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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近代哲學的興起

從波浪中升起的維納斯，象征著文化復興，也出現在流行藝術中。

在14世紀期間，中世紀的觀念開始衰退，鑄造了我們今天現代社會的各種新生力量則逐漸崛起。

就社會方面而言，一個強大的商人階級的興起，動搖了中世紀社會的封建結構，這一階級與君主們團結一致，反對為所欲為的貴族。

在政治上，當更好的進攻武器使貴族們的傳統堡壘不再是牢不可破時，貴族們也就不再那么無所顧忌了。

如果農民們的棍棒和長矛尚不能攻破城堡，那么火藥卻可以攻破它。

從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等作家開始，出現了向世俗理想的回歸。

藝術和科學的全部領域都表現了對古代世俗文化的興趣的復蘇，這一復蘇又標志著與中世紀的僧侶傳統的決裂。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舞臺上對上帝的關注壓倒一切，那么文藝復蘇并沒有伴隨著一個持久的民族統一的復興，

國家仍分裂為城邦控制下的小塊領土，到處是無政府狀態。

由于人文主義的影響，新教產生了人人都可以成為神職人員的思想。

每個人都直接與上帝發生聯系，基督不需要代理人。

第四次大運動直接源自由奧卡姆的批判所發動的經驗研究的復興。

科學的傳統，除了能夠提供物質利益以外，本身也是獨立思考的偉大推動者。

西方文明所到之處，其政治理想始終隨其物質擴張而至。

第一個是活字印刷機的發明。這一發明就西方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紀。

中國人使用這個方法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卻不為歐洲所知。

隨著印刷業的出現，新思想的傳播范圍大大增加。

這最終又有助于逐漸摧毀舊權威。

因為如果被譯成非拉丁文的本土語言的《圣經》能夠方便得到，那么教會就沒有理由再堅持它對信仰問題的監護權了。

只有在有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的地方，出版物的廣泛傳播才能增進研究。

沒有這種自由，我們倒不如是文盲的好。

在我們的時代，由于印刷業不再是大眾傳播的唯一有效媒介，所以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

自從發明了無線電報和電視以來，始終保持這種警惕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沒有這種警惕，自由一般來說就開始失去活力了。

哥倫布航海使用的船，他于1492年發現了美洲，開辟了新的地平線。

指南針的使用使船舶進入公海，從此以后，探險者們便可以越過重洋，尋找新大陸和新航線。

對于中世紀的人來說，世界是靜止的、有限的、秩序井然的地方。

其中的任何東西都有其指定的功能，群星沿著它們的路線運行，人則在他出生所在的位置上生活。

文藝復興運動無情地撕破了這種自滿自足的圖景，兩種相反的傾向產生了一種新觀念。

一方面是對人的力量與創造性的巨大信心，人現在占據著舞臺的中心位置。

但是另一方面，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卻變得不那么居高臨下了，因為空間的無限性開始激發起哲學家們的想象力。

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始固非突然的覺醒，好像以往的歲月只是古代知識的沉睡似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整個中世紀都保留著古代傳統的某些痕跡。

歷史絕不是由這種涇渭分明的線條所劃分的。

所有領域中的努力都在擺脫中世紀觀念的束縛。

靈感的源泉起初是這個時代正在興起的對于塵世的興趣，

后來則是對古代的理想化追思。

當然，那時所形成的古代概念，或多或少都被重新發現了自己歷史連續性的一代人的熱情所歪曲。

這種關于古代人的多少有點浪漫的觀點，一直延續到19世紀。

杰羅姆，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花式陶盤。

當然，政治迫害即便在我們的時代也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是燒死被迫害者已不再是慣例了。

馬基雅弗利兩部偉大的政治學著作是《君主論》和《史論集》。

其中，第一本著作試圖研究贏得和保持專制權力的方式與手段。

第二本著作則對不同統治類型下的權力及運用作了一般探討。

《君主論》的學說并不是就如何成為一個有德行的統治者的問題提出虔誠的忠告；

相反，它確認某些邪惡的手段有助于奪取政治權力。

論證是如此進行的：如果你要得到權力，那你就一定得殘酷無情。

這究竟是善還是惡，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與馬基雅弗利無關。

至于說到傳統的道德標準，《君主論》的觀點十分明確：

統治者不受這些道德標準的約束，除非權宜之計，需要統治者服從道德律，否則他是可以完全不遵守它們的。

如果他希望保住權力，那他的確必須經常性地違背道德律。

與此同時，他又應該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像是有德行的樣子。

只有通過這種兩面派的手法，一個統治者才能夠保住他的地位。

權謀之術在許多人手中被運用到了極致，盡管它具有馬基雅弗利所未曾考慮到的種種局限。

151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希臘文的《新約》。在他的著作中，最有影響的是《愚人頌》。

這是一部諷刺作品，1509年寫于倫敦莫爾的住宅中。

其希臘文的書名正好是莫爾名字的雙關語。

在這部著作中，除了許多對人類的缺點所作的諷刺以外，還對宗教機構及其執掌者的墮落行為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盡管他的批判直截了當，但是當宗教改革運動爆發的時候，他卻沒有公開表示支持。

他基本上持新教觀點，即認為人直接與上帝發生聯系，神學是多余的。

毫無疑問，在如此這般地精心設計的國家里，生活是毫無趣味的。這是種種理想國的一個共同特征。

莫爾的幻想受到柏拉圖的啟發，由一名困在烏托邦島上的水手敘述。

當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引起了持久的宗教分裂的時候，寬容的觀念也就最終成為普遍的意識。

與寬容相反的全面鏟除與壓制，都曾經試過，但終歸無效。

然而，在16世紀，關于所有的人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得到尊重的思想，

仍然屬于異乎尋常的見解，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

馬丁路德是奧古斯丁派的修道士和一位神學教師。

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面對發售贖罪券的低劣行徑，他痛心疾首。

1520年，當路德公開燒毀教皇革除教籍的通諭時，事情就再也不僅僅是個宗教改革的問題了。

德意志的君主和統治者們開始聯合起來，宗教改革成了德意志人對抗更加陰險狡猾的教皇權力的政治反叛。

現在，凡能夠閱讀的人都能看到：耶穌的教義和現存的社會秩序之間有著重大的不一致。

因為改革后的宗教及其清教特性，是與近代貿易的興起攜手并進的。

最后，人們終于認識到：宗教爭斗是多余的事情，也是沒有結果的事情，因為爭斗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強大到足以消滅對方。

正是通過這種消極認識，才最終形成了宗教寬容的事實。

在教義上，耶穌會成員反對為新教徒所接受的奧古斯丁學說。

他們特別強調自由意志，他們的實際活動涉及傳教、教育以及鏟除異端。

他們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主要組織者。

因而，在哲學領域中，一種新柏拉圖主義的傾向再次占據突出地位。

對于人的力量的重視，使人想起雅典最強盛時期的樂觀主義。

哥白尼的理論受到天主教徒以及路德教徒的極大仇視。

因為有人相當正確地意識到，哥白尼的理論開始了一場新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

即使它不會破壞宗教本身，

至少也將破壞宗教組織所依賴的權威原則。

最終，科學運動的巨大進展主要發生在新教國家，這是因為民族教會在控制其成員的觀念方面，比較軟弱無力。

所有這些發現都打破了人們長期抱有的成見，竟使得正統的經院哲學家責罵起望遠鏡來，因為它擾亂了他們的教條主義美夢。

他的公開認錯當然只是為了擺擺樣子，但是宗教裁判所卻成功地壓制了意大利的科學活動，時間長達幾個世紀之久。

這一理論似乎終于發現了理解宇宙奧秘的數學鑰匙。

我們現在用來陳述這些事實的終極形式是關于運動的微分方程，

這些方程被剝除了其所適用的、具體現實的、一切外在的、偶然的細節。

羅伯特 波義耳則在《神秘的化學家》一書中，結束了煉金術士們的天方夜譚，返回到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上來。

儀器的制造取得了偉大的進步，這反過來又提供了更加精確的觀察手段，以促進理論的發展。

科學活動的蓬勃興起引起了相應的技術發展，使西歐在大約三百年的時間里稱雄于世。

與科學革命相伴隨，希臘精神再次盛行起來。

所有這些也都反映在哲學當中。

培根關于人所容易犯的種種錯誤的論述，是其哲學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之一。

他這樣認為，我們容易產生四種類型的思想錯誤，他稱為“假相”。

第一個是“種族假相”，我們之所以會有這種假相，是因為我們是人。

抱有希望的思考就是一例，尤其是關于自然現象中存在著比它實際具有的秩序還要大的秩序的期望，更是這樣。

第二個是“洞穴假相”，它是個人所具有的私人成見。這類假相數不勝數。

“市場假相”是由受語言迷惑的精神傾向造成的錯誤，這種錯誤在哲學中特別盛行。

最后是“劇場假相”，這類錯誤來自思想體系和思想流派。培根常舉亞里士多德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種錯誤。

培根的科學方法，制作具有某一特定屬性的事物的表格。

在第一部分，除了對語言和認識論的某些一般性的哲學反思以外，霍布斯還以嚴格的機械論術語論述了人和人的心理。

與伽利略和笛卡兒一樣，他認為，我們經驗的東西是由外在物體的機械運動造成的，而視覺、聲音、味覺等都不在對象之中，

而是屬于我們個人的。

1618年，他在荷蘭入伍，這使得他有大量的時間從事數學研究。

1619年，30年戰爭正酣，笛卡兒為了去看看這個世界，加入了巴伐利亞軍隊。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他發現了那些激起他的哲學的主要概念。

這一經歷被描繪在《方法論》一書中。

一天，天氣比通常要冷，笛卡兒躲進一間小屋，坐在一個磚爐旁邊。

當身體適當暖和下來以后，他開始陷入沉思；日暮時，他的全部哲學的輪廓已清晰地呈現在面前。

笛卡兒在軍隊里一直待到1622年，然后返回巴黎。

第二年，他訪問了意大利，在那里居住了兩年。

回到巴黎以后，他發現國內的生活太使人心神不定。

他生性有些羞怯，想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專心工作，所以于1628年去了荷蘭。

他變賣了他的那一小份地產，因此能夠獨自過著適當舒適的生活。

以后的21年，他一直待在荷蘭，其間只是對法國作了三次短暫的訪問。

笛卡兒順著他曾偶爾發現的方法的思路，逐漸構建出他的哲學。

笛卡爾最不愿意卷入爭論，在他看來，這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

數學因其推論具有確定性，所以對笛卡爾有深刻的影響，但是當時他尚不能弄清楚這些推論的適當用法。

他放棄了書本知識并開始旅行，可是他發現，哲學家們的風俗習慣恰似他們的觀點一樣迥然不同。

最后他決定，他必須審視他自己以便發現真理。

由此就出現了我們前面已提到過的關于爐邊沉思的那段敘述。

笛卡兒著重提到，只有從頭到尾都由一個作者完成的作品才能令人滿意，因此他決定把從前學到的和被迫接受的東西統統拋棄掉。

只有邏輯學、幾何學和代數學幸免于難，并且他從這三樣東西里發現了四條規則。

第一，除了清楚明白的觀念以外，決不接受任何東西。

第二，我們必須將每個問題都按照解決問題的需要，分成若干部分。

第三，思想必須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的順序，在沒有順序的地方，我們必須假定一種順序。

第四，我們應該始終進行徹底的檢查，以確保沒有遺漏什么東西。

倫理學在各學科的排列中是最后一位，但是在生活中，我們必須做出當下的決定。

笛卡兒因而采納了一種臨時性的行為規范，這種規范將按實用主義的標準，為他提供最好的生活狀況。

所以，笛卡兒決心遵守他的國家的法律的風俗習慣，并一直忠實于他的宗教；

一當確定了某種行為路線，他就堅定不移地行動起來；

最后他決心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觸犯命運，并使他的希望適應于事物的秩序，而不是相反。

從這個時候開始，笛卡兒決定致力于哲學。

感官證據是不確定的，因此必須遭到懷疑。

即便是數學，盡管問題少一些，但也必須受到懷疑，因為上帝也許正在計劃地將我們引入歧途。

歸根結底，懷疑者必須承認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的懷疑。

這是笛卡兒的基本公式——“我思故我在”的基礎。

笛卡兒認為，這是形而上學清楚明白的出發點。

因此，笛卡兒認為，他是一個完全獨立于自然物質，因而也獨立于肉體的思維著的東西。

笛卡兒的二元論：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是各自獨立的。

與霍布斯不同，斯賓諾莎是思想自由的擁護者。

他認為，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個國家才能恰如其分地發揮作用，

這一觀點的確來自他的形而上學和倫理學理論。

據說實體肯定是無限的，否則，它的各種限制就會對它發生某種作用。

斯賓諾莎還認為，這樣的實體只能有一個，它就是作為整體的世界；

它和上帝也是一致的。

因此，上帝和作為萬事萬物之整體的宇宙是一回事。

這就是著名的斯賓諾莎泛神論學說。

必須強調的是，斯賓諾莎對于這一學說的論述，并不摻雜一點兒神秘主義。

全部問題只是演繹邏輯中的一次練習，其基礎是以驚人創造力所設定的一組定義和公理。

它也許是哲學史上系統結構最杰出的例子。

正統學說中的所有陣營都極力反對上帝和自然相一致的思想，不過，這種一致性只是一次演繹論證的結果。

在該論證的范圍以內，這個結果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某些人所珍愛的信仰受到了傷害，那么僅僅表明了邏輯不尊重感情。

如果只能以傳統的方式來定義上帝和實體，那么斯賓諾莎的結論就很勉強了。

結果，人們很可能會認識到，這些術語中具有某種特殊的東西。

斯賓諾莎贊同這種說法，他把我們人的一些智慧看作是上帝智慧的組成部分。

他贊同笛卡兒堅持清楚明白的原則。

因為他認為：謬誤在于缺乏理解，后者包括不合適的觀念，也就是殘缺不全的、混亂的觀念。

從某一特定的無時間的觀點出發來理解事物，這是出于精神的本性所提出的要求。

因為一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遲早都將渴望與上帝連為一體。

只要一個人受制于外在的影響和原因，那他就是處于奴役狀態。

這的確對于任何有限物來說，都是適合的。

但是就人們可以和上帝達成一致而言，人們就不再受制于這樣的影響。

因為作為一個整體的宇宙是沒有限制的。

因此，通過越來越與整體相協調，人們就獲得了相應的自由。

因為自由恰恰就是獨立或自決，而獨立或自決僅僅適合于上帝。

正是以這種方式，我們就能擺脫恐懼。

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一樣，斯賓諾莎也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基本根源，

就知識是對宇宙的較深理解而言，它是有助于采取明智而適當的行動的一個條件。

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于死的默念，而是關于生的沉思。

由于罪惡是否定性的，而上帝或自然是無所或缺的整體，所以它們就不可能是惡的。

在特殊的事務上，人作為一個有限的存在，為了盡可能地獲得與宇宙的最密切聯系，應該以自我保存的方式行事。

就神學方面來說，我們必須記住：形而上學的上帝是某種關于事物本性理論的最后一筆。

這個上帝并不訴諸感情，它與《圣經》中的上帝也沒有關系。

如果不是嚴格遵守主——謂詞的邏輯學，萊布尼茨可能會將數理邏輯方面的某些嘗試發表出來，

后者會使這個問題提早一個多世紀被考慮。

他認為，有可能發明出一種普遍的符號語言，該語言是完備的，因而會將思考還原為計算。

撇開電腦不談，萊布尼茨的這一想法可能有些草率，然而他還是預見到了，

許多后來逐漸成為邏輯領域中尋常的東西。

就這里的完備語言而言，它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人終將會得到關于上帝的完美知識的希望。

自然本身是由上帝創造的，因此只有上帝才能完全理解自然。

真理即行動，我們的知識水平的擴展與我們的行動范圍同步。

在他看來，人類事務中存在著一種趨勢，而且正像潮水來回流動一樣，人類的命運也是循環往復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種循環論最遠可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學說。

但是，就像文藝作品的編劇與演員，維柯通過對人類心靈史循環周期之形式的探索，為這些古老的概念注入了新的思想。

雅各賓式會議，英格蘭達到某種程度的穩定。

在社會學中，他拋棄了理想主義關于理想的共同體的概念，并致力于探討各種社會如何產生和發展的經驗主義任務。

在這方面，他完全是開創性的，并且首次提出了一種人類文明的真正理論。

這些與一個對他的所有思想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主要觀點密切相關，這個觀點即是“真理即行動”，

或用拉丁文表達，就是“verum factum”。

2022-12-08 18: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