葉 劍 英在黨內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醞釀和考慮。當華委托李轉告此意后，葉與華一拍即合。葉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歷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 共中 央副主席、中 央軍 委副 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 治局成員一共16位，除王 洪 文、張 春 橋、江 青、姚 文 元外，劉 伯 承因病重、吳 桂 賢因被疑為江 青的追隨者不曾與聞此事，汪 東 興、陳 錫 聯、吳 德、紀 登 奎、陳 永 貴、蘇 振 華，都是華先后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這些政 治局成員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華的提議，汪、吳、陳（錫 聯）、蘇的態度尤其堅決和積極。

 

      解決“四人幫”的方案，也是華分別同葉劍英、汪 東 興、吳 德、陳 錫 聯等人商談的。據華回憶，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并找了汪談話，“還與汪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 委吳 德、吳 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 靜 宜、遲 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2000年5月20日，《李 先 念 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華說得更具體：（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 先 念、吳 德、陳 錫 聯、紀 登 奎和陳 永 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 劍 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后，征求李 先 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華在國務院小禮堂，向李 先 念、吳 德轉告了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的考慮。李、吳均表支持。三人還分析了形勢以及解決“四人幫”的時間。《葉 劍 英年譜》記載，華、葉兩人有三次密談，時間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吳德的回憶最為詳細，不僅印證了9月16日和26日華同李和他兩次商談的情況，而且敘述了10月2日、3日、4日，華同汪 東 興和他分別多次商議行動細節的經過。吳 德還提到華約見耿 飆，指令他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單位的情況。耿 飚的回憶，也詳述了華指示他控 制電臺、電視臺的經過。

　　

      10月6日晚8點，華、葉主持，汪指揮，中央 警衛 部 隊對王 洪 文、 張 春 橋、江 青、姚 文 元、毛（遠）新予以抓捕，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吳 德指揮北京衛 戍區部 隊，抓捕了遲 群、謝 靜 宜、金 祖 敏。耿 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隨后，華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 央主 席、中央 軍 委 主席。

　　

      1978年11月，華在一次談話中概述過事情的經過：“毛逝世后，當時中央政治局根本開不成會，一開就鬧。每次去人大會堂開會，不知道要發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葉帥、先 念同志商量，這樣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幫’及其主要骨干抓起來。抓‘四人幫’時，問東興同志八 三 四 一部隊有沒有把握。抓王 洪 文、張 春 橋是我和葉副主席找他們來開會，由八 三四 一部隊執行的。姚 文 元當時住在外面，由北京 衛戍 區警 衛；如果八 三 四一 部隊去抓，可能會同衛 戍區部 隊發生沖突。當時同吳 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陳 錫 聯同志的工作，通知吳 忠 去執行。陳 錫 聯下了命令，要吳 忠一切行動聽吳 德同志指揮。遲 群、謝 靜 宜、金 祖敏等也是吳 德抓的。”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主持，華是抓捕“四 人幫”行動所有環節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是“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堅持“批 鄧”、阻撓和拖延 鄧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后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后，李 先 念、陳 錫 聯、吳 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華宣布請鄧出來工作，葉 劍 英起了關鍵作用，但這并不能反證華“阻撓和拖延”了鄧的復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后，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 劍 英辦公室主任王 守 江回憶，粉碎“四 人 幫”之后，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 小 平送閱中央文件。王 守 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的女兒毛 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決定”，不可能不經過作為中 央主席的華同意。

　　

      毛毛的回憶與王 守 江的敘述有一點不同。王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安排鄧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鄧 小 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這比王 守 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鄧患前列腺炎、嚴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 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12月16日，華、汪 東 興批示同意為鄧進行手術治療。據《鄧 小 平 年譜》，鄧住院期間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葉、李、汪介紹粉 碎“四 人幫”的情況。

　　

      恢復閱讀文件，批準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 治上的松動。很可能華和高層這時已經知會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

　　

      鄧閑居西山時，好幾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前引吳 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 先 念、陳 錫 聯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蘇 振 華、倪 志 福也曾去西山向鄧匯報上海的工作情況。蘇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 黨 奪 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盡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臺工作還是由華 國 鋒同志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連忙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

　　

      政治局成員看望鄧，不會是個人行為，沒有高層決定恢復鄧的工作的背景，斷不會作出這種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 鑫向中央理論學習組傳達華在1月6日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關于鄧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復考慮過……鄧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鄧的問題，在揭 批‘四 人 幫’的過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來工作的問題，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頭腦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也告訴與會者：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材料表明，華沒有“阻撓”鄧復出，而是早已決定恢復鄧的工作。至遲到1977年初，鄧的重新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華和高層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復鄧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但這不是“拖延”，而是華和高層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和華繼 位，是中 共 歷 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 力更替。執 政以后，中 共 高層權 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決策，毛作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出任第一副 主席、國務 院 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 洪 文、張 春 橋、江 青、姚 文 元 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 人 幫”，說過要“解決”江 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 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里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華等人就抓捕毛的遺 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嚴格說來，的確是一次非程序的強力行動，不能不說冒著極大的 風險。抓 捕“四 人幫”之后，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 派政 變”、“宮 廷政 變”、為鄧“翻 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担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 力核心的鞏固和 國 內政 局的穩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后，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 人幫’，鄧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 人 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出來工作，那么四號、五號文件，毛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的遺志？”華事后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復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 人 幫’及其余黨 利用這個問題進行 反 革 命活 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于 穩定全 國的 局勢，有利于對‘四人 幫’斗爭的全局。”極力主張恢復鄧工作的葉 劍 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提的，政 治 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 廷 政 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的能力。現在粉碎“四 人 幫 ”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復鄧的工作，不是華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

　　

      出于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事后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拖延”，更不是要“堅持‘批鄧’”、蓄意“阻撓”鄧復出。抓捕“四人幫”之后，華的公開講話只提過一次“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 人幫”“對 抗”毛 主席、黨 中央的指示，“批鄧 另搞一套”。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后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于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原因不難解釋：1977年1月中央已經決定解決鄧的問題。既然要恢復鄧的工作，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而且沒有什么實際動作。后來對華的指責，是把事實放大了、說重了。

　　

      由于黨內有要求鄧復出的呼聲，華和高層打算1977年1月召開一次中 央 黨 政軍 負責人會議，向高級干 部交底。李 鑫后來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 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后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干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后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1977年春天，呼吁鄧復出的聲音更加強烈，已經形成一種輿論氛圍。3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向與會者解釋：“現已查明，有那么一小 撮反 革 命 分子，他們的反 革 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后攻擊我們違背毛的遺志，從而煽 動推 翻 黨 中央，‘保王 洪 文 上 臺’，為‘四 人 幫’翻 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 人幫’的斗 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上，華宣布：“‘四人幫’對鄧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蔑鄧同志是天 an 門 事 件的總后臺，經過調查，鄧根本沒有插手。”“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事實上，鄧正式復出之前已經參與最高層決策。華后來說過：“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 個凡 是”的問題。“兩個 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么簡單。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 安 門 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 周 恩 來，很多內容涉及天an門 事 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政 治 局召開會議。華肯定“小 平同志的 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于天an門 事 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 人幫’壓制”，甚至說“事 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 反 革命”。他強調此事“毛 主席 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 席指示錯了，會在 群眾中引起很大 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 安 門 廣 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 人 幫’斗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 治底線。

　　

      第二天，汪 東 興指示李 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 an 門 事 件、鄧 小 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系》和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 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布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布置新任務，為華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范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 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范圍”就是前述高層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華要在會上講話，要求準備一個講話提綱；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華也要講話，要起草一個講話稿。李 鑫還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 裂中 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于鄧和天an 門 事 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 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an 門事 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干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 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么寫了這樣兩句話？李 鑫后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 定 局勢，就要高舉毛的旗幟，不能講毛有錯誤，不能提‘批 鄧、反擊右 傾翻 案 風’是錯 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么說也說不圓滿。由于我強調了高舉毛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復出和天an 門 事 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 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 鑫還說，汪 東 興要求把講話稿中關于“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顯然此前看過已經起草的稿子。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 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里“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里面。“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 鑫將稿子報送汪。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 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 飚、朱 穆之、李 鑫、華 楠、王 殊同志閱辦。”但只有李 鑫在這個批件上畫圈，沒有聽取其他幾位的意見。據李 鑫后來的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就直接報汪審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后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華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并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在這里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 及 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 黨全軍 全國各 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個講話，就是前述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那個稿子。講話里“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并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后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說華“堅持‘兩個凡是’”，不是事實。至于“文革”之后維護毛的理論和實踐，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 治 觀念和政 治心理，很難也不應該以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來概括。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復出的意思。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意在阻止鄧出來工作的是鄧 力 群。據鄧 力 群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 佳 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么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 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里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 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 鑫。接著王老找鄧 小 平反映。”據《鄧 小 平年譜》記載，1977年2月，王 震去看望鄧小平。鄧表示了對“兩個凡是”提法的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王震看望鄧，很可能就是去反映“兩個凡是”問題的。

　　

      鄧力 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復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釋社論發表之后華還要宣布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 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層就停止了“批鄧”，怎么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 東 興；至于對華，只有簡單的政 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政 治 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評華。胡 耀 邦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 國 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后，國 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后，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華主政時期，胡 耀 邦是中 組部 部長，又曾經與華共事，對華比較了解，他的評論應該有分量。胡 耀 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干部，只是“不積極，不熱情”。“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一些史料和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種狀況。以胡 耀 邦本人為例。1976年“批 鄧”運動中，胡 耀 邦受到嚴厲批判，已經被邊緣化，在家中賦閑。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汪 東 興曾找他談話。談什么，胡沒有說。據耀 邦女兒滿 妹的著述，華找耀 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 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后，經葉 劍 英提議，華親自登門看望耀 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 南 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汪一起同耀 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后來是葉 劍 英出面，胡才答應。

　　

      胡績偉的出山，也是華親自出面。胡 績 偉“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人舉薦，華專門找胡 績 偉談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胡回憶：“華笑著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引者注）高明？’華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張愛萍的復出，同樣是華親自召見談話的。張“文革”前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文革”發動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 捕 入 獄，1972年4月方出 獄。1975年初期復出，任國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鄧”運動中再次被打倒。據張 愛 萍之子張 勝記述，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召見張，告訴他：專委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 愛 萍來了。張 勝還記述了華對張 愛 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 耀 邦、胡 績 偉、張 愛 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胡 耀 邦、張 愛 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 小 平的“黑干將”。華以中央 主席、國務 院總理、中央 軍 委 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粉碎“四人幫”之后，調整了一批省部級領導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資深官員即“老干部”或被啟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領導人華不會沒有關系。在解放老干部的問題上，華未見得都“不積極，不熱情”，他曾對中組部部長耀 邦說：“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來？為何不能互相諒解？習 仲 勛、宋 任 窮出來不是很好嗎？周 惠要到內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邊多年，為何不讓出來？怕舉逸民。這些都是無產階級的逸民。”

　　

      平反冤假錯案，華也不是毫無作為。據圖 們、祝 東 力的著述，內蒙古最大的冤案“內 人 黨 案”的復查平反報告，就是華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上送四天，中央就批復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華親擬的。據曾 志的回憶，耀 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是華批準的。

　　

      “六 十 一人 叛 徒 集 團”是“文 革”的重大冤 案之一，由于“欽 點”而極難復查平反。1975年，鄧 小 平主持工作時曾試圖解決，因阻力太大無果而終。耀 邦上任中組部后，即提出復查此案的請求。主管專案的副主席汪 東 興再下“禁 令”：“六 十 一人”的問題是毛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耀 邦堅持復查，并得到鄧 小 平的支持，也得到華支持。華指示：“六 十 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耀 邦當年說過：華主席對我說，看來六 十 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復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六 十 一人案”終獲平反，首功當推耀 邦，一些元老和中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沒，同樣也不能不肯定華的作用。

　　

      華對上述兩樁重大冤案的處理，固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簡單地以“拖延和阻撓”來判定華對解決冤假錯案的態度，恐怕也不公道。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認為是華的一大錯誤。應當承認，華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不像人們批評的那么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的語言，指的是“階級斗爭”。但是細察華說的“階級斗爭”，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幫’。”華“抓綱”的目的在于“治國”，他沿用毛的話，特別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雖然依舊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產”，畢竟與“只革命、不生產”或“重革命、輕生產”不同。對國民生活，華也相當關注。甫一粉碎“四人幫”，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華要求“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松”；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

　　

      “文革”之后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華否定了“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發展生產力：“革 命就 是解放生產力。粉 碎‘四 人幫’這場大 革 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 人 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語言雖然充滿意識 形態 色彩，但透露出來“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華主政兩年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性會議，主題都是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引進等業務，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按照官方敘述，“重點轉移”是“文革”之后的歷史性轉折，而這個戰略是鄧 小 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還把它說成是與“兩個凡是”較量的結果，若隱若現地劃出一條華與鄧小平對立的線索。事實并非如此。

　　

      問題是從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時間提出的，追溯起來，最早還要說是華在中共十一大作的報告。華和高層的設想，是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世界觀”，“是長期的更為艱巨的任務”。即揭批“四人幫”分為清查和理論批判兩個方面，清查運動大抵在1977年內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長一段時間；理論批判則作為長期任務進行。

　　

      十一大后，協助葉 劍 英主持中 央軍 委工作的鄧 小 平，從軍隊工作的角度考慮早些結束揭批運動，盡快將軍 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8月23日，復出才一個月，鄧 就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透露了這個意思：“華提出當前揭批‘四 人 幫’的斗爭是我們的綱，而且一定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但這總也有一個時間限制嘛，這就是說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鄧沒有直接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甚至還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是肯定的”，但強調的重心是“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某個部門總有某個部門的綱”。或許應該更多從政 治 策略的角度理解鄧的想法，其意圖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體的方式，淡化和置換“階級斗爭”的“綱”。

　　

      其實華也在考慮結束 揭 批運動。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結束清查運動。有人要求把清查運動的時間延長一點，華沒有同意，要求還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層并未宣布結束運動，倒是提出“把揭 批‘四人 幫’的斗爭進行到底”。“底”在哪里？時過九個月，鄧 小 平舊話重提。1978年9月，鄧在東北同沈陽軍區負責人談話，透出對運動過久的不滿：對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總這么搞下去吧？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疼不癢，沒個目的，搞形式主義。

　　

      鄧 小 平回京后，很可能與華作過溝通。10月9日，華同“毛著編辦”幾位負責人談話，提到鄧經過沈陽時，李 德 生反映基層群眾對運動有些厭煩。華還說，鄧在東北提出了軍隊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華這時提出的問題與鄧大致相同：現在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全黨全國全軍來看，怎樣估計分析，什么時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這個底怎么算？在他看來，從理論上批林 彪、“四 人 幫”還可以搞若干年，但這不好把全黨全軍全民全體卷入到里邊來，多數人怎么辦？應該轉向新的任務、奮斗目標。華很清楚，加快經濟建設，加快四個現代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事”。華考慮，就在這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束運動。迄今為止，這是所見最早提出結束揭批運動、把“轉向新的任務”作為會議議題的材料。高層就此征求了各地負責人的意見，中央常委商議了此事，政治局開會討論做出了決定。會議前夕，1978年11月5日，華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談話，告訴他們：“明確明年一月一日就轉。堅決轉。征求地方同志意見，常委議了，政治局開會也談了，大家都一致贊成，再不轉，工作就耽誤了……基于這個分析，提出重點轉移。”到1978年冬，在“重點轉移”的問題上，華與鄧沒有根本性分歧。

　　

      華唯一有些顧慮的，是如何提政 治 口號。他的想法，“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或者“提揭批‘四人幫’為綱”，在這個“總口號”之下實現“重點轉移”。這種“兩張皮”的策略，透出華內心的某種障礙。作為毛欽定的接班人，又長期接受了意識 形態的灌輸，華時刻 担心觸碰 毛，反復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為了貶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從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來，根本不是這個意思。”華未必真的想繼續進行過去那種“階級斗爭”，很可能想以此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 識形 態層面和政 治層 面有違毛 澤 東。這一點，華的確不如久經沙場因而謀慮深遠的鄧 小 平。就這次會議而言，大概也只是在這一點上，華的意見與鄧稍有差異。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 批 ‘四 人 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華的講話既沒有提“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宣布停止“階級斗爭為綱”，繞開了這個敏感問題。

微信水煮百年 2015-08-25 16:33:1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