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劉晨，1988年生，湖北荊門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博士生，北師大珠海分校社會學系兼職教師。

在一些人的眼里，社會如今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可能是體制造成的，簡單的說，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會引發人性中的好或壞的一面，比如說，我們規定把A打一拳，不能打死，不能打生命的要害部位，獎勵1000元，可能有的人就會去為了這個獎勵而選擇打人，但是放在道德的層面來說，無緣無故的打人，是不對的。所以，體制有時候往往就充當著這樣的角色，把惡獎勵出來，貽害大眾。且，大眾往往因為法治的無效，加之傳統中的“忍讓文化”，選擇不追究或者干脆不反，而越來越變得趨利避害，對公共事務袖手旁觀。

那么，這樣的體制又是怎么產生的呢？1949年后，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對文化與道德破壞最大的就是“文革”，十年浩劫，讓民眾中的惡充分的展示出來，變得猖狂，甚至把惡發揮到了極點。而“打到孔家店”、“造反有理”的“文革”流毒，把社會變得虛無主義，變得目無王法，甚至讓原本指導社會秩序的傳統文化，也徹底地消失了其該有的作用，從而社會變得沒有了其基本的價值觀念。此刻，體制的弊端之表現之處，恰好就在于，是什么讓這樣的惡跑了出來，又是什么讓“文革”發生？無不是人治政治和金字塔的極權結構。正是因為這樣的極端體制，導致人們喪失了判斷力（或者干脆就說沒有過判斷力），從而讓大眾一并參與到此類的政治運動當中，成為了惡的幫兇。換個思維，如果1966—1976年是法治社會，是公民社會，那么還會出現這類事件嗎？或許這個假設的結果是，不可能發生文革。

所以，極權體制下的權力無法被人們監督，而人們也并非自覺，自律和有法治意識，有公民意識的判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不參與政治運動的選擇。

造就惡人的機制往往會把惡繼續發酵下去，因為在如今這樣的集權社會當中，人們依然沒有開化，依然沒有法治保障他們該有的權利。這就是最大的問題所在。當然，惡本身也是一個道德概念，它關乎著人們人性當中最丑陋的一面。恰好，這個體制及其內在的文化機理，就讓惡能夠得逞，而善卻被掩埋。比如說，在官員文化當中，拍馬屁，難道不是一種惡嗎？這和法律沒有關系吧，但是會拍的人，往往雞犬升天，而獨善其身的人，卻被邊緣化，甚至權力讓其流離失所，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現在的社會是本末倒置的社會之原因。同理，在一個喪失了基本的文化價值之后，官文化中的種種不好的東西，會全部滲透到了社會當中，形成社會風氣也如此，比如社會中的空話套話，它本身是政治文化當中最保險的一種應對上級的策略，但是卻被社會習得，成為人們信任機制的絆腳石。惡就是在這種體制之下，被從道德的籠子里放了出來，變得理所當然，人們避免被惡傷害的手段，只有“惹不起躲得起”，而不是想著怎么樣去監督惡，限制惡。另外，人們也沒有限制惡的手段，把法治關進籠子，而沒有把絕對至上的權力關進去，那么惡也就會為虎作倀。其實，這類的例子，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就已經上演了，他把所有的都關進去，唯獨沒有把皇帝關進去法的籠子里，結果變革者最后被五馬分尸。

其實，這里所說的法治，也是一種制度，也是體制的一種表征。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體制，沒有好的監督權力的機制，惡就會從人性當中跑出來，并且道德這個東西是非常靠不住的，比如慎獨，就是典型，誰在沒有監督的環境下，敢保證自己不做壞事？估計很難很難。故而，我們需要一個好的體制，特別是在法治條件下的體制，才可能把惡限制住，才能夠不讓自己成為惡人（惡如果超越了法律的邊界就會犯法）。加之，個人本身是社會的組成成員，每個人都是“善”的，那么社會怎么可能會變成惡呢？

最后，我們想說的是，“文革”以后的價值觀的改變，不應該怪罪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本身是可以以金錢和物質作為導向的，但是，市場經濟與善并不矛盾，也有其內在的規則，只不過當金錢橫流到社會當中之后，社會本身的價值又是空殼，故而社會的價值怎么不被物質主義，金錢主義占據呢？若是有點精神上的追求和引導，想必也不會讓這個社會如此金錢主義泛濫。這同樣也是體制的原因。

本文刊于新加坡聯合早報網，2015年4月12日。

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燕南園愛思想 劉晨 2015-08-23 08:4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