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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究竟是什么來意，直到離開時，都沒有說。寒冷與困倦，讓顧炎武蹙緊了眉頭，連連咳嗽。他不愿聽張云翼如此聒噪不休，很想下逐客令，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顧炎武心里十分郁悶，更對這種卑鄙下流的行徑感到憤慨。事后，他忍不住給張云翼寫了一封信，毫不客氣地揭穿了張云翼充任特務和鷹犬，干預人身自由的丑惡面目。

張云翼被顧炎武罵了一通，卻絲毫也不生氣。他在復信中說，他始終是顧炎武的朋友。

種種跡象告訴顧炎武，有人在監視著自己的行蹤。看來，華陰也快要待不下去了。

北游以后經磨歷劫，在漫長的游歷中，顧炎武始終堅忍前行，從來沒有想過退縮半步，作為他精神支柱的，是崇高的理想和遠大的抱負。如果說，最初是為了報仇雪恨，抗清復明，后來，在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過程中，在窮盡天地之靈氣、探尋古今之流變的索求中，卻漸漸衍變成為一種深刻的文化意義。

顧炎武信奉的是文化，堅守的是文化，推行的是文化。這種文化，早已超越了家仇國恨帶來的人生遺恨，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某個朝代，甚至超越了學者自身。與此同時，這種文化也以一種不可抵御的力量征服了清王朝。不是嗎，連不可一世的康熙皇帝也甘愿臣拜于漢文化的腳下!世上還有什么比這更令人欣慰的嗎?

悠悠歲月中，他已經探尋到了自己想要探尋的東西，夫復何求?何況，嗣母臨終前含著眼淚的叮囑，他永遠銘刻在心，始終不會忘記。要不要為清廷做事，無須任何回答……

顧炎武先生的晚年，以行動詮釋了“文化人格”這個概念，使之變得分外有意義。

他將人生的跋涉與文化的跋涉，融會在了一起，怎么也無法分割。生命的歷程，恰恰是一種文化的歷程。生命給文化以動力，文化又給生命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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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資源無比豐沛。從先秦諸子、漢唐氣象，到宋明風的五千年的文脈涵養出泱泱中華。天開萬象、鬼斧神工、厚德載物、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永遠是那么爭奇斗艷、萬紫千紅，令入自不暇給。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說:“歷史上與中國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巋然獨存。"

個體生命的終極歸屬是什么?究竟是崇高的文化價值，還是效忠于某一個王朝或某一個權貴?這是十分沉重的題目。顧炎武認為，生死與成仁，并不能等量齊觀。有人“殺身以成仁”，也有人“死之不足以成我仁”，還有人則是“不殺身而成仁”。所以，絕不能不加選擇地“蹈仁而死”。那僅僅是“全其小節”的行為，并非“通人”的作為。他非常明白，留得有用之身，始終不渝地堅守節操，絲毫也不比輕易草率地“蹈仁而死”更容易做到。

文化價值比什么都重要。

為了證明這一點，顧炎武提出了一個非常極端的做法，不做官，甚至不讀書--當然指的是為科舉之試所讀的書。中國歷來有讀書做官的傳統，一旦讀書，就不能不想到做官，一旦做了官，就不能不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他寧愿做“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他認為，忠孝、節、義并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任何時候，即使是身心分裂的情況下，也要強調一種心的堅守，文化的堅守。

只要有機會，他就奉勸清朝統治者，要為遺民們提供比較好的生存處境。讓一批遺民存在于政權之外，這是國家清明政治的一種象征。他舉例說，東漢時期的袁紹，接納名士來撐自己的門面，強迫經學家鄭玄到他的營中去，但鄭玄最后死在了那兒。所以，曹操在討伐袁紹的時候，有一條罪狀就是袁紹把鄭玄給逼死了。千萬不要逼人太甚，既然人家愿意當遺民，就讓他當遺民嘛。讓一批遺民存在于政權之外，表示國家的清明政治，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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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他也勸導明朝的遺民以及遺民的后代，必須堅守自己

道民的立場。

在漫長的跋涉中，顧炎武憂憤而犀利的目光越過了天崩地裂、動蕩紛爭的當今。他在蒼茫的歷史時空中苦苦追尋，追尋“不可絕于天地間”的一線歷史之脈、文化之脈。這種卓爾不群的追尋，讓顧炎武的晚年孤峭、悲涼、沉重，卻也讓他的生命意義顯現出凝重、高潔、永恒的光彩，足可以“垂示后來者”。

任何一個偉大的靈魂，只有經歷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驗，才能獲得重生，并且在重生中升華。

顧炎武的一生證實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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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等等過程中，由于獲取白銀的難易程度有差異，白銀對于官密、商員、衣的利害關系也各不相同，所以是絕對不可采用簡單劃一的政策的。當初王安石發明了以錢代役的“免役法”，司馬光馬上起面抗訴。湖山西窮民寧服力役。明代實施白銀政策，統一征銀，強調了白銀在財政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在東南沿海地區推行是可以的，如果在西北或山東的窮鄉僻壤推行，不是重蹈了王安石不知權變的覆轍嗎?白花花的銀子，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神通廣大。

顧類武對于西北地區征收白銀賦役，始終耿于懷，直至臨終，仍

然內心不安。

在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顧炎武清醒地意識到，追求財富，是人的一種天性，無法壓抑。正因為每一個人都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社會經濟發展才會有最直接的動力。

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多次記載了吳中地區工商興盛的景象。那里的許多老百姓不喜歡購置田產，而是熱衷于經商。街上商鋪林立，令人眼花繚亂。譬如洞庭東山，居住的人口很稠密，人們習慣于以經商為業。那些居住在太湖邊的老百姓，雖然歷來以耕田、捕魚為主，但是空閑時也不忘記做一些小買賣，無論男女，都擅長織布、織席、采石、造器。甚至連退休了的宰相、學界領袖，也都放下身架，隨波逐流，參與某些商業行為。比如說，嘉靖年間任首輔的松江人徐階，就在家中開辦紡織廠，招收了許多女工。

東南沿海的商人，也具有西歐商人那種明知航海危險也要冒死以往的精神。在顧炎武的筆下，“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

那些出海通番的商船，原本缺乏航海經驗，難以戰勝險風惡浪，在漫長的海路上，十條船中往往會損失兩三條。后來，他們依據一本《航海經注》，可以預知海島的方位，預測夜間應該行多少水路，估量水的深淺，某處海面的礁石必須提防，某些日子海上氣候變幻無常，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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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避免。往來船只便可以安然無恙，經商盈利自然不在話下，在顧炎武故鄉昆山，元末明初出了一位富可敵國的沈萬三，我是出海通番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他在周莊鎮南湖邊墾荒，躬耕勞作，有了立業的根本，隨即又得到了蘇州陸氏饋贈的巨資，領時如虎添翼。由于治財有方，又有出色的經濟管理才能，沈萬三在開群田宅的同時，把“東走滬瀆，南通浙境”，水路交通發達的周莊鎮，作為商品貿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東江(急水港)西接京杭大運河、東北接鴻家港的便利、將江蘇、浙江和安徽一帶的絲綢、瓷器、糧食和手工藝品等運往海外，又將海外的珠寶、象牙、犀角、香料和藥材運到中國，很快戲使自己成為“資巨萬萬，田產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在明朝定都南京時，他甚至捐建了南京城墻的三分之一。他的富庶，竟然連明太祖朱元璋都感到眼紅。后來，他利令智昏，試圖拿出銀子替朱元璋犒賞三軍，冒犯了皇上，被發配充軍云南，便成為必然。

昆山還有一位豪富顧阿瑛，既是繼承家業、“走番”通商的生意人，也是典型的文化人，喜歡賦詩會文、宴飲賞曲。他輕財結客，家富而豪俠不羈。在陽澄湖畔修筑別墅區，邀集當時的許多文人前來舉辦派對--“玉山雅集”，為昆曲的前身昆山腔的萌發，做出過一份可貴的努力。也許他難以稱得上“富可敵國”，然而從文化的層面看，他對于財富的理解比沈萬三更勝一籌。

中國的對外政策長久是閉塞的。到了元代，朝廷開始推行“諸蕃列國，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的寬松政策。這大大刺激了對外經濟的發展。門戶開放后，“海舟巨艦每至吳淞江、青龍江取道，直抵平江城(今蘇州)東葑門灣泊”。蘇州和昆山等地，很快出現了“外夷珍貨棋置，戶滿萬寶”的情景。

明初，朝廷實施海禁，出海通番的商舟有所寥落。但明代中葉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的萌發，海外經商又逐漸形成規模。““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與海外貿易相配套的，還有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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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剛剛建立政權，就在太倉黃渡鎮(今屬上海嘉定區)設立了市舶司--這相當于現在的海關，后來又在浙江、廣東、福建相繼設立了市舶司。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記載了明末沿海居民和西洋商人貿易往來的情況。他絲毫也不隱瞞開放海禁的主張，明確指出，海上貿易和沿海百姓的生計是息息相關的;對于因為海禁而造成的危害。他也做出了深刻的揭示。

他很清楚地告訴人們這樣的道理:

“國外的貨物，很多是中國所需要的，洋人一定要賣，國人一定會買。因此，即使朝廷下了和日本絕交的命令，但還是保留了浙江、福建、廣東三地的市舶司，以了解海外的情況，流通貨物，征收稅款。”正是因為清楚地認識明代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顧炎武提出了“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的自由經濟思想。與他同時代的黃宗羲認為，早期的統治者，都是好的統治者，能夠為了整個國家而壓制自己的私利。顧炎武卻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說，統治者其實是更關心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他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承認這個現實，利用每個人的私利觀念，使“一人”(皇帝)的行為，能夠公正到對所有人都有利。

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顧炎武敦促統治者從當地人中選拔縣令，而不是遵循“回避制”--根據原有的規則，官員不得在其家鄉任職。顧炎武認為，不應該試圖讓官員疏遠他所管轄的人民，而是應該采取相反的政策，只有這樣才會產生更好的結果。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官員最能成就民眾之“私”呢?當然是首推本鄉本土人士，地方經濟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地方官員家族、親友、鄉鄰的切身利益。他們牽制著官員的作為，這就避免來自外地的“流官”只對上司負責、不為老百姓利益著想的官僚主義。

有公而無私，只是后人的美言，并非先圣的至訓。顧炎武認為，只有讓人民“自為”，而不是讓那些口稱“為天子為百姓”的官員來“程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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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們如何作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勤勞致富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繁榮發展。

顧炎武完全放棄了循宋明理學“公”的老路去尋找理想國。他根本不在乎人性的私，也不擔心天下人利益的沖突。相反，他認為應該承認“私”的現實存在，只要大家的私都能循既定的制度派上用場，不浪費，不壓抑，天下就治平了。

從這些觀點，我們完全可以看出，顧炎武絕對不是一個死捧著書本的呆子。他經過商、理過財、管過家，經歷過很多磨難，嘗過不少教訓，對人性的局限性有著通透的理解。而且，他還頗具幽默感。這顯然都是尋常的學者望塵莫及的。

他曾經舉過一個治家的例子，宋代有一位姓張的老人，家里是九世同堂。宋高宗曾經問他，這么一大家子人，你是怎么做到和諧相處的?老人并不說話，一口氣寫了上百個“忍”字。他的含意是以隱忍求和諧。顧炎武卻不以為然。他評價說，管理一個家庭，應當遵循一定的綱紀法度，才可以永久保持安定。假如兒媳婦與小姑子鬧矛盾，奴仆放縱胡鬧，而身為一家之長，卻只是隱忍而已，這樣做，九代同堂的大家庭，恐怕是連一天都過不太平的!

這樣的治家觀念，不僅僅領先于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到了今天，也能夠給我們頗多的啟迪。依此類推，管理行政機關或企業，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

三

明代官員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卷六，記載了他們家以機杼起家的過程:

殷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為業。成化末年值水災，時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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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不僅當代之君不得侵犯和剝奪人民的私有財產，即使是被前代之君所剝奪的私有財產，也要無條件地歸還給老百姓。

他客觀地評說了宋代史事，總結了宋朝滅亡的教訓，認為宋朝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很多，最初卻是從對民間工商業者實行橫征暴斂開始的。明王朝看起來是亡于崇禎，實際上是亡于萬歷。萬歷皇帝最大的弊政。就是實行了橫征暴斂的稅收政策。

二是整頓市場經濟秩序，主張行政權力退出市場競爭。

顧炎武主張嚴厲打擊與民爭利的“官倒”，禁止官員及其親屬經商及利，促使行政權力從市場競爭中退出去。他主張食鹽的自由貿易，力主撤銷設置“鹽吏”的“掩耳盜鐘之政”。

他認為，商品的流通有其因“地利之便”的自然規律，不是國法所能禁止得了的;改變由國家壟斷食鹽貿易的局面，不僅僅有利于國計民生，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要保證貿易的公平，使交易的雙方都能“各得其所”，就必須制定一整套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法律。

三是主張無地域限制的自由貿易，包括開放海禁，允許民間商人出海開展對外貿易活動。

顧炎武主張的自由貿易，不僅指食鹽，而且包括糧食、棉麻、茶葉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貿易不受任何地域的限制。

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引證了傅元初《請開洋禁疏》等大量文獻，說明閉關鎖國是笨拙的，只有開放海禁，允許民間開展對外貿易，才能解決東南沿海人民的生計問題，以及沿海官員勾結“倭寇”“因緣為奸利”的問題。

不僅提出對策，他還身體力行。

不是嗎，當顧炎武離開家鄉，作為一個游子在北方顛沛流離時，為了生活，他曾經表現出非凡的經商才能。經商，既是他謀生度日的途徑，也是籌集復興經費的手段。經商的實踐，為他編撰《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積累了難得的經驗。

清順治八年(1651)，來到淮安，與老友、抗清志士萬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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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這時候的顧炎武，浪跡江湖，一身短裝，正以賣布為生，已經完

全不是當年文人學士的瀟灑模樣了。

萬壽祺看見他，感到很意外，不無感慨地說:"先生有管理天下的才能，如今隱沒在市場之中，是不是在此初試牛刀呢?"

顧炎武知道他有所擔憂，不以為然地笑著回答:“作為一個學者，能夠做一點生意，對經濟活動有親身體驗，肯定是有好處的。

萬壽祺只能表示理解。

清康熙五年(1666)，顧炎武利用清朝獎勵墾荒的政策，來到山西代州、與友人李因篤、傅山等二十幾個人一起，籌集資金，嘗試以“殷份合作制”的形式，在雁門關之北、五臺山之東開墾荒地。他們的艱苦創業獲得了不小的成功，所獲得的盈利，除了供應日常開支，還積蓄一部分錢，留作日后活動經費。

這，就是他參與經濟活動的最典型的例子。

參與經濟活動，賺錢只是淺層次的目標，更重要的是他堅信了自己的“經世致用”。任何完美的理論，一旦束之高閣，又有何益?為當今所用，為后世所重，才值得驕傲。

在中國，民本思想由來已久，傳承不絕。最基本的含意就是國以民為本，君以民為本，政以民為本。顧炎武把民本思想發揮到極致，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他認為當務之急在于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

如何發展商品經濟，有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有許多觀念上的問題亟待解決。

明代末年，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尚處于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毋庸諱言，商品經濟的發展，一開始就具有兩重性，對此，顧炎武有深刻的認識。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歙縣風土論》，將明朝嘉靖前后看作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記敘了商品經濟的日益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風氣的變化。

從明代初年到弘治年間，整個社會非常有秩序，呈現出田園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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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肇城志》中，顧炎武引用了王士性《廣志繹》卷四的有關論還指出:

游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為游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于此輩也。

在顧炎武看來，杭州旅游業的發展，對經濟的繁榮和市民生計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作用。從事與旅游相關的商業活動，是杭州市民的“本業”。可是官府卻以整頓風俗為名來破壞市民的生計，這樣做，必然陽礙商品經濟的發展。

顧炎武認為，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尊重自然規律、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為前提。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并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專遷，而是由于許多人為的因素所造成的:

河政之壞也，起于并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

他以五代、宋、金三史的史料記載說明，山東梁山水泊本有方圓八百里的水面，到了明末清初，卻只剩下方圓十里的面積了。縮小得這么快，可以想見黃河流域自然生態破壞的嚴重性，然而這種破壞恰恰都是人與水爭地所造成的。

南宋時期的昆山人、曾任禮部尚書的衛涇，對于長江下游的自然災害，也持有相同的觀點。衛涇認為，水患的實質，是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侵占了行水通道。南宋初年，東南豪強圍湖造田，“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圍田之害深矣。……圍田一修，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時隔絕，稍覺早干，則占據上游，獨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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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熱之利，民田無從取水。水溢、則服流爽決，復以民田為壑”這些違反自然規律的舉動，在毫無節制的私心作用下，造成很多災害。水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患”。

顧炎武在《日知錄·治地》中也說: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亮無不進地，田間之涂九軌。有殺道矣。遣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余。后之人，一以急邊之心為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騷蕩然。宋政和以后。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前人……

對于土地，古人大多取綜合利用的觀點，將山林水體作為一個整體性的自然保護骨架，在適宜于生產的土地上進行墾殖，使土地不致荒蕪，地盡其用。在用地的比例上，也要根據地區的不同加以認真對待，該休息的，讓它休息。糧食的生產，千萬不能“以急迫之心為之”，只盯著幾片耕地不放松。保持耕地的總量固然十分重要，更為重要的，是要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綜合安排山林、草灌、耕地、城邑、水體，使系統整體達成功能上的協調。

要有長遠的眼光，不可因一時之小利而忘萬年之大計。這，正是為了保護自然生態，探尋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發展商品經濟，當然不能不言財言利。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二中說:“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于民。”

他認為，關鍵不在于是否言財言利，而在于利民還是損民，在于“民得其利”還是“官專其利”。他說，自萬歷中期以來，由于“為人上者”只圖求利，以致造成了“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張實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地方的富裕也就是國家的富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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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與地方爭利。希望能逐漸轉變庶民困窘的境遇，到達“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與許多學者不同，顧炎武把人之有私，看作一種完全合乎情理的現象，并且認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顧炎武認為，照顧家庭，關心子女，是人之常情。人不可能沒有一點私心，往往是事關切身利害了，就會努力去做。因此，政府與其包辦百姓的事情，還不如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作用，讓他們為爭取自己的權益、滿足自己的愿望、實現自我的價值而盡力拼搏。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聚集這股力量，引導這股力量，將國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結合起來，這樣，在民眾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維護了國家利益。這，在歷史中已經得到無數次的證明。因此，追求個人的權益，只要得到合理的引導，也可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他說:

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人類有生之初，都是自私的。他們不會考慮和謀求共同體的公共利益，這種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是自然的。超出了一己的利害，而以天下的利害為利害，這種行為，只有個別偉大的君王才能做到。堯、舜、禹他們都曾為此而進行了艱難的選擇。顧炎武設定了天子的“無私”與大眾的“有私”之間的統一。也許，實現這種設想的關鍵，還在于天子與他的子民們建立互相信賴的關系。

顧炎武不相信官員們“為天子為百姓”的那些高言宏論。他認為官員們也和老百姓一樣，只有讓他們有利可圖，才會實心實意地致力于發展地方經濟。任何政治的高談闊論、道德的豪言壯語對官員們都不管用，應該把滿足他們對名利的要求與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結合起來。比如，首先給足他們俸祿，以此養廉。給足了俸祿還不行，應該給他們名，讓名與利掛鉤。

2022-12-08 19: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