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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歌熱一度引起了全社會廣泛關注，人們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贊成大唱紅歌的大有人在，持有異議的也不乏其人。本人生于上世紀60年代，自幼接觸紅歌，并且熟唱很多紅歌。時至今日，每逢與友人相聚歌廳，總要卡拉OK幾首紅歌。由于受革命教育和審美定勢影響，個人感覺有些紅歌挺不錯，旋律優美，聲調高亢，唱起來令人蕩氣回腸。對于聽著和唱著紅歌長大的我來說，除了經歷那個年代的貧窮之外，并不曾直接遭受“文革”的打擊和折磨，因此對紅歌的印象尚可。但是，如今憑良知和理性審視，不難發現那些紅歌，尤其是最紅的紅歌，都存在可怕的硬傷。
 第一硬傷是蠻不講理。俗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凡事總得講道理，如果道理上講得通講得透，就會讓人心悅誠服，否則人家心里“不服周”。當然，講道理的最佳方式莫過于“擺事實講道理”，因為事實勝于雄辯，最富有說服力。但是，有些紅歌聽起來特別橫蠻，既不擺事實，也不講道理，只有瘋狂而恐怖的嚎叫。比如，有一首紅歌唱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哇，就是好，就是好！”一連串“就是好”，硬是把“文革”唱成世間最好的事情，這絕對是蠻不講理的狂叫，甚至包含恐嚇的味道，如果你表示懷疑甚至膽敢說不，他們便將你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好不好，親身經歷的人大都知道：一天到晚瞎折騰，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知識分子被修理，老百姓缺衣少食，還一個勁地高唱“就是好”，不是蠻不講理，就是胡說八道。此外，另有一首紅歌如此唱道：“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這也是蠻不講理、信口開河，且不說今天人民的地位高不高，起碼在高唱這首歌的年代，人民的地位一點也不高：那時候，人民就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都沒有，更談不上有什么選舉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拿起《憲法》也無法捍衛自己的人身權利，憑什么說普通一日三餐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普通民眾地位高？事實是，他們根本沒有什么地位，只是任人愚弄或宰割的工具。
 第二硬傷是胡亂修辭。歌曲創作，自然會使用修辭手法，諸如夸張、比喻或對比等等。夸張，不管怎么夸張，都可以說得過去；什么萬歲萬壽無疆呀，畢竟是夸張，姑妄聽之。但是，比喻或對比就應該講究是否恰當，不能違背常識或常理而胡亂比喻或對比，否則會混淆視聽，引起思維混亂。例如，在《唱支山歌給黨聽》里有一關鍵句子“我把黨來比母親”，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比喻得極不恰當。因為任何政黨都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一種政治工具，把黨和人民比作母子或父子關系非常不妥，且不說黨是否具有慈祥的母親式人格，就是黨本身也來自于人民，再說母親對于每個人都沒有可選擇性，因為她是天生注定，而政黨對于人民來說卻具有一定的可選擇性，因為任何政黨成為執政黨應該是人民認同或選擇的結果，共產黨成為中國執政黨也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可見把黨比作母親道理上說不過去。還有一首紅歌居然唱“黨啊，黨啊，親愛的媽媽，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喂養大……”也不合常理，黨領導著中國人民從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黨本身不僅沒有造乳功能，而且要人民提供稅收供養，哪來乳汁喂養人民；所以，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而不說“我是共產黨的兒子”，道理不言而喻。再者，像 “××最紅，×××最親”比喻或對比也很不靠譜，實話實說，與每個人最親近的人是自己的爹娘，硬說與自己毫無血緣關系的人最親，不是撒謊就是矯情；你看，你說他老人家最親，他老人家未必跟你親近，身邊助手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不是被打倒就是挨整，何以親近老百姓，晚年他老人家最寵信毛遠新，因為他與老人家血緣最近。
 第三硬傷是盲目崇拜。最典型的是，《東方紅》里歌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與《國際歌》所唱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相矛盾。略為比較一下，可以聽出《國際歌》更富有革命精神，境界更高些。誠然，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沒有什么大救星，“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客觀地看，毛偉人領導黨及其軍隊打敗國民黨軍隊的確建立了豐功偉績，但是抗日戰爭的勝利應該恐怕主要歸功于國軍的正面抗戰和美軍的直接參戰。如果說誰贏得了內戰的勝利，誰就是人民的大救星，那么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都是人民的大救星。當然，歷代開國帝王大多以大救星自居，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只是專制的王朝，走不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跳不出“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怪圈；同樣，毛偉人又何曾建立過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讓人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于貧困和恐怕的自由”呢？在令人窒息的年代，有多少人的身心受到無情的殘害？舉國除了一人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外，還有幾個人可以挺著腰桿站起來？！這樣盲目崇拜，容易造就腦殘心黑的愚民，沒有是非感，沒有良知和理性，一切以權力的好惡為好惡；哪個權力最大，就為哪個歌功頌德，將他無限拔高，無限神化；哪個在權力斗爭失敗，就會被妖魔化，任何屎盤往他頭上扣。
 紅歌的硬傷不勝枚舉，這里不再多敘。總起來說，紅歌是政治宣傳的產物，是特地為公眾定制的洗腦工具之一。那個年代，通過對人洗腦，基本上可以達到如下效果：其一讓人思想簡單化，喪失獨立思考和理性思維能力。凡事不必思考，只要聽領袖話，跟上頭走就行了；同時形成簡單而粗暴的思維定勢，世界總是二元對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敵即友，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其二讓人心靈沙漠化，喪失是非感和同情心。真善美被揚棄，人道精神被批判，心靈一片荒漠，對同類和其他動物的生命缺乏起碼的尊重和同情；為了忠于同一個組織，同一個領袖，會唆使未成年的孩子，學生充當劊子手，打殺虐待自己的老師或親人；可憐的小麻雀被列為“四害”之一，也不幸陷于被剿滅的戰爭年代；科學巨匠愛因斯坦，被無知而無恥者妄加批判。其三是讓人性情奴才化，一味崇拜強權而不敬畏道德和法律。在洗腦和被洗腦者眼里，強權便是法律，強權便是真理，便是正義；只要強權發號施令，他們就沖鋒陷陣，掃蕩一切，打倒一切；今日腐敗，其實是強權崇拜所埋下的禍根，因為在權力大于一切且缺乏制約的社會，權力可以扭曲一切，可以吞噬一切。在像能量巨大的權力黑洞面前，人性溫柔善良的一面不斷被吞噬，而殘忍邪惡的一面得到張揚。
 當今社會固然存在諸多問題，但與“文革”時期相比，卻是天大的進步。如果官方在社會推行唱紅歌，無異于急病亂投醫，未必有什么好療效。當然，現在誰愿意唱紅歌，誰就可以唱紅歌，因為這是公民的權利；但是如果強行要求公民唱紅歌，這恐怕不可取，因為歷史早已證明，唱紅歌并不能塑造人格健全的公民，倒是容易造就腦殘的極端分子。在和諧盛世，應該多唱一些藍色歌曲，讓人們仰望星空，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應該多唱綠色歌曲，讓人們關注腳下土地，建設好自己的家園。
 當然，如果處在戰亂或外敵入侵之際，高唱紅歌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生存和救亡壓倒一切，只有英勇戰爭，才能擊敗敵人；試想，當我們高唱“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的時候，渾身一定熱血沸騰，充滿勇氣和力量。這勇氣和力量，關乎民族生死存亡，所以這樣的紅歌值得大唱特唱。

陈良 2012-04-27 03: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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