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海商 江南的產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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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的思想界沉悶而僵化,科舉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經注作為標準答案,致使朱子學風磨一時,并且走向了極端,士子們一味死記硬背,人云亦云,沒有自覺自由的思想。明清之際的文史大家張岱對這種狀況深惡痛絕,用辛辣的文筆抨擊科舉八股的流弊:“我明自高皇帝開國,與劉青田(劉基)定為八股文字,專精亶力,一題人手,全于心靈、筋脈、聲口、骨節中揣摩刻畫,較之各樣文體,此為最難。三場取士,又專注頭場。二百八十二年以來,英雄豪杰埋沒于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場屋中之通病也……李卓吾曰:吾熟讀爛時文百余首,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便高中矣。此雖戲言,委是實錄。”①

張岱引用李贄的“戲言”,確實是“實錄”。李贄自幼浸淫于儒家經典中,先讀《易經》、《禮經》,后來改讀《尚書》,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鄉試中舉。他自嘲為“竟以《尚書》竊祿”,并用輕蔑的語氣自述“竊祿”的過程:“稍長,復憒憒,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閑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圣精蘊者耶?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如此率真的自白,嘲諷僵化死板的科舉考試,深得名士張岱的激賞,引入他的《石匱書》,讀來真是痛快淋漓!不過張岱忽略了最要緊的一句“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流露出對儒家經典以及朱熹傳注的不滿情緒。

① (明)張岱:《石匱書》卷二百六《文苑列傳總論》。② (明)李贄:《焚書》卷三《卓吾論略(滇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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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陽明先生的觀點迪一步發揮,大膽地喊出,千百年來之所以無是非可言,原因就在于成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

于是平,一場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了一個時代,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世。

陳獻章:“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1.“江門心學”的懷疑精神

對于一般讀者而言,宋明理學令人望而生畏,太多的概念、術語,含義難以捉摸,當時人的行文與言說方式,也與今人相去甚遠。因此,愿意閱讀這類文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有鑒于此,我想用淺近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看法,盡量跳出玄虛的窠臼。

陳獻章的學問,被后人稱為“江門心學”,博大精深,我認為最值得稱道的是懷疑精神。他的至理名言傳誦至今,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這樣一段通俗易懂的話:“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這段話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無論怎樣高度評價,都不會過分。他所說的“疑”,無論是“小疑”還是“大疑”,指向十分明確:儒家圣賢和儒家經典。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不敢懷疑圣賢,不敢懷疑經典,就不可能有“覺悟”,也不可能有“長進”。在思想因官方鉗制而日趨僵化的時代,這樣直抒胸臆的言論彌足珍貴。

①(明)陳獻章:《與張廷實主事》,《陳白沙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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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于無聲處聽驚雷,振聾發聵,使得無數沉迷于死記硬背圣賢語錄而無自覺思想的士子們番然醒悟。

這一段文字,是他與弟子張詡(字廷實)討論“學詩”書信中的話,故而前面幾句說:“半江改稿,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在這段話的后面,他強調“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可見他是就學問的一般規律與境界而言的,并不僅僅限于“學詩”。

陳獻章能夠取得這樣的""覺悟”,決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不斷的挫折與探索,才漸人佳境的。他回顧道:“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于聲利、支離于枇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吳與弼)游,然后益嘆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余年間,履跡不逾于戶閾。俯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中顯然,師從著名的儒學大師吳與弼,并沒有破解求學的迷惘,博覽群書也沒有領悟學問的真諦,真正奏效的是靜坐中的思考。他的另一段自述,講得更為清楚:“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圣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后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圣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茲乎?”@

他說得非常清楚,對于心學真諦的覺悟,對于“學貴知疑”的覺悟,

①(明)陳獻章:《龍崗書院記》《陳白沙集》卷一。亦見陳獻章《白沙先生至言》卷二。② (明)陳獻章:《白沙先生至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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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小疑剛小進,大疑則大進"的覺悟,是在靜坐思考中得來的,即所謂靜坐自得,就是他向門生反復強調的:“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中因此他最重視“自得”二字,追求自己的心得,不人云亦云。在他看來,“學貴自得,荀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他批評當時的學者不求自得的傾向,說:“今世學者各標榜門墻,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心他所寫的《道學傳序》有一段批判后學者的文字:“夫子之學非后世人所謂學,后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于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跡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茍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于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他認為后世之學與孔子之學相去甚遠,因為后世學者只知背誦詞章,拋棄了內核,在他們嘴里的六經變成了槽粕,研究經學無異于玩物喪志。所以他主張為學之道,最要緊的是“求諸吾心”,“以我觀書”,而不要“以書博我”。

明白了這些,我們就可以理解他高唱“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的深意了。毫無疑問,臻于這種境界,和他拒絕仕進、隱居靜坐的生涯,有著很大的關系。

2,“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世居白沙里,人稱白沙先生。正統十二年(1447),二十歲時鄉試中舉,次年會試中乙榜,得以進入國子監。

中(明)陳獻章:《與賀克恭黃門》《陳白沙集》卷二

@ 《明)張羽:《陳白沙先生行狀》,《陳白沙集》卷末(附錄》。·《明)陳獻章:《白沙先生至宮》卷二。

④《明)陳獻章:《道學傳序》,《陳白沙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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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五年(1454),二十七歲時師從吳與弼。康齋先生性格嚴毅,學者來問,大多不答,唯獨優遇陳獻章,問答講求夜以繼日。但是白沙先生并不滿意,因為“未知人處”。半年以后離去,放棄舉子事業,杜門不出,專心致志探求“學貴自得”方法。每天都埋首于書冊,尋尋覓覓,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用功過度,幾乎病倒,仍然沒有“自得”--找不到“此心”與“此理”可以“湊泊吻合”的境界。于是構筑陽春臺,每天在其中靜坐思考。終于有一天豁然頓悟,就是他后來所說的“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自信地感嘆道:“道在是矣!”①后來他每每告誡來向他求學的士人,希望他們在靜坐中養出端倪來,完全是自己的經驗之談。鄧元錫評論道:“學自宋南渡來,以窮理、居敬為二門。而窮理者頗役心于載籍,專

文析辭為致精;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恒眾也。

公甫實始求之靜,求之一,舍繁求約,舍難求易,而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無欲為至。其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間,纖毫人力不著,為天則也。”@

成化三年(1467),他再度重游太學,國子監祭酒邢讓要他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他應聲賦詩一首: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圣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枇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幾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系乃綱常。樞紐在方

①(明)耿定向:《白沙先生傳》《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三。② (明) 鄧元錫:《白沙先生》,《皇明書》卷三十五《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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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役役,斫喪良可傷。愿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四

就詩論詩,并沒有多少詩意,他的詩大多想闡明哲理--為學之道,比如喜歡用“鳶飛魚躍”的意象來說明“貴自得”,“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是鳶飛魚躍”。寫給弟子湛若水的詩曰:“君若問鳶魚,鳶色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這首詩也是如此,所要宣揚的是"道德乃青腴,文詞固枇糠”,有鑒于此,他自己“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他一向批評學者只知記誦詞章,使得六經淪為糟粕,未免玩物喪志,因為他們不懂得“求諸心”,一味“求之書”。而為學之道的真諦,“非得之書,得自我”。邢讓深知其中三昧,對這首詩大為贊賞:“龜山先生不如也,真儒復出矣!”@焦點不在詩的本身,而是“真儒復出”。陳獻章就此名震京師,名士羅倫、莊昶與之結為道學之交。戶科給事中賀欽聽他論學,嘆道:“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辭官而去,執弟子禮。賀欽告別白沙后,回歸家鄉,日夜讀書,隨事體驗,不得要領。陳白沙寫信指點,他的那句傳世名言--“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就是致賀欽信的原話。進士姜麟專程前往白沙,謁見陳先生,事后對人說:“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連聲稱贊:“活孟子,活孟子!”⑤

出于對這位“活孟子”的敬仰,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先后向朝廷推薦,希望仿照當年禮聘吳與弼的先例起用陳獻章。吏部的官僚不以為然,打起了官腔:陳獻章不過是“聽選監生”,并非隱士,如

① (明)鄭曉:《哈林檢討陳公》,《皇明名臣記》卷十九。②(明) 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二《道學·陳獻章》①(明)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三《白沙陳先生傳》④ (明)鄭曉:《給事中賀公》《皇明名臣記》卷十九。⑤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二《道學·陳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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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起用,必須經過吏部的考試。殊不知陳獻章微學問不是為了當官,當即以舊疾發作為借口婉言謝絕。為此寫了情真意初的奏禮,向怪帶”感切終養”,讓人們看到了白沙先生富有感情的另一面:

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西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動時,無歲不病,至于九齡,以乳代晚。非母之仁。臣委于溝壑久矣。臣生五十有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有司所白,已蒙圣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思厚德,又出于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優老母,年來暮而氣已衰,心有為而力不逮……惟隆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余年。①皇帝同意他的請求,授予他翰林院檢討的頭銜,要他在“親終疾愈”之后,“仍來供職”。此后雖然不斷有人推薦,他始終隱居不出。可見他的辭官并非矯情,確實是不愿進人仕途,終其一生都在踐履自己的信念:“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在他看來,熙熙攘攘你爭我斗的官場,無法清靜,當然養不出“學貴自得”的端倪來。

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十日,在一片虛寂中,陳獻章安然病逝,享年七十三歲。死前身穿朝服頭戴朝冠,在弟子扶掖下,焚香禮拜,向北面五拜三叩頭,說:“吾辭吾君。”然后作詩一首;

①(明)陳獻章:《乞終養疏》《陳白沙集》卷一。

②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二《道學·陳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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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仙終被謗,托佛豈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

他對弟子說:“吾以此辭世。”七月二十一曰,葬于圭峰之麓、辛向之原。參加葬禮的有幾千人。十一月十二日,改葬于皂帽峰下。①

白沙先生的思想學說,很長一段時間為政界學界主流人士所不屑,張岱為他立傳,在文末道出了其中緣由:“《石匱書》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逾人,嶺海宿學有仕于朝者,皆不之許。獻章授官之后,稱病不謝而去。途中擁騶從別義槊,揚揚得意,聞者笑恥。疑而不信,取獻章所著書讀之,而后知獻章也。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古人舉動,亡也久矣,末世耳目,宜自異也。所謂嶺海宿學,謂丘耶。”當然對陳獻章不屑一顧的并不僅僅只有丘一人。直到萬歷年間,朝廷批準他從祀孔廟,爭議才告一段落。

萬歷十二年(1584),耿定向為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孔廟所寫的奏疏,給予陳獻章高度評價:“當訓詁汩溺之余,名理棼呶之日,而學以靜觀默識為務,以致虛立本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直明懿之履,抑可謂醇乎醇者矣。昭代學術知反約而求諸心,不為口耳支離之騖者,實其開先也。”@確實,陳獻章的貢獻就在于開一代風氣之先。萬歷十三年(1585),皇帝下達詔書:批準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陳子,賜謚號文恭。聚訟紛紜多年的公案終于有了定論。門人林俊對先生作了這樣的總結:“其立志甚專,向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其中“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堪稱傳神之筆,與耿定向的開風氣之先的論

① 參見湛若水:《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陳白沙集》卷末《附錄》。② (明)張岱:《石匱書》卷二百一(儒林列傳·陳獻章》。

③ (明)耿定向:《議從祀疏(甲申左院草)》《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二。④ (明)焦竑:《翰林檢討陳公》《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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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耳目之間,陳跡之上。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總是閑也。”深得乃師“學貴自得”的真諦,后人評曰:“(林)光之學,務自

得,故其體驗獨有卓見若此。”①

李承箕,字世卿,成化中鄉試中舉,放棄會試,投奔陳獻章。當時白沙先生以心學名重天下,反對者譏刺其近于禪學。陳章對此是不以為然的:“為毀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于禪學者,甚者則曰“宴人率人于偽者’。姑以跡之近似者言。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后圣可學而至矣。所渭"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儒亦曰'靜坐”;曰“惺惺’,吾儒亦曰"惺惺’。調息近于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于禪學者’,非此類歟?”李承箕對陳獻章心悅誠服,不遠千里前往謁見。先生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兩人形影不離,登臨吊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從不談及為學之方。日子久了,李承箕恍然大悟說:“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告別之日,先生贈詩一首:

上上昆侖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于了處了。

李承箕領悟了詩中的微言大義,回到家鄉,每天端坐一室,洗滌身心,徑造本真。有人勸他著書立說,他回答得很妙:“近世箋注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鏟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

Φ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四《道學·林光》② (明)陳獻章:《白沙先生至言》卷四。

②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卷七十四《道學·李承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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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

王守仁,字伯安,因筑陽明洞講學而號陽明子,人稱陽明先生。黃宗羲對于這位余姚同鄉前輩是推崇備至的: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偶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迷朱耳……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

明確指出他不同于前人之處,不再“習熟先懦之成說”,不再“述朱”--重復朱熹的成說,延續了“古來之學脈”。但是他寫的《姚江學案》,似乎刻意回避這樣一個問題:王陽明死后,他的學說何以被朝廷定為“偽學”、“邪說”?難道僅僅是“致良知”"人人有個作圣之路”?為什么嘉靖皇帝要指責他“放言自恣,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關注他思想中鋒芒畢露的另一面。

1.“學貴得之心”

若要開掘陽明思想鋒芒畢露的一面,我以為最應該關注的是王陽明在《答羅整庵少宰書》中的兩段話。一段是;

①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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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李孔子可得而私也。

另一段是:

夫學費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老乎!中

這兩段話,氣魄宏偉而又邏輯嚴密,極具震撼力與說服力。以筆者讀史所得,在王守仁的前輩抑或同時代人中,難以看到這樣鋒芒犀利的言辭。其可貴之處就在于,敢于向孔子和朱子大聲說不。在朱熹思想成為欽定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時代,敢于發出不同的聲音,掙脫無形的網羅,強調無論求學還是求道,都應出于自己的心得,獨立思考,不要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也不要以朱子的是非為是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有必要鋪敘來龍去脈。《答羅整庵少宰書》是陽明對朋友羅欽順《與王陽明書》的答復。羅氏寫于正德十五年(1520)夏的書信,是平心靜氣的學術探討,與后來桂萼之流的攻訐誣陷截然不同。羅氏《與王陽明書》是對王氏所著《大學古本》與《朱子晚年定論》的學術性商榷。既然是商榷,語氣自然客客氣氣:“昨拜書后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嘗蒙誨益,第苦多病,怯于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求歸于一,是恒用

①(明)王守仁:《王文成全書》卷二《語錄二·傳習錄中》。按:王陽明的著述,由門人徐愛、群侃,錢德洪,王轍等陸續刊刻成單行本。隆慶六年,浙江巡按御史謝廷杰把單行本合

書》之集部別集類。

并,刊刻全集,仿照《朱子全書》之例,定名為(王文成全書》。乾隆時,此書收入《欽定四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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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觸,陽明受到許多批評,他編寫此書主要是針對這些批評做出的反應。陳氏說:“王陽明的處境一定非常艱苦。一方面為了減少敵意,另一方面為了使他自己的理論從朱熹嘴里說出來,他從朱熹寫給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每封信選取一段……于 1518: 年用以上書名刊行。試圖證明朱惠晚年改變了立場并采取了王陽明所提倡的觀點。這些選摘是任意的,并且多數是斷章取義的。”@杜維明則認為:“陽明努力闞明他的新思想,其實并不與朱熹晚年定論相抵觸,這是出于他力求與這位宋代大師的精神取向相一致的內心渴求,而不是出于一個實用的目的:取悅于同輩中的多數學者、官員,他們都是朱熹的追隨者。”②

這些解釋都有根據,也言之成理。不過王陽明本人并不就事論事。立論更為高遠,這就是他在答復羅欽順的質疑時,所強調的基本立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

這是他的思想宣言,也是他始終堅持的根本觀點,在與友人論學時,他再次重申這一看法:“夫君子之論學,要在于得之于心,眾皆以為是,茍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眾皆以為非,茍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無間于天人,無分于古今。"這是他對儒家經學傳統作了深刻批判之后,悟出的真諦。在他看來,六經非他,乃是“吾心之常道”,《易》是“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書》是“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詩》是“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禮》是“志吾心之條理

@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一 一行動中的信家里想家》,第194-195 頁。

@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一 一行動中的饌家患想家》,第 197 頁。

書)偶勞不便,與汪本銅搞編成(陽明先生道學秒》。

@(明)王守仁:《答徐成之》,(明先生道學鈔》卷-《論學書》。按;李資因《王文成全

書文者”,《樂》是“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春秋》是“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老”。又說,六經是“吾心之記籍”,六經“具于吾心”,就好像“產業庫藏”具存于家中,記籍不過是"名狀數目”而已。但是后世學者不明自這個道理,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徑徑然以為六經矣”。于是他毫不留情地譴責經學家“亂經”“侮經”、“賊經”:

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夭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竟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這樣痛快淋漓的針砭,觸及經學積重難返的弊端。他與顧東橋的長篇答問也涉及這一問題,其中有一段說到孔孟之后,圣學日遠日晦,揭示的仍然是經學的積弊:

圣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于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圣學之門墻遂不復可睹。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斗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竟出,前瞻后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

① (明) 王守仁:《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文成全書》卷七《文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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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奇,歌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王霸事業而止。圣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類假的批判不勝枚舉,例如:“圣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后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者特達皆為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茍有一念相尋于此,真所謂空谷足音。”@又如:“后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后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后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①

鋒芒畢露的批判,得罪了一批人,對他的責難之聲不絕于耳。陽明平心靜氣地對待,既不為一時之毀譽而動搖,也不以人言為盡非。在給門人陸元靜的書信中寫道:

然則今日之多口,敦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于先懦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騍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圣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后學沿襲乖謬,積漸所致……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

中(明)王守仁:《答順東橋書》《王文成全書》卷二《語錄二·傳習錄中》。《明)王守仁:《復唐佐(庚辰)》(王文成全書》卷四(文錄·書一》。③ (明)王守仁:《陽明先生財吉》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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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之在當時,尚不免于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于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積習,故于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問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

如此坦蕩而自信,如此自謙而堅定,背后是他堅信的理念"學貴得之心”,不為經典詞句所束縛:“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束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由此便可以理解他的那句名言了:“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后人常常譏刺他“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恰恰顯示了他對經學的犀利批判,強調“皆為我之所用”,而不被經典束縛的思想鋒芒。

2.貶謫龍場:“動心忍性,恍若有悟”

任何思想家都有思想形成與演變過程,王守仁也不例外。他常常向朋友門生回顧自己的探索經歷,一則說:“某早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于眾說之紛擾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于心,以為圣人之學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后嘆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

① (明) 王守仁:《與陸元靜(壬午)》,《王文成全書》卷五《文錄·書二》。(明)王守仁:《陽明先生則言》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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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淫蕩皇上之心,沉迷于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期,日的不足。夜以除之。大臣們請求皇上忍痛翻愛,對“八虎”明正典刑。皇帝不但沒有對他們嚴嚴加懲處,反而任命劉強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團營提備。馬永成為東廠提督,谷大用為西廠提督,張永等掌管京營軍隊,把自姓的機要、特務及警衛大權,交給了“八虎”。“八虎”中,司禮監掌印太監

劉瑾權勢最為顯赫。

言官戴銑、薄彥徽向皇帝上疏,請求”斥權閹,正國法,留輔保,托大臣”,矛頭直指劉瑾。專擅朝政的劉瑾以“忤旨”罪,逮捕戴銑等言官,關人錦衣衛鎮撫司詔獄。在此緊要關頭,兵部主事王守仁挺身而出。他和李夢陽是好朋友,不但精于辭章,而且都氣節奕奕,對劉瑾之流專擅朝政極為不滿,毅然呈進為戴銑辯護的奏疏--《宥言官去權奸以彰圣德》,氣勢逼人:“君仁則臣直,諸官言直,自宜嘉納,開忠讜之路。而乃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在道,則驟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聞之?@他說臣不知戴銑等所言是否在理,其間或許有“觸冒忌諱”之處。但是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責”,如果他們的言論是對的,應該嘉納施行;如果言論不妥,也應該予以包容,以利于廣開言路。如今陛下懲處戴銑等人,非但無補于國事,反而彰顯陛下的過錯。

劉瑾見到“危疑宗社”云云,大為光火,假傳圣旨,把王守仁押入錦衣衛詔獄,廷杖五十,死而復蘇之后,貶謫到貴州龍場驛(今貴州修文縣),從正六品的兵部主事降為偏遠山區的小小驛丞。劉瑾不肯善罷甘休,暗中派人尾隨,伺機刺殺。王守仁察覺后,半夜時分,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放在錢塘江邊,布置投江而死的現場,還留下一首遺詩:“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狂濤泣子胥。”然后搭乘一艘商船前往舟山,途中遇到颶

①(明)王守仁:《宥言官去權奸以章經德》(王文成全書》卷九《別錄一·奏疏一》。② (明) 王守仁:《有言官去權奸以章經德》《王文成全書》卷九《別錄一·奏疏一》。256

風,漂流到福建,隱姓埋名于武夷山中。

他十七歲時,在江西鐵柱宮遇見一位道士,相見如故,結為摯友。巧得很,居然在武夷山又巧遇這位道士,王守仁如實相告懼禍隱身之事,道士說:先生意欲遠遁避禍,但是你的尊公(父親)還在朝為官,此舉恐怕連累尊公。聽從他的勸告,王守仁吟詠道"海上曾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坦然趕赴龍場驛。Φ

龍場驛在萬山叢中,荒涼而貧瘠。他剛到的時候,沒有住房,就在巖洞中住宿。苗民對他十分尊重,為他伐木建造了一間屋子。他是只身前來的,無書可讀成為最大的寂寞,正是這種境遇成就了日后享譽學界的“心學”。

弘治五年(1492),王守仁二十一歲,浙江鄉試得中舉人,次年會試落第。內閣大學士李東陽安慰道,你今年不第,來年必為狀元,試作來歲狀元賦一首如何?他懸筆立就,一旁各位大老驚嘆:“天才,天才。”也有妒忌者說:“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弘治九年(1496)再次會試,果然被妒忌者所壓制而再次落第。回到家鄉余姚,在龍泉山寺結詩社。退休官員魏瀚,平時雄才自放,與他對弈聯詩,見他佳句迭出,遜謝道:老夫當退避三舍。這位才子與一般文人迥然有別。何喬遠說:“守仁初溺于任俠,再溺于騎射,三溺于辭章,四溺于神仙,五溺于佛氏,而歸正于圣賢。”②三舉而中會試第二名,登上“甲榜”,和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喬宇、汪俊、儲瓘互相切磋學問。在出任兵部主事之前,早已名聲遠揚。由于直言極諫,遭此厄運,改變了他的仕途,王守仁坦然接受。

貶謫到了龍場驛,沒有書可讀,不得不改變做學問的方法,靜坐頓悟。這一點,以前某些學者有所忽略,以為他是故意“束書不觀”。而明

①(明)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附錄六·世德紀》。② (明)何喬遠:《名山藏》卷八十五《懦林記·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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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兩代的史家早已點破,乃不得已而為之。

何喬遠引王陽明原話,說:“龍場在南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即記舊讀,隨手錄之,意有所會,輒為訓釋,而不必其盡合于先賢者。”中張岱《石匱書》引用了這一段話,可見他是贊同這一說法的。王世貞說:“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

耿定向說:“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為拼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啟,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唯此靈昭不昧者相為始終,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吻合,益信圣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

萬斯同說:“既謫龍場,窮荒無所得書,日夕細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而不當求諸事物,始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守仁既以此自信,故其為教,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以有善有惡為意之動,以知善知惡是良知,以為善去惡是格物。”。

關于貶謫龍場驛之后的處境與頓悟過程,萬歷時的工部尚書雷禮寫得最為具體:

遂由武夷至廣信,溯彭蠡,歷沅湘,至貴陽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茭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以蠱毒為事,凡中土人至,必下蠱殺之。及欲蠱守仁,卜諸蠱神不協,于是龍場之民日來親狎,以所居陰濕不可久,乃相與伐木為驛樓及屋,乃匾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龍場在萬山中,書篋不可攜,止偕三仆以往,諸仆歷險冒

① (明)何喬遠;《名山藏》卷八十五(儒林記·王守仁》。@(明)張俗:《石匱書》巷一百三十《王守仁列傳》。

@《明)王世貞:《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傳》(國獻征錄》卷九。

國(明)聯定問:《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耿天臺先生文集》卷十三。@(清)萬斯到:《明史)卷二百七十三(王守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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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皆病,守仁日夕躬為湯糜調護之。(劉)瑾欲害之意未巳,守仁于一切得失榮辱之景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遭于心。乃為石槨,自誓曰:“吾今惟俟命,有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湛一之中。一夕,忽大寤,終夜不寐,踴躍若狂者兩日夜。嗣后,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相契,獨與晦庵(朱熹)注疏若相抵牾。恒往來于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書官貴陽,聞其言論議,有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乃自信曰:“晦翁(朱熹)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眾。

清人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關于王守仁貶謫龍場驛之后,心學的形成,有進一步的發揮:

因念圣人當之,當必有過于此者。忽中夜有悟于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于本心,不覺手舞足蹈。自是一意于圣人之學。乃言曰:“圣人之學心學也,宋儒以知識為知,故需博聞強識以為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圣賢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即是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也。意者心之發物,即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于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答,具以其所悟告之。(席)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謂:“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為也。”辟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

我們終于明白,他為什么要說“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

①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五十《南京兵郎尚書行實·王守仁》。②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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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良知”就是“人心”,“致良知”就是“向內用心”的靜坐功夫;也就明

白,他為什么要強河“學貴得之心”了。

貴州是學翻使席書葬名前往討教,深深折服,為他創建龍崗書院。半諸生聽他講學。王守仁對學生們講的,不是重復圣賢的語錄,而是自已的心得。他的“心得”有特定的含義--“求諸心而得”。這就是他貶滴龍楊驛之后的頓悟,倘若沒有這幾年的流放生涯,他能有這樣振聾發破的“心得”嗎?把龍場頓悟看作王陽明思想發展的轉折點,是毫不為過的。杜維明贊同日本學者島田虔次的觀點:它在陽明的個性發展中,在中國思想史中,都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他發揮道:“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著名、受討論最多的事件。有些學者說這是禪悟,有的學者主張在整個過程中道家方法很重要。有人論證說,這是合乎孟子和陸象山傳統的正統儒學現象……對于陽明來說,禪宗佛學問題、道家問題,甚至作為一個思想體系的儒學,都是次要的。他的狂喜并不來自他突然認識到他是一個真正的儒者,而是來自于他認識到,不論外部局面多么令人失望,他都應矢志不渝地爭取做圣賢。”杜維明的結論是:“陽明的大悟經驗的突發性,沒法解釋成一個逐漸過程的結果。據記載,陽明本人對這種經驗大為驚訝和震動。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意外的質變。“中

王陽明的心得集中體現于《五經臆說》。年譜中寫道:“(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是年,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

@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第 145 頁,

@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偶家思想》,第 145-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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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者《五經臆說》。"①在常人難以忍受的困境中朋煉,截然不同于以住書房中的感受。先前苦苦探尋的“理”成曰“道”,始終不得要領,此時忽然有了大徹大悟。把自己的領悟與記憶中的五經語句加以對照,記下來點成了這本《五經臆說》。耐人尋味的是,王陽明竟然把它付之一炬,在他的全集中只保留了十三條。門人錢德洪解釋說: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為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臆說。既后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錢德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陽明先生用十九個月時間寫成的四十六卷洋洋巨著,居然付諸“秦火”,其中的緣由已經難以知曉,只能從他寫的《《五經臆說》序》指摩一二。

這篇序言不長,卻意味深長,有三層意思。首先,他用魚與筌(捕魚的竹簍)的關系,醪(酒)與糟粕的關系,作為比喻,來說明如何看待五經,如果把“筌”當作魚,把糟粕當作“醪”,那么就得不到魚與醪。因此他說:“五經,圣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其次,強調《五經臆說》是坦陳自己的“胸臆之見”:“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于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因以娛情養性焉耳。”最后的畫龍點睛之筆是:“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所要闡明的是他一貫的思想--“學貴得之心”,希望弟子們有自己的心得,不要受他的“胸臆之見”所束縛,用心可謂良苦。由此似乎可以窺知《五經臆說》付諸“秦火”的端倪了。正如杜維明所說:“陽明所以不愿意公開他的《五經臆

①(明)王守仁:《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二《附錄一·年譜一》。按;年譜中“意說”誤刻成“億說"。

② (明)王守仁:《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六《續編一·五經臆說十三條》,錢德洪按語。②(明)王守仁:《《五經臆說)序》,《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二《外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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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方面因為他心懷如此深邃的內心經驗,以至于他自己也無法用詞句恰當地表達出來;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教育哲學強調,每一個學生在讀經時通過體驗獲得的個人知識都是個人的。"①

如果我們斷言,“學貴得之心”是王陽明龍場頓悟的最大收獲,恐怕并不為過吧!

他的這種心得,為沉悶而缺乏新意的儒學帶來了清新的空氣。對陽明心學有所批判的顧憲成也不得不承認:“當士人桎梏于訓詁詞章之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云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這種“大快”也引來無窮的麻煩,以至于被保守勢力誣蔑為“邪說”、“偽學”。

3.“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

正德五年(1510),劉瑾以“反逆”罪凌遲處死,王守仁由龍場驛丞調任江西廬陵知縣。他選拔里正三老,讓他們負責訴訟調解,這種獨特的治理方式收到了“囹圄空虛”的奇效,不久晉升為刑部主事、吏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器重他的才干,提拔為南京太仆寺少卿,分管滁州。正德十二年(1517),兵部尚書王瓊以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推薦他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任南贛汀漳巡撫。

對于他的仕途而言,這是一個轉折點,得以充分展示學問之外的事功,特別是軍事才干。他少年時代就有“任俠之氣”,會試兩次落第之后,“乃學兵,往塞外觀山川,學騎射”,使他在“平山中賊”時游刃有余。他到任后,發布公告,“求通民情,愿聞己過,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奸無所容”。又申明賞罰之法,他認為;“古者賞不逾時,罰不后事,過時而賞與

① 杜維明:《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家》,第 167 頁。② (明)顧憲成:《小心齋札記》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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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賞同,后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后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人心,鼓鰥士氣?”僅僅用了幾個月時間,平定了贛南延續數十年的匪患,媽毀“賊巢”八十多處。為持久計,他相視形勢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贛人紛紛戴香遮道而迎,為之立生祠。他把贛南的事功,歸功于兵部尚書王瓊的知人善任,如果沒有王公的精心委任,不可能成就功名,因此每次向朝廷報捷,多提及王瓊。此舉引起內閣大老與王瓊交惡,因而連累自己,為他日后的仕途埋下了隱患。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寧王宸濠在駐地南昌發動武裝叛亂,馳檄遠近,指斥朝廷,殺死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搶劫府庫,意欲分庭抗禮。王守仁一面上疏告變,一面向各府縣揭露宸濠罪狀,敦促各地出兵勤王。他擔心南京這座不設防的城市一旦落入宸濠之手,后果不堪設想,便發布消息,聲稱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浙江、南京、淮安等地數十萬大軍不日趕到。宸濠信以為真,遲疑半月,不敢離開南昌。待到他決意進攻九江、安慶、南京時,援軍已到。王守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指揮若定,先是搗毀宸濠在南昌的巢穴,既而迎戰于鄱陽、柴桑、湓口,僅僅三十五日,叛軍灰飛煙滅,生擒宸濠和他的世子、眷屬,斬首三千級,溺死二萬多,江面上浮尸、衣甲、器物漂流綿亙十幾里。

這是王守仁最為輝煌的事功,人們譽之為:“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何喬遠寫道:“惟其事功以用兵顯,其俶儻權變,百譎干幻,于蹈險出危之間,不無異時任俠之氣。”①

這樣的事功,展現了他的軍事才能,也顯示了他的政治眼光。他由此次事變向皇帝進諫,希望皇上引為教訓,改弦易轍:“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游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明)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五+《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② (明)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附錄六·世德紀》。③ (明)何喬遠:《名山藏》卷八十五《儒林記·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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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8: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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