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給美國學生講中國哲學

簡體傳統

劉：李先生，你在美國大學里教了那么多年書，講的又是中國學問，這里該有很多有趣的事吧？美國學生最愛聽你講什么？
    李：在美國大學講中國思想史時，學生最愛聽的，一是“陰陽五行”；二是《莊子》中的“魚的故事”和“蝴蝶的故事”，前者即莊子與惠施辯論“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邏輯推理與直觀移情誰“可靠”？后者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到底誰真實？提出的是人生意義何在；三是“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三重境界說。我與西方的理性思維作對比，他們聽下來，感到新鮮和有益。
    世俗眼光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西方宗教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在第二層，認為俗世是不重要的，不美好的，在靈魂上把這一層去掉，才是美好的，天國在另一世界。禪宗和儒家的思維又回到第三層，“山還是山，水還是水”，而又不是原來的山水，在有限中見無限，在世俗中得超越，這對他們似乎也是聞所未聞，覺得有意思。
    “陰陽五行”也是這個道理，他們的思維是上帝跟魔鬼不兩立，但中國的思維不是上帝跟魔鬼，陰和陽不是哪個好哪個不好，而是可以相互滲透和補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同一個人對你來說是陽，對他來說就是陰，非常靈活。不是一邊是絕對圣潔一邊是絕對邪惡。我把五行畫了相生相克的圖，我說這就是你們常講的反饋系統，又形象又復雜，他們感到好玩極了。
    莊子和惠施的辯論，按照邏輯，是惠施贏了。本來，魚怎么叫快樂，這在分析哲學看來，是講不通的。它只是一種審美的移情、心境的表達。從我的教學中，他們看到中國的語言方式、思維方式和他們的不同，這使他們很感驚異和興趣。我講過多次：當年一個學生問我，你們中國人不信上帝，為什么能延續這么久？我一直把此“問”看作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另外，我把中國儒家的誠、孝、悌、學、義、仁、莊、敬等等，和《圣經》中的主、愛、信、罪、得救、忍受、盼望、全知全能，和古希臘哲學的實體、存在、理式、質、量等等，進行比對，這也受歡迎。因為這些范疇帶著不同文化的基本特色，可以較快看出中西的同異。這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當時我只能隨便講講，其實值得深究。現在那么多博士論文，沒有一個做這種研究，奇怪吧？毫無意義的論文倒有不少。
    劉：在美國，面對一群外國學生，用英語講中國哲學，這要經過很認真的準備吧？
    李：當然，開始那幾年，精力都花在備課和講課上。《論語今讀》就是那時的講稿，出版時又作了修改、訂正。
    在美國上課，心里還是緊張的，心理負担很重。主要是怕美國學生提問。你知道，美國學生愛提問，你沒講完他們就問，我怕聽不懂他們的問題。講是主動的，不行的話我可以換一種方式換一些詞匯講；聽是被動的，聽不懂就是聽不懂。但還好，只有一次兩次，沒聽懂，我一問，他再一講，懂了。還碰到過兩個學生到我辦公室跟我爭分數，說我打分打低了，我堅持，沒有改，也把他們說服了。
    劉：你在美國大學開哪些課？
    李：我在美國一年開三門課，中國思想史（分古代和現代），美學，也開過幾次《論語》。或者上學期開兩門，下學期開一門；或者相反；或者開兩門課再加一門研究生討論課。總之一個正教授每年上三門課，一般都是這樣。
    劉：我們這里的大學老師，考核很多，有填不完的表格，教授們不勝其煩。美國應該沒有這樣的事。但他們有考核嗎？
    李：美國大學也有對教授的考核，是系里搞的。一般是老師不在場，由系里向學生發問卷，提一些問題，問這個老師教得怎么樣。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不過很好，學生對我的評價很高。有個菲律賓學生還說，我是她“最喜歡的老師”，因為每次聽課都有收獲，而且傳授知識多，邏輯性強。我所在的科羅拉多學院和斯瓦斯摩（Swarthmore）學院是私立學校，學費很貴，學生富有，教師待遇也好。我說我學陳寅恪，他晚年給傅斯年信里說“不求名，只圖利”，哪里錢多就去哪里。大家都知道，訪問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與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不同，前者要正式開課，后者無此義務；前者錢多，后者少，差距可以很大。我在國內沒開過課，開始在美國講課時，很興奮，熱情很高，很認真負責，學生也說我是一個Serious Teacher。但我發現幾年下來后，興趣大減，因為講課許多內容是重復的，重復兩次就沒興趣了，不是越講越多，而是越講越少，以至不大愿講。我非常佩服那些教了一輩子書的老師，真是誨人不倦，我沒那種精神。所以錢積得差不多，就干脆不教了。有名校和一些場合、會議用高價請我講演或作Keynote Speech，我都婉謝了。我一直是個不喜歡講課也不喜歡講演的人，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從大陸到香港、臺灣，再到美國，都如此，婉謝了許多邀約，也得罪了不少人，這點要請大家原諒。
    劉：你的講課，和你平時的研究，和你的文章論著一樣，著重點大都在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你是從對比中，從比較研究中，找出中國哲學、中國思想的獨特性，包括它們的優勢和弱點。我們一談再談的“中國哲學登場”，應該說，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
    李：是有人說過，錢鍾書專講中西的“同”，李某卻專講中西的“異”，對此很不滿。這使我記起，湯用彤好像說過：中國接受佛學，第一階段是求同，第二階段是別異，第三階段是合同異以達到更高的同。湯的話我記不準確了，這只是大意。我的確是在別異，我以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更高的“同”，那才是“大同”。

    （《中國哲學如何登場？——李澤厚2011年談話錄》，李澤厚、劉緒源著，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