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比想象的還要巧合

簡體傳統

歷史往往比想象的還要巧合。顧炎武絕不肯為清廷當宮，他的三個外甥，卻偏偏“同胞三桑甲”，當了清延的大官。他們所擁有的文學侍從或者稱作“帝師”的身份，對康熙皇帝以及時政走向，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

清康熙年間，翰林院的一班文人聚集在一起，紛紛夸贊自己家鄉的名特產品。一位蘇州籍的翰林等別人都說完了，才慢吞吞地說，魚米之鄉蘇州，也有土特產，不過只有兩樣而已。

在翰林們的催促下，他才說:“一樣是梨園子弟，一樣是狀元。”他的回答讓翰林們目瞪口呆。

梨園子弟和狀元，果真是蘇州府昆山縣的土特產。

昆山是昆曲的發源地，到明代中葉進入了全盛時期。很多境況不太好的人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學唱曲，覺得能獲得一份好飯水。昆曲名伶陳圓圓，便是昆山人，出生于婁江畔盆瀆村一個貧困家庭。年紀很輕的時候，她離開昆山，沿古婁江西去，流落蘇州，名冠蘇州梨園。后來，陳圓圓被劫北上，與明末的重要歷史人物糾纏在一起，引出了一

甥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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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諂言奸巧的人足以動搖“心”的根基，必須排斥;阿諛奉承的人會消融“心”的堅定，必須與之斷絕往來。

顧鼎臣考中狀元后，即進翰林院任修撰，掌修國史。至正德初年，再遷左諭德，這個職位相當于皇太子的德育老師。

嘉靖皇帝登基后，喜好道教長生術，專門在內殿設齋醮。祭祀神仙需要祭文，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這就是青詞。幾個大臣都寫不好，嘉靖很不滿意。任禮部右侍郎兼經筵講官的顧鼎臣，正為皇帝講解歷史與哲學，嘉靖便讓他試試。顧鼎臣動了一番腦筋，寫下《步虛詞》七章，嘉靖看了以后，感到十分滿意。

明嘉靖十七年(1538)，鼎臣以禮部尚書兼文淵圖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列為第三宰相。第二年，嘉靖皇帝出巡時，特命顧鼎臣留守京城，輔佐小太子執政--這，正是民間傳說中所謂的“代皇三月”。

嘉靖皇帝對顧鼎臣的評價很高，說他是“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

作為三朝元老，顧鼎臣在政治上似乎比毛澄和朱希周成熟、老練一些，不是不顧一切，率性而為。他很為國家大事著想，針對江南重賦，上疏改革錢糧積弊，建議“履畝檢踏丈量”，以減輕老百姓負擔。明代中后期的一項重要國策“土地丈量”，就是由顧鼎臣首先提出來的。這對于保證國家財賦收入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顧鼎臣晚年患病，即使在臨終前，還上書皇帝，對國防、財政、經濟、水利、農業發展等戰略性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意見:

一、復鹽法以備邊計;二、興兩京、山東、河南水利、開稻田以省漕運;三、經理宣府、大同、薊州、遼東、山西邊備，以保障京師;四、復河套，經理甘肅，以保全陜;五、經理松、潘，以保全蜀……

(《文康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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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曾生動地記載了當年昆山執擊接疑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倭夷入寇，遠近震恐，莫敢對數。切年三月，由昆山直抵青陽港。細縣楊芷以飛報斷其上說，為令西過，復命兵快誘戰，斬首十八級;既又戰于陳湖，生獨二酋，自是吳人始有斗志。五月，賊眾九十二人由烏鎮突入蘭溪，趨平望，欲迫縣城。芷令治壙舉火，賊疑有備，奔錢田。我邑水兵及嘉湖兵圍之……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剛剛考取進士便得罪了嚴嵩的祝乾壽，被河到經常遭受倭寇侵襲的昆山做縣令。當時，倭寇以五十多艘船和三千多軍士，闖進瀏河口，向西襲擊昆山縣城。祝乾壽招募大批壯丁，修葺城墻，抗擊來犯的倭寇。整個戰役歷時四十五天，大小三十余戰，斬倭寇首級數百，活捉匪首二大王，終于將入侵的倭寇趕出了家園。

直至民國十一年(1922)，經江蘇省軍、民兩署批準，才拆賣廢弛的舊城墻充作教育經費。而當年的那些地名，今天仍然沿用著。

嘉靖年間，處于萌芽和發展中的江南商品經濟，與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開始碰撞，促進了從十六世紀開始繁榮的中國海外貿易。雖然朝廷不時采取海禁政策，但是民間的出海通番活動從未停止。沈萬三、顧阿瑛、顧華甫等人走出昆山，成為江南最負盛名的富豪。

嘉靖年間是江南地區早期工業化進程的始端，經濟成長方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顧炎武先生在《日知錄》中曾記載:“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嘉靖年間不僅精鑄錢幣，還出現了銀幣。顯然，這是為了體現官府的信用度，促進經濟流通與社會穩定。

當時，許多得益于大運河、吳淞江、婁江、東江等水上交通干線的城市，迅速繁盛起來。昆山就是其中的一座。

在昆山，顧家和徐家是大家族，歷代都有人在朝廷當官。顧炎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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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讀書不是為了求知，而是為了當官。的好言。他對老大徐彪學卻有些疏遠，覺得他從小就顯得功名利祿之心

后來，除氏三兄弟果然都先后獲得功名，做了高官。連已故的父多

也得到了追封，碑實是光宗耀祖。

戴母親的很高興，再三告誡他們，在朝廷做官，要辦事謹慎，一心為公。自己有了地位，不要忘記出身寒微但是有真才實學的人，要注意

提拔他們。

顧類武四十五歲后游歷在外，很少有機會與他們見面，但是多年來書信不斷。他在書信中一再勉勵他們要做清官，做好官。他認為，當官最重要的事情是“激濁揚清”，而最根本的是“養廉”。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一段警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強調的正是當官必須有鮮明的廉恥心。廉恥是做人最基本的準則，假如連廉恥都失去了，還有什么樣的事情做不出來呢?

清康熙十七年(1678)，為了籠絡明末隱居的知識分子，清廷決定舉行博學鴻詞科，命令在京官員、在外督撫及學政，推薦舉行兼優文詞卓越的人，不論有無官職，是否秀才，一律到京參加考試。所試內容為詩、賦、論、經、史、制、策等，不限制秀才、舉人資格，也不論已仕未仕。只要考試合格，便可以任官。

這顯然是清廷為了改善與明朝遺民的關系，穩定大局所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

第二年的三月一日，考試在體仁閣舉行，試題為“璇璣玉衡賦”(四六序)和“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璇璣玉衡，原義是一種以玉料為裝飾的天體觀測儀器。《尚書·舜典》中有“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的論述，指的是王者正天文之器。省耕，則是指古代皇帝出宮巡視春耕，以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出這樣的試題，當然不是考問某些常識，而是蘊含了明確的政治傾向。

一切都很清楚，應試的學者們在以這兩個題目寫詩作賦時，假如不能為康熙皇帝唱頌歌，不把清朝皇帝寫成受命于天的合法統治者，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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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會錄取的。

那一次，全國推薦一百四十三人，考取了五十人。

五十名錄取者中，有二十六名來自江南--江蘇和安徽。有十四名來自浙江，有三名來自江西。錄取者中絕大部分是南方學者，這很是人尋味。除了南方學者的文化學術水準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之外，也意味著清廷正在著力調整治國之策。

當時，雖然有一些南方籍的前明官員在朝廷做官，但是終究不如北方人多，北方的漢官更占據著重要職位。舉行博學鴻詞科，正是為了把南方的漢族人才納入朝廷，以此消弭滿漢之間的對立狀態。

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難明白，順治初年的反清復明運動，主要發生在江南一帶，“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慘案”“昆山屠城”……給南方士人帶來的血腥記憶，久久難以抹去。康熙登基后，為了維護政局的穩定，不能不考慮與南方士人緩和矛盾。

然而，很多有骨氣的士人不以為然。不僅僅是南方人，還有北方人，似乎北方人更不愿應試。

當時，內閣學士項景襄、李無馥、大理少卿張云翼等人，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為理由，薦舉了李因篤。可是，李因篤卻說自己母老家貧，力辭不就。康熙皇帝早就聽聞他的名聲，稱他與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為“四布衣”，一定要招他進京當官。地方官吏不敢怠慢，奉旨催促，偏偏李因篤還不買他們的賬，哪怕死了也不肯服從。后來，在母親的規勸下，拖延了半年，他才于這一年的秋天，含著眼淚登上了北去的路程。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一日，李因篤扶病考試，康熙皇帝將他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檢討，受命纂修《明史》

然而，李因篤心里并不痛快。雖然來到北京，被授了官職，他依舊覺得像一匹野馬被囚禁在馬廄里，心不在焉。他三天兩頭以母老孤丁、無所依托為理由，先后上疏陳情竟達三十七次之多。他所寫的《告終養疏》，情辭懇切，據說可以與“李令伯(李密)《陳情表》同擅千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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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理學躬于實踐的思想編入了講章，從朱子綱目中摘取有裨治道的主張，兼采儒家先賢眾說，加上自己的經世思想演繹鬧發，使經筵進講更加接近于帝王的治世之學。

這樣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見康熙帝十分關注史學，徐元文在進講時，就常常從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出發，為皇帝敘史論道。而且，即事以窮理，論道以敷治，表里精粗，全體大用，通貫如一，先后相成，講得非常到位。

徐元文不僅講得好，有合適的建議也隨時進呈。他言行一致，敢于直諫，即使有時候言辭太有鋒芒，讓皇帝都難以接受，勃然作色，他卻依然侃侃而談，像平常一樣。

康熙皇帝即位后不久，打算派遣三品以上的滿族官員巡撫各省。其他大臣都不說話，唯獨徐元文覺得不妥，當面表示反對。

康熙感到很奇怪，責問他道:“御史巡按是明代的舊例，為什么現在不可以呢?”

徐元文坦然回答:“明代雖有巡按，但是御史品級低微，盡管允許他們參劾督撫等封疆大吏，然而巡按有不稱職的，督撫也可以參劾。他們互相維持，互相制約，所以沒有大礙。如今三品以上大員，與督撫級別相等，又有滿漢親疏之分，督撫豈敢貿然參劾?倘有貪婪的人恣行無忌，百姓將受害不淺!”

康熙聽了很不高興，臉色驟然變了:“按你說來，難道朕派出去的人沒有清正廉明的了?”

徐元文似乎預感到皇帝會這樣，忙頓首道:“皇上任命時，自然必妙極一時之選，但是百密之中，難保沒有一疏。何況，人往往是見利忘義的。常常在皇上身邊，手里沒握有足夠的權力，即使是平庸之輩，也都能努力做到行為檢斂。但是一旦銜命出使，置身在外，沒有操守的人就很難始終如一了。何況所派出的幾十個人，不能確保人人都有操守。假如有一個人品行不端，那一個省不就受害了嗎?"

當時，滿朝文武百官聽到徐元文竟敢如此頂撞皇帝，一個個嚇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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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絀，而為之變通，蓋實本于先生之論。鳴呼!今日之國計不可不三復斯篇也。

徐乾學認為，為了國計，不可不將顧炎武的觀點反復地灌輸給康熙

皇帝。

如果說，徐元文在奏疏中論科舉，與顧炎武在《生員論》和《日知錄》科舉條中的議論，大體是一樣的，徐乾學則用顧炎武在北方經過實地考察后寫成的名文《錢糧論》做對策，并且力倡此論，還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同僚，要求大家都讀一讀，從中得到啟示。

他們這樣做，顧炎武自然很贊賞。

顧炎武認為，一個人要想在腐敗的社會風氣中保持特立獨行的節操，必須具有耿介的品格。所謂耿介，就是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國家獨立之根柢在于個人的獨立，要“保邦于未危”，必須從提倡個人的獨立人格開始。他說，商朝之所以滅亡，就是由于大臣們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任憑君主胡作非為。作為泱泱大國的楚國之所以會被秦國滅亡，就是由于“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大家都與腐敗的社會風氣同流合污了，造成群體性腐敗，國家安能不亡?!

應該說，顧炎武與三個外甥之間有親有疏，時親時疏。通過他們的關系，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顧炎武與清朝政權的關系。他的許多治理國家的觀點，尤其是廉恥的觀點、養廉的觀點、振興經濟的觀點，經由外甥的傳播，讓康熙皇帝在潛移默化中有所接受，進而作用于時局，施惠于百姓。而他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作，四處流傳，甚至“朝野傾慕之”。

從這個意義上說，顧炎武以經世致用的學識影響著皇帝和大臣們，這比自己當官更能顯示作用。

清代學者趙翼說，顧炎武“其身雖不仕，其言則可用”。這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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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得之心而應之于手。”從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朱批奏折看出，康熙的書法明顯受到了書法家董其昌的影響。

除了書法，還有飲食文化。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烹飪技藝，在數千年流變中，總是以豐富的積淀，頑強地透現著自己的文化特征，又影響著其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飲食文化

滿漢全席，堪稱中國傳統宴席的領銜之宴，其實正是飲食文化融合的象征。自從清康熙年間開始，逢年過節，皇帝都要在宮內大擺宴席，招待文武百官。那些菜肴，少則有一百一十二道，多則有一百九十六道，甚至必須分三天才能吃完。入席時，大小官員一律頂戴朝珠，莊嚴肅穆。顯然，能否出席某次宴席，座位擺在哪兒，對于他們的升遷降謫都會有微妙的暗示，誰都不敢怠慢。

但，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康熙初年的宴席，是漢滿分開的，漸漸地便合為一席，并由宮廷延伸到了地方府衙。所謂滿漢全席，也就不僅僅是滿族風味燒烤、滿洲餑餑了，到后來竟出現了粵式、川式、柳州式、鄂式、晉式乃至港式的滿漢全席。

文化的力量，足以使一切矛盾對立的事物親和起來。

然而，文化在顧炎武眼里和在康熙眼里并不一樣。顧炎武堅守文化，是為了“天下興亡”，而康熙只是為了鞏固政權。

當時，清朝滿族貴族內部、滿漢臣庶之間并非鐵板一塊，也充滿了矛盾與裂痕。然而清朝政權是統一的，上下貫通，運轉有效，具有絕對的權威。這樣的政權，保證了高度集中統一的指揮權的貫徹。

與此同時，康熙也采取了一些比較靈活的政策。比如說，清廷在血腥鎮壓士大夫抗清起義、地下復明運動的同時，也有寬容的一面--很多人只要沒有現行活動，即使曾經從事過反清活動，也不予追究。清初“敏除前罪”政策的廣泛實行，對于社會穩定帶來很大好處。清軍南下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歸莊、錢澄之、萬壽祺、于穎、屈大……都有抗清起義的行動，但是他們后來放下了干戈，即使沒有化為玉帛，消除敵意，清廷仍沒有揪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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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護送山東饑民回籍有功，又被提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不久，

他終于以年邁為由，乞休歸里。

康熙這次南巡到昆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做出安撫的姿態。第二天上午，在隨行官員的陪同下，康熙乘坐步輦，來到了玉

峰山。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他多次南巡江南，駐蹕于蘇州，但此行還是第一次來到昆山，他發覺這里人杰地靈，風光秀美，實在是一個好地方。

他下車自半山向西山攀登，來到了文筆峰。水鄉景色收于眼底，頓時令他詩興勃發，口占一首:

萬里人煙春意濃，菜花麥秀滋豐茸。登高欲識江湖性，染翰留題文筆峰。

在他居高臨下的目光里，水鄉昆山綠意盎然、春色滿園的景色，是與自己展現雄才大略的心志吻合的，他甚至想借文筆峰來抒寫統攬江山社稷的豪情。

隨即，康熙又在蒙蒙細雨中下山去往遂園。遂園是徐秉義的私家園林。他早已帶領子侄們迎候在那里。當時，沿途擠滿了爭相瞻覲的百姓，人們齊聲歡呼，氣氛很是熱烈。

民間傳說，當天康熙還興致勃勃地在遂園欣賞了昆曲。江南文人盛符升、尤侗等九位元老陪同觀看。

畫家禹之鼎趁康熙與諸位文人入神觀看的當口，作了一幅畫。一個個笑容可掬，和藹可親，被稱作《十老圖》

康熙很高興。在隨從的伺候下，他鋪開宣紙，揮筆寫下了四個大字:“鳶飛魚躍”。

離開玉峰山，返回御舟時，康熙把在擁翠河岸寫的一首詩，賜子徐秉義。詩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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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活動區域，也留下了不少他的遺跡。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何紹基、張穆等人為紀念顧炎武，籌劃發起修建顧亭林詞。這個組議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儒臣學士們的響應，大家紛紛相款，兩年以后，在顧炎武寓居時間最長、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報國寺，修建了顧亭林先生祠。祠堂有南、中、北三個院落，頗為寬敞。

農歷五月二十八日，是顧炎武的生辰之日，懦臣學士們在這里舉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動。

此后，從道光二十三年到同治十二年(1843-1873)間，每年的春秋佳日祭和生辰祭，還有許多不定期的特祭，幾乎沒有間斷過。顧亭林祠成了儒臣學子們聚會、社交以及討論學術的好地方。

在從順治十六年到康熙十六年(1659-1677)的十九年中，顧炎武先后多次來到北京，六次拜謁天壽山，祭奠明陵，足跡遍布京郊各地。

在北京四周考察時，顧炎武也曾來到淶水縣。

淶水縣位于太行山東麓北端，東界涿洲、高碑店，南與定興、易縣為鄰，西與淶源、涿鹿、蔚縣交界，北與北京市門頭溝區、房山區相接，清初屬保定府。

或許是因為祖沖之籍貫淶水(范陽郡道縣)，南朝宋擔任過顧炎武故鄉昆山縣的前身婁縣的縣令，讓顧炎武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只可惜，這里除了祖沖之祖父生活過的村子一-下車亭，還有一些祖氏后裔之外，已無法找到跟祖沖之有關的事物。

南朝時，為了躲避戰亂，祖沖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遷往江南。祖昌曾在朝廷擔任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沖之的父親也在朝中做過官。受家庭的影響，祖沖之從小就喜歡讀書，志向也與眾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臣少銳愚，尚專攻數術。”(《大明歷議》)對于數學的興趣，遠遠高于同齡人。二十五歲時，有“博學”之稱的祖沖之，就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進入了學術研究機關--華林學省。三十一歲時，任南徐州從事史--這個職務相當于今天行政部門的科長，居住在京口(今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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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年后，被任命為婁縣令。

祖沖之在婁縣任職長達八年，四十二歲時，才調往建康(南京)任猶如中國不止祖沖之一個數學家，圓周率也并不僅僅是祖沖之的發淚者仆射。

現。在他之前，三國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微就用割圓術，將圓周海精確到小數點后三位。祖沖之是在劉徽的基礎上，糾正了錯訛，將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后七位。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重要突破。

祖沖之是和兒子祖晅一起從事圓周率研究的。他們在一間寬敞大屋的地上而了一個直徑一丈的大圓。從內接正六邊形開始計算，十二邊形、二十四邊形、四十八邊形地翻番，一直算到九十六邊形，計算的結果與劉徽一樣。繼而，內接邊數逐次翻番，邊數每翻一次，就要進行七次加減運算、二次乘方、二次開方，運算的數字很大，很復雜。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的工作無疑十分困難。

但，祖沖之父子把邊形算到24576邊時，終于得出了圓周率在

3.1415926 和3.1415927 之間，其近似分數為355/113，因此被稱為“密率”。德國數學家奧托在一五七三年也得出了這個近似分數，可他哪里知道，一千多年前，祖沖之早已計算出來了!

祖沖之還與兒子祖晅一起，解決了球體體積的計算問題。他們采用的原理，后來在西方被稱為“卡瓦列利(Cavalieri)原理”，是在祖沖之后一千多年由意大利數學家卡瓦列利發現的。為了紀念祖氏父子的重大貢獻，數學界稱之為“祖原理”。

宋(420-479)是南北朝時南朝的第一個朝代。盡管社會動蕩分裂，但由于佛教在中土的傳播，人們的思想十分活躍，出現了諸多“新變”這，是祖沖之鉆研數學和天文歷法的時代背景。祖沖之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擔任婁縣令，直到明帝泰像元年(472)左右才離開。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健康而智慧的男人，從三十四歲到四十二歲，是一生中創造力最為旺盛的階段。對于祖沖之這種從小有志于科學發明的人，尤其如此。何況，《大明歷》尚未被皇帝采納，意味著還有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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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進之處，他在婁縣令任上無論怎樣繁忙，也不能不殫精喝慮繼續完善。

祖沖之四十來歲時，兒子祖距十七八歲，恰好可以協助父親做圓周率研究。

祖沖之在婁縣令任上編創、修改了《綴術》。《綴術》是他在研究天文歷法、改革度量衡、注解《九章算術》的基礎上寫成的，圓周率的研究成果當然列為重要內容。該書內容豐富而又深奧，后來甚至連隋代負責數學教育的官員都看不懂。到了唐代，被列為國學的數學教科書，并且流傳至日本、朝鮮，也成為他們的教科書。

遺憾的是《綴術》六卷以及他的《九章述義注》九卷、《重差注》一卷等，均已失傳。《南史》《南齊書》等史書的祖沖之傳，也只字不提圓周率，只說他“特善算”。

我國歷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據研究天文的結果來制定歷法。到了南朝宋代的時候，歷法已經有很大進步，但祖沖之認為還不夠精確。他根據長期觀察的結果，創制出一部新的歷法，叫作“大明歷”。這種歷法測定的每一回歸年(也就是兩年冬至點之間的時間)的天數，跟現代科學測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測定月亮環行一周的天數，跟現代科學測定的相差不到一秒。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2)，祖沖之請求孝武帝頒布新歷，孝武帝召集大臣們商議。那時，守舊派的代表、大臣戴法興跳出來表示反對，他認為祖沖之擅自改變古歷，是離經叛道的行為。

祖沖之當場用他研究的數據回駁了戴法興。

戴法興依仗皇帝寵幸，十分蠻橫地說:“歷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應該改動。”

祖沖之一點也不膽怯，嚴肅地回應說:“你如果有事實根據，就只管拿出來辯論，不要拿空話嚇唬人!"

① 大明，宋孝武帝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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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體現出了他甘愿奉獻于真理的大無畏精神。沖之的兩句名言:“愿聞顯據，以核理實”“浮詞虛貶，有事所很”。更

試問，這樣的官員，世上還有幾個?

是啊，自從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微，很多人不顧禮義，她棄廉恥。盡管如此，仍然有不隨波逐流的志士，他們們不顧環境的險恐不同流合污，眾人皆醉我獨醒。祖沖之就是其中之一。

廉恥，是一種道德感情。這種道德感情來自對道德準則的體認和休悟，來自對公道通義的擇善固執，來自崇高的使命感和強烈的著恥心。廉恥，也是一道拒腐的可靠道德屏障。一些貪官為何犯贓?因為他們只害怕法律，就是不怕廉恥二字。法網恢恢總有疏漏，道德自醒無處不在，只靠法律而不知恥明榮，就不可能從根子上鏟除腐敗。

“廉恥，立人之大節”，“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顧炎武不僅在自己的著作中著重論述，還常常與三個外甥談論這樣的觀點。

他舉例說，江寧巡撫湯斌，雖說是博學鴻詞科考后當官的，但這個人很能廉潔自律，頗有政聲。初任潼關道時，湯斌花官俸買了三頭騾子，主仆兩人各騎一頭，還有一頭用來馱行李。他的行李只是兩副破舊被褥，一個竹子做的書箱，里面是幾十本必不可少的書。按規矩，外官赴任，而且是一個四品道員，可以到兵部領取牌票，沿路遞相以滾單通知，由驛站替他準備夫馬食宿。偏偏湯斌不肯這么做，而是像顧炎武北游一樣，要么騎騾子，要么步行。

湯斌一路風塵仆仆來到了潼關，守城的把總覺得他怎么也不像來赴任的，差點兒把他轟下城頭去:“把你放到鍋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來!"

當知道湯斌真的是新官上任，把總才慌了手腳。

后來，湯斌巡撫江寧，來到了蘇州。在這個天下聞名的青腴之地，他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夏天，從典當鋪里買舊夏布帳子用。冬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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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給章丘縣令，請他為顧炎武建朱子祠的事情提供一些方便。這，我

炎武自然是很愿意接受的。

顧炎武在學術上與朱子有共通之處，盡管他對朱子的心學抱有概評的態度。當李順建議重修云臺觀朱子祠時，顧炎武立即答應了，并且親自籌集資金。朱子祠落成后，一向固守“述而不作”觀念的李颙，條筆作了《重修云臺觀朱子祠記》，顧炎武則撰寫了《上梁文》，給予朱子很高的評價。文中這樣寫道:

惟絕學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闡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發揮王道，啟百世之來覺，集諸儒之大成。

徐氏兄弟在京城當官，并沒有忘記落葉歸根這句老話。他們在家鄉昆山玉峰山下建造了各自的住宅和園林，也特意為舅舅顧炎武造了房子，勸說他不要再居住在華山腳下了，還是早早回到故鄉昆山，安度晚年。畢竟是陽澄湖的大閘蟹和魚蝦誘人啊。江南水鄉溫潤的氣候，對于他的身體健康也大有裨益。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顧炎武沒有答應。原因究竟何在?

顧炎武給徐乾學、徐元文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他說，如果按照你們的安排，回故鄉昆山安度晚年，肯定會有諸多不便，一是新朋故友問學不斷，顯然是與自己不為“講師”的愿望相違背的;二是吳中一帶的花費，將是關中花費的五倍，難以負擔;三是我能仰仗外甥的資助，假如還有故友相求，又該如何處置呢?這些年來，有多少故友幫助過我啊!

他說:“我不愿意回到昆山居住，并非全都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我的外甥著想啊!”

外甥們拿他沒辦法。

其實，從顧炎武給學生潘耒的信中，可以更清楚地感受他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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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響貴，客聽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查其群丑，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民主于其家，見彼蠅營救附之流駭人耳目。至于征色發聲而拒之，仍僅得智完而已。

(顧炎武《與潘次耕禮》)

潘來是他最親近的學生，所以這些話講得非常坦率，絲毫也不隱騰。看起來，他是以舅舅的身份批評徐乾學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卻是以一個學者的目光批評“世風日下，人情日諂”的社會現象，這體現了他耿介清正、不愿委曲求全的心態。他在青年時代，就不肯與官場的蠅營蟻附之流合作共事，到了晚年，怎么可能公開表示改變初衷呢?恰恰是年事愈高，孤傲的脾性愈為凸顯。

住在徐乾學家時，顧炎武寫過一首詠物詩《賦得檐下雀》。他不是把自己比作鴻鵠，而是比作麻雀，這很耐人尋味。麻雀不能自己筑巢壘窩，徘徊在無所依靠的屋檐下。或許它謀求的，僅僅是一根可以棲息的枝條，但是這樣的愿望竟也難以實現。它有自己的志氣，雖然曾窺探過王謝之家的殿堂，但不想在那兒筑巢定居;雖然寄身于別人的屋檐，卻潔身自好;雖然羨慕那些出入于權貴之門的人，卻又明白會有誘餌、彈丸加害自己……

后來，顧炎武又寫信告誡自己的門生潘來說:“一個人處在這個時候，只有“退’和'拙’兩個字，可以讓自己免受災禍。我已經不再年輕了，對世界上的事看得很多，謹以“退’和“拙’兩個字贈給你。”一個飽經歲月滄桑的老人，一個對社會和人生有深刻了解的學者，一個曾經壯懷激烈的志士，對他最得意的學生，以“退”和“拙”兩個字作贈，并表明自己的心志，這未免令人深思。

但，生活在歷史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復合體。從誓死抗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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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顧炎武并不愿意接受清廷授予的官職，但理解了葉方藹的用意。時至如今，也已經沒必要跟葉氏兄弟記仇了。

康熙十二年(1673)，方恒在濟南下屬某個縣任縣令，他已經截出了顯著的政績，而且雄心勃勃，“欲以一邑之化，推諸海寓”。他特意給顧炎武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抱負。

顧炎武在回信中，以“其用心遠矣”，向他表示了謹慎而又含蓄的肯定，勉勵對方“當奉揚仁風，播之四國”。如果仔細研讀，可以看出字里行間似乎有一點諷刺和揶揄。

幾個月后，葉方恒有事到濟南，專門準備了一份絲麻織品，作為禮物，想來會見顧炎武。他事先跟顧炎武有所約定。顧炎武在給他的信中，也講到“夏初可至歷下”。

顧炎武并沒有說謊，早在八月份，他就從章丘來到了濟南通志局，參與《山東續志》的編纂。

然而，到了約定的時間，他卻沒有出去和葉方恒會面。

葉方恒頗有些失望。不過，他仍然托人將禮品送到了顧炎武的手里，顯得很有禮數。

顧炎武也作書答謝，對無以會面做了一番解釋，說自己“才入署中，未便外出”，“年兄至此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自己“為《音學五書》將成之際，早夜無一閑晷”。最后又說，日后“對使拜登，尚容面謝”，并且問:“貴治有舊家賣書者否?如有千百卷之書，可佐名山之藏者，則當攜貲以來矣。”

顧炎武的信，寫得頗有理由。但是從中不難看出，他的理由，都是設法尋找出來的。手里要做的事情很多，忙得沒有任何空閑，與朋友見一下面，總是可以的吧?何況，他的藏書幾經散佚，很想從葉方恒那頭尋找到千百卷舊書呢!

他與葉方恒之間的關系，依然是若即若離，顯得相當微妙。但從嚴重對立到恢復來往，無疑是一個很大變化。

事實上，顧炎武北游以后，拜訪、結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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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員。他們中，有的是清廷高官，有的是地方官員，做能入各種往來，甚至結下相當不錯的友情。

湯斌就是其中之一

湯斌是河南睢州人，流寓于浙江衢州。順治九年(1652)34系授國史院檢討;十三年(1656)，詔選翰林出為監司，授漁關道;.(1659)，調江西嶺北道。尋乞病歸里。丁父憂，服除，曾經變業奇逢。康熙十七年(1678 )，詔試博學鴻儒，在沒有多少漢人參與負。的背景下，他率先應試取中，被授翰林院侍講，參修《明史》可%讀，主持過浙江鄉試，從此大開了漢人高級知識分子參幕消的的先間

顧炎武于康熙三年(1664)到河南拜訪孫奇逢，很快結為交。多奇逢的話“天下事只問有愧無愧，不問有禍無禍”，讓顧炎武深意嘆強。一個學者，就該有這樣百折不撓的骨氣啊。

當時，湯斌已經成為孫奇逢的學生。

康熙十年(1671)和十四年(1675)炎兩次經過河南。這時候，湯斌在睢州老家。由于孫奇逢的中介，他們相互結識了，此后常在學術上相互切磋，有了不少共同語言。

湯斌詔試博學鴻儒后，侍講與修《明史》時，顧炎武正在關中。湯斌遇到了一些史事問題，疑惑難解，于是寫信向顧炎武討教。他的信。是拜托從北京西歸的李因篤轉交給顧炎武的。

顧炎武讀過湯斌的信以后，很快寫了一封回信，并且就有關問題她了答復。

顧炎武很親切地說，荊峴(湯斌)先生的兩函書信，我是一并收到的。在以往的交往中，先生給人留下了“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的良好印象。

作為清廷的官員，湯斌居之高位。然而，他很謙虛地就教于顧炎武，顧炎武也沒有因為他清廷官員的身份而拒之門外。他們用一種學者的姿態交往著，完全淡化了政治因素。

顧炎武十分推崇湯斌的廉潔，所以很愿意跟他一起研討性理，砥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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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建立官僚隊伍。

科舉，是最關鍵的一環。

跟歷代帝王不同的康熙皇帝，別出心裁地做出了一個獨特的決策。準備一舉網羅盡“已仕未仕”的博學鴻儒。大儒顧炎武，毫無疑問地出現在清廷的視野之內。很多大臣爭相推薦他，同為昆山人的名士葉方藹，也多次熱忱相勸。

確實，對于讀書人，這是一個人生轉折中難得的機遇。人生能有幾個這樣的機遇呢?何況，這些年顧炎武與清廷不再對立，與很多官員交上了朋友。出山當官，時機已經成熟。至少是辛辛苦苦鉆研、積累幾十年的學問得到了承認吧!

誰知，顧炎武聞訊后，立即寫信給葉方藹，表示不同意。他在信里清清楚楚地說:“我母親為了保全名節絕食而死，臨死前囑咐我不能臣事異代;就算天下人都做了清國的臣屬，我顧炎武也不會踏上仕途的。”

當時，有人給顧炎武出主意:“你不出山也好，可以保存士人的氣節。不過，你不妨先別急著拒絕別人的舉薦，等人家真的舉薦之后，再拒絕出仕，名節不就更高了嗎?"

對于這種餿主意，顧炎武回答得很幽默:“婦人喪夫守節，本來就是要從一而終。該拒絕的時候不拒絕，難道非要等到別人強娶的時候才拒絕嗎?"

他尖銳地說，那些想推薦我出仕清廷的人，都是政治娼妓，干的是逼良為娼的勾當。他們屈膝跪倒在清朝皇帝腳下，自稱奴才，還引以為榮，我卻不屑一顧。

至今還在民間流傳的一個故事說，有一天，康熙皇帝的老師、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特意派了兩個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

來人進門，呈上書信，對顧炎武說:“亭林先生，這可是千載難逢的盛事啊!"

顧炎武看了信，冷冷地說:“感謝熊大人的盛情。可我還是不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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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膜大人。”

“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朝廷這樣重視您，如若不去，可要考

慮后果呀!”

顧炎武臉色大變，怒氣沖沖地說:“二位如果非逼我去不可，請你們要么用刀殺了我，要么用繩子綁我去，你們看著辦吧!"

兩個人只得向他賠笑臉，連連道歉，然后垂頭喪氣地回到北京。跟民間傳說不同的一個記載是，康熙十年(1671)，顧炎武在北京，寄居在外甥徐乾學的家里。當時朝廷議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特意設宴款待，徐乾學陪同顧炎武一起去了。杯觥交錯，酒酣耳熱之際，熊賜履很熱情地邀請顧炎武參與修史。

誰知，顧炎武一點面子也不給，當場斷然拒絕說:“如果真有這種說法，那么我不是像介之推那樣逃亡，就是像屈原那樣殉身!"

熊賜履和徐乾學不由面面相覷，驚愕不已。怎么也想不到，顧炎武的脾氣仍然是如此剛烈。

還有一個版本說，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為了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征舉海內名儒，一時間名士赴召者不少。內閣學士葉方藹和翰林院侍講韓英大力推薦顧炎武。但顧炎武嚴詞拒絕，并且發警從此再也不去北京。第二年，葉方藹擔任明史館總裁，又想招顧炎武入史局。顧炎武寫了一封回信，他特意提起嗣母遺訓，慷慨陳詞道:“即使人人都可以出來當官，炎武必不可出!"

葉方藹和韓無可奈何。

總之，顧炎武是無論如何都不想為清廷當官，乃至做出了“以死自誓”的決定。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剛烈之詞，擲地有聲。

世上還有什么比這分量更重的話語?!

德國現代哲學史家文德爾班在斯賓諾莎的墓碑上，寫下了這樣一行字:“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與此相仿，對于顧炎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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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些年來已經前應潮流，改變了某些本不愿改變的東西。但，不為游廷做言，是他的人生底線。哪怕是死去，也不會超越這條底線。既然

決心一死，還有什么可以畏懼的呢?

死，其實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倒是活著要比死去艱難得多。在天前地裂的年月里，顧炎武活了下來，活得很不容易。事實上他所做的

事情，在各方面的貢獻，都遠遠不是死所能比擬的。

由于他的堅辭，他活得并不輕松。自有很多人與之作對。不是嗎他的《亭林文集》和《亭林詩集》，因為有“偏謬詞句”而被列入“軍機處奏準抽毀書目”。甚至是他的代表作《日知錄》也在部分抽毀之列。一些條目被全部抽毀，有的條目則被刪得只剩下一句話。

與此同時，時常有官吏派人上門來找他，說是“聘請”，其實是監視，甚至是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