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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曾經為2007年廈門民眾成功抵制PX項目而歡呼，以散步方式逼使強勢集團走向對話，并最終作出讓步，這個案例一度讓中國的媒體陶醉，讓部分國人產生一點點微弱的希望，以為在遭遇類似的情況，也就是一個地方的群體利益面臨損害時，這種極為節制、溫和的表達方式可以有效普及。然而，當2008年5月4日數百名成都人走上街頭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項目時，遭到的卻是警察的打擊，至少有4人被拘捕。當時正值“512”地震前夕，因為地震的發生，救災新聞淹沒了一切，這一事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

半年后，地震的傷痕并未過去，在成都的上風上水（離成都市區僅30公里）、地震重災區之一（離震中映秀鎮僅30公里）的彭州，這個超級化工項目就要啟動了，國家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國家地震局等都已為這個項目簽字畫押。北京新聞界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們，參加這個大化工項目論證的科學家、專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國家級專家就有103人，兩院級科學家、專家有29人，其中大部分的科學家、專家都向這個“殃民毀城”的項目發放了通行證。他在郵件中不無憤怒地指出：“他們有責任有義務秉持科學良知、科學精神公開向成都市民、向世界關心四川汶川地震災區的人們做出解釋。”

此刻，似乎一切都已成為定局，在絕對強勢的壟斷利益集團之下，在足以把一切壓成齏粉的國家機器保駕護航下，公民的任何抗議、任何不同的聲音注定了都被封殺。盡管如此，成都公民并沒有完全沉默，他們仍在抗爭。譚作人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他試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發起“和平保城”行動，就是呼吁成都人上街帶一張A4白紙，還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變成一片白色，以白色來表達他們的意愿，用他的話說，“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張積極權利。

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色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這番話讀來令人感動，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專制土地上，無形的鐵鏈不僅捆鎖著我們的身體，而且捆鎖著我們的心，使我們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哪怕是最低限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不服從、不同意，只剩下對強權、對一切強勢利益的屈從、忍耐，甚至不敢怒、不敢怨，逆來順受就是為我們這個民族量身定做的一個成語。可以說，譚作人在成都創造了一個新的抗議模式，他構想出以“示弱”代替“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張積極權利。我深深地知道，我們只能選擇示弱，是因為我們被國家機器剝奪了所有示威的可能性，我們只能選擇消極行為，是因為我們行使積極權利的通道都被堵死了。

在一個不允許游行示威甚至連集體散步也不允許的國度，他的思路具有重大的行動意義，也就是說，只要你內心明白，只要你意識到了自己的權利，無論是面對怎樣的天羅地網，你還是可以設法抗爭，還是可以找到自己獨特的“說不”形式的。

當然，就是這個如此低調的白色行動，在當地警方的壓力下，也遺憾地流產了，沒有化為現實。但這并不意味著譚作人的失敗，也不意味著成都人的失敗。我相信，他們的公民抗議之路還會持續下去，“成都環保風暴”僅僅是個開始。同時，成都今天所遇到的，在其他地方或早已遇到過，或正在遇到，或將要遇到。改革三十年的結果，改革已死，大餅分配已經完成，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餅游戲暫告一個段落，利益集團的利益凌駕在整個社會之上，繼續無限制地不顧一切地攫取更大的利益，不顧環境污染、山河受創的代價，更不會顧及普通民眾的利益，在他們眼里，手里沒有選票、沒有行使自己權利的任何機會的民眾，他們的聲音、意志都不過是零。

包括軍隊、警察、法庭、監獄、城管在內的所有國家機器不過是維護利益集團的鐵牙鋼齒，在本質上已經站在民眾的對立面，民眾的任何抗議在現實中幾乎都不會有效。對于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好像已無路可走。

我經常會遇到一些年輕人，看到社會上那么多不公正的現象，看到特殊利益集團橫行無忌，看到這個體制深入骨髓的腐敗，他們的內心也有很多的不平，但更多的往往是無奈，他們常說自己有一種無力感。隨著年齡的增大，這樣的無力感通常會增強，等到拖家帶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多的人或者說絕大多數的人，都為自己一家的生存溫飽或小康疲于奔命，所有的精力幾乎都消耗在這里，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在私德上做一個好人，就已經很好了，年輕時的一點激情、一點理想主義的火花早已熄滅，更遑論為改變這個社會去做什么事，出什么力。于是循環往復，一代代人原地踏步，在專制的大網下茍且求存成為唯一的選擇。

汪洋大海一般的龐大人口，如同水一般載起了專制權力的大舟，卻似乎再也沒有了覆舟之水。常常以捍衛利益集團后盾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專制，因此變得越來越驕橫，越來越得意，今日之中國，再也沒有能夠抗衡它的力量。中國人多如恒河沙數，可惜有量無力，構不成力量，也就不可能制衡它。

有消息說，廈門事件之所以是個特例，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化工項目的利益集團和房地產開發集團之間出現了利益沖突，由此給廈門市民的散步抗議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空間。如果沒有這個背景，結果可能就會和成都一樣。我有時常常琢磨“有量無力”這個詞，從根本上說，其實，大多數時候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的自我放棄，我們沒想過表現自己的力，如果在任何時候，只要我們的權利受損，我們都要站起來抵抗一番，哪怕結果是悲慘地失敗，但我們就不是無力的。如果很多人都這樣做，我們就是有力有量的，我們就可以讓強者每一刻就清醒地知道——我們既是載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

我想到了陳衡哲當年的一篇文章，她在1935年6月寫的《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那是針對當時日本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寫的，我今天讀來，同樣有很多的啟示。她指出橫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共有四條，第一條是渾渾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條是在“刀頭上舔血吃”、廉恥掃地的路，在第一條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條路的人，或借國難營私自肥，或做漢奸，或將種種手段聚斂的財產轉移到國外，隨時準備開溜。這兩條都是辱身亡國的死路。

今日之中國很多人大致上走的也都是這兩條路，或茍且求生，或躋身利益集團行列，“刀頭上舔血吃”，混個腦滿腸肥、花天酒地，把子女乃至自己都移民海外去。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可以感受到，這個夜夜笙歌的中國正在一步步沉淪，欲望的膨脹無止無休，人們只知道拚命地撈錢，對物質利益的瘋狂追求成為一個民族絕對的驅動力。

但是，她指出了我們還有第三條路，那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路，第四條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這兩條都是民族自救的活路。對于第三條反抗之路，或者說自毀之路，她的評價是：“即使有時抗拒的結果仍挽不回一個國家的危運，但它的榮譽與人格卻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氣也就不會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終至于無可救藥了。”

包括這次挺立在“成都環保風暴”中的譚作人，我們還有很多人在走這樣的第三條路，這條反抗之路與強大的利益集團、可怕的國家機器形成了不和諧，注定會遭遇可以想像的打擊乃至壓迫和傷害。因此，這條路也是自毀之路或者說自我犧牲之路，但這是有意義的犧牲，它守護的是人間的正氣，它呈現的是現代的文明，它指向的是中國的正道。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人走這條路，這個民族就完了。

譚作人，一臉的大胡子，眼神滿含憂郁，一張典型的憂國憂民臉，他平時看上去沉默寡言，一旦說起來卻會滔滔不絕，尤其說到他的民間環保生涯時，他參與創立NGO“綠色江河”，在成都一帶致力于環保已有多年，他還和朋友一起辦一本不定期的民間刊物《文化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2007年春天我去成都，就是他開車送我去都江堰，沒想到一年后，那里就遭遇了一場大地震。他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獻給了自己熱心的環保等社會公益事業，物質生活并不寬裕，但他過得很自在，他愛自己的國家，并深愛他棲身的成都這個城市，我相信正是這種愛使他敢于走上這條路。

陳衡哲最欣賞的是第四條路，那是和無恥的偷生截然不同的，這條路更強調“內在的預備”，“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內，把能力與知識弄得充充實實的”，“但最基本的預備卻是在人格的一方面”，要去經受烈火的洗禮，從灰燼中把自己煉成堅不可摧的真金。一個民族要新生，必須有一部分人首先自救，無論是走第三條路，還是走第四條路，這兩條路不僅是我們個人的自救之路，也是一個民族的自救之路。

2008年11月22日@( 

傅國涌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