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簡體傳統

1

    “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高秉涵說。

    十多萬人在金門的海灘上等船，來了兩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裝一萬人。他13歲，拖著一根棍子，瘸著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這是哪兒，也不知道要去哪兒，他離開山東老家逃難6個月了，他媽媽說，跟著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時候登陸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樣往上沖，剛開始沒有一個能進去，全都卡在門口，“擠不進去就往下踩呀，就這么踩著人上滿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個兵拿槍托往下拼命壓小孩子的肩膀，準備踩著他上船，一個軍官一槍把士兵從他肩上打下來，救了他，“我上了船兩只腳都沒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沒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關門，門還卡著很多人，關的時候，有的人從頸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斷一條腿，比起那個場面，孩子更害怕的是聲音-----船剛剛離開岸，沒有上船的人喊的聲音，“那就是鬼叫一樣，大聲叫。聽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沒上船的兵，拿著槍就對著船上的人打，機槍打過來，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個炮彈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彈，船就會沉了。

    他躲在船艙的廁所里，里面擠了七八個人，“站的地方動都不能動啊，就是這樣到臺灣來了。”

    這是1949年，最后一艘開往臺灣的登陸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紹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費生留學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派，后任東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親叫宋書玉，與丈夫在山東菏澤農村創辦新式小學，發展鄉村教育。1948年，內戰激烈，一個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親是學校校長，在地方沖突中被槍殺，姐姐失蹤，后來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親死的時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號，毛澤東給她頒獎，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親担心十三歲的兒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塊袁大頭，一根父親死亡時身上的繩索，一張初中新生入學證明，在父親墳前磕了三個頭后，讓他離開家，去投奔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

    母親送他到東關外上車，馬車上是木板，兩個車輪是汽車胎，一二十個同學，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車天就亮了，母親怕他記不住，擰了一下兒子的耳朵，“跟著帽子上有太陽的部隊走，他們回來你才能回來，如果你早回來，就跟你父親一樣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剛熟，外婆摘了一顆，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經熟得裂開了口，小孩子看著鮮紅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頭吃了一把，這一口的功夫，同學推他：“你媽喊你。”

    他一扭頭，車已經拐過彎，他媽再也看不到了。

    77歲的高秉涵說：“我這一輩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褲腳卷起來，小腿上全是黑色的傷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褲，沒有進泳池。

    知道是陳年的疤痕了，但我還是不敢來回摸，只把手輕蓋在上面，上面沒有肉，只是一塊一塊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蟲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學校解散，學生們一哄而散，他無處可去，不敢返家，跟著人流走，走了六個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車，騾馬，傷兵，難民……軍隊扎營做飯時，他扯一個芭蕉葉，窩一點粥喝，前面排著兩個士兵，剛盛的熱粥，突然有人喊“共匪來了”，第一個士兵荒促轉身，一缸熱粥全潑上他腿上，第二個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潑了上去。沒人顧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著逃。

    天氣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個人，部隊都走過去了，難民都走過去了，他一個人走，下著小雨，山上猴子野豬叫，他拿著個木棍，披著個蓑衣，都是棕葉做的，腿已經腫得爬滿蛆蟲了，沒有鞋子，拿破布在腳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見五指的晚上，有一個土地廟，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覺，他就往邊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還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邊的人的耳朵，那是一個人的尸體。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個兵，背著個紅十字的包，高山邊是懸崖，彎彎的路上有水流，“他拉著我，說小朋友過來，拉著我腿就沖，我把你蟲子沖掉，沖完以后，他就給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細看他的帽子，是個星星是共產黨。”

    一個禮拜后，傷口流的膿，加上人的溫度，救急包都變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殼揭不開，他又遇到一個帽子上有太陽的士兵，用刺刀給他挑開，里面都腐爛了。

    我問他，這一路上你想起你媽么？

    他說，不想，只想活著。我活著，就是為了她。


    4

    他跟著兩百多萬人遷徙到了臺灣，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小島涌進這么多人，無可安置，沒人顧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車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搶吃的，群狗欺負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單時，才能把它從西瓜皮邊上趕走。

    他說：“那時候沒有將來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著我：“你能不能體會我那時候？那時候真的是沒有明天了。”

    我只能無力地說“我能聽明白，可是我體會不到……”

    他搖搖頭，這次是自言自語“沒有明天了。”

    他能夠生存，是他媽在包袱里放進去的初中新生錄取證明。

    那是一張棉紙，他遞給我讓我摸，稀軟綿薄，居然沒有破損，逃難中他把所有的家當都丟了，有一次扒上了軍車，車上的軍官讓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說，現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過河的時候，兩個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濕透了，但這張棉紙居然后來一直完整無缺，他怎么也記不起來，想不明白。

    靠著這張紙，高秉涵在鐵路局當小販的時候，才有機會考上臺灣“國防管理學院”的法律系，1963年畢業后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

    我問：“您剛到臺灣生活那么孤獨的時候，逢年過節怎么過？”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個人。大聲哭，對著淡水河口對著大陸痛哭一場。我平常不掉淚，掉淚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淚，我就大聲叫。”

    “叫什么？”

    “叫娘，大聲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說普通話，只有說這句時，還是濃重的山東口音。


     5

    他審的第一個案子是金門逃兵案，一個姓鄭的士兵在值崗時冒險抱一只輪胎穿越金門海峽想游回廈門的家，第二天一早終于登了岸，舉起雙手對走過來的持槍者說：“不要殺我，我是回來看我媽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沖回了金門。

    這個逃兵當年并不是軍人，他是廈門漁民，出門給半身不遂的母親抓藥時被強抓入伍的，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為了補充兵力，國民黨軍隊從舟山一地帶走一萬三千人，岱山兩萬多人口中，帶走四千人。明知危險，這個被強征入伍的漁民還是要逃亡，因為他駐崗的地方，天氣晴好時能看到自家村莊的屋頂。

    按照當時臺灣《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處死刑。

    我問高秉涵：“你給這個人下死亡裁決的時候，你有沒有在內心問過自己，假如換作你是他那個位置，你會怎么樣？”

    他想都沒有想，“我比他還逃得快，還逃得早。”

    姓鄭的士兵對他講，希望能夠早一點槍斃，“他說早一點槍斃，他說他的靈魂可以去看他媽了。”

    臨刑前，這名逃兵把十幾年前買的藥交給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帶給自己的母親，如果不能，就把藥裝進瓶子里，寫上“鄭賀氏”漂去海上，也許能夠漂到家鄉。這些藥片已經幾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著藥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變成是一個……我是殺死一個回家探母想媽媽的人的劊子手。”

    臨刑前，有一個細節，高秉涵從沒跟任何人講過，因為每次想起，都內心刺痛難忍。

    “臨槍斃以前我叫士兵給他準備了肉，準備一盤菜，準備一大瓶高粱酒，我說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點吧，他說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頭，我說把這個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馬上要槍斃了，叫我離開。我說等一下。”

    他說到這兒，難過得說不出話，用手扶著頭。

    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為什么呢……因為還有幾秒就要槍斃他了，我怕酒還沒有發揮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為高粱酒很濃，喝下去以后幾分鐘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個字使他減少痛苦。”

    說到“等一下”，他捂著臉，下頷無聲地抖動。平靜下來之后，他說兩岸開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廈門，想能找到這個逃兵的母親，替這個逃兵行孝。但那位母親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國外開會，有大陸代表與會，他寫了家信，想請他們轉交又又不敢“當時要求我們六不，不接觸，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監視我，我監視你”，日后這封信還是委托同學，經由英國，到美國，終于寄到：山東菏澤，西北35里路，小高莊，宋書玉。信中寫：“娘，這么幾十年，我還有這個毅力，還要活著，就是為了最后能夠活著見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著回來。”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來自故鄉的第一封家書。他的信到的時候，媽媽已經去世一年了。弟弟說：“自從你離開家以后，我們家里幾乎沒有笑聲。除夕晚上這一餐，媽媽幾乎沒吃過飯。都是淚流滿面，在媽媽旁邊，餐桌上放一個碗放一個筷子，留給你，‘春生，不管你活著沒活著，過年了，你就陪媽媽再吃一餐吧。’”

    媽媽去世后，在她枕頭底下有兩件東西，一個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個是為他做過的小棉襖。

    當年給高秉涵做這件小棉襖時，母親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給我聽“冷風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兒需寒衣。 ”

    “你怎么老記得這幾句呢？”我問。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媽媽，寒衣就是代表媽媽是不是？冷雨、冷風代表大時代洪流沖擊，沖擊著。我需要溫暖，需要媽媽。”

    這個快八十歲的老人，說“媽媽”時，是娃娃才有的聲調。

    7

    沒有了母親，高秉涵能夠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說：“原來蔣介石總說要反攻大陸，后來看著看著沒有希望了”，他覺得永遠也回不去了，就在臺灣結婚生子，結婚的條件是找一個“鐵飯碗”，我不明其意，他說：“那個時候怕有戰爭，我隨時會死，要找一個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獨自把孩子帶大”。

    他寫了15本日記留給后代，記述他童年印象中的萬事萬物：白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歡吃的花、隔壁二狗爺家的黑狗，門口槐樹上的喜鵲，童年最好的伙伴糞叉子----之所以叫糞叉子，因為他最愛偷吃桑椹，一臉的蜜汁，風一刮一臉土就糊上了，總有蒼蠅圍著烏黑的嘴轉，被奶奶打得雞飛狗跳……

    日記被同鄉們翻得都快散了，后來毀于洪水。去往臺灣的老鄉里，很多沒有受教育，沒有工作技能，也沒有娶妻生子，有幾位開了“北方饅頭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點鄉土滋味，就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經移民阿根廷的菏澤老鄉回鄉探親,路經臺灣，帶了一些家鄉的泥土和小吃來，三公斤的土，分給一百多個菏澤老鄉，只能一家一調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識貨”把“寶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來鎖到保險箱里，另一半分七次沖水喝下。“水是從我嘴里面進去了，但是水一剎那之間又從我眼里出來了。掉的淚呀何止七壺呀。元朝有一個作曲家，說是斷腸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無歸期的人才會斷腸。”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還放著那包山東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裝的胡辣湯。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經硬結成塊了。

    8

    1987年10月15日，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鄉，在村口，他一個人呆了半個小時，走不進去，“我怕，怕進去。那種心情，用文字沒辦法形容，近鄉情更怯，老祖宗真是偉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個老人就問，先生你找誰呀，他說“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幾十年死到外地了。”

    這時他才認出，說話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問“糞叉子”還在嗎，過一會遠遠看著有人柱著拐棍一點一頓來了，喊“春生哥”，他摟住已經鬢發皆白的童年玩伴，說“糞叉子，我不嫌你臭”，兩個老人笑淚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親人也都已經離開了村莊。他看到老樹猶在，拉了一把樹上的榆錢，晶綠的銅錢一樣，只有口中這一點新鮮的苦澀滋味沒變。這個十三歲離家，年過花甲的老人，最終站在母親的墓前，大哭一場。

    我問：“她當年希望你活下來，后來你已經可以生存了，我覺得母親對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當年一個大家庭的女兒，去農村教書，是希望讓黑暗的地方有一點光，那她對我的希望也是一樣。我認為不要恨，因為這個大時代不是讓我痛哭流涕嗎，讓我遍體鱗傷嗎。那我竟然是已經活下來了，我已經沖上岸來了，我這一生我要發一點光呀，我要使這個死的人減少一點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鄉會會長，當了律師，年紀最小，老友一個個逝去，死前說“如果反攻大陸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歸鄉，從1992年開始，他把這些故人的骨灰從花蓮公墓一個個接回，有的時遇到大臺風下不了山，他抱著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風的亭子里蹲一夜“沒事，真有鬼，他會幫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機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個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體重，一年帶兩只，放在拉桿箱里，上飛機運回大陸。安檢的人員以為他運的是毒品，要他開箱檢驗，他次次都要解釋。

    骨灰四五十壇，日漸無法安置，他就放在辦公室，放不下，就帶回家，家人有顧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親的遺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張小床和書桌，住在那里，寫字畫畫，陪著他們，有時候跟他們說說話。夢里見到，醒了，再閉上眼，想再回到夢里去----那里是最相親的人。

    9

    送回大陸的骨灰，很多已經沒有親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樹或者玉米田，一邊撒跟他們說話：‘我把你交在這兒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邊上村里人說，這老頭，神經兮兮。

    我問：“這點念想就那么重要嗎？”

    “在我們來說，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因為我們流浪過，曾長夜痛哭過。所以我們人生跟一般人感覺不太一樣，也是心靈的一個歸依吧。”

    他為長孫女取名佑萱，庇佑母親之意，小孫女取名佑菏，如果還有小孫女出生，想叫佑華，我問一個普通人為什么要有家國的情懷，他說“就等于一個小狗，來了一個新的，里面有電器設備冷氣，很漂亮一個狗窩，你放心，到晚上那個狗他要去他原來的狗窩。為什么？他聞聞味道，那個不是他的味道。”

    他說“家國，就是一個人的窩。”


    10

    一期節目從始到終，有無數的事情，讓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話：“不要問值得不值得，價值觀的事是沒有辦法討論的，只是直覺。我母親的老花眼鏡已經快風化了，值得嗎？那是我的寶。”

    這個片子的結尾，他把母親用過的藍綠鑲金的胸針，滴玉小耳環，已經粉化的眼鏡，用來搗蒜的小缽子，都裝在小盒子里，留在身邊，他用手輕輕觸著胸針上面的青銹，怕蹭掉。

    地下室的側墻上，母親穿過的湖藍色綢衣，一直掛在墻上，衣襟胸口處有當年留下的一粒斑點，他連洗都不舍得，怕丟掉一根絲。

    他說：“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頭頂頂我母親那個衣服，這樣等于在她懷里一樣，因為我現在已經快80歲的人了，還是像小孩兒一樣。”

    老范把羅大佑的《鄉愁四韻》放在這里，一聲嘆息后唱出：‘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香，母親一樣的臘梅香，母親的芬芳是鄉愁的芬芳，給我一朵臘梅香啊臘梅香……”

    很多事不用問值不值得，只用問，它對你來說，是不是有如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