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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GILES LYTTON STRACHEY (1)

　　（1880—1932）

　　你們不要說我沒有說什么新話，那些舊材料我卻重新安排過了。我們打網球的時候，雖然雙方同打一個球，但是總有一個人能把那球打到一個較巧妙的地點去。

　　—— pascal①[①帕斯卡，法國科學家、哲學家、散文大師。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國那位瘦棱棱的，臉上有一大片紅胡子的近代傳記學大師齊爾茲·栗董·斯特剌奇[②　通譯斯特雷奇，文題即其英文名。

　　]②病死了。他向來喜歡刻畫人們彌留時的心境，這回他自己也是寄余命于寸陰了；不知道當時他靈臺上有什么往事的影子徘徊著。

　　也許他會記起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時他正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里念書，假期中某一天的黃昏他同幾位常吵架的朋友——將來執歐洲經濟學界的牛耳，同一代舞星lopokova（洛帕科娃）結婚的j.m.keynes（凱恩斯），將來豎起新批評家的旗幟，替人們所匿笑的渦卷派同未來派畫家辯護的clive bell（克萊夫·貝爾），將來用細膩的筆調寫出帶有神秘色彩的小說的e. m. forster（福斯特）——到英國博物院鄰近已故的批評家sir leslie stephen（斯蒂芬）家里，跟那兩位年輕俏麗，耽于縹緲幻想的小姐——將來提倡描寫意識之流的女小說家virginia woolf（弗吉尼亞·伍爾芙）同她愛好藝術的姊姊——在花園里把世上的傳統同眼前的權威都扯成粉碎，各自憑著理智的白光去發揮自己新奇的意思，年青的好夢同狂情正罩著這班臨風吐萼也似的大學生。也許他會記起十年前的事情，《維多利亞女王傳》剛剛出版，像這么嚴重的題材他居然能用輕盈詼諧的文筆寫去，脫下女王的服裝，畫出一個沒主意，心地真摯的老太婆，難怪她的孫子看了之后也深為感動，立刻寫信請他到宮里去赴宴，他卻回了一封措辭委婉的短簡，敬謝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買好船票了，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還是請陛下原諒罷。也許記起他一些零碎的事情，記起他在大學里寫下的一兩行情詩，記起父親輝煌奪目的軍服，記起他母親正在交際場中雍容閑暇的態度，記起他姊姊寫小說時候的姿勢，也許記起一些瑣事，覺得很可以做他生活的象征……

　　日常瑣事的確是近代新傳記派這位開山老祖的一件法寶。他曾經說歷史的材料好比一片大海，我們只好劃船到海上去，這兒那兒放下一個小桶，從深處汲出一些具有特性的標本來，拿到太陽光底下用一種仔細的好奇心去研究一番。他所最反對的是通常那種兩厚冊的傳記，以為無非是用沉悶的恭維口吻把能夠找到的材料亂七八糟堆在一起，作者絕沒有費了什么熔鑄的苦心。他以為保存相當的簡潔——凡是多余的全要排斥，只把有意義的搜羅進來——是寫傳記的人們第一個責任。其次就是維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他的義務不是去恭維，都是把他所認為事實的真相暴露出來。這兩點可說是他這種新傳記的神髓。我們現在先來談這個理論消極方面的意義罷。

　　寫傳記的動機起先是完全為著紀念去世的人們，因此難免有一味地歌功頌德的毛病；后來作者對于人們的性格漸漸感到趣味，而且覺得大人物的缺點正是他近于人情的地方，百尺竿頭差此一步，賢者到底不是冷若冰霜的完人，我們對于他也可以有同情了，boswell的samuel johnson傳，moore（穆爾）的byron（拜倫）傳，lockhart（洛克哈特）的scott（司克特）傳都是頗能畫出cromwell（克倫威爾）的黑痣的忠實記述。不幸得很，十九世紀中來了一位怪杰，就是標出崇拜英雄的carlyle（卡萊爾），他說：人類的歷史就是偉人的歷史，我們應當找出這些偉人，把他們身上的塵土洗去，將他們放在適當的柱礎上頭。經他這么一鼓吹，供奉偶像那出老把戲又演出來了，結果是此人只應天上有，塵寰中的讀者對于這些同荷馬史詩里古英雄差不多的人物絕不能有貼切的同情，也無從得到深刻的了解了。原來也是血肉之軀，經作者一烘染，好像從娘胎墜地時就是這么一個馨香的木乃伊，充其量也不過是呆呆地站在柱礎上的雕像罷。

　　斯特剌奇正像maurois（莫洛亞）所說的，卻是個英雄破壞者，一個打倒偶像的人，他用輕描淡寫的冷諷吹散偉人頭上的光輪，同時卻使我們好像跟他們握手言歡了，從友誼上領略出他們真正的好處。從前的傳記還有一個大缺點，就是作者常站在道學的立場上來說話。他不但隱惡揚善，而且將別人的生平拿來遷就自己倫理上的主張，結果把一個生龍活虎的人物化為幾個干燥無味的道德概念，既然失掉了描狀性格的意義，而且不能博得讀者的信仰，因為稍微經些世變的人都會知道天下事絕沒有這樣黑白分明，人們的動機也不會這樣簡單得可笑。dean stanley所著的arnold（阿諾德）傳雖然充滿老友的同情，卻患了這個削足入履的毛病，終成白玉之玷，h.l’a.fausset（福塞特）的keats（濟慈）評傳也帶了這種色彩，一個云中鶴也似的浪漫派詩人給他用一兩個倫理的公式就分析完了。

　　其實這種抬出道德的觀念來做天平是維多利亞時代作家的習氣，macaulay（麥考利），matthew arnold（馬修·阿諾德）以及walter bagehot（白哲特）的短篇評傳都是采取將詩人，小說家，政治家裝在玻璃瓶里，外面貼上一個紙條的辦法。有的人不拿出道德家的面孔，卻擺起歷史家的架子來，每說到一個人，就牽連到時代精神，前因后果，以及并世的賢豪，于是越說越多，離題越遠，好幾千頁里我們只稍稍看到主人公的影子而已。

　　這種傳記給我們一個非常詳細的背景，使我們能夠看見所描狀的人物在當時當地特別的空氣里活動著，假使處處能夠顧到跟主要人物的關系，同時背面敷粉，烘托出一個有厚薄的人形，那也是個很好的辦法。carlyle的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傳，spedding（斯佩丁）的 bacon（培根）傳，masson（馬松）的milton（彌爾頓）傳都是良好的例子。可是這樣很容易變成一部無聊的時代史，充量只能算作這類傳記唯一的特色了。還有些作家并沒有這些先見，不過想編一部內容豐富的傳記，于是把能夠抓到手的事實擱進去，有時還自夸這才算作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可是讀者掩卷之后只有個駁雜的印象，目迷五色，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通常那種兩巨冊的life and letters（《人生與文學》）大概要屬于這一類罷。

　　斯特剌奇的方法跟這些卻截然不同，他先把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獻搜集起來，下一番扒羅剔括的工夫，選出比較重要的，可以映出性格的材料，然后再從一個客觀的立場來批評，來分析這些砂礫里淘出的散金，最后他對于所要描寫的人物的性格得到一個栩栩有生氣的明了概念了，他就拿這個概念來做標準，到原來的材料里去找出幾個最能照亮這個概念的軼事同言論，末了用微酸的筆調將這幾段百煉成鋼的意思綜合地，演繹地娓娓說出，成了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們讀起來只覺得巧妙有趣的故事像雨點滴到荷池上那么自然地紛至沓來，同時也正跟蓮葉上的小水珠滾成一粒大圓珠一樣，這些零碎的話兒一剎那里變得成個靈活生姿的畫像了，簡直是天衣無縫，渾然一體，誰會想到作者經過無窮的推敲，費了不盡的苦心呢？他所寫的傳記沒有含了道學的氣味，這大概因為他對于人們的性格太感到趣味了。

　　而且真真徹底地抓到一個人靈魂的核心時候，對于那個人所有的行動都能尋出原始的動機，生出無限的同情和原諒，將自己也擲到里頭去了，怎么還會去扮個局外人，袖著手來下個無聊的是非判斷呢。carlyle在他論burns（彭斯）那篇文章里主張我們應當從作品本身上去找個標準來批評那篇作品，拿作者有沒有完美地表現了所要表現的意思做個批評的指南針，卻不該先立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主張，把每篇作品都拿來稱一稱，那是不懂得文學的有機性的傻人們干的傻事。當代批評家spingarn所主張的表現主義也是同樣的意思。斯特剌奇對于所描狀的人物可說持了同一的批評態度，他只注意這些不世的英才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特有的性格，卻不去理世俗的人們對于那些言行該下一個什么判詞。

　　這種尊重個人性格自由的開展的寬容態度也就是歷來真懂得人性，具有博愛精神的教育家所提倡的，從montaigne（蒙田）一直到betrand russell（羅素）都是如此；這樣兼容并包的氣概可說是懷疑主義者的特權，我們這位寫傳記的天才就從他的懷疑癖性里得到這個純粹觀照的樂趣了。他又反對那班迷醉于時代精神的人們那樣把人完全當做時間怒潮上的微波，卻以為人這個動物太重要了，不該只當做過去的現象看待。他相信人們的性格有個永久的價值，不應當跟瞬刻的光陰混在一起，因此仿佛也染上了時間性，弄得隨逝波而俱亡。其實他何嘗注意時代精神呢，不過他總忘不了中心的人物，所以當他談到那時的潮流的時候，他所留心的是這些跟個人性格互相影響的地方，結果還是利用做闡明性格的工具。他撇開這許多方便的法門，拈起一支筆來素描，寫傳記自然要變成一件非常費勁的勾當了，怪不得他說把別人生活寫得好也許同自己生活過得好一樣地困難。我們現在來欣賞一下他在世上五十二年里辛苦寫成的幾部書的內容罷。

2023-11-24 14: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