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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背景
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囊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幫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饋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1]
這實際上是打著皇帝的旗號在地方上公然劫奪。礦監稅使和他們的爪牙無惡不作,曾激起了許多城鎮人民的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市民運動”。當時的漕運總督李三才在疏中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無亂者。”[2]又說:“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鶩,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3]朱翊鈞對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鈞在位期間,天下已經很不安定。除了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員處置失宜,同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關系也惡化了。朝廷先后對寧夏、播州用兵,費了很大氣力方告平定。特別是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領導下迅速興起,由明王朝鎮守東北的屏障變成了對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勢力。萬歷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調了大批精兵,并責令朝鮮和海西女真葉赫部出兵助戰,兵員總額達十一萬多人,在遼東經略楊鎬的統率下四路出師,期以“旬日畢事”,一舉蕩平。由于戰略錯誤。指揮失宜,薩爾滸一戰竟以慘敗告終。從此,遼東的軍事對抗便牽制了明
[1]馮琦:《為災早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圣明丞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見《明經世文
編》卷四四口。
[2]《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傳》。[3]《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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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田畝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則及笤之,所以百姓雖愁怨,率無敢言者。”子又問:“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撫按由此乎?”曰:“然。”“州郡由此乎?”曰:“然。”子問:“"曾有由此而問厥故者乎?”金曰:“無有。”予不覺浩嘆。11]
這段話,確實是一件很重要的史料,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正是由于明朝廷、撫按、司道、州郡、縣令等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農民同土地相分離,使社會生產日益萎縮。脫離了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吃人統治展開拼死的搏斗,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開辟道路。
第四節 水利失修和災荒頻仍
馬克思曾經指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2]在明朝末年,我們又看到了由于水利失修帶來的嚴重災荒。從萬歷年間起,朝廷一面從國庫提取大筆金錢供自己窮奢極侈的耗費,一面又要籌措龐大數額的軍餉用于鎮壓少數民族和農民的反抗,國家財政陷入了不可擺脫的危機。政府根本無力顧及水利的維修,常年有限的一點河工經費又被官員們貪污私肥。以黃河來說,明代原來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制度。萬歷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費,俱人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積的泥沙越來
[1)吳應集:《格山堂集),《書》卷二 [2]馬荒思《不到綠在印度的統治》,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逸集》第二卷,第一七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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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背景
還有援遼軍隊嘩變于河北玉田縣的事。崇禎年間,情況更為嚴重,以至于“饑軍嘩逃,報無虛日。”[如元年七月,遼東寧遠官軍缺餉四個月,士卒們枵腹難忍,群起嘩變。遼東巡撫畢自肅、寧遠總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橋擊交下”,畢自肅慚憤自盡。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嘩于近畿,甘肅勤王兵嘩于安定;崇禎八年,川軍嘩變,總兵鄧玘被火焚死;崇禎九年,寧夏饑卒因缺餉而嘩變,巡撫王揖被殺。這僅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嘩變的兵丁有一部分參加了農民起義,由于他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對于提高農民軍的作戰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軍紀律的敗壞,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說“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于畏賊。”[3]崇禎八年,戶部尚書侯恂給陜西三邊總督洪承疇的信里說:“賊來兵去,兵去賊來。賊掠于前,兵掠于后。賊掠如梳,兵掠如剃。總督之令不能行于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濟!”[4]
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所謂“殺良冒功”。明朝廷為了鼓舞士氣,立下了賞格,規定斬首一級賞銀三兩,后來又增加到五兩;將校也以獲級多寡論功行賞。于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如天啟四年,薊遼經略孫承宗在談到遼東官軍濫殺無辜時指出:“甚至喑啞孤兒,立殺受賞。”[5]崇禎四年,陜西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報斬賊五十級、而婦孺之首三十有五。”[6]五年,山西兵追剿起義軍進入河南,“其將使縣令報功。
[1]《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八七四頁。[2]《國雄》卷九五。
[3]馮欽明:《上家鄴仙大司馬書》,見《甲申紀事》。[4]《懷險流寇始終錄》卷八。[5]《國雄》卷八六。
[6]《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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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農民爭的背景
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11
明末農民戰爭中杰出的領袖人物李自成,就是在驛站呆不下去了,才投身于農民起義的。正如史籍所說:“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夫耳,奮臂大呼,九州幅裂。”[2)由此可見,明廷的裁驛遞,對于迫使更多的貧苦群眾走上叛逆者的道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第七節 農民大起義的前奏
從上面概括描述的明朝末年社會階級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統治已經極度腐朽,烈火在地下運行。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正在醞釀當中。
萬歷年間,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士已經懷著不安的心情,指出朱明王朝業已面臨著社會的大動蕩。如郭正域在題為《法祖停稅賦》的奏章里說:
自古亂亡之禍,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強盛,兼并六國,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漢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3]
安州知州張遂在《興除議》一文中,也大聲疾呼“盜賊可憂”。他說:
[1]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史惇在《勛余雜記》中也說:“余嘗北上公車,每見赤條寡漢
鶴立站頭。候人雇替,一切肩輿重扛,不過十余錢,即送大地十里余,謂之招班,得此便茍延一目之命,其窮如此。而秦、晉之間尤甚。故驛遞一裁而此輩無以自活。”[2]康熙十二年《延安鎮志》卷二三一。《建置志·驛遞》[3]《明經世文編》卷四五四,《郭文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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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農民戰爭更
國家自庚戌以來,北擊胡,東掛倭,西滅呼,南平播,節年不聞以本為苦也。間即桴鼓時聞,皆謂鼠竊不足慮,而不知秦之亡非以陳勝乎?。之亡非以張角乎?唐之亡非以黃果乎?天以水早開其機,上以暴斂驅其眾此盜之所由起也。……而奸雄如陳勝,黃巢之流,非可以威降、術羈,此其人最足為隱憂,是在廟堂之上,當預有以羅致駕教之也。[7]
然而,統治集團所代表的,正是社會上盤根錯節的反動勢力,它們自身已經無法解脫社會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打破封建統治的枷鎖,為歷中的前進開辟道路的,只能是農民的革命運動。
農民的起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明王朝也不是一推就倒的。從萬歷年間起,各地的農民曾經多次舉起義旗,向腐朽統治發動沖擊。例如,萬歷十六年,劉汝國在安徽太湖宿松地區領導起義,自稱濟貧王121鑄銅印大書“替天大元帥”[3),“就富民箱,招徠饑民共食之。饑民隨者數萬人。”[4]起義農民多次擊敗官軍。明政府地方當局派人招撫時,劉汝國斷然拒絕,在回信里義正詞嚴地宣布:“豪家不法,吾取其財以濟貧,此替天行道,而違之是逆天也。”15)同年春,在湖北等地也發生過饑民搶米的風潮。如大冶縣“谷價騰踴,閭閻蕭條。一夫攘臂大呼,轟然蟻聚,動百十人。持斧破廒。所至一空。”[6]
萬歷二十七年,白蓮教徒趙古元(原名趙一平)在徐州一帶組織起義。他的徒眾到處宣傳,“世道之將變,尊古元為真人。”趙古元等制定了詳細的起義計劃,“約以二月二日各處兵馬八路齊起,先揚淮,次取徐州新
[1]康熙十九年《安州志》卷一○,《藝文》。
[2]《潛江舊閑》春一。毛奇齡《后鑒錄》作“自稱順天安民王”。[3]《后鑒錄》。《潛江舊聞》卷一作“佩大將軍印”。[4]《后鑒錄》。[5]《后鑒錄》。
[6]康熙二十二年《大冶縣治》卷四,《治忽·突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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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農民成爭的降景
河口、阻絕糧運;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地方官僚驚呼:“黃巾、赤眉之禍,再見于目前。變生呼吸,可為寒心。” [11
萬歷三十四年,南京又有無為教徒劉天緒等人密謀起義。劉天緒“自稱為辟地定奪乾坤李王”,“又自號為龍華帝主。”[21
天啟二年,山東白蓮教徒在徐鴻懦領導下舉行起義。這次起義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當地農民“多攜持婦子、牽牛架車、裹糧橐飯,爭趨赴之,竟以為上西天云。”[3]起義軍很快就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山等縣城。計劃“南通徐、淮、陳、穎、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改元建號。”【4]同時還有河北景縣民于弘志等起義響應。天啟四年九月,安徽潁州,碭山以及河南永城一帶,有楊桓、楊從儒的密謀起義。他們“嘯聚徒眾,私相部署,偽稱懿德元年。”[5]
這些中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都在萌芽階段或初起之時即被明王朝血腥鎮壓了下去。然而,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決尖銳的社會階級對抗。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勢必激起人民群眾更大規模的反抗。
總之,從萬歷后期到天啟年間,整個中國的天空已經彤云密布,不時發出隱隱的悶雷聲。那些中小規模的地區性農民起義,就像一陣陣刺目的閃電,不僅揭露了籠罩大地的黑暗,更有力地預示著一場大規模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1]《明神宗實錄》卷三四五。
[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九;《明神宗實錄》卷四二八。[3]康熙十二年《郟城具志》卷九,《災祥》[4]王一中:《靖匯錄》,見《括薈叢書》第一集[5]道光《阜陽縣志》卷二三,《雜志·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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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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