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端午:真是為紀念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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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的起源很早,夏朝的歷法夏歷中已經有五月五日的記載:“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為端午后天氣轉熱,而端午這一天是陽氣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藥以辟除毒氣。《大戴禮》也說:“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蘭是蘭草,要用蘭草熬成的湯藥浴。


到了戰國時期,以蘇州為中心的江浙一帶,開始在端午節這一天紀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楚國人,他的父親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費無忌在楚平王面前進太子的讒言,伍奢挺身而出,為并無罪過的太子辯護。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質,讓他把他的兩個兒子伍尚和伍員招來,想一并殺害。伍尚應召而來,和父親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殺害,伍員不甘引頸受戮,開始了逃亡的漫漫長途。


先投奔已經逃到宋國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鄭國,太子被鄭國誅殺,伍子胥繼續向吳國逃亡。在吳楚邊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趕到江邊,江上有一漁父渡伍子胥過江。伍子胥解下價值百金的佩劍,感謝漁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漁父不屑一顧,說:“楚國懸賞,抓到伍子胥的人,賜粟五萬石,封爵。我連這都看不上,哪里會要你僅僅價值百金的佩劍!”伍子胥最終逃亡到吳國,歸附了吳王僚。



吳楚交兵,伍子胥極力勸說吳王僚攻打楚國,公子光卻說:“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國殺了,伍子胥只不過是想報私仇,而不是真的為吳國著想,不能聽信他的話。”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異志,就進獻了一個著名的刺客專諸給公子光。公子光趁吳王僚出兵伐楚,國內空虛的時候,宴請吳王僚。席間公子光借故離席,專諸把匕首藏在魚腹中,端到吳王僚面前,刺死了吳王僚,專諸也被吳王僚左右殺死。公子光趁機派伏兵殺盡吳王僚的隨從,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


此時,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吳兵攻入楚國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來歷。


伍子胥報了殺父兄之仇,了卻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輔佐吳王闔閭,吳國的國力逐漸壯大起來,雄霸一方。

其后吳越爭霸,伍子胥輔佐吳王闔廬伐越,闔廬被越軍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囑兒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敗越王勾踐,勾踐攜妻赴吳國為人質。大臣文種和范蠡設計賄賂吳國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構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踐。勾踐回國后,臥薪嘗膽,最終于公元前473年伐吳,徹底滅了吳國。


吳王夫差自殺而死,自殺的時候蒙著面孔,說:我沒有臉去見伍子胥啊——此前數年,夫差聽信伯嚭的讒言,“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


這又是一個著名的故事。


不知為什么,古人的行為中總是蘊含著一種極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伍子胥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來,置吳東門上,幸災樂禍地觀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蘇州尚存胥門。伍子胥的臨終遺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國語·吳語》)申胥即伍子胥。鴟夷,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裝進“鴟夷”,壓上石頭,投到江里,讓他永遠浮不上來,作為對伍子胥臨終遺愿的報復。沒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讖,夫差被勾踐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時,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約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伍子胥列傳》)民間傳說伍子胥被投江的這一天即為農歷五月五日。《荊楚歲時記》載:“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則明確載明東吳之俗,端午是紀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幾乎重復了伍子胥的命運。


屈原名平,時任楚懷王的左徒。《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經歷:

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屈原博聞強志,既能治亂,與楚懷王商議國事,發號施令;又辭令嫻熟,接待賓客,應對諸侯,井井有條,楚懷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懷王進讒言說:“大王讓屈原發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為自己的功勞,以為非他不能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懷王大怒,不僅疏遠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國都之外。



屈原痛恨楚懷王偏聽偏信,受讒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這個方正之人,日夜憂愁幽思,寫下了長達375句,2500字的抒情長詩《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慨嘆,響徹了兩千年中國文學史。


其后,日益偃蹇的國事已與屈原無關。楚懷王輕信了秦國的邀請,前往秦國,在拒絕了秦國要求割地的脅迫之后,死在秦國。頃襄王即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間,仍然眷戀故國,心系懷王,幾年間寫下了大量詩篇,希望懷王終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邊。這些詩篇傳到了令尹子蘭耳中,子蘭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頃襄王進讒言,頃襄王“怒而遷之”,再一次放逐屈原。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遠的江南。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詳細記載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汨羅以死。


這是《史記》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記事之一。屈原披發在汨羅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問他:“你就是三閭大夫嗎?怎么落到了這個地步?”屈原回答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被放逐了。”漁父說:“圣人不會被萬物凝滯,而能夠與世相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著潮流而推波助瀾?眾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為什么懷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節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說:“我聽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彈去冠上的灰塵,剛沐浴過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塵,誰能以清凈之身,去忍受骯臟的東西污染呢!我寧愿投入長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魚腹,又怎么能夠以清白純潔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塵垢呢!”于是寫完《懷沙》的絕筆之賦,抱著一塊石頭投汨羅以死。


屈原死的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殺”之刑。《睡虎地秦簡》釋義為“生定殺水中之謂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稱“沉河”,“沉淵”。只不過伍子胥是尸體被吳王夫差施了“定殺”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給自己施了“定殺”之刑。


性格激憤的伍子胥,死后還要把眼珠挖出來看吳國之亡。而屈原卻是絕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納了他,撫慰著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顆心。質本潔來還潔去;水是清潔的,洗凈他肉體的同時,也和他清潔的靈魂融為了一體。連尸體都不給世人看,因為世人是骯臟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無常,映照出他的悲觀主義。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羅江的清清江水中,顧影自憐,高標自許,終于安靜了下來。


五月五日,端午紀念的兩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為叛國者,一為流亡者。


伍子胥先叛楚國,后叛吳國(剜眼以觀吳國之亡),在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前提下,伍子胥兩次叛國;屈原在政治抱負不得舒展,反而被饞的情勢下,寫下大量以高潔自許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現實,從而遭到了兩次放逐。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于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根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間對專制和國家強權的強烈抗議,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懷念中,這兩個叛國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著中國民間的全部心事。1925年魯迅先生慨嘆中國一向就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規模的對國家叛徒的撫哭。


端午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的一個異類,一個孤例: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所有這些節日,形式和內容都高度統一,數千年如一日,從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民間的懷念遭遇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改寫,甚至連“民間”這個詞都被縮略為一系列風俗和鄉間小調的集合體。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這一民間的盛大節日,完成了對身體媚術的最后逃離。“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九章·抽思》);“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日月忽其不湮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盡管屈原這些表達對楚懷王怨望的辭句被孫次舟和聞一多理解為“文學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但是,汨羅江畔的“定殺”,畢竟洗凈了曾經被污染的軀體。同時,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回風》)的詩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達了追隨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兩千余年,端午精神徹底失落了,剛強、激憤、清潔的端午精神讓位于身體媚術的大行其道,世間只余端午其形,而無端午其神了。


只有當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來端午原來是起源于中國的古老節日。但是,所謂“搶救端午”無非是和四大發明如出一轍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韓國精神——韓國精神中的剛強,韓國精神中自尊、知恥、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韓國精神中不向國家強權低頭,對強權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繼承嗎?而中國呢?居然有專家建議政府出面和韓國聯合申遺,這是對端午這一節日“民間性”的極大諷刺,“國家形象”成為“搶救端午”的惟一訴求。在這一爭奪戰中,沒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狹隘民族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反諷的是,卻并不被國家意識形態所接納,同時,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間性”的雄辯證明。


端午精神這樣的本土精神資源,就像它的兩個非凡代表一樣,遭到的同樣是被放逐的命運。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歸來。端午以及附麗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復如此,魂兮也已不再歸來。如果不能歸來,那就徹底地消亡吧。


綜合 2022-01-09 19: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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