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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泛黃的中國歷史畫卷

水墨畫風，有時是青綠色風格的景色，有時是歷史風味濃厚的泛黃風格，兩種風格可以互相融合轉換。

乘船前往京師(英雄多珍重片尾)

前來寧波，可以展現寧波作為歷代平靜之地，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

一幅泛黃的畫卷攤開，畫卷內背景為稍模糊的山川大地圖，圖中可配有相關地名（如京師、明州等）。

畫卷中漸漸顯現字：樂顯揚，號尊育，祖籍浙江寧波慈溪縣（今寧波江北區慈城鎮）。為同仁堂創始者，曾任清皇宮太醫院的吏目。

提起樂家的祖先，可遠溯至唐朝末期時曾任太醫令的樂仁規。時值藩鎮割據，朱溫作亂，樂仁規以立朝正直取忌，遂與其弟朱仁厚棄官，自京師前往明州地區的慈溪（今鎮海慈水鎮）歸隱。

字漸漸淡去，鏡頭向畫卷推進，圖中地圖漸變清晰，整體畫面逐漸融入卷中。

從天空緩緩落下，穿越云霧，呈現一片水墨山水景色，天空為泛黃風格，山水偏青綠。鏡頭從空中漸往下移，山一程，水一程，一隊馬車在山間道路行進。

（二）、序幕-樂氏來源

相傳，時為唐末光化三年（西元900年八月），樂氏兄弟及其家人分乘馬車，離開京師，帶著財物向明州進發，氣候舒爽，風物宜人。為躲避朱溫的追殺，曉行夜宿，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渡過淮水時，時令已是初冬。

進入滁州境內，樂氏兄弟以為已逃過朱溫控制圈，不禁舒了口氣。鳥兒在地上啄食，忽睜圓雙眼，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異常訊息。繼而遠處傳來馬蹄聲。

山路一轉，前方突然出現一彪人馬，樂仁規兄弟急忙勒馬觀看。初以為是朱溫追兵，后看其裝束，明白是遇到劫匪了。

喊殺聲起，劫匪沖鋒而來，家丁們拼死抵抗，劫匪用刀刺馬車，將財寶推翻在地，金光閃閃，為其所吸引，劫匪紛紛兩眼放光。樂仁規兄弟見機，趕緊奪路而逃。

特寫：路邊水灘為鮮血所部分染紅，倒映刀光劍影，旗幟飄揚，水波蕩漾，畫面漸漸黯淡下去。

畫面逐漸放亮，樂仁規兄弟及剩下的幾個隨從騎馬結伴而行，皆一身疲憊，有的低頭伏馬而行。過了廬州，過了長江，到達了太湖旁邊。茫茫太湖水，湖面點點漁帆，倒映一行人。

經過杭州、越州，終于抵達了明州地界。

（三）、明州湖塘樂家

畫面旁白：始商丘，源霅川，功崇惟志留青史；闡靈巖，興湖塘，業廣恒勤昌后裔。這一副對聯，可以用來概括樂氏起源。霅川即現今安吉縣，川流入太湖，古時屬江蘇。靈巖是指明州靈峰山上之巨巖，湖塘則是靈峰山附近之村落。

這里遠離京師，地處江南，面臨東海，氣候濕潤，人煙稀少，境中多高山大川，林木豐茂，是過隱居生活的理想地方。

有從人用手指前方，樂仁規抬頭一看，一座高山浮現眼前，畫面色調逐漸變青綠，山川壯麗，鳥語花香，兄弟倆深鎖的眉頭不禁舒展。這時，先派往慈溪的家丁也前來迎接，一行人不禁喜上眉梢。

樂氏兄弟遂開始在慈溪隱居下來，此時離他們棄官出逃長安已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巍峨高聳的山下，一片民居，山水掩映，村前一條小溪流淌。

三年以后，唐昭宗被朱溫謀害，李家天下變成了朱家天下，國號由唐變成了梁。

據傳說，樂仁厚歸隱明州后，心中郁悶，久不得釋，雖然幾次游歷浙東名山大川，然過去的官宦生活始終不能忘記，于五代初年病故，后代逐漸湮沒無聞。

樂仁規與其兄不太一樣，歸隱之后，心境平和，平日翻翻醫書，游歷名山的時候找找草藥，間或給左鄰右舍看看病，生活顯得很有興致。

他還開始纂修族譜。原來，中國從魏、晉時候起，就開始了修譜活動。那時候，朝廷選拔官員，士族之間彼此通婚，都要查看族譜，這樣，修譜活動就延續下來。樂仁規是在朝中做過大官的人，當然懂得這些。

經過一番查尋和了解，樂仁規知道了他們的遠房親戚叫樂汝楨，在明州地區已有二世，三十幾口人。于是，明州地方的樂氏族譜就以樂汝楨為一世祖。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改朝換代，江山依舊。人民生死，有似江河。樂氏家族在寧波，經過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宋、元，到明朝初葉，近五百年的時間里，共經歷了二十六世。第二十六世名叫樂良才，生活的時代正是明成祖朱棣在位初年，當時他十六七歲，是江南水鄉的一個鈴醫，在浙東一帶是小有名氣。樂良才不再有祖輩有過的輝煌和榮華富貴，他不過是千千萬萬普通百姓中的一個。他住的地方，當時屬浙江省寧波府鄞縣慈溪鎮。慈溪鎮不算大，只有幾十戶人家。樂良才住的房間有一池塘，房后有十幾株楊樹。每當夜幕降臨、萬籟俱靜之時，他就開始攻讀醫書。這寧靜的晚上，是他感覺最幸福的時刻。

明永樂年間，樂良才舉家遷往北京定居。畫面中，山川間的河道上，樂良才站在一艘船尾，離開明州，揮手與鄉親告別。

畫面快速遠離樂良才的船，呈現整個浙東地區的山川景色。然后角度從橫視轉為俯視，逐漸快速上提，穿過云霧，重新轉為一幅泛黃背景地圖。圖中明州地區顯出光輝，快速前移，然后京師（北京地區）顯出光輝。

始為唐朝光化年間（898~901）大司馬樂仁規與大司寇樂仁厚兄弟故宅，后遭火焚。清雍正十三年（1735）春，改建樂尚書宅前殿為樂氏宗祠。道光九年（1834）擴建修葺。宗祠坐北朝南，共有門廳、正堂兩進，左右廊廂房各三間。占地面積750平方米，建筑面積560平方米。廳與堂皆為硬山式，抬梁穿斗混合結構，五開間；通面闊20.9米，門廳進深6.4米，正堂進深12.65米。宗祠內現存清《樂氏宗祠碑》1通，《樂氏宗譜》1套，木刻屏風17塊。

樂氏宗祠是北侖區域現存歷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宗祠。

（四）、樂顯揚少年

畫面從天空緩緩落下，氣勢磅礴的北京城展現眼前。片片落葉飄過，尋常胡同阡陌間。

樂氏家族第26世之樂良才于明永樂朱棣遷都之際，由寧波遷來北京，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醫賣藥的鈴醫，來京后仍操此業，他娶妻楊氏，生子廷松，從此定居北京。鈴醫樂良才為北京樂氏宗族始祖。

一陣陣清亮悅耳的串鈴聲，在坊間和街巷中響起，一位淡定儒雅的樂姓鈴醫，在難民中施衣布藥，在皇都中救死扶傷，游走在京城中救治那些倒臥路旁的窮漢和踟躕而行的乞丐。沒錯，他就是以“養生、濟世”為己任的樂良才。

鈴醫屬于民間醫生，又稱走方郎中，其治病所用針、藥取其速效，不計萬全，有簡、便、廉的特點，往往能見奇效。

崇禎初年，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紛紛起事，勢如燎原。剛愎自用、生性多疑的崇禎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于這一年將袁崇煥處以殘酷的“磔刑”，也就是“千刀萬剮”。就在這亂世之中，樂家又誕生了新的一代，他就是樂顯揚，號“尊育”。這名字寄托著樂家的希望，希望他能彰顯樂家的醫術，發揚光大樂家的傳統——“濟世養生”，也希望他能生活在一個太平盛世中。

樂良才手搖串鈴，奔走在大街小巷，行醫賣藥。作為世代“郎中”之家，因其醫道精湛、秉性樸誠，很快發達起來，開創了京城樂氏一脈，此后樂氏幾代均以行醫為生

為了適應在京城的生存，樂良才特別囑咐兒子樂廷松：居住在大城市，若要發展，就不能總當鈴醫，必須適應大城市的醫藥需求，掌握中醫經典理論，閱讀方藥著作，開闊知識視野，向正統的中醫藥方向轉變。

樂廷松把父親的話牢牢記在心里。要想結束鈴醫生活，徹底完成向正規中醫的轉變是非常不容易的。樂廷松繼承其父的鈴醫衣缽，為適應大城市的醫藥需求，開始學習中醫經典理論和方藥著作。開闊知識視野，朝著正統中醫藥的方向轉變。

冬去春來，年復一年，隨著歲月的流逝，樂廷松生子樂懷育，樂懷育生子樂顯揚。這時，中國社會也由明朝進入了清朝。

樂顯揚自幼非常聰敏，勤奮好學。他牢記祖訓，努力學習中醫藥經典，積累醫療經驗。樂顯揚開始也是鈴醫，由于他出身鈴醫世家，在行醫賣藥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醫藥知識和醫療經驗，因此，在中醫藥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在北京地區小有名氣。他酷愛方書，善辨藥材，畢生致力于研修金石之方，凡經他手的丸散膏丹，必求地道藥材，功效頗佳。其人秉性樸誠，居躬簡約，喜閱方書，善辨地道藥材疑似。

（五）、太醫院當吏目

崇禎十七年（１６４４），明朝終于在農民起義的烈火中和清軍鐵騎的沖擊下覆滅了。清朝入關，建立了政權，而樂家傳到樂顯揚這一代時，也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飛躍。樂顯揚進了太醫院，當了一名“吏目”。從此，在清朝太醫院和御藥房的檔案中，也就正式出現了有關樂姓的記載。

經過樂氏兩代人的奮斗，傳至4世樂顯楊，經人介紹，當上了清太醫院吏目，號尊育，“誥封登仕郎太醫院吏目，晉封文林郎，贈中憲大夫”。結束了樂氏祖傳的鈴醫生涯。 

樂顯揚在清皇宮一段時間以后，目睹了宮廷內部的爾虞我詐和一些官僚的腐敗行徑。有一年京郊大興水患成災，皇帝撥了救濟款賑濟災民，但由于中間官僚層層盤剝，到災民手中的銀兩不足皇上撥付的十分之一，康熙皇帝異常震怒，嚴懲了一些官僚。樂顯揚在太醫院知道了案件的全部過程，在同僚們議論的時候，樂顯揚沉默不語。

一個同僚問：“樂吏目，你在想什么？”

“你還記得今夏水災后我們為災民看病的情況嗎？”樂顯揚沒有回答同僚的問題，卻反問起來。

“時不過半載，怎么會不記得呢？”同僚回答。

“當時，我們和戶部官員同時奉命，一個去為災民看病，一個去賑濟災民。同樣是濟世養生，現在看來，效果是大不一樣啊。”樂顯揚象是講給同僚聽，也像是自言自語。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同僚問。

“一個良醫勝過一群貪官！濟世養生，靠當官的沒有把握，只有良醫用藥，才能給眾多窮苦百姓帶來生存的機會。”樂顯揚說。

接著，樂顯揚又說：“我是醫生，我寧愿做良醫，濟世養生，也不愿為貪官，殘害百姓。”說罷，抬頭仰望門外遠方的天空，許久許久。

樂顯揚抱定了“濟世養生唯醫藥”的宗旨，從此更加淡泊功名。

清朝的太醫院成立于清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創立時基本沿襲了明朝舊制。太醫院的最高領導稱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員，以下為“左院判”、“右院判”。院使和院判相當于現在的院長、副院長，然后是御醫，御醫為正八品。御醫以下為吏目、院士、醫士等。吏目一般為九品或從九品。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雖然對御醫、吏目的級別似有提高，“許服六品冠帶”，但“原品給俸每年白銀六十兩”，可見實際待遇并沒有提高。御醫、吏目、院士、醫士也都統稱為“太醫”。因為吏目雖在御醫之下，卻在醫士、院士之上，可算是“副高”職稱，相當于現在的副主任醫師。九品或從九品在清代“九品十八級”的官制中是很低的，即使到了宣統年間，太醫院的官職被提高后，吏目的品級最高也只有八品。可見在封建統治者眼中，醫生的地位并不高。歷史上，也出過一品御醫，那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幾位宮女趁嘉靖熟睡時想把他勒死，雖然沒有成功，卻使嘉靖皇帝一度昏迷不醒。前來急救的御醫許紳知道，如果皇帝駕崩，自己也不會有好下場。情急之中，他只好豁將出去，以違反常規的方法，施猛藥急救，居然將嘉靖救活了。這位御醫因此被晉升為“一品”。不過，這是拿命賭來的。

樂顯揚能成為太醫院的吏目可不容易。按當時的制度，他要么是因為治好了某個達官顯貴的病，被推薦進入太醫院；或者是通過考試，進入太醫院后，又經過寒窗苦讀才成為太醫。無論是通過哪條途徑，被推薦和通過嚴格的考試，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通過了這重重關口，才能成為太醫院的“醫士”。熬夠一定的年頭，“院士”又出現空缺時，才有可能考院士。這樣一年年地熬，一次次地考，一步步地升，沒有十年工夫的修煉，別想“修成正果”。樂顯揚就是經年累月伴著一盞青燈，苦讀著一卷卷醫學典籍，處處兢兢業業、小心謹慎，也憑著長期行醫得來的寶貴經驗，才成為“吏目”。

在太醫院，樂顯揚充分利用這里的優越條件，研讀了大量醫學典籍和珍貴的皇家醫案，尤其是對大量古方、驗方、宮廷秘方進行了鑒定和整理，確定了它們的適用病癥，分清了它們的君臣佐使，弄清了它們的配伍要點，辨明了它們的毒副作用，為同仁堂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九月二十四日，一道詔書突然傳到位于東江米巷（即現在的東交民巷）的太醫院，樂顯揚奉命迎接詔書。一時間人們都在紛紛猜度：樂顯揚有福還是有禍？

之所以不知是禍是福，這還得從樂顯揚的為人行醫說起。

“他學識好，醫術高，小心謹慎，兢兢業業。因為世代家傳，不僅制藥嚴格按炮炙法，又極善分辨藥材，早就應當高升了。”

“仁兄說的是。他為人質樸，謙恭簡約，處事謹慎，配藥時一絲不茍，應當受封賞。”

還有人講起了這樣一件事。因為樂顯揚醫術高明，又是太醫，有不少人到他的家中求醫。有一天，有一對父母帶著一個八九歲的男孩來看病。原來，這孩子得了一種怪病，身上奇癢難耐，一雙小手總是在身上抓。問他吃什么了，干什么了，他一概不說，只是搖頭。父母帶著孩子找了好幾位醫生，不僅說不清病因，有的甚至趕緊把他們往外趕，怕孩子是得了天花。到了樂家，樂顯揚十分認真地為孩子號了脈，看了孩子身上的痛癢之處，又問了孩子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孩子還是不答一句。如果是那些只圖賺錢的醫生，就會胡亂說上一氣，再開些藥，把病人打發走了事。可是樂顯揚不這樣，他決定到孩子的家中實地勘察一番。樂顯揚親自登門診病，讓病人家屬非常感動，甚至有些誠惶誠恐。要知道，這可是“太醫”，是給皇上皇子看病的大夫！樂顯揚仔細觀察了一下病人的家，他來到后院時，孩子的父母都勸他：“這兒除了堆舊物的破棚子、一棵棗樹、幾蓬雜草以外，什么也沒有。您就別在這兒久留了。”

可是樂顯揚卻堅持在那里細細觀察。他看見棗樹下扔著半截竹竿，還有幾顆沒有成熟的大青棗，就笑了笑，告訴孩子的父母：“你們去買些膏藥來，不用買什么好的，最便宜的紙膏藥就行。把它烤熱了，孩子哪兒癢往哪兒貼，貼上后，揭下來；再貼上去，再揭下來。這樣反復多次，孩子的病就能好。”

孩子的父母將信將疑，把膏藥買來一試，果然把孩子的怪病治好了。孩子的父母感到很奇怪，就問樂顯揚，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樂顯揚哈哈一笑說：“要告訴你們可以，可是有一個條件，你們得答應我。”

“您治好了孩子的病，我們正發愁該怎么謝您才好呢。不要說一個條件，就是一百個，我們也答應。”

“我這條件不高，就是不要打孩子。”

“行，行！”兩口子滿口應承。

原來，樂顯揚從那些掉在地上的青棗和半截竹竿想到，這是孩子看到滿樹的大青棗，嘴饞了，不待大棗成熟，就想打著吃。可是孩子個矮，竹竿又短，情急之中，就爬到樹上，用那半截竹竿打棗。棗樹上有一種叫作“洋剌子”的毛蟲，它的毛刺沾到人身上，又疼又癢，孩子不幸中招！本來這也不算什么病，北京棗樹多，民間許多人都知道用膏藥可以治“洋剌子”蜇的偏方，可是孩子一犯錯就挨打，已經被打怕了，就緘口不說爬樹打棗的事，醫生們自然也就查不出病因。這是一件小事，可是傳遍京師街巷，說太醫院的御醫竟然給一個窮家小戶的孩子治這種小病，沒有懸壺濟世的仁心，誰會這樣做？太醫院的聲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大家聽了，都連連稱贊樂顯揚為百姓排憂解難，不分尊卑，一視同仁，確實可佳。

可是有位城府很深的太醫卻說：“他雖然醫術高超，謙恭勤勉，處世卻不合時宜，做事也不守定規，恐會影響前程。”

大家請他細言究竟，他卻不說了。原來，太醫院的職位級別不高，可是責任很重，風險很大。尤其是給皇帝治病，治好了固然可以得到一些賞賜，可要是皇帝天命不濟，因病“駕崩”了，御醫輕則受罰，重則會被殺頭滅門。因此，在太醫院有一條誰都明白、誰都不明說的規矩，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此之外，就是各人都會利用行醫的方便，為自己尋找“靠山”，有的是找寵妃，有的找宦官，有的是找皇子，有的是找皇后或太后，有的干脆就找皇帝本人。這樣，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萬一出點差錯，也好有人“罩著”。可是樂顯揚不喜歡這一套，對品級高低，也從不放在心上。他只喜歡攻讀醫書，研究藥性。在老于世故的人看來，這就是不合時宜，不照定規辦事。

康熙博學，對天文地理、數學音樂等中西之學，都有濃厚的興趣。他也熱衷于醫道，甚至在批閱奏章時，也經常給臣下開藥方，一方面是體現“皇恩浩蕩”，拉近君臣關系，另一方面也是表現一下自己知識廣博。上行下效，那些后妃們有許多對醫術不過是一知半解，可是也喜歡給自己或是給別人開方。皇帝和后妃們開的方，有時也會拿來請太醫評點，每遇到這種情況，只要不犯“十八反”、“十九畏”，太醫們都含含糊糊地應付一下就算了，可是樂顯揚卻認真評點，實話實說。這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中藥材有的外表很相似，再加上炮制和貯藏的原因，很容易弄混。比如川貝母與平貝母、川木通與關木通、小菟絲子與大菟絲子、雞血藤與大血藤等，它們雖然外形相似，藥性卻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誤用，很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致人死亡。

有時，御藥房會請太醫們幫助分辨藥材，部分原因是有些藥材確實難辨，但更主要的是，他們怕擔責任。因此，太醫們經常不是借故推托，就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可樂顯揚卻不推辭。有好心人勸他：“您可想仔細了。這事做好了，未必能得到賞賜，可要是看走了眼，那可是關系身家性命的事。”

樂顯揚卻說：“如果這些藥分辨不清，一旦被誤服，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文武百官、普通百姓，都有可能傷及性命，怎能袖手不管？”

正因為如此，人們對樂顯揚的禍福才有這樣那樣的猜測。

宣讀詔書的地點在太醫院的大堂上。堂柱上，鐫著康熙御筆：“神圣豈能在，調方最近情；存誠慎藥性，仁術盡平生。”這不僅道出了對太醫們的殷切期望，更平添了幾分皇家的赫赫威儀。許多人都在大堂外，斂聲屏氣地聽宮里的人宣旨：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太醫院吏目樂顯揚，業擅傳家術，授爾以登仕佐郎……”

這時，那些為樂顯揚揪著心的人們才放松下來，可樂顯揚卻沒有顯出有多么高興。許多人都不解，雖說這“登仕佐郎”一般只是從九品，級別并不高，可畢竟是皇帝所封，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再說，此時樂顯揚已經五十五歲了，能得到這么個從九品，更是幸事。可是他為何沒有顯出喜色？

有位老御醫見此捋捋長髯，沉思了一會兒說：“神穩氣定，寵辱不驚，必有大志！”

樂顯揚聞聽后，只是淡淡笑笑說：“過獎了，我從醫只不過為濟世養生罷了。”

（六）、創辦同仁堂

樂顯楊畢生致力方藥，精研修合之道，體會頗深，具備了豐富的學知，經驗和條件。

到康熙八年（1669年），業有所成的樂顯揚辭官回家，開始為百姓治病。剛開始，樂顯揚只為病家診脈、開藥方，經過一段時間以后，樂顯揚感到應該有一個藥室，既能開處方，又能拿藥，會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藥技術得到應用。作為自己濟世養生、治病救人的根基，為同仁堂開創了基業，被認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他立志提高中藥的質量，于是就在前門外打磨廠開辦了一家制藥作坊，康熙八年（1669年），又將“樂家老鋪”改名“同仁堂”。故康熙八年應為同仁堂肇始之時，樂顯楊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康熙八年（1669年）創辦同仁堂藥室，堂名“同仁”由樂顯楊親自擬定并立“同仁堂”匾，故康熙八年應為同仁堂肇始之時，樂顯楊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樂顯揚的藥室終于具備制作丸、散、膏、丹的條件了。藥室的名稱怎樣定呢？樂顯揚想起了儒家的經典，想起了古代所謂大同社會的標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為大同。”

“大同社會是天下為公的，就取一個‘同'字吧！”樂顯揚定了藥室名稱的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呢？樂顯揚想到了仁字。“仁者，愛人也。”“濟世養生，不就是最大的愛人嗎？”想到這里，藥室名稱的第二個字也定了下來。

“同仁堂”藥室，多么響亮而充滿豐富內容的名字。難怪樂顯揚對來到他藥室的人這么說：“‘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樂顯揚說這些話的時候，正是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

樂顯揚認為:"古方無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應癥耳。"因此,同仁堂制藥必選取地道藥材講究傳統的制藥工藝,精工細做,毫不走樣以確保藥品的療效。這也正是同仁堂333年經久不衰的根源。

仁愛和睦、誠信尚義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道德觀，在中醫藥界，更是有著接危濟困的傳統美德。孔子曰：“仁者，愛人也。”同仁堂創業者樂顯揚以“仁”命名藥店，使得同仁堂自成立之初便帶有深厚的儒家色彩。

同仁堂藥室，開始了北京同仁堂光輝的發展歷程。

“同仁”一詞語出《易經》，意為“和同于人、寬廣無私”，同時也有遠近親疏一視同仁之意。樂顯揚因喜歡“同仁”二字“公而雅”，故以之為名。并以幾十年親身從醫經驗為同仁堂立下規矩，要求制藥必須精益求精，不得有絲毫馬虎。

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樂顯揚逝世，享年五十九歲。此時，他已經得到了“登仕郎”的封號，去掉了那個“佐”字，算是正職了。此外，他還得過“晉封文林郎，贈中憲大夫”的封號。“文林郎”相當于七品文官，但只是“散官”，不是“職官”。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在崗的干部。七品相當于縣令，和現代的“縣處級”差不多。這個封號很可能是他在即將退休時得到的。至于“中憲大夫”，本是四品文官的封號，雖然級別不低，但屬“贈”，也就是他的親戚把自己應得的封號經過皇帝的允許送給了他。至于是誰這樣慷慨，就有待于史料的發掘了。

不過，樂顯揚作為樂家的代表人物，堂堂正正地進入了太醫院，充分證明樂家傳人已經成了有深厚理論修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名醫，并且有了相當的影響和地位。樂顯揚在太醫院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方、宮廷秘方、民間驗方和樂家秘方，這比任何封號都更有意義，也比他留給后代的物質財富更為寶貴。

樂顯揚先生畢生致力于中醫方藥研究，時任“登仕郎太醫院吏目”，結束了樂氏祖傳的鈴醫生涯。在《同仁堂虔修諸門應癥丸散膏丹總目》(簡稱同仁堂藥目)序言中記載：“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號尊育為太醫院吏目……余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者唯醫藥為最，又云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愛其公而雅須誌之……”

在許多老北京人眼里，同仁堂的命脈就在這個"仁"上。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藥，都是該炒的必炒，該蒸的必蒸，該炙的必炙，該曬的必曬，該霜凍的必霜凍，絕不偷工減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后，都不是馬上就賣，而是先存放，使藥的燥氣減少，以提高療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兩年，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

（七）、同仁堂后世要事穿插

金鍋銀鏟的故事

在同仁堂的眾多品種中有一種藥叫做“紫雪丹”。按史料記載，制造紫雪丹的古配方要求：“炮制紫雪，要用金鍋銀鏟”。對于這一苛刻的要求，當時多數商家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即使在炮制紫雪丹的過程中使用了“金鍋銀鏟”也不會有人知道。但同仁堂人沒有忘記祖宗的家訓，始終將“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牢記心中。

那是在清光緒年間，庚子之亂之后，許夫人避亂后回到同仁堂便立即組織生產，但在生產紫雪丹時卻遇到了問題。同仁堂的金鍋銀鏟早讓八國聯軍搶走了，當時更無力鑄造一口金鍋，怎么辦？許夫人看著堂上高懸著的家訓，下定決心，一定要保證藥的質量、確保藥的療效。就在為金鍋銀鏟發愁之際，她猛然發現身邊的女眷們身上佩帶的金銀飾品，終于想到了解決的辦法。于是，許夫人帶頭拿來了自己所有的金銀首飾，樂家的女眷們見狀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都紛紛響應，摘下了耳環、褪下了手鐲、取下了發簪……就這樣，女眷們傾其所有，一共湊出了大約100余兩金銀首飾。她們將這些收集上來的首飾經過認真清洗，全部放到了鍋中與藥一同煮起來，使金銀元素在藥中發揮作用，確保了古方紫雪丹的制藥質量。

這不僅僅是一種極其認真的工作態度，更是一種制藥人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才使同仁堂的藥療效顯著，才使得同仁堂能夠蜚聲海內外，才使得“同仁堂”這塊金字招牌屹立三百多年而不倒。

“平安藥”與“候補道臺”

同仁堂第十代傳人樂平泉是個重公益、擅經營之人。當時，清政府為選拔賢能，每隔三年就要舉行一次會試。普天下的舉人都會涌入京城來參加考試，以謀求個一官半職，報效朝廷。隨著會試日期的逐漸臨近，同仁堂藥鋪也異常忙碌起來。

原來，樂平泉考慮到，參加會試的舉人來自全國各地，特別是南方來的，到京城后必有水土不服之人，難免要生災害病。再加上暑熱困擾，情緒緊張，萬一病倒了誤了會試，將要影響一生的前途。于是，每到這期間，他便親自帶領伙計們把一包包防病驅邪的“平安藥”放進精美的紙盒，紙盒上工工整整地寫上考生的名字，然后命伙計們分成幾路分別送到各個會館、旅店的應考舉人手中。

有一位從四川來的劉舉人，因受夜寒，患了腸炎，跑肚拉稀。樂平泉得知此事后，急令其子親自到旅店送去四瓶專門配置的“益仙救苦金丹”。并看著劉舉人服下。第二天，劉舉人病情解除，如期參加了會試，成績不錯。道光皇帝御筆親點為“四川候補道臺”。離京時，劉舉人身著朝服，親自到同仁堂登門拜訪，并說：“同仁堂仁義有嘉，下官回鄉赴任一定大力宣傳同仁堂的仁德和藥品的奇效。”此事傳遍了京城。

20年后，慈禧太后下旨，命同仁堂直接為宮廷制藥，并授樂平泉為三品典封，委以御醫。同仁堂從此更加名聲大振，又躍入了一個鼎盛時期。

不怕價高，但求貨好

祁州藥市為我國長江以北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額多達二千六百余萬銀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擔任京通衛幫會首，并因承辦官藥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資本雄厚名望卓著，執成藥業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兩季交易市場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駕光臨，才能正式開盤。

話說清朝一年兩度的祁州藥市，云集了全國各地的藥商。山海之產，名貴珍寶應有盡有，市場上人來人往，擺攤占位。但在熱鬧的市面中按地區形成的壟斷藥市的“十三幫”竟不開盤賣藥，原來他們在恭候大主顧同仁堂的大駕光臨。

因為有一年，寧波幫賣白術，沒有同仁堂到會，就自行議價賣出。等到同仁堂開出白術藥價后，盤價大大高于寧波幫賣出價，一下子坑壞了寧波幫，幫主為此大病一場，以后便再也沒有不等同仁堂開盤而先做買賣的了。

“同仁堂來了”“同仁堂來了”，人們紛紛拿出最好的藥材，同仁堂掌柜的戴著老花鏡逐個挑選，用手一摸大黃，瓷實的要，帶泡的不要；選細料要最好的，下腳的不要；麝香買懷幫杜興的“杜字”麝香…不怕價高，但求貨好。而且，同仁堂的購入量也遠非一般客商所能比擬的，一種細料就能占全部成交額的90%以上，大大超過其它客商若干倍。

同仁堂以這樣的頭面、聲勢和氣派壟斷了祁州藥市200余年，當然能買到最好的藥材。

這種寧缺勿濫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今，現在同仁堂仍堅持選用“地道藥材”：人參用東北吉林的，蜂蜜專用河北興隆的，白芍用浙江東陽的，大黃用青海西寧的，就連處方規定16頭人參，也決不用32頭小參頂替，從而保證了同仁堂的聲譽經久不衰。

冒險救牌匾

有人形容，同仁堂職工愛堂如命，護著同仁堂比護自家的祖墳還上心，這話不一定準確，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職工們與同仁堂之間的情感。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大柵欄著起了大火，火勢延及前門西大街附近街巷20余條，大小商號3000余家無一幸免，火舌撲上了同仁堂鋪面前庭，眼看就要吞沒掛在堂前的牌匾。

這塊寫有“同仁堂”三個大字的牌匾，出自名人之手，在堂前莊嚴懸掛了上百年，已成為同仁堂的象征，怎能讓它毀之一炬呢？當時留守店堂的職工張翊亭，冒險充進火海，搶救出了牌匾，并小心珍藏起來。大火過后，同仁堂重新開業之時，經過修整刷新的牌匾，重新掛到了堂前，再次成為同仁堂的驕傲。

可惜的是，這塊已成為歷史見證、凝聚著同仁堂人情感與心血的牌匾，在文革中，被毀于一旦。

現在懸掛的同仁堂牌匾，是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重新書寫的，職工們仍象當年一樣，珍視著這塊寫有“同仁堂”字號的大匾，并不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這塊金字招牌增光添彩。

“小白龍”名震京城

同仁堂講究“濟世”“養生”，除在生產貨真價實的名藥上下工夫外，還有許多“善舉”。冬辦粥廠，夏送暑藥；辦義學；施義棺；每年京城清挖河溝時，要設溝燈；遇有京城會試，要送平安藥，再有就是創辦了名震京城的消防隊。

歷史上，同仁堂曾經失火，教訓慘痛。清同治六年（1867年），當時的總管樂平泉自籌資金，購置了德國水車和消防用具，辦起了消防隊。為表示“普善眾生，樂施善事”之意，將消防隊取名為同仁堂“普善水會”，置辦了水會大旗和印有同仁堂“普”字的救火衣裝，并設置大銅鑼一面，遇有火警，以打鑼為號，前去撲救。鄰近街坊發生火災，他們都主動救助，深受稱贊。至今，那面大銅鑼鼓仍是同仁堂制藥廠的備用報警工具，銅鑼上的“普”字清晰可見。

光緒十四年（1888年）12月25日深夜，皇宮貞度門失火。殃及太和門和庫房，宮內及諸王府的水車紛紛出動，幾十條水龍射向大火，但噴出的水柱均達不到太和門的高度。寒冬臘月，火借風勢越燒越旺，急壞了清宮官員。這時，同仁堂的水車趕到，在邊上開動起來，一條強勁水龍直撲大火最高處，終于撲滅烈火。次日，慈嬉知情甚喜，諭封同仁堂普善水會為“小白龍”。從此，“小白龍”名震京城，同仁堂也聲望大振。

（八）、樂鳳鳴接續祖業

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樂顯楊逝世。之子樂鳳鳴恪守父訓，接續祖業，于康熙四十年（1702年）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路南開設同仁堂藥鋪，并提出“遵肘后，辨地產，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為同仁堂制作藥品建立起嚴格的選方、用藥、配比及工藝規范。在社會各階層迅速樹立起良好信譽。

新店開張，同仁堂門前張燈結彩，鼓樂喧天，賀客不斷。一位眉目周正、穿著考究的男子正喜氣洋洋地迎著賀客，不難辨認，他就是同仁堂實際的創始人樂鳳鳴。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樂顯揚逝世。樂顯揚有四個兒子，長子從軍，次子承辦了萬全堂藥店。四子經商長年在外，只有三子樂鳳鳴一心科舉政仕之路。盡管他自我要求很嚴，但陰錯陽差三次鄉試都未能中舉。

人近中年，幾次鄉試落舉，樂鳳鳴心里難免感到失落。在家閑居無事，心中不免浮想聯翩，仰望長天，樂鳳鳴不禁想起了父親往日的教導：“可以養生，可以濟世者，惟醫藥為最。”

“我為了科舉政仕碌碌三十余年，先君的教誨幾乎忘記了。”樂鳳鳴長長嘆了一口氣。

他決心繼承父業，獻身醫藥事業，以濟世養生。父親往日的一席話，又在他耳邊響起：“古方無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位不正，故不能應癥耳。”

樂鳳鳴繼承父業，首先從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類劑型配方開始。本來，他幼承家學，精通醫道，只是為了仕途才在一段時間里讀《四書》、《五經》。現在，他知道科舉的道路已行不通，便把全部精力放在醫藥上面，并在幾年內就做出了成績。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樂鳳鳴將同仁堂藥室從自家遷至前門外大柵欄路南。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樂鳳鳴不分寒暑，不惜功力，搜集各種配方，研制各種藥劑。樂鳳鳴配制的丸散膏丹中成藥中，最有名的是牛黃清心丸、安宮牛黃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絡丹、參茸衛生丸等。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樂鳳鳴把自己五年來刻意精求的丸散膏丹及各類劑型配方，分門匯集成書，名為《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書中收載宮廷秘方、古方、家傳秘方、民間驗方共362首。在該書的序言中，樂鳳鳴特別強調了這樣一句話：“遵肘后，辨地產，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減物力”。

為了便于醫家和醫商選購藥品，樂鳳鳴還印制了《同仁堂藥目》一書，向全國各地散發，于是，“同仁堂”這響亮的名字，很快就在全國各地傳開了。

供奉御藥使同仁堂中醫藥文化獨具特色。在供奉御藥期間同仁堂以身家性命擔保藥品質量，采用最高標準的宮廷制藥技術，磨練出誠實守信的制藥道德，使“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古訓得到了進一步升華。形成了“配方獨特、選料上乘，工藝精湛、療效顯著”的制藥特色，并得以世代弘揚。

同仁堂的價值取向源于“可以養生，可以濟人者惟醫藥為最”的創業宗旨。它所體現的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德、善”。因此，“患者第一，顧客至上”始終是同仁堂追求的最高境界。

（九）、同人堂后世及現今發展

同仁堂制售的藥品對癥服用，無不驗應，在社會各界迅速樹立起良好的信譽。清雍正初年（公元1723年），皇帝欽定：“同仁堂供奉御藥房需用藥料和代制內廷所需各種中成藥。”自此，同仁堂的聲譽大振，獨辦御藥到咸豐、同治、直至清王朝退出中國的歷史舞臺。同仁堂店主樂平泉捐得從二品典封，“受賞頂戴花翎”，這在全國商界也是絕無僅有的。在長達188年的供奉御藥過程中，同仁堂以其特殊的身份與雄厚的資本，成為中醫藥界的當然首領，在京城醫家、祁州藥市獨領風騷。

北京同仁堂自創辦以來，名盛歷數代而不衰，載譽達三百年之久，真可以說是藥業史上的一個奇跡。同治十二年（1873年）楊靜亭《都門纂》，光緒十六年（1890年）李虹著《朝市叢載》均對同仁堂制售的平安丸、虎骨酒等有撰載，稱之為一、二百年老鋪，貨真價實。

同仁堂在海內外信譽卓著，樹起了一塊金字招牌。利之所在，引動一些貪利之徒立鋪混充“同仁”店名，或制造假藥冒名售賣，擾亂市場，咸豐二年（1852年）三月，發生過于氏兄弟冒“同仁堂”之名售賣假藥案。

同仁堂創辦不久，因其配售藥品療效顯著，聲譽與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賞識，由皇帝欽定同仁堂供奉御藥房需用藥料和代制內廷所需各種中成藥。于是同仁堂承擔了供奉宮廷用藥之皇差，又稱為承辦官藥。 

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是是年五十三歲的慈禧太后二度垂簾聽政的時代。總管太監李連英奉慈禧太后懿旨，讓內廷越過了御藥房，直接找同仁堂訂購如意長生酒，供慈禧飲用。

在清王朝統治時期，由于同仁堂供奉御藥房，所以享受了一定的封建特權。從而，在同行業的經營方面占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領官銀和增調藥價。這不但幫助同仁堂克服了藥物經營中的重重危機，進而使同仁堂利用這兩項特權逐漸暴富起來。

乾隆十五年（1750年）樂禮棄世，由樂禮之妻張氏扶掖長子樂以正主管同仁堂并承辦官藥，缺乏經營能力，舉債難支，當時由政府監辦關某出面借給本銀五千兩以償債務，這是宮廷對同仁堂的變相支持。

祁州藥市為我國長江以北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額多達二千六百余萬銀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擔任京通衛幫會首，并因承辦官藥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資本雄厚名望卓著，執成藥業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兩季交易市場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駕光臨，才能正式開盤。

同仁堂最初依仗承辦官藥的封建特權，后又憑借自身的信譽和聲望壟斷祁州藥市和其它中藥市場二百余年，進貨既精，制出的成藥也必然以高價出賣，在進出兩個方面，都能獲取厚利，這樣自然生意興隆，財源茂盛。

同仁堂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創立以來，歷經84年間一直由樂姓人獨資經營，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這整整90年中，同仁堂先由張姓接辦繼而外股日增，后又歷經典讓，樂姓家族瀕臨危境，終于又在樂平泉手中恢復了祖業。

在樂家老鋪的歷史上，樂平泉是一位中興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銳意經營之下，將外股全部收回，債務統統清償，營業也日見興旺，聲譽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穩固的基礎。

樂平泉與官府的交往就更為廣泛了，上至清王候親貴，內閣軍機，各部院，下至順天府及滿營官弁，無不交往密切。為了便于與官府往來，樂平泉又捐了官街，咸豐四年（1854年）已做四品銜侯補道。光緒四年（1878年）更捐至二品典封，成為形同督府大員的“紅頂商人”，實為罕見。

為了擴大同仁堂聲譽，樂平泉可以說是用盡了心機花樣，層出不窮。同仁堂祖上的傳統辦法是遇到會試之期，向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子贈送藥品（平安藥），花費不多，宣傳效果良好，同仁堂的藥物和名聲也就傳播到全國各地。

當時在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挖一次城溝，樂平泉就在四面城門開溝的地方設立“溝燈”。每當夜臨，同仁堂的紅字大燈到處輝煌耀眼，既便于行人，也為社會各階層廣泛注目。留下深刻印象。達到宣傳的目的。

樂平泉還熱衷于消防公益事業，同治六年（1867年）設立同仁堂普善水會。并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撲滅皇宮貞度門失火發揮重要作用，次日慈禧知情甚喜，諭封同仁堂普水會為“小白龍”同仁堂普善水會借此名揚京都。

樂平泉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措施。如嫁到樂家的婦女都要參加包金裹藥的工作，這為緊密地把樂氏家族的命運與同仁堂的興衰聯結為一體，構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經營方法的一大特色，他還至力于新藥研制，開拓了數十個新品種。大大豐富了同仁堂的傳統藥目。

樂平泉逝世后，樂家的家事鋪務均由他的繼配夫人許氏主持，這位許氏出身名門，卻能事必躬親，而且知人善用。

自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火燒大柵欄，后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同仁堂在這動亂年代里，也經歷種種騷擾和磨難，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7年）冬，李鴻章簽署了《辛丑條約》，八國聯軍撤兵，逃至西安的慈禧回鑾，北京城內秩序恢復，許氏也率領樂氏家族自太原返京，重新整頓同仁堂。

大亂之后，許氏對同仁堂生產成藥的質量并未放松，紫雪按占方配制在加工時需要用黃金百兩，據傳當時許氏就收集了家中各房金飾鑄成百兩，放在鍋里煎煮，日夜守候。由此可見許氏嚴守占方操作要求，炮制藥物一絲不茍的制度。

許氏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四年后，清王朝滅亡，結束了同仁堂承辦官藥的皇差。自許氏去世后，同仁堂開始正式由樂家四房共管，但這并沒有給同仁堂帶來繁榮，倒是充分的暴露出這個封建大家族彼此之間為爭奪利益與權力而發生矛盾，這種管理形式一直持續到解放初期。

“九一八”事變之后，北平市面蕭條，同仁堂的營業也日漸衰落，雖在中藥行業中依然是頭面店家，但當時國統區由于惡性通貨膨脹，“法幣”、“金圓券”相繼急劇貶值，給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擊。至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單設備陳舊，鋪務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

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層工會，以職工代表與資方談判的形式，敦促資方盡快領導藥店恢復生產、開始營業，并推舉樂松生為同仁堂經理。這使樂松生初步體會到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保護政策是信實可靠，千真萬確的。同仁堂在黨的領導下，逐步走向社會主義企業的道路。

“公私合營”是建國初期國家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采取的一種過渡形式。1954年由樂松生帶頭，同仁堂樂氏資方向國家遞交了公私合營申請。

北京的解放給古老的同仁堂帶來了新生。早在北京解放前夕，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就通過關系把黨對民族工商業采取保護政策的文件遞送給同仁堂的負責人。

且不說盤古開天地、九州蒙昧之時，而提及中醫藥，就必須從傳說的伏羲制九針說到神農嘗百草，說到戰國扁鵲、漢末華佗、大唐孫思邈、明初李時珍……懸壺濟世、妙手回春、流傳千古的國醫圣手燦若星翰。百草之靈融天地之精粹，就在一代代醫師的雙手中成就了舉世矚目的神奇。延續三百余年的同仁堂秉承“同修人德，濟世養生”的理念，也經過大浪淘沙，在眾多聲明顯赫、盛極一時的諸多名號藥鋪中延續下來，成為今天“中藥”的一張國際名片。

從清雍正元年開始，同仁堂就開始專門為清宮御藥房提供中藥了，連皇帝、后妃吃的藥也是同仁堂制作的，這樣同仁堂就從經費上獲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有時清宮一次撥給同仁堂的經費就夠用上幾年的。同仁堂多次為宮內辦藥，都要先由太醫院奏明皇帝，再下圣旨到全國各地，命令各地將上好的藥材上貢送到北京。

為了獲得社會輿論的贊譽，同仁堂十分注重開展各種公關活動，樹立樂善好施的企業文化形象。例如每當京城會試期間，同仁堂總要向應考舉子贈送四季應時藥品，這些舉子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少不了照顧同仁堂的買賣，或為同仁堂提供特權，或為同仁堂介紹主顧。北京城里許多王府把記帳本留在同仁堂，由同仁堂負責向府內供應中藥，到年底結賬。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開辦粥廠，使那些饑寒交迫的貧民勉強能夠糊口。此外同仁堂還要施舍棉衣給那些衣不蔽體的窮人。每年夏天同仁堂則向窮人發放一些治療預防中暑的藥。同仁堂舉辦的這些慈善事業，是從藥店經營的利潤中提取的，據說能占到利潤的三分之一。盡管這些舉措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窮人的生活狀況，但是這種疏財濟貧的義舉畢竟是值得稱道的。

大柵欄的街巷里，新老牌匾林立爭輝，新老人群穿梭不絕，而有一處，遠遠地便將喧鬧即刻沉定，就是那一縷淡淡的百草香，飄渺而至，牽引我來到三百年歷史的“同仁堂”老號。

今日的同仁堂，走進同仁堂的總部大樓，“同修仁德，濟世養生”的條幅隨處可見；翻開同仁堂的員工手冊，“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牌匾依在。

同仁堂340年的歷史中，滲透和體現著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尤其是中國文化主脈——儒家文化的特色。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無疑也成為同仁堂文化的精神支柱，修“仁德”自然成為同仁堂人的必修課。“濟世養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和目標，表明同仁堂作為醫藥企業以提高人類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為己任，堅持以義取利、以誠守信的經營之道，以愛國愛人之心，仁藥仁術之本，取信于民，造福人類。

遵循“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信條，即使一時獲利甚微，最終定會因講求職業道德而美名傳揚，保持長久的興盛繁榮。“古訓”已成為同仁堂人刻骨銘心的行為準則，將世代傳承。

有人問同仁堂：“你們為什么對這條古訓遵守得這樣嚴格？”“道理很簡單，砸牌子容易，創牌子難，鏡子打碎不能復原。” 

同仁堂――這個承載著300多年歷史的中藥老字號，從創始到如今，一路走來，歷經風雨，留傳下來很多感人故事和動人佳話：這里有創始者的豪邁，有中興者的用心，也有新時代生生不息的奮進，更有藥德精神代代相傳的體現。這些真實的故事和佳話，正是歷代同仁堂人，用他們的心血，一點一滴地展示著制藥人的品格，延伸著企業文化的精髓，展示著同仁堂特有的人文氣質。

"同仁堂"的歷代繼業者始終以"養生"、"濟世"為己任，對求醫購藥的八方來客，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一律以誠相待，對癥用藥，一視同仁。300多年間，社會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同仁堂"養生濟世的宗旨卻雷打不動。

附：同仁堂品牌故事

1.樂氏家族第26世之樂良才于明永樂朱棣遷都之際，由寧波遷來北京，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醫賣藥的鈴醫，來京后仍操此業，他娶妻楊氏，生子廷松，從此定居北京。鈴醫樂良才為北京樂氏宗族始祖。

2.樂廷松繼承其父的鈴醫衣缽，為適應大城市的醫藥需求，開始學習中醫經典理論和方藥著作。開闊知識視野，朝著正統中醫藥的方向轉變。

3.經過樂氏兩代人的奮斗，傳至4世樂顯楊于清代當上了清太醫院吏目，號尊育，“誥封登仕郎太醫院吏目，晉封文林郎，贈中憲大夫”。結束了樂氏祖傳的鈴醫生涯。

4.樂顯楊畢生致力方藥，精研修合之道，體會頗深，具備了豐富的學知，經驗和條件。

5.康熙八年（1669年）創辦同仁堂藥室，堂名“同仁”由樂顯楊親自擬定并立“同仁堂”匾，故康熙八年應為同仁堂肇始之時，樂顯楊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6.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樂顯楊逝世。之子樂鳳鳴恪守父訓，接續祖業，于康熙四十年（1702年）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路南開設同仁堂藥鋪，并提出“遵肘后，辨地產，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為同仁堂制作藥品建立起嚴格的選方、用藥、配比及工藝規范。在社會各階層迅速樹立起良好信譽。

7.北京同仁堂自創辦以來，名盛歷數代而不衰，載譽達三百年之久，真可以說是藥業史上的一個奇跡。同治十二年（1873年）楊靜亭《都門纂》，光緒十六年（1890年）李虹著《朝市叢載》均對同仁堂制售的平安丸、虎骨酒等有撰載，稱之為一、二百年老鋪，貨真價實。

8.同仁堂在海內外信譽卓著，樹起了一塊金字招牌。利之所在，引動一些貪利之徒立鋪混充“同仁”店名，或制造假藥冒名售賣，擾亂市場，咸豐二年（1852年）三月，發生過于氏兄弟冒“同仁堂”之名售賣假藥案。

9.同仁堂創辦不久，因其配售藥品療效顯著，聲譽與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賞識，由皇帝欽定同仁堂供奉御藥房需用藥料和代制內廷所需各種中成藥。于是同仁堂承擔了供奉宮廷用藥之皇差，又稱為承辦官藥。

10.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是是年五十三歲的慈禧太后二度垂簾聽政的時代。總管太監李連英奉慈禧太后懿旨，讓內廷越過了御藥房，直接找同仁堂訂購如意長生酒，供慈禧飲用。

11.在清王朝統治時期，由于同仁堂供奉御藥房，所以享受了一定的封建特權。從而，在同行業的經營方面占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領官銀和增調藥價。這不但幫助同仁堂克服了藥物經營中的重重危機，進而使同仁堂利用這兩項特權逐漸暴富起來。

12.乾隆十五年（1750年）樂禮棄世，由樂禮之妻張氏扶掖長子樂以正主管同仁堂并承辦官藥，缺乏經營能力，舉債難支，當時由政府監辦關某出面借給本銀五千兩以償債務，這是宮廷對同仁堂的變相支持。

13.祁州藥市為我國長江以北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額多達二千六百余萬銀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擔任京通衛幫會首，并因承辦官藥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資本雄厚名望卓著，執成藥業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兩季交易市場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駕光臨，才能正式開盤。

14.同仁堂最初依仗承辦官藥的封建特權，后又憑借自身的信譽和聲望壟斷祁州藥市和其它中藥市場二百余年，進貨既精，制出的成藥也必然以高價出賣，在進出兩個方面，都能獲取厚利，這樣自然生意興隆，財源茂盛。

15.同仁堂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創立以來，歷經84年間一直由樂姓人獨資經營，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這整整90年中，同仁堂先由張姓接辦繼而外股日增，后又歷經典讓，樂姓家族瀕臨危境，終于又在樂平泉手中恢復了祖業。

16.在樂家老鋪的歷史上，樂平泉是一位中興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銳意經營之下，將外股全部收回，債務統統清償，營業也日見興旺，聲譽卓著，奠定了同仁堂穩固的基礎。

17.樂平泉與官府的交往就更為廣泛了，上至清王候親貴，內閣軍機，各部院，下至順天府及滿營官弁，無不交往密切。為了便于與官府往來，樂平泉又捐了官街，咸豐四年（1854年）已做四品銜侯補道。光緒四年（1878年）更捐至二品典封，成為形同督府大員的“紅頂商人”，實為罕見。

18.為了擴大同仁堂聲譽，樂平泉可以說是用盡了心機花樣，層出不窮。同仁堂祖上的傳統辦法是遇到會試之期，向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子贈送藥品（平安藥），花費不多，宣傳效果良好，同仁堂的藥物和名聲也就傳播到全國各地。

19.當時在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挖一次城溝，樂平泉就在四面城門開溝的地方設立“溝燈”。每當夜臨，同仁堂的紅字大燈到處輝煌耀眼，既便于行人，也為社會各階層廣泛注目。留下深刻印象。達到宣傳的目的。

20.樂平泉還熱衷于消防公益事業，同治六年（1867年）設立同仁堂普善水會。并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撲滅皇宮貞度門失火發揮重要作用，次日慈禧知情甚喜，諭封同仁堂普水會為“小白龍”同仁堂普善水會借此名揚京都。

21.樂平泉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措施。如嫁到樂家的婦女都要參加包金裹藥的工作，這為緊密地把樂氏家族的命運與同仁堂的興衰聯結為一體，構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經營方法的一大特色，他還至力于新藥研制，開拓了數十個新品種。大大豐富了同仁堂的傳統藥目。

22.樂平泉逝世后，樂家的家事鋪務均由他的繼配夫人許氏主持，這位許氏出身名門，卻能事必躬親，而且知人善用。

23.自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火燒大柵欄，后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同仁堂在這動亂年代里，也經歷種種騷擾和磨難，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7年）冬，李鴻章簽署了《辛丑條約》，八國聯軍撤兵，逃至西安的慈禧回鑾，北京城內秩序恢復，許氏也率領樂氏家族自太原返京，重新整頓同仁堂。

24.大亂之后，許氏對同仁堂生產成藥的質量并未放松，紫雪按占方配制在加工時需要用黃金百兩，據傳當時許氏就收集了家中各房金飾鑄成百兩，放在鍋里煎煮，日夜守候。由此可見許氏嚴守占方操作要求，炮制藥物一絲不茍的制度。

25.許氏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四年后，清王朝滅亡，結束了同仁堂承辦官藥的皇差。自許氏去世后，同仁堂開始正式由樂家四房共管，但這并沒有給同仁堂帶來繁榮，倒是充分的暴露出這個封建大家族彼此之間為爭奪利益與權力而發生矛盾，這種管理形式一直持續到解放初期。

26.“九一八”事變之后，北平市面蕭條，同仁堂的營業也日漸衰落，雖在中藥行業中依然是頭面店家，但當時國統區由于惡性通貨膨脹，“法幣”、“金圓券”相繼急劇貶值，給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擊。至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單設備陳舊，鋪務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

27.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層工會，以職工代表與資方談判的形式，敦促資方盡快領導藥店恢復生產、開始營業，并推舉樂松生為同仁堂經理。這使樂松生初步體會到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保護政策是信實可靠，千真萬確的。同仁堂在黨的領導下，逐步走向社會主義企業的道路。

28.“公私合營”是建國初期國家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采取的一種過渡形式。1954年由樂松生帶頭，同仁堂樂氏資方向國家遞交了公私合營申請。

29.北京的解放給古老的同仁堂帶來了新生?! 早在北京解放前夕，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就通過關系把黨對民族工商業采取保護政策的文件遞送給同仁堂的負責人。呵呵。

2022-12-08 19: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