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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地理形勢造成中國沒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國的一黨體制也限制了北京擴大勢力范圍的選擇余地。國力的增強帶來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戰略同盟選擇寥寥無幾，區域集體安全體系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是兩條艱難的、但卻仍有前途的道路。
 文革的時候，來中國訪問的稀少客人經常會在機場看到巨大的牌子，寫著有些可笑的宣傳標語："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義時代的中國極其孤立，那是一個向全世界輸出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無賴國家，將西方和前蘇聯集團視為苦大仇深的敵人。它曾經有少數友好國家，比如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和波爾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長的凄涼歲月中，中國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爾巴尼亞。
 40年后，，強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擁有的朋友多了許多。非洲許多國家政府——盡管未必是人民——熱情地歡迎中國的經濟存在。歐洲國家把中國當作"戰略伙伴"。中國還與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興經濟體建立了新的關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談不上有什么真心實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國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而中國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為對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戰略聯盟或友誼并不是能夠隨意購買或交換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過相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持久的互信加以鞏固。中國擅長"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揮金如土，為安哥拉和蘇丹等國家通常窮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權提供支持，以換取購買自然資源的優惠條件或是反對西方發起的指責中國人權紀錄決議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識形態和政策這三個互相關聯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后仍將繼續缺少可靠的戰略盟友。
 首先，中國處于世界上環境最為險惡的一個地緣政治地區內。它與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為鄰，這三個大國在20世紀都與中國發生過軍事沖突。中國與日本和印度還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土爭端，而俄羅斯則担心中國人大量涌入并擠滿其人煙稀少的遠東地區。作為天然的地緣政治對手，這些國家不會輕而易舉成為盟國。位于中國西南面的越南是一個目中無人的中等強國，它不僅在過去與中國打過很多場戰爭，而且顯然正在為有關南中國海爭議海域的另一場爭端摩拳擦掌。在黃海對岸的韓國歷史上曾是中華帝國的保護國，但現在卻是美國的堅定盟友。
 剩下的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和尼泊爾等弱小國家則是純粹的戰略義務：維持關系的代價十分昂貴，能得到的回報卻微乎其微。在過去10年里，中國利用自由貿易和外交接觸的魅力攻勢，把更多的東南亞重要國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勢力范圍內。盡管這場攻勢為中國制造了與東南亞的短暫蜜月期，但隨著中國在南中國領土爭議問題上的日益強勢，東南亞國家意識到美國仍是它們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敗。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屆東亞峰會上，大多數東盟國家都明確表態支持華盛頓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立場。
 中國也許是朝鮮的后盾，但是兩國相互之間存在嚴重的厭惡。中國對朝韓統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斷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盡管平壤將中國當作加油站和提款機，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幾乎很少讓自己的安全利益與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鮮對核武器的追求嚴重惡化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會談期間，平壤一直背著北京與華盛頓進行直接談判，表明它隨時準備將"朋友"和鄰居出賣給最高競價者。中國除了微笑和保持風度別無其他選擇，因為與一個統一的韓國的關系會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國家幾乎肯定會繼續甚至可能會強化與美國的安全關系，而不是與中國走得更近。
 在中國的所有鄰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給中國以真正的安全回報。但作為內部混亂的弱國，這種關系的凈收益也在減少。中國與中亞各專制政體擴展貿易和安全關系，但面臨著俄羅斯（他們的傳統保護國）和美國的競爭。這些國家需要中國來平衡其他垂涎他們的資源和戰略位置的大國。但是他們也很担心與中國的關系陷得太深而結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說地理形勢造成中國沒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國的一黨體制也限制了北京擴大勢力范圍的選擇余地。自由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大多經濟繁榮并擁有影響力和實力——對中國敬而遠之，因為與獨裁政權建立聯盟會帶來國內和國際上的麻煩。中國和歐盟不會形成安全聯盟，在言辭上他們的關系上升為"戰略合作伙伴"，但歐盟現存的武器禁運和持續不斷的貿易爭端立刻使得這一稱呼空洞化。
 現在，世界上大約有60%的國家實行民主選舉，這使得中國的潛在盟友們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許多。像中國的鄰居蒙古這樣的新進民主政體不太情愿與一個威權巨獸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們轉向與西方結盟以尋求安全保障（一幅不會讓北京樂于見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國近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今天，北京曾經大肆吹噓的與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冷戰盟友關系已經土崩瓦解。盡管兩個國家的民主政體存在嚴重缺陷，但兩國領導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國的馬車將會損害他們成為西方一員的機會。與中國做生意是一回事——這在當代的全球化經濟中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對外政策上意氣相投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過去30年的對外政策并沒有把重點放在建立戰略聯盟上。相反，重點被放在了保持與美國的穩定關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環境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上面。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只有兩次是高速運轉的：1995-2008年，當一個支持獨立的政府主政臺灣時對臺灣的擠壓；偶爾發動發展中國家挫敗西方反對中國的人權運動。在這些時候，中國必須依靠其朋友（以及隱藏的威脅）來達到目的，例如它說服阿爾及利亞和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賀中國異議分子劉曉波獲獎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但除此之外，中國領導人堅定不移地相信，大國維護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徑仍然是在對外部世界不聞不問的同時致力于擴展自己的能力。
 與其他大國一樣，中國也有自己的附庸國，例如朝鮮和緬甸。如果朝鮮已經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夠成為一個麻煩制造者，那么緬甸展示了為什么庇護者不應當太把自己的庇護當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凍之前，中國還以為這個孤立的軍政權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統治緬甸的將軍顯然另有計劃。他們取消了一項與中國建造一座有爭議的大壩的合同，在北京還沒有將自己的不快公之于眾之前，釋放了政治囚犯，邀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仰光進行歷史性的訪問。今天，緬甸似乎正在從中國的影響范圍中抽身離去。
 在更遙遠的地方，中國可能還有一些確實可稱友好的國家，例如胡戈·查韋斯的委內瑞拉、羅伯特·穆加貝的津巴布韋以及卡斯特羅的古巴。但這些國家大體上都是由政治強人所領導，他們都諳熟于強權操控。除了獲得自然資源以及在聯合國中的支持，以這些國家的重要性，與他們保持良好關系對于北京沒什么價值。無論如何，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都已年老體衰，當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據他們的位置時，與中國的關系可能會冷卻下來。
 俄羅斯最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一個強有力的準盟國。兩國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有著共同的恐懼和憎恨，這已經讓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間靠得更近了。是的，他們的共同經濟利益正在減弱：俄羅斯拒絕向中國出售尖端武器和輸送能源，令中國失望，而中國對于俄羅斯與美國之間因導彈防衛和格魯吉亞問題產生的不和沒有給予足夠支持。但僅就戰術意義而言，中國和俄羅斯已經成為互助伙伴，在聯合國安理會合作以避免孤立，維護各自的生死攸關利益。在伊朗問題上，他們互相緊密合作，緩解西方對伊朗施加的壓力。在敘利亞問題上，他們兩次攜手否決安理會決議，保護阿薩德政權。然而，任何一個誠實的俄羅斯人或中國人都會坦白地告訴你，兩國根本談不上盟國，它們相互之間的戰略猜疑使得結成真正的聯盟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中國國力的增長產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國力上升沒有讓中國變得更加安全，反而卻在引起鄰國的恐懼，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國把安全重心轉向亞洲的戰略反應。這種新出現的戰略敵對將嚴重考驗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國在加強其同盟構成方面的戰略選擇寥寥無幾。多數亞洲國家希望美國保持在本地區至關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結交的朋友則遠水難解近渴。不過，中國有兩條艱難、但卻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條路是解決與鄰國殘存的領土爭端，然后努力推動建立地區集體安全體系。這樣的體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緩解鄰國的恐懼，緩和美中敵對，并消除中國結交盟國的必要性。另一條路則是實現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這樣做將一勞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間爆發全面戰略沖突的風險，使中國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條路也許是中國力所能及的，然而卻為時已晚——而對于后一條道路，人們則不必寄予什么期待。本文作者裴敏欣，為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
 

裴敏欣 2012-04-27 0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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